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海无涯——袁世海回忆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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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初拜师　决心学艺    从我家去观音寺、大栅栏可以走樱桃斜街，也可以走李铁拐斜街。这两条街并行直通观音寺。梨园公会（后改国剧公会）设在樱桃斜街。这个阶段，我无论是去大栅栏一带听“蹭戏”，还是到观音寺买东西，都要走樱桃斜街，站在梨园公会门口张望张望，看着出出进进的演员，辨认他们是谁，演什么的，我看过他们什么戏，以至他们在台上、台下有什么不同。
　　八岁那年的一天早晨，母亲让我去观音寺买纳鞋底用的麻绳，我路过梨园公会门口时，听见里面“乒乒乓乓”藤棍相击的声音，“这一定是他们在练功！”好奇心驱使我不由自主地迈进梨园公会的大门。院子里三个大人和三个孩子正在那里打把子，我顿时被吸引住了。这是著名武二花脸许德义和名武旦朱桂芳二位先生正在教习文武老生吴彦衡先生和三个孩子练把子功。吴先生原名吴少霞，其父吴彩霞老先生和陈德霖老夫子是同时代的青衣，吴老先生和余叔岩同班合作，有同班感情，吴彦衡先生便做了余叔岩的寄名徒弟。谭鑫培、余叔岩先生都是武生的根底，（在科班时曾听说，梅兰芳先生给祖母作寿时，举办一场同人晚会，演《拿高登》。余演高登，杨小楼饰青画虎，梅兰芳演花逢春，王凤卿饰秦仁。如余没有武功基础是演不了这个角色的。）这样一来吴先生不仅要能唱老生，还必须要有很好的武生基础，所以每天向许先生学习练武功。那三个孩子，一个是张小三（入富连成科班后叫张盛亭，是现北京京剧院演员张三全、四全之父）；一个叫马三元（现名马俊华，成都京剧团团长）；还有一个是吴彦衡的堂弟——吴秃子（其父叫吴囗芳），演文武老生，后给徐碧云管事。
　　我站在院里的台阶旁边，仔细地看他们练功、打把子，用手小范围地随着比画，“么”、“二”、“三”……心里默默地记着，生怕漏掉每一个小动作。……不知不觉将近中午，他们练功结束，收拾东西走了，我才恋恋不舍地尾随他们身后出了梨园公会。一路上，我嘴里不住地反复念着“么”、“二”、“三”，“兜”转身、……。回到家中，母亲间我麻绳买来没有，我望着母亲发愣，好一阵反应不过来。
　　“你怎么啦！丢了魂似的，问你买的麻绳呢？快拿来，我还等着用哪！”
　　我这才想起早上让我去买麻绳的事，忙将今天路过梨园公会贪看许老师练功的经过告诉了母亲。母亲有点生气了，她皱着眉说：“可怎么好……”我没顾上听母亲责备我的话，转身跑出院子，买麻绳去了。
　　以后，每天早上如时间准许，我是必到梨园公会“旁听”。渐渐地看会了些门道，胆子也大了，就往往约束不住自己，免不了在旁边给马三元、张盛亭几个孩子出主意，提个醒。“你么、二、三时膀子要这样，你没记住师傅说，胳膊抬高点不能突膀子，‘兜’的时候迈右腿。”有时一边说还一边比画。
　　一个小孩站在一旁看练功，并不稀奇，也不引人注目，但我经常报到，甚至提前站在院子里等他们，还总爱管“闲事”，说得又有点在理，这就弓！起了许老师的注意。许先生走过来说：“你会吗？你来两下我看看。”说着从他们手中拿了一根藤棍交给我，让马三元和我打了一遍。
　　“你是哪的？”
　　“我是袁记马车行的，”我怕他看不起，不愿教我，只好打肿脸充胖子。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袁瑞林，您就叫我三儿吧！”
　　“你跟谁学会的？”
　　“我就是这些天跟您学的。”
　　“你还愿意学吗？”
　　“我愿意。”
　　“好！就跟着他们一起学吧！”
　　“是，师傅！”我高兴得喜出望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给师傅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许老师高兴地点头笑着说：“可倒好，他叫张三（指盛亭小名），他叫马三（指三元小名），你叫袁三，我收了三个三，这叫三三见九，真有意思！”几句话把我们说得都笑了。
　　从此，我不顾母亲的反对，干脆正式退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平民学校。每天很早就来到这里，扫院子，刷洗干净许老师用的茶壶、茶碗，打好洗脸水。盛亭兄他们几个来后，我们就开始做游戏。说白了就是追着玩，在梨园公会的三层院里前跑后窜，闹个不休。看门的程大爷管也管不住，很恼火。最后索性说，师傅不来，不许我们进梨园公会大门，事情很不妙。第二天我想出个主意，我家附近，有一家小人书铺，我们借了一本《呼延庆打擂》，来个照图排戏玩。先把小人书看一遍，记住大意，然后按故事情节，自己编台词，编动作。三元演呼延明，盛亭演雷公嘴——呼延平，我演呼延庆，兼“导演”，戏就排演起来。程大爷在一旁当观众，这回他可高兴了，夸奖道：“这比你们满院乱跑强多了。”
　　许师傅每天一早失去遛鸟，九点钟左右才来。到他回来的时候，我赶快给他沏上茶。许师傅和朱先生练功后，边喝茶休息，边教我们。就这样，我跟许师傅练了腿功，毯子功，虎跳键子，小翻，抢背，开了虎跳前蹼，学了起霸，还学了一些身段，亮相，把子功，又学了“小五套”、“快枪”、“单刀枪”等。
　　午饭后，到华乐园（大众剧场前身）看许师傅演出。
　　现在看戏，不再叫听“蹭戏”，而是堂堂正正地跟师傅去看戏。我从服装到言谈举止，伊然以内行自居。我头上戴一顶演员们风行的鸭舌帽，身上穿一件半新的大褂。无钱做白小褂，就让母亲给大褂袖口缝上白布，翻过来露出白袖口，因为这是当时戏班的习惯性打扮。母亲把它洗得很干净，趁在潮干时舒开褶子压起来，甚至我自己还坐在衣服上压。这样穿时平平整整，跟着老师进园子，绝不会给他带来不光彩的感觉。
　　许师傅当时搭朱琴心班，他功架稳，武功基础扎实，把子功手里溜。脚步清楚。内外行一致称赞。他在前边加演《金沙滩》、《嘉兴府》、《收关胜》、《芦林坡》、《采石矶》。有时和武旦合演《青石山》，他扮演的关平，大刀花过河又顺又快又好看。
　　就这样，我反复观看他的舞台实践。平日练功时，许师傅就给我讲过动作要领，如：大刀一磕时的手、眼在哪，脚如何撤步，大刀花往哪个方向砍才不致碰靠旗等等。如今看了他的演出，再听他进一步讲解，使我受益更深。有时，我一次学不会，或者练不出眉目，有些急躁，许师傅就说：“功夫不负有心人，下苦功夫练，准能练出来。这碗饭不是那么好吃的，要吃这碗饭，就得下苦功夫。”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演《青石山》时，他武二花的应工是周仓，因为他的大刀、靠功为一绝，有他在班里，武生不敢接关平，所以逢此戏他总是演俊扮的关平，不演周仓。他和九尾狐对刀的最后，是“垛头”过来，“垛泥”亮相，必定获得满堂掌声。有一次他的“垛泥”没站稳，掌声不似以往那样热烈，许师傅回到后台抄起刀坯子，“啪啪”地往腿上狠狠地抽了几下，借以自责为什么功夫没有练到家。许师傅常跟我讲：一些名角就是下了苦功，才赢得观众承认的。许师傅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从小到如今，看了不下几百出戏，大小名角不计其数，他们每人都有一绝，都是不知吃了多少苦才得来的，我又能练出些什么绝招呢？不管怎样，我要吃得苦中苦，学出好本事，一定要练得象他们那样受到观众的欢迎。许师傅的教诲，引导我逐步认识到学艺必须刻苦这一简单而又深奥的道理。

　　前边曾提起过，住在前孙公园东口，给名女老生恩晓峰操琴的董凤年琴师，是梨园公会发起人之一。戏班里称呼他董二爷。他经常坐大爷家的马车，逐渐认识了我母亲，母亲也常去他家串门，和董二奶奶聊天。董老先生天天下午去给吴彦衡先生调嗓子，从吴先生那里得知我跟许师傅练功的情况，母亲去串门时，他屡对母亲夸奖我肯用功，聪明好学，并建议我跟许师傅去班里打打下手，早点挣钱。董二奶奶当即阻止说：“打下手虽是眼下能挣点钱，将来可有什么出息？龙套上下手，狮子、老虎、狗（这是形容旧戏班基本武打演员只能演狮子形、虎形、狗形等），他既然肯学，还是让他学点文戏吧，说不定还能成角儿呢！”于是，热心肠的董二爷便和吴彦衡先生商定，每日下午，由吴先生教我学习老生戏。
　　从此，我每天上午跟许师傅在梨园公会练功，中午，回家急急忙忙吃口饭，就早早赶到香炉营四条吴先生家中，主动地帮助他们扫扫院子，收拾收拾。等吴先生午休后教我学戏。
　　吴先生教戏很认真。他知道我练功不错，有点武功基础，就选择有刀枪架的靠把老生戏《南阳关》中的伍云昭教我。他在教会唱段之后，让我讲解讲解唱段的词意，这一讲我就闹出了个大笑话。在伍云昭哀求要捉拿他的主帅韩擒虎时有这样一段唱：

　　　　……
　　　　你若是将我释放了，
　　　　早烧香，晚点灯，供奉年高。
　　　　老伯父饶是不饶？我给讲解成：“你若将我饶了，我早上给你烧香，晚上给你点灯，过年时还给你供上年糕……”
　　吴先生哈哈大笑，将刚喝在口里的水全喷了出来，笑得直不起腰。
　　足见没有文化知识，就不能正确而深刻地理解词意，当然对演戏也会有影响。
　　一天，董三爷给吴先生调过嗓子后，让我试喝学会的唱段。
　　1551，他定好音说：“别慌，注意听我的调门！”
　　顺利！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跟胡琴，张口一唱就搭调。董二爷有意识地改换了三次调门，我随着唱了三遍，都不慌腔，不走板。董二爷、吴先生父子齐声称赞我“是块唱戏的坯子”。
　　这也算是我几年来看了无数出戏、“演”了无数次“戏”的成绩吧！
　　吴彩霞老先生特别高兴地对吴彦衡先生说：“你可以给他说说薛丁山，绮霞（尚小云的号。人们对成名的角都不称名，称老板，大爷或称号）他们演《汾河湾》，缺少娃娃生，经常去富连成借小孩演。你教会他，以后有机会我可以给推荐推荐。”
　　不久尚小云、王又宸又要在中和园台演《汾河湾》，吴老先生征得尚先生同意，就带我去见他。尚小云先生一看我个子不高，浓眉大眼，挺机灵，就让我将戏排了一遍。看过之后他点头同意，此事就定了。
　　离演出还有三天，我无数次反复背戏，“来了！”“台，台台台……”在家中唱个没完。姐姐们可忙了，用两天时间为我赶做了一双台上穿的彩鞋（后台行头中没有这样小的娃娃鞋）。她们做好鞋底，还要在刚做的鞋帮的四周拉上花线穗。为了使花线配的鲜艳，我跑了不下四、五趟观音寺花线店，不厌其烦地去反复比较，挑选颜色，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最后将鞋送到鞋铺去请他们帮我绱好。他们一听我上台演出用，便放下手中的活计，一人绱一只为我赶制起来。
　　这一天终于盼到了，吴老先生带我到后台先给祖师爷磕了三个头，请化装师傅给我化好装，穿好服装到上场门候场。吴老先生给我把场子，他拍着我的肩膀说：“沉住气，别慌！”当时我的头脑很冷静，自从我和京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是拜了许师傅练功学戏以来，始终是有地方学戏，却没地方演出，常自叹无用武之地。就连梦中也在渴望著有朝一日能登上舞台啊！几天来，我摩拳擦掌，迫不及待，如今，这梦寐以求的美好希望变成了即刻实现的事实，哪里还感到什么紧张呢？再者可能就是所谓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吧，所以我反而倒象有些舞台经验似的，心情很平静。
　　上场后，我神气十足，还记得在表演奉母命出外打雁时唱的西皮散板“辞别母亲出窑门”一句，我缓足一口气，铆上劲唱“门”字的拖腔，获得了观众的掌声。戏演到“弹打南来张口雁”时，我一边唱，一边抬起左腿将枪别在这腿上，摘弓、掏弹、搭弓、射雁显得稳当、漂亮、节奏感强，动作都踩在锣经“大大大大衣大大台”上，台下响起了喝彩之声。
　　散戏后，吴老先生一看见我就用手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头，说：“好小子，真有你的，头回上台不仅不慌，该要的还给要下来了（指掌声、效果）。”随后他发给我一块钱的点心钱，我的心简直乐开了花，拿着钱连跑带蹦地回了家。
　　妈妈、姐姐都还没睡，我笑着跳着进屋里把钱交，给了妈妈。妈妈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过了好一会，才说：“你饿了吧？给你留着饭呢！”我兴奋得不觉得饿，问妈妈：“您愿意让我学唱戏了吗？”妈妈说：“不是不让你学，就是学戏太苦了！”我说：“苦怕什么了赶明儿我学会唱戏，挣钱都给您……”
　　父亲去世后，母亲和我们相依为命，我们几个孩子就是她生活的目的和希望。她平日舍不得说我一句，什么都是由着我们的性子干。我从小爱看戏、爱唱戏、想学戏，母亲都清楚，但总不太愿意让我学戏，怕的是学戏太苦，还要挨打，又为外行吃戏饭不容易而顾虑重重。但是不学戏能学什么呢？又很茫然。因此，她一直处在左右为难的矛盾之中。通过这次演出，母亲似乎想开了点。
　　我也想了很多，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登上舞台，我尝到了在舞台上演戏的滋味——其乐无穷。听到了观众给予鼓励的掌声，使我在学戏的一片茫茫的前景中看见了光明和希望。尤其是第二天我到吴先生家去，吴老先生指着我对吴先生说：“昨天绮霞说这孩子挺有起色，以后你多给他下点功夫。”听了这话，更使我对未来的事业充满了自信和决心。
四　胸怀志　写契入科

    我那善良的大姐，性情温和、沉默寡言。多少年来，她尽全力与母亲分担家务，怜惜弟妹，什么都紧让出来给我们。有时饭不够，她总是同母亲你推我让，不肯再吃。家里的活计，她默默地忙个不停。随着年岁的增长，考虑的问题就多了，她省吃俭用，由于体质很差，加上忧思愁虑过度劳累，终干得了肺痨。最初，她伯母亲着急，忍耐着不愿明说。等母亲发现了，她已是病入膏肓。请医生、吃药没有钱，可是怎能看着大姐一天天病情加重呢！母亲急坏了。听说有个瞧香的巫婆会请神治病，就借了些钱把她请来。这个巫婆乡间妇女打扮，满脸擦着怪粉，她进屋来坐在炕沿上，拿出一件已褪色的旧杏黄长袍穿上，将我和哥哥轰出门外。这样的新鲜事，我们没见过，顺着门缝往里偷看，只见母亲、姐姐跪在地下，大姐仍旧在床上躺着，她已病得坐不起来了。巫婆坐在炕前的破凳子上，又是打哈欠，又是伸懒腰，挤眉弄眼，折腾了一阵，突然半睁眼，怪声怪气地喊着：“吕祖爷（吕洞宾）来了！要吃西瓜！”这时正值寒冬腊月，哪里去找西瓜呀？母亲连连磕头，哀求巫婆请神大发慈悲，改一样别的水果，等大姐病好后，有了西瓜多多供上。最后巫婆转达神的旨意，有苹果也将就。母亲把家中仅有的二十枚钱交给我，让我去买苹果。
　　冬季苹果少，价钱贵。为了救活大姐，我跑遍虎坊桥好多水果铺子，不是没苹果，就是嫌钱少不卖，最后才在大栅栏观音寺把口的一个大水果铺买了两个烂苹果。我想起四大爷说咳嗽吃梨好，又哀求掌柜饶给我一个小鸭梨，给大姐拿回家去。
　　巫婆三口两口吃了苹果，就去指大姐的嘴唇上边（人中穴），说病魔在这儿，跑不了了，临走时还叨唠着说是病魔已被神捉走。这当然救不了大姐的性命，可怜大姐只活了十八个春秋，没过上一天好日子，眼睁睁地被病魔夺走了生命。
　　大姐的死，对母亲打击太大了。母亲总觉得对不住大姐，一天不知哭多少次，掉多少眼泪。大姐是母亲的得力帮手，针线活做得又细又快。少了大姐就显得不太出活，又遇上裁缝铺的生意不太景气，活不多。社会上开始时兴皮底鞋，有钱人愿穿皮底鞋的越来越多，纳千层底的活就大大减少。大爷家的马车行生意倒满兴隆，因照顾我们家的时间太长了，认为我们一家六口是填不满的坑，想让我母亲改嫁了事。母亲执意不肯，经常与和尚四大爷说：“我有五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有点出息，我们就饿不死，我是有指望的。”大爷给我家的钱是有限的。家里的收入一天天减少，我和哥哥一年比一年大了，吃得越来越多，家中开销日益增大，为大姐借的一笔钱还没有还，又负了新债，每月都要付利息。……窟窿越掏越大，真可说是债台高筑。每逢年关，母亲是愁上加愁。和尚四大爷、六姑的接济是杯水车薪。有时送来点钱略解燃眉之急，却难挽残局。俗话说：送信的腊八粥，要了命的祭灶神。一过祭灶的腊月二十三之后，讨债的就会踢破门槛。母亲强忍悲痛，听他们说着难听的话，苦苦低声哀求着，劝走了王掌柜、又迎进接踵而来的帐房李先生……
　　熬过这几天后，母亲再也忍耐不住，放声痛哭，不住地埋怨父亲不该去世太早；又哭大姐不该“走”，往后的日子无法过下去，感叹自己的命太苦。
　　的确，母亲一直都在受苦。我的姥爷一家是轮子行。姥爷赶大车，舅舅在南柳着赶马车，家中生活极困难。母亲三、四岁开始拣煤渣，为了帮家中干活，没有裹脚，出天花没钱治，落了满脸的麻子。十七岁和父亲结婚时屋里就一个炕和一床半旧的被褥。两人感情虽好，可是三十二岁上便守了寡，孤儿寡母苦熬岁月。
　　我站在门槛上，手扶着门框，看到母亲顿足痛哭的情景，我的心都碎了。这一切在我天真幼小的心灵深处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渐渐地母亲冷静下来，看着围在她身旁哭泣的我们姊弟四个，说：“我就盼着你们了，你们长大后只要有一个有出息，咱们全家就不会再受这些窝囊气！”我紧咬嘴唇，不住地向母亲点头，心里暗暗发誓说：这个家靠我了，我得学本事挣钱！只要能学到本事，多苦我也不怕。我长大了，决不让母亲再受穷。我们家一定得过上好日子，给他们看看。

　　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穷困。学戏的条件也越来越困难了。
　　许德义师傅搭上杨小楼先生的班子，白天戏改为夜戏，早晨起得晚，不再去梨园公会练功。朱桂芳先生搭上梅兰芳先生的班，经常出外。吴先生准备要搭马连良的班。此时马先生已和朱琴心先生分手自己挑班，郝（寿臣）老师的地位已升到二牌。过去花脸均应在旦、武生的后边，这样一来旦角和武生只能找年轻的演员配，所以旦角请了王幼卿（王瑶卿的侄子），武生约了吴先生。于是这几位先生都无暇顾我，我学戏没了着落。
　　一九二七年春季，我的戏迷伙伴裘盛戎进了富连成科班，更使我焦灼不安，无止无休地蘑菇母亲去找董二爷想办法，找地方正式学戏。在生活难以维持的情况下，母亲万般无奈咬着牙同意了我的要求，几次去董二爷家请他帮忙。恰好这年冬月，董二爷的侄子从山东烟台的戏班来京置办刀、枪把子，住在董二爷家。他看见我，觉得不错，同意带我到山东和女武生懿万春一起给他当徒弟。若是愿意，立个字据就跟他走。我高兴得跳啊！蹦啊：回家去说服母亲。第二天，母亲带我到董老先生家里去立字据，谁知他却对母亲说：“细想起来此事欠妥。你带着孩子不容易，他此去千里之遥，一立了字据，七、八年不能回来，在外边若有个好歹……我没给你帮忙，反而害了你们。”我一听这话碴，学戏的事又告吹了，顿时急了，说：“您不答应，我自己去，走也走到烟台把老师找着，不怕他不要我。”董老先生见我决心如此之大，左右为难，不知所措。最后，他的老伴——董二奶奶出面解了围。她对我说：“这样吧，今天你先跟你母亲回去，我给你担个保。明儿让你二姥爷去富连成科班打听打听，若能要你，不省得去烟台了吗？这样你戏也学成了，还不用离开你妈，有多好哇！”董二爷说。“能去富连成倒是好，不过，科班苦哇！”
　　董二奶奶看见母亲一听说科班苦，脸上就露出难色，又接着说：“哪儿学戏不苦哇！人家名角的孩子不也照样送去吗？谭家的富英不就是吗？人家受得了，他就受不了？再说，真有点事，你妈妈也能去看看你。”这几句话可真管事，我立即破涕为笑，说：“那行，二姥爷，什么时候能去？”
　　“你别着急，一半天就让他去科班给你说说去，你回家听信儿吧。”董二奶奶说。
　　提起董二奶奶来，她在梨园界确实称得上是个“人物”。她性格爽朗，热心，爱管“闲事”。很能助人为乐，办事爽快，因此大家很喜欢这位董二奶奶。董老先生又是梨园公会的组织者之一，所以上至四大须生、四大名旦，下至基层底包演员，无人不认识她、不尊敬她。董二奶奶给我家也帮过不少的忙。她很同情母亲的遭遇，在我们实在过不去的时候，几次出面担保，我们才借到利息钱。如今为我学戏又费了不少苦心，所以我是非常感谢这二老的。一九四九年，董老先生死后，董二奶奶一直活到九十多岁。他们无儿无女，每逢年节我都请她到家里作客，每月还要送些钱给她；大约一九六五年我和爱人、女儿去看她。这是见她的最后一面了。
　　到富连成科班学习，梨园子弟入学很容易，外行子弟要家贫的，能吃苦的，还要有个好保人，最好是有些基础的，入科就能演点戏，不用从头教起，吃闲饭。董老先生找到富连成科班的叶春善老先生，把我两岁丧父，家境贫寒的情况介绍一遍，又将拜许德义为师练功，给尚小云配演丁山的事夸奖一番。叶老先生同意看看，但因已近腊月，科班很忙，要过年后再说。董老一再要求提前，才订了腊月初二这一天带我去见见。
　　初二这天，我信心十足地跟着董老去科班参加考试。
　　一进富连成科班的大门，我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院里罩棚下面是学生练功的地方，静得鸦雀无声。我被带到正厅，叶老先生坐在中间，旁边还有几位先生，都不说话。董老和叶老互相作揖寒暄过后，叶老先生问：“你都会什么呀？”我挺挺胸脯，将身子站得笔直，一口气背道：“文戏会《南阳关》的伍云昭，《汾河湾》的薛丁山；武功会拿顶、下腰、踢腿、飞脚、虎跳、链子，虎跳前蹦开了，‘过’时还得抄一下；把子功会小五套，快枪、大刀下场，另外还会‘起霸’。”叶老点点头说：“说话倒挺冲，你溜几个虎跳，翻几个键子我看看。”我迅速地脱掉腿上的棉套裤（戏班人因要练功，棉裤穿脱不便、只穿夹裤，做两个棉裤腿，齐大腿根套好，有带和腰带系上），跑了几个虎跳、键子。这都是许师傅给开的范儿。他的范儿正，我又真练，虎跳等看着很直，也很地道。叶老连连点头。又让我念了《南阳关》伍云昭上场时的引子——“威风飘荡，统雄师，镇守南阳”，嗓音高且亮。叶老说：“得了，甭唱了，董二爷说行，那还有错？过了年就来吧！”我站在董老先生的身后直拿手拖他的衣服，向他示意，等不及了。董老先生明白我的意思，向叶老作了个揖说：“您收下这个孩子，可真是行了好事，他家里现在正过不下去呢！这孩子心又太急，让他年前进来，我也就踏实了。”叶老说：“把皇历拿来看看吧！”查看后又说，“那就腊月初五吧，这天是‘除危定日黄’，正是个好日子。”听到这话，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回家后，我兴高采烈地将这个大喜的消息告诉母亲，母亲想到我总算找到了所向往的地方、有了饭碗，脸上也微微露出了笑容。她马上给我张罗拆洗被褥，又借了点钱给我把被子添絮些新棉花。初四下午全部准备停当了。
　　这三天对我来讲，可太难熬了！我天亮盼天黑，天黑盼天亮，时间过得仿佛比往常慢多了，这三天简直就象过了三个月。
　　初四下午，我入富连成科班的保人——董二爷拿来入科班的契约。它是个大红纸摺，封面用墨笔写着“关书大发”四个字，摺内写的是：

　　　　立关书人×××，今将×××，年××岁，志愿投于×××名下为徒，
　　习学梨园生计，言明七年为满，凡于限期内所得银钱，俱归社中收入，在
　　科期间，一切食宿衣履均由科班负担，无故禁止回家，不准中途退学，否
　　则由中保人承管。倘有天灾疾病，各由天命。如遇私逃等情，须两家寻找。
　　年满谢师，但凭天良。空口无凭，立字为证。
　　　　　　　　　　　　　　　　　　　　　　　立关书人×××画押
　　　　　　　　　　　　　　　　　　　　　　　　中保人×××画押
　　　　　　　　　　　　　　　　　　　　　　　　　年 月 日吉利。

　　母亲一听，七年在科期间不许回家，不许退学，天灾疾病，各由天命，顿时泪如泉涌，迟迟不忍在上面画押。事情到了这一步，母亲哪能阻拦住我去实现多年的愿望，哪能改变我早已下定的决心呢？我满心欢喜，无所畏惧地伸手沾红印油，替母亲按下了手印。
　　晚饭，母亲一口也没吃。深夜，我很快进入了甜美的梦乡，偶然醒来，朦胧间看见母亲还坐在炕沿看着我，用衣襟擦着她那双早已哭得红肿了的眼睛。
　　第二天，即一九二七年腊月初五（阴历），天还黑黑的，我猛然醒来，睁开眼，立刻起来穿衣服。刚刚入睡的母亲被我吵醒了，哥哥、姐姐们也都起来准备给我送行。
　　“到了科班要听师傅的话，少挨些打。”
　　“过几天我就去看你，给你送点‘鱼钻沙’吃。”
　　“别打架，有事儿多问问大群子（盛戎），他比你先去几个月，懂得些规矩。”
　　一路上，母亲一边哭一边反复叮咛，好象我此去是九死一生似的。我虽然一一点头答应，心却早飞到了日思夜想，对我来说还带有些神秘色彩的富连成科班去了。几天来我的心一直在沸腾。腊月前后是北京最冷的日子，嗖嗖的西北风刮在脸上，但我心里却感到暖烘烘的。
　　母亲将我送到富连成科班门口，我自己拿着行李、契约，走进院门。院子尽头是大影壁，我要转过影壁墙时，回头看见母亲依旧站在大门旁向我张望着，不断地用手擦眼睛。我不禁鼻孔发酸了。我迅速地绕过影壁，用手背抹去泪痕，走过穿堂……
　　从此，开始了新的学艺生活。
五　学老生　罩棚练功    富连成科班最初称喜连成，于一九○四年正式成立，吉林富绅牛子厚为班主，专供财力，社长叶春善师傅掌管教学、演戏。
　　一九一二年冬，牛子厚因其家族争分财产，无法兼顾北京之事，经苏雨卿老师介绍，转给北京外馆（指作外蒙各地买卖的人）财主沈玉昆接办。科班遂改名富连成社。
　　一九四八年，北京解放前夕，社会动荡不安，富连成科班挣扎无济，终于被迫宣告解散。
　　科班成立的四十四年中，前后培养了喜、连、富、盛、世、元、韵、庆八科将近八百名学生，出科后有的成长为表演艺术家、名演员、名教授、名教师等，在社会上享有盛誉，为京剧艺术造就了大批人材，对京剧艺术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在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下，科班中也是存在着一定问题的，然而，以我个人来讲，今天能在艺术上有些成绩，是与科班内诸位良师、前辈因材施教，辛勤培育，给我在艺术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分不开的。
　　七年的科班生活，我至今记忆犹新。
　　记得我初到富连成的那天，进了大门，转过院中影壁，走过穿堂，来到中院，立即有位先生将我拦住。他问清我是新来的学生，就带我去递交了契约，又领我到学生们居住的南屋里间。房内只有一排大炕，贴墙摞放双层被卷，先生唤进盛利等人，给我腾出地方。我放下行李，就到院里看练功。中院院子很大，是我们活动的主要区域，院子四周立有几根大圆木柱，高出屋檐，上有顶棚，齐屋檐，装着通风透光的玻璃窗，象罩子一样，将院子、房屋连成一体，称为罩棚。北屋早先是佛殿，如今还称佛殿，佛殿前的廊子上钉着两块两米见方的醒目的班规大牌，上写科班训词和梨园规约，旁边还挂着一根约七十厘米长，十厘米宽，两头发白，中间紫红色的竹板。靠西厢房前放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我想这里大概不会使罩棚下练功的人感到碍事，便站到桌子前观看。嗬！站在这里，整个院落，屋内屋外，尽收眼底（三面房子都没门），罩棚下的学生在过“跟头”，他们翻飞、纵跳、跌打、扑跃，可谓生龙活虎。佛殿正座是王连平师兄，正在给学生们排《夺锦标》（即现在的《三打祝家庄》）。偏座是王喜秀师兄，在说《铁莲花》；苏雨卿先生在给陈盛荪等说《孝感天》。身背后西厢房里张盛禄、孙盛文师兄在合教《渭水河》。南屋肖连芳师兄给仲盛珍、叶盛兰等人说《悦来店》。真是拉的、唱的、念的、喊的、翻的都在各放其声，忙而不乱，秩序井然地同时进行着。我的眼睛不知看哪里好，耳朵更不知听谁唱好，可说是眼花缭乱，耳目难以同时兼顾了。当时科里比较突出的老生有李盛藻、钰盛玺、关盛明、贯盛习；旦角有王盛意、陈盛苏、刘盛莲、仲盛珍、孙盛芳；小生有陈盛泰、朱盛凌（先武旦后改小生）、叶盛兰；武生有杨盛春、孙盛云、高盛麟；花脸有刘连荣、王连奎、宋富亭、韩盛情、孙盛文、马盛雄、林盛竹、肖盛瑞、裘盛戎；丑角有叶盛章、孙盛武、贯盛吉、王盛如、全盛福等人。
　　“搭桌台！”
　　“搭桌台！”
　　约十一点钟，负责练功的宋起山先生和贾顺成先生喊了几句。罩棚下练功的学生马上卷好地毯，屋里戏组也相继收了。学生们迅速地从后院搬来三个桌台（即桌面），一边能坐三十多人，所坐的板凳就是晚上在炕沿上又接出一层铺时用的长凳。厨房大师傅从后院端来大黑皮碗和长短不齐的木筷子，抬来一桶馒头和一大锅白菜汤。经过几分钟的忙乱，全都吃上饭了。很多人都到罩棚外穿堂一个小贩那里买了炸麻花，掰碎泡在白菜汤里吃。我很奇怪地看着这种吃法，后来才知道这麻花泡菜汤是科班中的美味。听师兄们讲，当初马连良先生坐科时生活艰苦，经常买一个麻花分成两半，匀着吃两次麻花泡菜汤。
　　我正在四处寻找着老相识——盛戎，就觉得后背被人轻轻地碰了一下，回头一看，正是他！盛戎端着两碗熬白菜，站在我背后。我一笑，腼腆地接过碗来，他又去拿了几个刀切馒头，我们到罩棚角落较安静的地方蹲下来。我喝了一口白菜汤，半凉不热，简直一点味也没有，纯属开水煮白菜。我在家中虽也是粗茶淡饭，但母亲粗粮细做，饭菜总是很可口的。
　　“那天你一来，我就偷偷地看见你了！”他咬了一口馒头说。
　　“你来这儿几个月，唱戏了吗？”这是我迫切想知道的。
　　“唱了。”
　　“什么戏？”
　　“《探阴山》。”
　　“怎么样？”
　　“还不错。”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
　　我还剩几口没吃完，桌台已拆，有戏的学生开始站队准备上馆子（戏院的旧称），盛戎有事，也去了。
　　他们走后，我赶忙去换上刚发给我的科班服——一身蓝布裤褂，外罩蓝布大棉袄，青斜纹棉布马褂，下穿棉套裤，还有一顶瓜皮帽和一顶已旧的棉绳帽。我腿带还没绑好；就听见有人喊我去唱“困曲”。我不解其意地跟他们去了。原来是让我们几个新生和没戏的学生跟郑正芳先生学昆曲《天官赐福》。郑正芳先生擅长笛子，对昆曲各曲牌唱段极为娴熟，故他只教唱，不教身段。记得他是南方人，唱昆曲时略带南方口音，听着很悦耳。
　　昆曲载歌载舞，板眼节奏、音韵、音准要求严格，是学习京剧的必修基础课，各行角色都不例外。老生要学《仙园》、《天官赐福》、《富贵长春》等戏，旦角要学《闹学》、《惊梦》、《思凡》等戏；小生学《拾画叫画》、《梳妆掷戟》等戏；丑角学《祥梅寺》、《下山》、《借靴》等戏；武生学《探庄》、《夜奔》、《蜈蚣岭》、《宁武关》等戏；花脸要学《火判》、《醉打山门》、《嫁妹》、《功宴》等戏。
　　学生们不完全理解学习昆曲的重要性，从饭后直唱到下午二点，本来此时就较疲倦，何况昆曲唱词文学水平高，不通俗，科班不设文化课，学生文化水平极低，年龄又小，根本不懂词意，好似念经文一般枯燥无味，唱着唱着就困了，所以淘气的学生将昆曲叫“困曲”。
　　学完昆曲，张连宝师兄看着我们打把子，我和大家一起打了小五套、单刀枪，在他们的邀请下，我使出全部本领耍了趟“枪下场”。有的新生还没有我这两下子，我就热情地给他们纠正动作，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将近日落西山时，演出的第一批人回来了，我们随即结束把子功。饭后，全体人员开始晚练功、排戏。武旦朱盛富早绑好跷（假小脚），放下地毯练“出手”，刘喜义师兄负责武戏组，督看《嘉兴府》的“开打”，文戏组也各就其位唱起来，我依旧站在桌前津津有味地观看着。
　　今天，我如愿以偿地来到科班，格外兴奋，面对师兄们各显其能的排练场面，除无比羡慕外，还暗暗下着决心。憧憬着自己的美好未来……。
　　就在这时，忽然传来一片叫喊声：
　　“先儿！”“先儿！”“先儿！”
　　我莫名其妙地向四处张望，只见从前院穿堂走过来一位老人，身穿黄色的旧长皮袄，黑缎子大坎肩，外系蓝搭带，头戴一顶老头乐帽，盖着双耳，足穿一双千层底鱼式缎子棉鞋，左手挽着白袖口，右手提着皮袄开气，慈祥地微笑着，从我身旁走过，进了南屋。噢！这不是名丑肖长华先生吗！我马上辨认出来了。他演出回来在南屋给关盛明、叶盛兰、肖盛瑞等人说排《取南郡》。此时我才悟出来刚才的声音是在叫“先生”两字，因为都叫的是连音，所以成了“先儿”，我听不出来了。
　　十点钟，徐天元先生喊“收工！搭铺！”这时紧张的一天才算告一段落。我随大伙进了南屋里间。
　　唉呀！屋里尘土飞扬，令人窒息。五十多人住三间房，同时扫炕、搭铺，在炕的外沿用铺板、板凳搭出一截，加住一排人，汗味和窜鼻子的臭脚丫味不断散发出来。学生们每天练功、演戏、排戏，出了很多汗，半月才洗一次澡，平时大都不洗脚，屋里的气味可想而知。
　　张盛利师兄帮我铺好已被折成一尺多宽的褥子。我回身看见有几个师兄每人占了比我宽三倍的地方。盛利师兄见我发愣，心里就明白了。
　　“你将就着睡吧，我有病常回家住，你的铺位就宽敞了。”
　　盛利师兄的父亲是演青衣的张彩林先生，擅长青衣花旦，刀马旦，荀慧生先生、雪艳琴都是其门生，他和富连成科班交往甚厚，住在西草厂。我家是盛利师兄从科班回家的必经之路，他路过我家门口时曾看过我的“戏”，我也曾向他询问过如何才能进富连成科班的事。有这几面之交，科班里再相遇，颇有亲切之感，马上就熟了。
　　我顺从地点点头，便以最快的速度脱衣上炕，用被子蒙上头，不一会儿便睡着了。
　　我睡得很香甜。忽然，一阵哭叫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我极力睁开困涩的双眼，借着罩棚里那盏通夜长明的五瓦灯的微光，看见大家都在酣睡。哭声好象是从罩棚传来，我顾不及仔细分辨，又重新进入梦乡。
　　“啪！啪！啪！”
　　“起来！起来！”
　　大约清晨六点，徐天元先生拿着藤棍边敲桌子边喊。我没敢怠慢，忙坐起穿衣服。有那醒不了的，徐先生就走过去把他敲打起来。大家七手八脚地将临时铺板拆除，搭到后院。罩棚内高一降低一阵的哭泣声始终没止住。是谁呢？我纳闷极了。
　　一刻钟后，大家纷纷来到罩棚。我见大家都不洗脸，只好跟着漱漱口，用手揉揉眼睛，走出南屋。一眼看到，罩棚地上坐着一位比我略大些的小师兄，满头生疮，后背紧贴东墙（中院没有东房），两腿分开成“一”字。为了不让腿往前移动，每只脚前码放一摞砖。莫怪他不停地哭喊，平常人两腿横向分开，不过是90度左右的极限，如今他的两腿已撕开快到180度。撕这条大筋是最疼不过的，又不象压腿能自己掌握分寸，况且前有砖，后有墙，两面顶住，一点缓和的余地也没有，长时间地耗着，自然是更难熬了。
　　他仍在低声哭泣，不断地用手背和袖子擦抹总也擦不干的鼻涕和眼泪。
　　一位二十多岁的大师兄，见我们陆续来到，就走过去搬开了两摞砖。
　　“快起来踢腿吧！”大师兄给他搓擦了几下大腿根，催促地说。
　　他没有起来，自己用手使劲地揉搓着腿根部到膝盖的内侧部位。
　　“快点起来呀，不然要存筋啦！”那位大师兄的口气有些变急。
　　他艰难地要站立起来，但两腿已经不听指挥，他似乎不知该怎样迈步了。
　　“悠腿！听见没有！快！”话音没落，“啪”地一声，藤棍打在他的屁股上，他的腿也终于悠了起来。
　　“要想成个大武生，腿功不好、没有横叉成吗？踢！一百横腿，一百片腿。自己数着！”
　　我凑到盛戎跟前：“他叫什么名字？”
　　“杨盛春，学武生。每天，苏富宪师兄提前一小时叫他起来练功，他的横腿不好，天天都哭……”
　　没等我问清楚，负责大家练功的武行头郝喜伦师兄走过来问我：“你都会什么功？会拿顶吗？”
　　“会！”
　　“跟着练吧，拿顶时我数一百个字才能下来！”
　　听着他的口令，我们同时双手扶地，将脚甩到墙上，一个个紧挨着，在东墙竖起大顶。
　　“啪！啪！一！”
　　“啪！啪！二！”
　　“啪！啪！三！”
　　郝喜伦师兄坐在昨天我看练功的桌旁椅子上，一边喝茶、抽烟，一边拿手里的藤棍不时地敲着桌腿或桌沿，每敲两下念一个数。我以前向许德义老师学拿顶时只念五十个字就下来，并未感到吃力。很快五十个字过去了，胳膊有些发酸，我不时轮换地抬起一只胳膊，甩甩手腕，让它松弛一下。七十个数过去了，我出汗了，胳膊已经发麻，我咬紧嘴唇坚持着。
　　“啪！啪！七十九！”
　　“啪！啪！五十！”
　　“啪！啪！五十一！”
　　啊！这是怎么回事？好容易熬到八十个字，怎么又变到五十啦？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家常便饭”。
　　我的汗珠从脸上滴到地上，胳膊木胀胀地直发抖，腰在打晃，我将双脚在墙上上下滑动，想减轻胳膊的负担，然而无济于事，反而更累。
　　“啪！啪！七十一！……七十二！”
　　“扑通！”一个人的脚从墙上重重地落地了。“啪！啪！”两声响，这是喜伦师兄拿藤棍抽他屁股的声音。
　　“唉哟！唉哟！”
　　“上去！”喜伦师兄厉声嚷道。有的人宁愿屁股挨两下打，也愿意先下顶缓十几秒钟的劲。
　　“九十二！……”每个人的汗珠都滴在地上汇成一小摊。我已感觉不到还有胳膊的存在，只看见胳膊在大幅度地抖动着，“快了，快了，我可别掉下来挨打。”我象拉风箱般地喘着粗气，要哭，但竭力克制着。
　　罩棚里喘粗气声、抽泣声越来越大了。
　　“安静！安静！越喘粗气越累，这是为了你们好，不吃苦练得出来吗？不练好顶功，腰里没劲，臂力不够，怎么能过跟头？再叫喊我就从头数，看……”
　　“扑通！扑通！”说时迟那时快，他的话音还没落，一个人支持不住，卧膀子倒下来，砸在旁边人的身上，干是一串人全倒了下来，当然也不排除有借机而倒的人，我幸好也在其中。我们被碰倒的平安地熬过这一关，头一个掉下来的是难逃“法网”的，屁股上不免要挨几下藤棍。
　　学生在科班挨打是家常便饭，“不打不成材”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每天练功排戏，老师手中总是拿着藤棍、竹板。如果认为谁偷懒，谁学得慢或学走了样，举板就打几下，称之为“打戏”。
　　接着下腰。我的腰很软，可以用手搬住脚，虎跳、毽子、小翻也都能跟着来。练完基本功后，武戏组学生继续翻大跟头。喜伦师兄说：“你不是学老生的吗？去西屋找你们盛禄师哥，还去学老生吧。”
　　我到了那里，盛禄师兄大致问了问我的情况，听我喊几声“噎”，“啊”，“吠”！
　　“跟着他们学《龙虎斗》的唱吧。念白、引子都学过了，你追一追。”盛禄师兄说。
　　和我同学的也是两个新生，一个是琴师李乐亭之子李世霖，一个是“承华社”（梅剧团）的帐房先生之子李世源，他长着一对特大的眼睛，外号大狼猫。当时还没世字辈，李世霖叫李盛霖，李世源叫李盛源。
　　我们刚学唱，前院过道传来叫卖声，强烈的饥饿感一下子涌上来。科班只吃中、晚两顿饭，这个小贩天天八点钟来直等中饭后才走。我随同学跑到小贩那里一看，有烧饼、麻花、糖耳朵、热煎饼。仔细一瞧，这小贩我还真认识，他就住在前孙公园。他也认出了我说：“你也来了，好好学本事吧！”我感谢地笑了笑。临来妈妈给了我五大枚，我花一大枚买了一个烧饼、一个麻花，三口并两口地吞了下去。
　　接着，我们回屋随着盛禄师兄，又唱起了“探马儿不住地飞来报，他报道罗家山兵发一彪。”从此我的学习纳入了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