艺海无涯——袁世海回忆录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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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闯新路　离开“重庆”    我赴南京后，重庆社看了我的请假信，很生气，无奈我已登程。其时我已做好了重庆社不再用我的思想准备。因上海约尚先生，请他定要带领张云溪、阎世善、未遇春、李宝魁、张世桐和我几个青年，到黄金大戏院演出。并且，尚先生准备排《九曲黄河阵》，剧中的赵公明这一角色物色了几个演员都不理想，还是准备用我。我返京后，又给尚先生等人送去从南京、杭州等地带回的香榧子等土特产，以示歉意。有这样的多种因素，我重回重庆社，轻而易举了。
　　《九曲黄河阵》是《封神演义》中的一节。写殷纣王命闻大师派赵公明去攻打“周”。周武王兵将战败，美子牙设草人咒死赵公明，赵公明的三个妹妹——琼霄、碧霄、云霄——闻讯摆“黄河阵”替兄报仇的故事。
　　剧中，尚先生饰大姐琼霄，芙蓉草饰二妹碧霄，张君秋（当时正在学习中）饰三妹云霄，王凤卿饰闻太师，宋遇春饰陆压道人，李宝魁饰姜子牙，我饰赵公明，尚长春饰哪吒。我演的这个角色是为全剧做情节铺垫的主要人物之一。此剧有神话色彩，赵公明又是传说中的财神爷，我感到这个角色大有潜力可挖，于是在扮演时动了不少脑筋。
　　赵公明勾黑脸、画三只眼，两颊画金钱，身穿黑靠，手使双鞭。
　　头场，赵公明上场“起霸”、亮相后，左右转身先吹三口火，再转身亮相，使赵公明两眉中间的第三只眼发出熠熠的亮光，观众感到新颖，报以掌声。怎么回事呢？是我在画的第三只眼上按个小灯泡，开关掖在鸾带上，亮相时手扶驾带按开关，灯亮，眼就亮了。
　　这是当年周信芳先生演《封神榜》中杨任挖眼时用过的，我稍加改动就给借鉴来了。
　　“会阵”时，“我”将姜子牙杀得大败，追着与他“推磨”，跑回场，表演很火炽。
　　《赵公明归天》一场，放一道纱幕。姜子牙在纱幕内做命人向草人射箭的表演，我在纱幕外做中箭的反应。此时的赵公明已被姜子牙设草人拜了四十九天，已是神魂颠倒。我将中间眼睛的灯泡抹蓝，表示眼失神，走着病步，左摇右晃地上场。姜子牙命射草人左眼，我速摘盔头扔出去，翻“抢背”，乘机将“彩红”抹在左眼上，示左眼打中，出血，起来唱四句吹腔配合表示疼痛的舞蹈表演。姜再射右眼，我借用《碰碑》中杨令公的脱软靠身段，再“枪背”，抹彩红。最后姜射心窝，我用“翻吊毛”、“摔硬僵尸”等舞蹈动作，表示挣扎，最后赵公明归天。
　　“财神爷”被射死，太不吉利了。我就借闻大师前来“哭尸”时，速在帐内戴好财神爷的金脸面具、财神盔、穿好绿蟒。随后，舞台灯灭，只用一束亮光照着我，我从帐内出来跳一段财神舞蹈（过去旧班社为取吉利，正月初一开锣演戏，都要先跳加官、财神）。最后拉着元宝车、珊瑚树，在“急急风”中走蹉步下场。
　　这几场情节铺垫戏搞得很热闹，观众很欢迎。不料管事的却说：“这出戏唱的不是三霄，唱的是赵公明！”旧戏班“角儿”讲究水落石出”的较多。因此，戏只演几场就收了。
　　我听到这种评语，心中很难过。在“三霄”没上场之前，我将戏铺垫好，且是遵照剧本的安排，并不为过呀：我为演好此角色，花费了很多脑筋和心血。演出时，又是“枪背”、“吊毛”，又得唱、舞、打、跑，累得热汗湿透水衣子，连“胖袄”都湿透（胖袄和水衣子都是穿在服装里的衬衣，胖袄是垫肩的棉坎肩，衬在里面，以显人物高大魁梧）。如此认真、严肃地将戏演好，得到的是几句冷嘲热讽，搭这样的大班社，难呀！

　　盛藻哥自离开富连成科班，带着一队人去上海后，不久，他们便各自分手。盛藻哥组织文杏社演出。当初我们在科时，我俩曾合演《除三害》、《四进士》、《打严嵩》等剧目，都受到观众的欢迎。他很想约我合作，但见我已搭重庆社，只好作罢。他久想排演《青梅煮酒论英雄》（以下简称《论英雄》），见我每星期都与李洪春、徐东明班社演戏，盛文哥又几次向他推荐我演曹操。盛藻哥就让李盛荫师兄（他是文杏社的管事）来家找我。盛荫是名昆曲家李寿峰之子，盛藻哥是李寿山之侄，两人是叔伯兄弟。他向我说明来意后，我欣然同意，排演《论英雄》也是我向往已久的心愿之一呀：同时我也向他提出几个条件：盛文哥在文杏社，不能因我参加影响他。盛利哥也得随之加入演出，广告宣传要登得好看一些。戏份钱看上座情况再定。协议达成，我们即在不影响重庆社的情况下，开始排戏。
　　首先，由我修改剧本。高、郝二位合演此剧时，郝老师在吴幼蒸先生写的剧本基础上做了很多修改。盛藻哥从其岳父高庆奎先生那里要来的是吴先生写的原本，我根据记亿大致按郝老师所演的那样修改好。这出戏我看了又看，学了又学，排起来，自然比较有基础，戏很快排成了。
　　演出前夕，盛荫去到尚先生家中，他们有着亲戚关系（尚先生的前妻是名净李寿山之女），近年较少来往。这次，一来是恢复情感，二来是借我演出《论英雄》一剧，并请他去看戏。事情都很顺利，就是在如何刊登此戏的海报问题上，着实费了一番脑筋。盛藻哥是头牌老生，我虽在科班里有点小名气，但在重庆社里一直还没排上较前的名次，与盛藻哥并排，不大合适。文杏社的主要旦角陈丽芳要在《论英雄》前面演些《玉堂春》之类的戏，其名排在我的名字后面也不大合适。但我演此剧又是高、郝二位合作的对儿戏，不与盛藻哥并排大伤此戏的锐气，也有伤我的锐气。几经反复，终于研究出了让盛藻哥的名字“坐”着，我的名字“站”着，写成下面这种怪样子：

　　　袁　　　李
　　　世
　　　海　　藻　盛
　　　　雄英论

　　为何要在这些问题上那么耗费苦心呢？对了，旧社会中的演员与名利是不可分割的，无名就无利，你就没钱没饭吃。你想要过好生活吗？就得成名。这种思想是解放后需要接受教育，加以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论英雄》首演于庆乐园。我赶制了一顶“相纱”（曹操戴的丞相盔头），临时花一元钱租用了一件红蟒。
　　《论英雄》的演出非常成功。我的一举一动、一句念白、一个身段、一句唱、甚至一个水袖的运用，无不获得满堂喝彩声。“太象郝寿臣了！”这是观众们普遍的评论。最使我兴奋的是，郝老师之子郝德元师兄，见报上登出《论英雄》的剧目，特意赶来看戏，他给的评论是“出乎意外地象”。经同行们传到我的耳朵里，可想而知，我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啊！这件事也成为以后我拜郝寿臣老师的一曲前奏。
　　此后，我们每星期在庆乐园上演一场，场场座无虚席。我的名字也从第二场开始就“赐座”了，改成：

　　　袁　　　 李

　　海　世　 藻　盛

　　戏份呢，增长到八元。我进一步尝到郝老师所创的生净对儿戏的甜头，更坚定了信心。尚先生看戏后对别人赞赏我演得很好，也不无感慨地说：“他已经是离槽的马，重庆社恐怕拴不住了。”紧接着我又与盛藻哥合排《割麦装神》。这是《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失街亭后制作木牛流马及设假诸葛亮将司马懿吓跑，枪收麦子充作军粮的一段故事。盛藻哥饰诸葛亮，我饰司马懿，演出效果也令人满意。在《九曲黄河阵》停演后，我毫不犹豫地应文杏社之约同去南京、济南演出一个月。
　　我们在南京中央大戏院演出了《论英雄》、《四进士》、《苏武牧羊》、《胭粉记》等。演员阵容年轻，又有实力，高庆奎老先生正值嗓哑休息，随儿子（高盛麟）和姑爷同行助阵，我们的营业极好。尤其是“三国”戏更受欢迎。
　　我第一次观摩话剧，就是这回在南京看廖一公先生主演的《张汶祥刺马》。这是一出清代历史话剧。我对话剧演员能在无音乐、无锣鼓的条件下进行表演，颇感兴趣。散戏后，我到后台去拜望他们，又请他们到我的住处去玩，交了朋友。此后，再未相见，不知此公尚在何处？甚是想念。
　　半月后，我们到了济南，营业也极好。刚刚演过一星期，就接到重庆社电报——“即刻赴沪”。事情不那么简单哪！文杏社已和当地北洋戏院订好合同，还有十一场戏。我若赴沪，文杏社就无法演出，戏院也不答应啊；再说，尚先生应黄金戏院之约。欲带我们这些青年演员到上海演出，我虽曾风闻，日期从未对我讲过，此事我也未与文杏社打过招呼，这走与不走，我是毫无自主权了。幸好，重庆社管事随后赶到，请出济南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总买办吴晓庵先生出面说合。吴当时在济南有着相当的权势和经济地位，又与各名演员及四大名旦相熟，他与文杏社、北洋戏院经理马少荃、重庆社管事几方会面商定，再演六天，其中三场算文杏社义演（不要报酬）。待我急急忙忙赶到上海，还是误了头三天打泡戏。
　　我从火车站到住地，途经黄金戏院门口，看到重庆社演出剧目牌上写着我的名字。等我第二天去金老公馆吃饭，牌上已将我的名字去掉。这是重庆社为我的“迟到”发怒而给予的惩罚。
　　第四天演出《王宝钏》，我饰魏虎，接着演《儿女英雄传》，我饰周德胜，戏都不重。赴沪时，重庆社向观众宣传我是青年演员中一名较好的架子花脸，观众看这两场戏后对我很失望。上海观众也对尚先生的《玉堂春》、《雷峰塔》等骨子戏比较欢迎，所以这次为期一月的演出，我无多少戏可演。唱、做、念什么都发挥不出来，有力使不上，也觉寒心。我暗暗下定决心，要离开重庆社。寻求郝老师生净合作的艺术道路。
　　正值此时，爆发了芦沟桥事件，报纸、电台每天都传来日本帝国主义枪杀中国人民的血腥暴行的消息。上海沸腾了，广大市民纷纷上街[被过滤][被过滤]，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重庆社匆忙结束了在上海的演出。
　　我惦念家中的景况，冒着日军轰炸的危险，急匆匆告别重庆社，登车北上。
三十　返北平　处境凄凉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在芦沟桥点燃了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战火，铁路交通受阻，平汉线、平通线均已停车，平沪交通处于半瘫痪状态。我们所乘的是沪——平最后一次列车。软卧车厢内，唯有我和李宝魁两位旅客。异乎寻常的安静，使我们原就紧张的心理又添一层恐惧。时间是那样的难熬……
　　误点十几个小时的火车，终于驶进北平前门火车站，结束了这次使我们心惊肉跳的旅程。
　　走出车站，惊魂未定的我们，未曾来得及庆幸自己的平安到达，立时又被强烈的战争气氛所包围，倒吸了一口凉气。变了，眼前的一切都变了，以往被称为北平最喧闹、繁华的前门大街变得死气沉沉，一片萧条。各家商店收起了五颜六色的招牌，严上门板，紧关店门。无数菜摊、高声叫喊的小商贩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胆大些的小铺面，半掩店门维持营业。路上行人稀少。举目所及的是一袋袋堆在路口准备巷战的沙包、歪歪斜斜贴在玻璃上的防震纸条和三三两两来往巡逻的警察。这一切使巍巍的前门城楼显得越发陈旧、暗淡无光。家中又是什么景象呢？我俩匆匆分手，急奔各自的家中。
　　我走进院里，母亲正在屋门前做饭。
　　“妈！”母亲闻声回首，看见了我，立即放下手中菜铲。
　　“哎呀，可回来啦！谢天谢地！听说火车线上不安定，盼着你回来吧，又怕路上出事。”母亲说着眼圈红了。
　　“我也着急！芦沟桥离北平太近，怕家里出……。”
　　“唉！别提啦！那天早上四点半，天将蒙蒙亮，轰、轰的大炮声把我们都震醒了。弄不清是哪打仗，听炮声高咱们不远，你哥哥说，跑吧！我想着，往哪儿跑哇？听天由命吧！八点多钟，炮声算是停了，西屋你虾米海大哥也拉不了洋车啦！说是日本兵炮轰芦沟桥。十一点多，炮又响起来啦，你哥哥跑回来说，看见别人家将棉被堵在窗户上挡子弹，我和你二姐赶紧缝布袢，将被子也挂在窗上。这几天都乱乱哄哄，我担心着，真若打起仗来，你被截在外面，咱们一家子是不是还能见……面……呀！”妈妈哽咽着，流下眼泪。
　　“我已经回来啦，您就别……”
　　“是啊！”妈妈撩起衣襟，擦干眼边泪痕，破涕为笑地说：“总算平安回来啦！”
　　正说着，一股糊焦味冲进我们的鼻子，“锅！”一旁听得入神的二姐喊了一声，跑过去一看，还用说，锅里的菜烧糊了。
　　“几天都没吃到菜，今儿你哥哥好容易抢着买了点，又烧糊了，真是……”母亲一边端锅，用莱铲不住地翻搅那发黑的豆角，一边可惜地感叹，既舍不得将它倒掉，又不肯让我吃糊菜。
　　“糊就糊着吃吧；回到家啦，吃什么都是香的。”我高兴地说着，顺手捏了一小块豆角放在嘴里。“真香！妈做的菜就是好吃！”
　　“那就凑合著吃吧，这一斤三角的价钱比平时涨出好几倍，倒掉太可惜。唉，米也涨价，面也涨价。仗打起来，就更不知会怎么难啦！”
　　七月底，北平沦陷。侵华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无数颠沛流离的难民，露宿在北平的街头巷尾。日本兵把守着四面城门，天一擦黑，城门紧闭，市民们不敢上街，不敢出城，家家户户人心惶惶。不久，华北政务委员会在日军操纵下成立了，为了给日军主子的侵华罪行涂脂抹粉，出告示让商店开门、剧场恢复日场戏。于是，庆乐戏园约请文杏社演出。这些日子以来，城内货源缺少，投机商乘机诈骗钱财，高抬物价。我们每日维持着低水平生活，钱也仍象水一样地流出。不唱戏，就没钱，特别是一般演员，生活困难就更大，对演出的要求是迫切的。我们也预料到，这样的战乱之年，有多少人能有闲心看戏呢？所以，为了叫座，准备第一场演《群英会》，第二场演《四进士》，第三场演《青梅煮酒论英雄》。这几场戏，日常演出不论在北平，还是到外埠，都是逢贴必满的。尤其是《群英会》，盛藻哥饰演鲁肃、孔明、特约李洪春先生扮演关羽，吸引力很强。虽是如此，结果，仍不出所料，第一天只卖了三百张票，勉强地开了广告费，和基层底包的戏份，我和盛藻等分文未领。第二天更惨，连底包钱也开不出了，只得被迫停演。其他恢复演出的班社也相继全停演了。
　　我只能终日困守家中，长吁短叹。为了不使岁月蹉跎而过，每天清晨去坛根喊嗓，在院里练练功。下午，到离我家一箭之地的西口库堆胡同盛藻哥家中。我们哀叹之余，将全本《三国志》——从桃园三结义起到诸葛亮七星灯借寿斩魏廷止，如何分段演出，如何搭配人员等，一一进行酝酿。这些想法在以后的时间里陆续得以实现，排演出二十余出三国戏。如：《桃园三结义》、《打督邮》、《孟德献刀》、《温酒斩华雄》、《许田射鹿》、《论英雄》、《斩车胄》、全本《弥正平》、《马跳檀溪》、《火烧博望坡》、《汉阳院》、《长扳坡》、《汉津口》、《舌战群儒》、《激权激瑜》、《临江会》、《群借华》、《六出歧山》（包括《雍凉关》、《天水关》、《骂王朗》）等。
　　数月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看看时近腊月，生活用费有出无入，去南京等地的余款已用尽，全家人暗暗焦急。
　　一天，盛荫哥兴冲冲来到我家，他进门就喊：“三弟，号外！号外！”惹得西屋李大妈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到我们屋里来听号外消息。
　　“哈尔滨、沈阳两地戏院联合约咱们去一部分人演出一个月，包银一万元，吃住、路费在内。你的包银还是七百五十元，怎么样？”这消息称得起头条号外，我高兴地追问：“什么时候去？”
　　“正月初一，在哈尔滨华乐舞台打泡！”
　　“太好了！”
　　“且慢高兴！愚兄还有下情回禀！”
　　我用手将桌子一拍，伸出食指、中指，指着他说：“慢慢地讲来！”我们心里一时兴奋，竟将台词搬出来，李大妈、妈妈也被逗得跟着我们笑了。
　　“哈尔滨、沈阳属‘满洲国’。听说，那里市面很乱，便衣、警察动不动就打人。饭馆、戏院前后台都混着便衣，不认识的人，不能多说话……简单地说，传闻到东北见了电线杆子都得鞠躬！”他皱起双眉，笑容也被驱赶得无影无踪。沉默片刻后，我说：“咱们唱咱们的戏，少说话，别招惹是非……”
　　“对，只要咱们诸事谨慎，就不会捅漏子。我还要到世玉等几个人家里送信呢，明儿个咱们再碰面。”盛荫哥说完告辞而去。
　　“这地方可是不能去，谁都知道出关不是好事。这年月，穷，不怕；求得人平安，就是福！”母亲等我送走盛荫回屋，连连摇头地劝我。
　　“是啊，照我看，听你妈的话吧，在外边出点事，得把你妈急坏喽！连我这坐在家里不出门的老婆子都听说过，去闯关东的十个有九个回不来！”李大妈也在旁搭腔，极力反对。
　　“你们太年轻，脑子热，不知深浅，这是蜜饯石头子儿，好吃难克化。”母亲说。
　　“这年月，没咱们的路可走哇！什么世道……”李大妈叨叨着回到自己屋里。
　　我和母亲相对沉默了许久，当然，想的都是去，还是不去。
　　“妈，我想还是去吧！”我先开口了，“打七月里我从上海回来，到现在五个多月了，就演了那两场戏，还没拿戏份。眼下物价涨得厉害，去南京、济南积余的钱全花完了，眼看年关又到，甭提过年，就是要帐的，咱们也没法子对付。要是有了这七百五，还些急帐，剩下的也够维持一阵子！……”
　　母亲坐在我那张绿床上，没有说话，提起衣角擦了擦流下来的眼泪。母亲为难极了，让我去演出吧，家里日子能缓口气，但又怕兵荒马乱之年，我在外遭到不幸；不让去吧，家中的困境实在难以解脱。
　　“听说，南边的仗打得很厉害，日本人把南京也占了……”
　　母亲听了此话连忙抬头向我示意：别说！我醒悟到妈妈是怕二姐听了着急，二姐夫被截在浦口，不知去向，已经几个月没音信了。
　　“唉！这年月，还有谁能来过角儿唱戏呀！”我叹了口气，一屁股坐在凳上。
　　“还有……还有，重庆社我辞了，文杏社没听别人的挑唆，一直与我合作。这几个月，我和盛藻哥琢磨了许多三国戏，想排，想演，就是在北平没办法开锣。好容易，哈尔滨约了我们，我不去，您想，成吗？于情于理，不去不成。妈，我唱我的戏，谁能把我怎样：您尽管放心，我也不是惹事的人……”
　　母亲听我说得很有道理，勉强同意了，但是，她不放心我一人前去，意欲让哥哥同行，文杏社满口应承，此事总算敲定。
　　行期定在腊月二十一。清晨，盛荫雇来一辆马车，接我们上路。母亲帮哥哥穿外衣时，还不停地嘱咐：“你要多照顾他，你是哥哥。有事哥俩多商量！”“没事就在旅馆内呆着，别惹事！早点写封家信！”这些话，母亲近日来不知说过多少遍了。为了图吉利，她努力控制着，没让泪珠掉下来。
　　她又转过身来帮我掖好围巾、扯正帽子。
　　“到那里就赶紧来信！随时来信！”
　　“知道啦。”
　　“少说话，少管事，少出门。”
　　“嗳！”
　　“有事跟你哥哥多商量。”
　　“好！您放心！”为了减轻母亲的担优，我尽量地放松语调，装作毫不在乎。
　　她一边嘱咐，一边将我的大衣扣扣好。霎时，母亲送我去富连成科班的情景，又依稀出现眼前……

三十一　铁蹄下　横遭欺诈    此行东北，文杏社只组织二十几人。次要角色均由当地剧场的演员配演。
　　为了节约路费，避开山海关日军的严格搜查，听从哈尔滨剧场邀角人的建议，由北平乘火车到塘沽，换乘日本轮船到大连，再转火车至哈尔滨。
　　一路上，我们谨言慎行，总算平安到达大连，大连宏济舞台老板（经理）李香阁将我们接出码头。大连，沦为日本特区的大连，完全被日化了。街市上，日本式的房屋鳞次栉比，举目所望尽是刺眼的日文招牌、日文商标、日本货，令人凄惶。
　　李香阁热情地为我们接风。席间，他了解到我们的日程还有三天富裕，动员我们抢顶帽子戴，即抢时间加演几场。当时，虽正处年底，是上座率最低的木刀时期。（每年腊月下旬，人们忙于准备过年，无人看戏，剧团封箱停演，称此时为木刀时期）我们的三场演出居然都卖了七成座。宏济舞台是近两千人的大剧场，有七成座的收入，剧院、剧团三七分帐，双方赢利加倍。我们除应得戏份，每天还多分了些杂拌钱（杂拌是过年吃的一种混合蜜饯果脯，喻钱不多之意）。
　　临行，李香阁嘱咐我们说：“哈尔滨不同大连，那里‘腿子’（指便衣特务）特别多，诸位多加小心，兄弟祝你们一路顺风！”
　　听了他这几句临别“赠言”，几天来梢觉松弛的心情，一下子又紧张起来。
　　哈尔滨的冬季是一片冰雪世界，所有的建筑都披着皑皑素装。它们在哀悼，它们在忧伤。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一群黑黢黢的乌鸦在低空盘旋，偶尔落在附近几棵高大的白杨树上，发出“哇，哇”的叫声……
　　我们被带到一家旅馆安置下来。出于小心，大家都“安分守己”地坐在房间里闲谈。
　　正说着，门开了，进来一个人，将我们每人打量了一下，又将每个床位扫视一遍：“你们从哪疙瘩（东北方言，哪里的意思）来呀？”
　　我们见来人身穿羊皮袄、黑坎肩，头戴一顶黑皮帽、挺神气，听话音挺硬，眼睛还四处寻看，难道他就是便衣吗？大家不约而同地有些紧张，赶紧都站了起来。文杏社管事王慎之抢先一步，拱手作揖：“我叫王慎之，请您多关照：我们从北平来。”
　　“你们在哪疙瘩唱戏呀？”
　　“华乐舞台。您有何贵干了”
　　“你们有衣服啥的，我求（取）走。”他要我们的衣服？这是什么规矩呀？
　　“您的贵处是……？”王慎之胆怯地强笑着问他。
　　“咱是洗衣局的，咱洗的衣服又便宜又好。”
　　啊！这简直是开了个天大的玩笑！我们扑通一下都坐下了，笑哇，几乎笑背了气。唉！回想那时为了挣钱养家糊口，终日将心提到嗓子眼，即便如此，也没少受欺侮。
　　且喜我们的演出营业甚好。海报贴出，三天打泡戏的票很快售完。几天过去，我们的心情相对地松弛了一些。我和哥哥去道里游逛。哈尔滨这座城市分道里、道外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道里的街道，干净，整洁，绝大部分是俄式的高大建筑，饭店、地下咖啡馆、舞厅比比皆是，彻夜灯红酒绿。道外十六道街是中国百姓居住的地方，又简陋，又脏破。我们看后，不觉感慨万分。
　　经人指点，我们走进一所公园，里面有个立等可取的照相摊。我想到远在北平的母亲正在思念千里之外的游子。就和哥哥每人花二角钱照了一张相片，连同平安家信，一并给母亲寄去。
　　在这里，我也交了一位好朋友。
　　那是在我们演第三天打泡戏《群英会、借东风》的时候。离开演的时间不多了，专管后台的徐盛昌师兄，发现没人化黄盖的装，连连大声地问了几句：“哪位演黄盖？”我们带的人员有限，当地戏院的演员与我们配合演出。
　　“当然是从北平请的角儿来演！”坐在衣箱上养神的一位搭了碴。盛昌师兄见他那剃得光亮的头，准是位演花脸的，便向他走了过去：“您演——？”
　　“曹操。”
　　“不！误会了，您演黄盖吧！我们这位世海弟宗郝寿臣的路子，他演曹操。”
　　“那好，那好！”他匆匆地勾起黄盖的脸谱。
　　开戏后，黄盖上场了。盛昌师兄找到一位当地演员了解，才知此人名叫小鸿庆，姓赵，是当地一位颇有名气的中年铜镜架子花脸。他不肯扮演黄盖，是因为东北演此戏，受南方影响较大，曹操的表演很少，均由一般底包演员饰演。所以才出现刚才的局面。
　　及至我穿好服装，他见我从脸谱到服装都有很大的改变，不觉十分注意。我在场上表演，他始终扒开台帘看戏。“回书”一场结束，我刚回到后台，掭下头网，喝水休息，他就走了过来。
　　“贤弟，佩服！佩服！演得真好！请问，你演的这出戏，完全是宗郝寿臣先生的路子吗？”
　　“略微学点皮毛吧。”
　　“您将剑眉、三角眼改成……这叫……？”他仔细地看着我勾的曹操脸谱。
　　“这叫单眉、细眼。”
　　“开氅、相巾改成红蟒、相纱，有气魄！曹操一出场就给人与众不同的感觉，统领八十三万人马的曹丞相气魄出来了，怎么想的呢？”……他看着我穿的服装，象是自言自语，又象是问我。他肯于琢磨的劲头打动了我。我破例地话多起来。
　　“曹操改穿红蟒、相纱，是郝老师改的。我们科班的肖长华先生教我演全本《三国志》时，《群英会》这一折的第一场原是曹操操练水兵，身穿红蟒，头戴相纱。‘口书’是第二次上场，所以换穿家常的便服——相巾、开氅。现在，头场删去，曹操还穿便服，气势不够，我想郝老师是为此而改的。”
　　“有道理，有道理。唱和身段也加得好，观众多欢迎啊！年轻有为。贤弟，你前途不可限量！”说着，他索性搬来一把椅子准备坐下畅谈。我忙提醒他：“咱俩都得听场，千万别误了。”他点点头接着说：“我们东北演曹操的戏都比较粗糙，没有你这种演法。去年，言菊朋老板来这里演过《阳平关》，曹操也是你们富连成一位叫孙盛……盛……”
　　“孙盛文吧？”
　　“对，对对，是孙盛文，他演的曹操也是很细致，很讲究。”
　　“当然啦，盛文哥是手把手教我的师兄，我演《阳平关》也是他教的。”
　　“太好了，以后，你能给我说说吗？”
　　“说戏，没问题，尽我所会的吧！”
　　后来，他对我在艺术上向他倾囊而倒很是感谢，我对他的好学精神也觉佩服，互相结下了友谊。临别，他送我很多东北特产，我也将一顶备用的相纱留给他作为纪念。

　　十八天演出顺利过去，我们受到观众和内外行的一致好评。但，事情并不总是这样顺利。
　　原定的最后三天演出，海报没按常规刊登“临别纪念”的广告，就已引起我们的纷纷议论。第二天后，海报公然复登我们曾演过的前三天打泡剧目。我们实难理解，寻问二位管事，了解到，经理见营业甚好，曾几次要求续演，王慎之等均未同意，此广告是经理单方作主刊登的。我们对经理强行续演的作法很是恼火，请管事会质问。
　　经理一付无可奈何的样子，说：“你们的演出观众欢迎，续演是观众的一再要求。跟你们商量，你们就是不同意。不续演吧，观众又不肯答应，我不敢把观众惹恼哇！只好如此喽！这也是事出无奈，多包涵！多包涵！”几句话，就将王慎之、盛荫打发回来。他们考虑，事已至此，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别把关系搞僵，对付着演完三场，早日赴沈。于是回言劝我们：“出门在外，这种地方别惹是非，忍了吧！何况经理说是续演三天，不会让大家吃亏的……。”盛苗又挨个请求，婉言相劝，大家只好勉强应允。
　　可是，万没料想，刚演完第二场戏，海报上又登出再续演三天的剧目广告。大家立即找二位管事质问：为什么经理又先斩后奏再次强行续演？为什么加演的两场，戏份钱拖着不付给？二位管事也是想不可遏，安慰我们先上场演出，他们理直气壮地去找经理评理。直到戏散场，我们吃过了夜宵，他们才回到旅馆。
　　盛荫一句话没说，“唔唔”地先哭起来。
　　“你别哭，到底怎么回事？”大家焦急地追问着。
　　“唉！”王慎之长叹一声，委委屈屈地说，“经理说啦，他们花了一万元，把咱们从北平接来，营业又不错，难道就这么谢字不答地走了吗？咱们在这个剧场演出，剧场原来的主要演员都停演了，他们‘当老板的，不忍心白白地看着这些演员们耽误了正月的好买卖’，把这三天的收入照顾给这些演员了。还有剧场里的人和底包、龙套上上下下百十来人，为咱们辛苦了半个多月，同行同伙也该照顾，所以，再演三天的钱就是为照顾这些苦呵呵的伴们的……”
　　这个经理说得多么好听呀！我们完全知道这是些骗人的鬼话。不过是他们敲竹杠的借口罢了。我们等不及王慎之将话说完，就愤怒地嚷起来。有的人还比较沉得住气，劝我们静下来让王慎之把话说完。
　　“是呀！经理的这种无理要求，我们俩一听就急啦！哪肯答应呢，说死了不同意再唱二场，一直和他讲理。从没开戏到这会儿，谈了几个钟头啦。最后，经理变成青红脸，说：‘广告是登出去了，票也卖了，如果你们执意不演，我不勉强，到时候观众看不上戏起来闹事，还甭说砸了戏园，就是碰坏一个茶碗，也朝你们说！’他说完就走，把我们俩给焊在那儿啦！怎么办呢？我们对不起大伙呀，盛荫越想越委屈，半路上就哭了……”
　　“太欺侮人啦！这窝囊戏说什么也不能再唱！”
　　“对！说死不唱，砸了这个戏院才出气呢！我看着砸：看他们能把咱们怎么着！”
　　“越唱，他们越觉得咱们好欺侮！”
　　大家群情激奋，拍桌子、跺脚地怒吼起来。世玉拍着口袋说：“说死我也不唱，车票钱我还有，我这就坐车回家！”他转身就去捆铺盖。这句话很有号召力，顿时，就有几个人响应，七手八脚地忙着要收拾行装。房间里乱成了一锅粥。
　　扑通一声，盛荫双膝跪在地上，
　　“我求求……求……听……我说、说……吧！”盛前已经泣不成声。
　　屋里霎时安静下来，几个人过去将盛荫拉起来，按坐在床上。
　　“有话慢慢说，犯不上跪下呀！”
　　“我……我……说……”他哽咽得语不衔接，我给他递过手绢擦泪。他收住哭声，大喘一口气，才又接着往下说：
　　“我们无缘无故为他们白喝六场戏是窝火，若是硬抗，再出点事就更难办了，大伙别忘了这儿是什么地方啊！咱们在这儿又是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摸黑，找谁说理去呀？谁，又能替咱们说话呀！兄弟们闹着回北平去，等于把漏子堆在我们两人的身上。这件事，是我给办砸了，我对不起兄弟们。事到如今，没别的路可走，我只求兄弟们帮帮哥哥，权当是给我唱几场搭桌戏，我给大伙跪……跪……”说着，他眼泪纵横，言语使塞，又要跪下，被大家急忙拦住。
　　见此光景，我们的心一下子就软了。搭桌戏，是演员遇到老、病、死的境遇时，同行们尽义务帮助唱戏，是演员穷途末路不得已而为之的。我们此行的演员，大都是一师之徒的师兄弟，怎能到此刻撒手不管呢？
　　王慎之也作揖哀求：“有补哥儿几个的那天，有补哥儿几个的那天：忍了吧：忍了吧：大家求个平安！”
　　大家思前想后，异乡的孤客，别无他路，只得强压怒火，乖乖地自演六场戏。
　　戏，总算演完了。盛藻哥、陈丽芳先行一天赴沈，给当地有权势的人物去送礼拜客。晚间，经理前来送行。他若无其事，满面春风地给我们道辛苦：“辛苦，辛苦，大家辛苦，我们剧场的弟兄们让我代向大家致谢，有劳各位的关照……”我们一肚子火气，哪里听得进他的这套，没人去搭理他，只有王慎之和盛荫与他搭讪。
　　他们走后，我们无事早休息。睡梦正浓时，乓！乓！乓！“老三开门，老三！”我被敲门、喊叫声惊醒，迅速下床打开房门。盛藻哥用手绢捂着脸，扑进房门，趴在床上痛哭。陈丽芳趴坐在对面床上，浑身打颤，面无血色。盛荫双手抱头伏在桌上，一语不发。
　　“你们这是怎么啦？为什么没上火车呀？”
　　“出什么事啦？快说！”大家被搞得莫名其妙，预感到祸事的降临、急急地追问。
　　原来，经理将他们送到车站，就先行告辞而去。他们自去车站入口处检票，迎面走来几个军警。
　　“谁叫李盛藻！”
　　盛藻哥见他们一个个横眉立目、气势汹汹，连忙满脸陪笑应声：“我。”
　　“啪！”“啪！”“啪！”军警一句话没说，走上前来，伸手就抽了盛藻哥几个嘴巴。盛藻哥被打懵了，王慎之、盛前忙过去将他扶住。质问军警：
　　“你们为什么打人？”
　　“为什么？问问你自己，你他妈的给脸不要脸！想走？没那么容易：我们哥们的钱也不是容易挣的！”
　　“你们的行李、戏箱不能运走，都给我扣下！”说完扬长而去，盛藻哥三人受侮而回。
　　盛藻还在痛哭不止。他在科班里，从小天赋条件好，禀性聪明，身体又瘦弱多病，叶春善师傅对他特别另眼相待，七年时间没碰过他一手指头。此回，无端地受到这样的欺打凌侮，他怎能不失声痛哭呵！
　　其他几个房间的人也被惊动过来了，大家义愤填膺。我们几个年轻人拍桌、跺脚，大声疾呼，急着去找军警们评理算帐。年龄大些的先生们，摇首长叹，安慰盛藻，劝阻我们不能采取行动，以免事态扩大。
　　正闹得不可开交，那位经理匆忙而入。
　　“诸位受惊了！诸位受惊了！”他拱手在屋内转了一周。
　　“事情我都听说了，怪兄弟我照顾不周，我给诸位赔礼道歉！”他又连作了三个揖。
　　“他们无理打人，不能容忍，欺侮咱们官地面没人吗？哼！”说着，他满面怒气，又将胳膊，又挽袖子。见我们无人搭言，顺手摘下头上戴的皮帽子，搔了搔头皮，又换了另外的腔调：“不会呀？戏票早就送去了，关照过啦！”停了停，又接着说，“诸位若是信得过兄弟，兄弟就去找他们评理。诸位是我约来的，他们这样无理，以后，我还有什么脸面再去北平过角儿呀！”他这番话，我们并未深信，但总算是句公正话。对于他肯出面与军警论理，我们颇有感激之意，企望着经理有更硬的门子，能压压地头蛇，出出这口恶气。
　　经理走后，好容易才劝盛藻哥止住哭声，让他洗洗脸，大家各自休息。我的眼睛困涩得厉害，可又睡不着。唉，真是黑夜漫长盼黎明啊……
　　上午十点，盛前、慎之二人去找经理听口话。中午已过，两人才象泄了气的皮球，无精打采地回来了。二人与大家相对愣神，沉默不语。大家很着急，一再催促，盛荫兄双眉紧锁，长叹一声说：“经理说，军警们嫌戏票送得少，上司看了戏，他们没看到。因此才怒打盛藻。军警们扬言，不看足戏，不给他们赔礼，不许我们离开哈尔滨！经理替我们与军警达成协议：要我们更换新剧目，加演七场，请车站的军警和家眷看足、看够。余下戏票卖出，用这笔钱筹办酒席、礼品作为赔礼道歉！”
　　“你们答应了吗？”这样的屈辱“条约”，万万不能同意，我迫不及待地追问一句。
　　“太欺侮人了，我们哪肯答应呢？好家伙！经理还是那出戏，马上又变了脸，他说，‘你们答应，我就帮到底，你们不认可，也不强迫。不过，再惹翻了他们事情就更不好管了。你们是直接找军警辩理，还是另请高明出面调解，你们哥几个自己商量吧！”
　　大家的肺都要炸啦：经理哪是去找军警评理，分明是继强行续演之后，又施手腕与军警勾结、狼狈为奸，做好活局子（圈套）坑害我们。我气得“火冒三千丈”，两眼迸金星，大声疾呼；
　　“豁出半斤八两，跟他们拚啦！”
　　年轻些的也都愤愤不平地叫嚷着：
　　“告他奶奶的，官司不打完。请爷爷离开哈尔滨，我都不走了！”
　　“要命有一条！演戏绝不能！”
　　大家虽是满腔愤恨，但是，也都清楚，现在矛盾的双方已经不是我们和剧场经理，而是与军警了。这些家伙倚仗日本人的势力，为非作歹，无所不为。他们打盛藻，就是强迫我们入他们的圈套。不服嘛，他们还可以任意给戴个“莫须有”的罪名，置人于死地。我们意识到，在家中所顾虑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为了避免事态的扩大，只得强压怒火，又演了七场戏。每天，他们只付给我们所需的饭钱。最后，又由我们出钱、经理出面，请军警们吃了“赔礼饭”，才将我们送上火车。大家忧心忡忡，深怕中途又出变故。
　　火车开动啦！大家异口同声地喊出：“哎哟，老天爷！咱们可离开这儿啦！”

　　沈阳共益舞台的半月演出，也很受欢迎。孙楼东（楼东是当地对戏院经理的称呼）点名要求我演《连环套》。我们一行人中没有武生，他特约了一名当地女武生陈麒麟。她扮相英俊，身高威武，嗓音也很洪亮。几次说戏，我将剧中节骨眼的细致表演给她讲清楚，演出较圆满。孙楼东要求续演，王慎之等婉言辞谢。我们星夜兼程地从沈阳赶到大连，本想多演几场，以补哈尔滨的亏损。然而，第一天打泡就是四成座。至第五天，天降大雨，剧场内寥无百人，被迫停演。盛荫垂头丧气地哀叹：“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我们听他话中有话，再三追问，才了解到，李香阁曾说：哈、沈演出结束，望早返大连，春暖花开日，上座率会更好，肯定有好钱赚。王慎之等考虑：在大连若能维持半月，七成座，就相当哈、沈一个月的盈利，而且是三七分帐，比定数包银更得利。所以，哈尔滨剧场经理提出续演，他们一口回绝，沈阳成绩虽好，但总想早去大连，结果招来灾祸，更没想到在大连两次演出间隔太近，观众对吃“回头饭”并不感兴趣，他们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使我们陷入更狼狈的困境。大家无不埋怨管事人贪心，错打了算盘。正在发愁之际，想不到风波又起，正所谓祸不单行啊！
　　我们在大连居住的小旅馆，房间内比较洁净，但后窗户与对面房屋的窗户相对，中间只隔将近两米宽的一条狭窄胡同，互相可以看到对面房内的一切，稍高的说话声也都互能听到。我们的房间与一个便衣特务的外家相对，那个女人浓妆艳抹，妖里妖气。酸声酸语的讲话声刺激神经。晚上，她们一群不三不四的人聚在一起，抽、喝、赌，整夜吵闹不休。扰得四邻不安。李宝魁心中闷气，趁那“女妖”一人在家的时候，打开窗户，朝她说了几句不太中听的话。得！麻烦又来啦。这一下可捅了漏子啦！
　　晚上，演出已停，大家无所事事，李宝魁、江世玉、高富全、管箱的童树泉四个人凑在一起打麻将牌。他们又说又笑，玩得正开心，听见有人用脚踢房门，误以为是自己人开玩笑，李宝魁叫嚷着。“再踢门，看我不责打你八十军棍！”话声没落，门“乓”地被踢开，闯进两个人：一个日本警察，一个便衣。四个人一句话没来得及说，就被带走了。
　　事情发生在夜里十二点左右，熟睡中的我们，不知他们四人在房间里唱了如此一出“活捉”。第二天清晨，不见他们来吃早点，以为是夜里打牌，早上贪睡，到他们房间一看：桌上摆着麻将，被子整齐地叠在那里，帽子、大衣都挂在墙上，他们去哪儿啦？我们正纳闷不解，盛荫、王慎之慌慌张张跑进来，拍着大腿叫道：“糟了！糟了：越怕出事，事越多。他们几个昨天夜里打牌，让日本小衙门逮走了，正托李香阁去说人情，将他们保出来，需要给他们送去五十元钱！快，快，大家凑凑吧！”连五十元钱都需要凑吗？岂不知在哈尔滨分文不挣，干耗了半个月。哈、沈的包银在北平时就都付了。大连不仅没挣，住店等开支还要赔钱。此时人人手里都没什么钱了，真是“屋漏反遭连阴雨，行船又遇当头风。”凑齐五十元，我也随着去到小衙门接人。
　　钱送去，人释放。
　　“哎哟，我的三哥呀！”世玉见了我，捂脸大哭。
　　“昨天夜里，把我们带进小衙门，无人审也没人问，就叫我们四个人在屋里跪着。我们心里非常害怕……不知日本人要使什么样的‘王法’，深怕明天把我们拉出去枪……毙！”他哭得更伤心了。
　　这点小事，哪里能会枪毙呢？其实不然，日本军国主义将中国沦为它的殖民地，屠杀数百万无辜的中国同胞，有如铡草，从不眨眼。卖国求荣的汉奸、洋奴仗势欺人，草营人命，无法无天。稍有不慎，无妄之灾就会从天外飞来。
　　铁蹄下谋生，难哪！近两个月的演出，深深领教了“蜜饯石头子”的厉害。虎狼之地不可久留，我们急于返回关内，怎奈囊内一空如洗，盘缠皆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