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海无涯——袁世海回忆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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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世海口述  袁菁整理

《艺海无涯》是我国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回忆录的第一部。此书表现了一个马车夫的独生子在人生的大戏台上备尝辛酸、奋力挣扎；在无涯艺海中不断探索、执着追求，终于在艺术上创出了自己的天地。作者还以深挚的感情回忆了他的前辈和同辈，当年京剧界的风貌在书中得以重现，一代名流郝寿臣、余叔岩、周信芳等也都以各自不同的神采姿态活跃在字里行间；对于这些著名艺术家的表演特色和经验也做了或详或略的生动介绍、剖析总结。回忆录还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幅色彩鲜明、地方气息浓郁的风俗画，不仅给人以教益、启迪，而且会从中得到极大的审美愉悦。

序

　 姚雪垠
   三年以前，在全国政协开会时，袁世海同志将他发表在《文化史料》上的最初一部分回忆录送给我看，题目是《我的舞台生活》。我平日喜读传记文学作品，带有文学笔调的回忆录也属于传记文学。世海同志的回忆引起我的很大兴趣，一气读完，一读完就忍不住找他谈论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总的意思是希望他赶快写完。政协的会议闭幕以后，我就向中国青年出版社推荐这部稿子。现在世海同志的回忆录正式定名为《艺海无涯》，上册二十多万字就要与读者见面了。我以很大的兴趣读完清样，认为这部书在近几年所出版的各种回忆录中是一部有特色的、很值得一读的作品，而且文笔生动，富于幽默感。这部书令我拿起来就不愿放下，我相信它也会使广大读者深深地感到兴趣，得到益处。
　　袁世海同志是目前我国老一代卓有成就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盛名。在六十年的艺术活动中，世海同志经过了曲折艰苦的历程，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人生经验和表演艺术经验，这后一种经验对目前的中、青年演员具有很重要教育意义。据我看，他的许多走向成功道路的艺术经验和体会，不仅对中青年演员有用，就是对其它门类的艺术工作者，例如象我这样从事文学创作的，也有启发和借鉴作用。我最欣赏他自幼便醉心于唱戏，利用各种机会学艺，如饥似渴地吸取别人的长处，将整个生命献给京剧表演艺术，不断追求，不断攀登，这种对艺术事业的执著精神，楔而不会精神，刻苦精神，至老不衰。我以为这些可以说是他在回忆录中写出的最主要和最宝贵的经验。他写的虽然是他个人六十年走过的道路，实际也是一切成功者的道路。道理有共同性，所以对读者有普遍的教育意义。
　　在《艺海无涯》中，袁世海同志也写到了一些他的前辈和许多与他同代的京剧著名演员，写出各个京剧著名演员的艺术成就、不同贡献、对艺术的严肃态度和作人风格，读之令人敬佩。这一部分的内容很值得重视。我国有许多曾经在艺坛上闪着奇光异彩的表演艺术家，有的是艺术大师，在生前没有留下亲自写的回忆录，使我们深为惋惜。这一缺陷，已死者无法补救，只能依靠生者通过写回忆作品为他们介绍。我读过果素英、赵荣琛等同志所写的两三篇回忆程砚秋的文章，认为写得很好。通过这些有具体内容的回忆文章，使一代京剧表演大师的艺术成就和作人风貌活现纸上。世海同志在。艺海无涯。中写到他的不少前辈和同代人读来也往往能够使我如睹其面，如闻其声。同辈们如何互相帮助，而长辈对晚辈如何要求严格，一丝不苟，这种风气到今日仍值得提倡。另外，解放已经三十五年了，几十年前的学戏生活，科班制度，各种习俗，包括封建性的陈规陋矩，以及旧时代的社会情状，今天的中青年人多不清楚。《艺海无涯》中很注意写生活，在这方面提供了不少生动具体的资料，颇为珍贵。我希望《艺海无涯》出版之后，不仅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也希望有很多老一代著名演员、导演以及地方剧种的著名表演艺术家，都趁着精力尚健的时候写出不同形式的回忆录，留下历史，教育后学，丰富我们的精神财富。
一　家清贫　入迷梨园    北京和平门外新华街路西称前孙公园。早年，曾是清朝大收藏家孙承泽的花园，称孙公园。时代变迁，公园沦为旧巷。分成前孙公园、后孙公园。我们居住这里时，早已没有了花园的迹象。
　　我的家住在靠西口路南二十四号。
　　一九一六年，阴历正月初九，我就出生在这个小杂院里。
　　父亲原来给钱粮胡同姓钱的一位做官人家赶轿车。虽说家里清贫，但还算混得过去。
　　父亲初到钱家时，钱家的官事儿正蒸蒸日上。不久，就将轿车换为社会上盛行的马车。后来，钱家逐渐破落，月月付不清工钱，就将马车拆给了父亲。
　　父亲高兴极了，他满心以为有了自己的马车，一家人的生活可算有了准着落；手脚再勤快些，早出，晚归，多卖些力气，生活会有所好转的。谁料到，父亲由于多年来到处奔波，已经积劳成疾，马车拉回家不到几个月就患了病。那时，我们姊弟还小，没人能去赶车挣钱，为了生活，他只得强撑病身出外赶车。冬寒夏暑、饥饿劳碌，终于迫使父亲在一个风雪之夜病重不起。生活来源断绝。吃饭难，看病更难。一[被过滤]年，母亲过三十二岁生日那天（旧历十月十一日），准备给父亲做些面条吃，父亲没等吃上，就大口大口吐血，故去了。
　　父亲去世时，我大姐十三岁，二姐十一岁，三姐七岁，哥哥五岁，我还不满两周岁。一家六口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母亲一人肩上。父亲留下的唯一财产——那辆较新的马车，给我大伯使用，以此每月得到他的部分接济。但生活仍难维持，母亲、大姐，后来加上二姐，只得给裁缝铺缭贴边，给鞋铺纳鞋底。缭一件短褂贴边挣两大枚铜子，缭一件大褂贴边挣三大校，纳一双鞋底是三大枚加一小枚。她们终日起早贪黑，一家人往往还是吃了上顿少下顿，东求西借，苦度光阴。
　　几年后，大伯为了节省开支，让我们腾出三间南房（这小院是大伯家的财产），搬到那两间刚够十米的东房。屋小炕窄，六口人睡不下，哥哥只好睡在一个旧条案上。记得那时，我对哥哥的“高高在上”的“炕”是非常羡慕的。
　　年久失修的东房，向北倾斜得厉害，当年父亲用来支撑北山墙的杉篙，几乎要被压断。遇到雨天，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母亲只好用一个带锯子的洗衣绿瓦盆接漏雨。雨夜，还要不断起来将盆里滴满的雨水倒出。天晴了，就得糊顶棚，什么纸都用，顶棚上被糊得五颜六色。我幼年时躺在炕上，非常爱看这花花绿绿的顶棚。再大点时想法就不一样了，心中总想等我长大挣了钱，一定把屋顶修好，不再让它漏雨，顶棚要糊得雪白雪白的。
　　四岁上，我开始代替哥哥姊姊的“工作”，去十间房（前孙公园的西口也叫十间房，是一条街两个名字。）的裁缝铺取送妈妈做的活计，我很懂得拿到的几大枚工钱，来之不易，唯恐弄丢，用送衣服的包布将钱紧紧地裹好，系在腰间，从不敢在路上贪玩，一直回到家才把它解下来，将钱如数交给母亲。当我看到母亲欣慰和信任的目光时，顿时觉得自己似乎替妈妈完成了一件大事。
　　我们的生活虽然贫困，但我那勤劳善良的母亲却是那样地热爱生活。她将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屋前房檐下种上倭瓜、南瓜、丝瓜等，碧绿的枝蔓顺架爬到房上，院子里一片郁郁葱葱，配上红、黄、紫色的野荣莉、牵牛花、葵花，真是好看。夏季晚间在院里乘凉，不时闻到阵阵幽香，使我这贫穷的家，总是充满了生机。不过我最满意的还是不用花钱就能吃些用新鲜丝瓜炒的莱和作的汤，以及瓜馅的饺子。尤其是当我喊饿时，母亲就会说：“锅里有蒸熟的老倭瓜，去拿着吃吧！”我咬一口那黄澄澄的老倭瓜，嚼起来又甜又面，真好吃。那香味儿，到现在，我都忘不了。
　　西屋的李大妈，经常夸我母亲能干，说我们几个孩子既听话，又懂事，还安慰我母亲说：“熬着吧！孩子们长大了准有出息，你也准能享上福。”
　　的确，象屋前这些生气蓬勃的花草一样，我们一家老少和睦亲爱，母亲把希望全寄托在我们几个孩子的身上，孩子们也领会了母亲的意思，全家老少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充满了信心。

　　清末年间有个风俗，很看重大象，认为它是吉祥的象征。平时，官家将大象送到京郊宛平县（即芦沟桥）喂养，逢大典之日，大象被披红戴花赶进城来，牵到天安门东、西华表前站立。以喻万象更新、王朝吉祥之意。
　　我的爷爷就在芦沟桥喂养大象。他有五个儿子、一个小女儿。人口多，收入少，日子混不下去。我的二伯父、三伯父出外谋生，死在异乡。六姑嫁给北京城外一个清室后裔，开始几年生活还可以，后来就渐渐不支了。大伯父带着老五（即我的父亲）到北京城赶轿车。初来时，父亲只能跟车，逐渐也学会了赶轿车，加上他手脚勤快，干活麻利，很受人欢迎，后来才被介绍到钱粮胡同钱家赶轿车。
　　爷爷去世后，奶奶见两个儿子（大伯父和我父亲）在北京站住了脚，就带了我的四伯父来京投奔。大伯父托人求沙河门外（现建国门外）一个小关帝庙的老庙主收留四伯父当徒弟，从此四伯父剃度出家，我们称他和尚四大爷。老商主死后，他继承这座小庙的财产，当了庙主。
　　和尚四大爷由于多年“修身养性”的缘故，有点胆小怕事，但为人忠厚老实。他在庙内外的空地上，种些粮食和菜，有时还拿些萝卜、菠菜、玉米面等到我家看望母亲和我们。他对我们姊弟很疼爱，尤其喜欢我，我也非常喜欢这位和尚四大爷。这倒不光因为他能使我们吃上新鲜的蔬菜和玉米面，最主要的是，和尚四大爷是位戏迷。他每次来，都要带我去看戏。我一见他来了，先是连蹦带跳地将他迎进来，然后亲热地偎依在他身边，听他和母亲谈话。过会儿，就开始磨烦他，早些带我出去。这个规律被姐姐们抓住了，只要和尚四大爷一来，姐姐就说：“快把‘活儿’送去，回来再买一大枚醋，一大枚胡椒面，饶点香菜、韭菜。我给你换上干净褂子，好跟和尚四大爷看戏去。”我当然是百依百顺，速去速回。
　　和尚四大爷带我看戏，最常去的地方是天桥。对我来说，初时，逛天桥可比看戏的魔力大。北京的天桥是在时窄时宽、方圆不算大的胡同里，可在我这个五、六岁小孩的眼里，可大啦；可热闹啦！那里卖吃的、卖穿的、玩杂耍的、说书的、唱戏的、吹糖人的，无所不有。一拐进天桥所属的地带，各种叫卖声、鼓声、锣声，嘈杂一片。推车的、摆摊的、搭棚的、围圈的、打地摊的、挎篮的，比比皆是。
　　用长条凳围成圆圈场地，里面站着身穿褡裢、膀阔腰圆的大力士，这是摔跤场。他们卖一会儿中药“大力丸”，摔一会儿跤。不过，他们卖“大力丸”的时间特长，往往等不上看摔跤，我就被和尚四大爷拉走了。如果围观的人很多，那准是“摔跤大王”沈三在表演，我最爱看他摔跤，会极力地拉和尚四大爷钻到最前面。当沈三将对手摔倒，人们连连喝彩时，托铜盘的人开始收钱了。每逢这时，我都要将和尚四大爷刚刚给我的一大枚铜子，郑重地放在铜盘里，我看到铜盘里回回都只是一些零散的、不多的铜钱。然后，我拉着和尚四大爷的僧袍，随着一哄而散的人群，退出摔跤场，继续前行。“诸位：别忙走！好的在后头！有钱的捧钱场：没钱的棒人场！……”
　　收钱人的喊声，逐渐被喧闹声吞噬了。
　　“哐！哐！哐！”传来锣声的地方，是耍猴的。小猴子特别灵巧，它们会翻跟头，会倒立；还有的戴着一顶县官的乌纱帽，穿着红小褂，扭来扭去，有趣极了。我简直看不够。若不是和尚四大爷几次催我走，我是不会离开这里的。
　　“当！当！”敲打象菜盘大小、排列成“丰”形多面锣的是耍耗子的。我想不通，为什么家里的耗子那么令人讨厌，而这里的小灰耗子、小白耗子那么可爱，让它往哪跑，它就往哪跑。我曾好奇地问和尚四大爷：“小耗子偷油吃（这是过去一首儿童歌谣里的词句），这样的小白耗子也偷油吃吗？”
　　“你说呢？”和尚四大爷笑了，反问我。
　　“准保不偷油吃！”我回答得很肯定。
　　“为什么？”
　　“它多么听大人话呀！”
　　和尚四大爷不仅没有否定我，而且还仰头笑了几声。我一定说得对！我想。
　　“咚咚咚！锵！锵！”“你们往里瞧陕，你们就往里看呐！直奉战争就照在里边！哎——！”听见那又宽又哑的嗓音，和那千篇一律的腔调。我就知道是大金牙在喝拉洋片。看他的拉洋片也很有兴味呢。那是一个彩色画板，前面装一个梯形盒子，外侧有六个洞，没人看时蒙着布。递给大金牙一小枚铜钱，就能坐在他的长凳上，闭起一只眼，用另一只眼看洞洞里的画片，可以六个人同时看。大金牙高声地唱着画片上的故事内容。最后，准是拖长地唱着“哎——！”一段唱完，他伸手一拉系着固定鼓槌的绳，画板侧面的大鼓打响了。用脚一踩，两面架好的钹相击，配成有节奏的一通锣鼓。然后，大金牙又换新洞洞里的画面，再接唱新词……约换五、六个画面为一次。偶尔，和尚四大爷给大金牙一大枚，我反复看两次，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天桥卖的小吃如豆汁、面茶、茶汤、灌肠之类，都是一大枚一碗，很便宜。每次来到这里，和尚四大爷都会任我选吃其中一种，解解馋。最贵的是煎荷包蛋，二大枚一个，吃这个的次数是很少的。
　　卖衣服、卖布的更多。大部分是旧长袍马褂和布头。“禁拉又禁拽！禁蹬又禁踹！”“让三毛！”“再让三毛！”招徕生意的叫卖声，简直能将耳朵塞满。我们从不在这些摊摊上停步。唯有一次，我意外地被“竹竿挑”鞋摊吸引住了。卖的鞋都摆地摊，买主看中哪双鞋，摆摊人就用手中的长竹竿挑起来，递给买主。所以，被叫作“竹竿挑”。
　　那天，我正在东张西望地跟着和尚四大爷游逛，无意中发现了鞋摊上摆着一双小孩穿的旧皮鞋，停下步来，刚一打愣，好，竹竿就挑着它送到我面前。
　　“哎，多好看的一双鞋呀！不大不小准合适，穿上试试吧，穿上……不要你的钱，穿吧！”
　　我不知所措地接过鞋，抬头寻探四大爷该怎么办。
　　“他让你试，就试试吧！”和尚四大爷点头允许了。
　　我一试，嘿！不大不小正合适。
　　“瞧！多合适，穿上皮鞋立时就神气啦！买了吧！买了吧！别人买，我卖一元，当家的（对和尚的尊称，庙主的意思）买，我让您一角……我再让您一角，您就给八角吧！”
　　八角！钱太多了，妈妈缝好多好多件衣服也挣不来八角呀！还是穿妈妈做的什纳鞋（纳帮的布鞋）吧……我失望地将鞋脱下来放在地上，抬头看看和尚四大爷。他没有说话。“竹竿挑”看出和尚四大爷在犹豫，就收敛了满面笑容和那不招人喜欢的油腔滑调，皱着眉，压低了声音，正正经经地说道：“当家的，求您行行好吧，这年月，看主多，买主少，几天没开张啦，家里……唉！求您行行好……”他的话还没说完，和尚大爷掏出钱，给了他。
　　“阿弥陀佛，您大功大德！”“竹竿挑”合起手掌，虔诚地向和尚四大爷行了个佛教礼。四大爷也合掌还了礼，我喜出望外地抱起这双“新”皮鞋，跟着四大爷走了。
　　我手里拿着鞋走得很慢，因为在不停地仔细给鞋“相面”。心想：它，虽是旧了点，鞋面上有挺深的一道横纹，鞋底后限是偏的，但它乌黑乌黑的，还有根鞋带在鞋面上花叉地穿着，真比脚上的什纳鞋好看多了。妈妈说我穿鞋费，总把鞋帮纳得密密麻麻的，要不是求鞋铺谢掌柜帮我将鞋帮弄软，脚就象蹬进木盒子里那么硬。这双鞋有多……
　　“你把它换上吧，咱们走快点！看完戏，穿着‘新’皮鞋回家去，让大家伙都高兴高兴！”和尚四大爷终于理解了我的心事，还替我系好鞋带。我一边加快步子，一边听着每迈出一步时，脚下发出的“咯吱、咯吱”的皮鞋声，别提心里有多美啦！
　　天桥看戏的地方都叫“舞台”，不知道的会以为是什么样的好舞台呢，实际都是临时搭成的非常简陋的席棚子。
　　有一次，和尚四大爷带我到天桥魁华舞台看小马五的《纺棉花》等戏，开演不一会儿，就下起了大雨。我们买的是次票，坐在“廊子座”。恰好雨水从顶棚与四周围席中间的空隙往里潲，于是我们“合理台法”地换到地子中的空位子上。由此可见，“舞台”有多么简陋了。
　　至于看戏，在最初阶段，我是看不懂的，只能看看热闹。再加上逛天桥时，想吃的吃了，想看的也看了，又是一路“劳乏”，所以，没等戏演到一半，我的两眼就困涩难睁，歪在四大爷怀里睡着了。睡得可香呢！有时，散戏后，我依然在甜美的睡梦之中，被和尚四大爷背回家去。
　　戏，既然看不懂，留下的印象也大都是些琐碎的小事。有一回，我们到天桥歌舞台看崔灵芝的秦腔（当时河北梆子称秦腔）《杀狗劝妻》，和尚四大爷邻座的观众说：“完了，灵芝掉面儿了！”我很不理解，问四大爷：“什么掉面儿啦？”“听戏！别老说话！”我只好不作声了。看戏出来，又追问四大爷，什么叫“掉面儿”？四大爷叹了一口气，说：“唉！老啦！脸上挂不住粉，看上去象是掉面儿了！”我还是不明白，但对这件事记得特别清楚。现在分析，可能是演员脸上的化装扮掉了。当时，化装没有油彩，全是水粉装，那位老前辈生活艰难，只四十多岁，脸上便出现较多皱纹。水粉在脸上挂不住，面部一做表情，观众就感到他的脸上好象往下直掉白粉——掉面儿了。
　　还有一次，我们去隆福寺赶庙会，在景泰茶园（现人民市场）看小香水演《孟姜如》演到“过关寻夫”，守关兵士让盂姜女唱一段才放行，这时从台下搬上一架老式风琴，“孟姜女”下用脚踩，上用手按键，自弹自唱，唱的是“孟姜女寻夫，哭倒了万里长城”的流行小调。这个小调我也会唱啊，于是，兴趣大增，破例地没有睡觉。
　　和尚四大爷有两个癖好。一个是特别爱看戏报。那时，海报都横七竖八地贴在道路两旁的大牌子上。从我家到天桥，沿街的牌子有许多，和尚四大爷几乎是张张必看。我在旁边看不懂，等着着急，就扯着他僧袍的大宽袖子，拉他走。他目不离戏报，口里喃喃地说：“别着急，别着急，大爷看看哪出戏好，明儿带你去看……”或是“马上就走、就走……”。我记得由于他爱看戏报，还引起了一场小风波呢。
　　五岁那年，和尚四大爷又带我到天桥燕舞台看戏，当时有的戏班是“两下锅”，就是京、梆合演。这天前面的京剧武打戏，名字记不清了，但台上翻跟头、对枪很吸引我。最后是蔡莲卿的《锯碗钉》，我被演员的表演和剧情打动了。很是同情受气的儿媳，痛恨恶婆婆、大姑、小姑。
　　看戏出来，和尚四大爷特意又让我在小摊上吃些东西再回家。我要喝碗茶汤，他给我买好后，自己又津津有味地去看路边的戏报，估计我该吃完了，就回到茶汤摊。一看我不在，急忙从茶摊到豆汁摊，再到杂耍场……到处找我。凡是天桥的热闹场所都反复寻遍了，还是没有找到我的踪影。这一下和尚四大爷可吓坏了。他急得心如火燎，累得满头大汗。
　　天渐渐黑了，回去吧，丢了孩子，怎么交代？不回去吧，大人孩子都不照面，岂不让我母亲急坏！经过一番思考，和尚四大爷决定硬着头皮先回家。
　　谁知一进院门，就看见我在指手画脚、连说带唱地和姐姐、哥哥们学刚才所看的戏，他也顾不得气喘嘘嘘，一把将我拉到跟前，气得大声嚷道：“你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让你喝完茶汤别乱走，在那里等我，你怎么转眼就走了了真要把你丢了，我怎么对得起你妈呀！”边说边气得跺脚，眼泪直流。
　　母亲见和尚四大爷总成这样，过意不去，赶忙过来劝解：“四哥，您别着急，丢了就丢了，谁让他不听您的话！何况他又没丢，您快别着急啦！”
　　“唉！五弟妹，你就这么两个心头肉，五兄弟又没得早，你拉扯他们多不容易！他要是让拍花子（指拐骗小孩的人）的给拍走，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我那五兄弟呀！”
　　这一席话，正说到母亲的伤心处，妈妈也哭了起来。
　　事情是这样的：我喝完茶汤，回头只见熙熙攘攘的人群，却不见了和尚四大爷，我急忙在人群中、戏报牌前，寻找有明显标记——剃光头的和尚四大爷，可哪里找得着呢？就这样边走边找，回到了家中。
　　眼下，见到四大爷为我急成这个样子，我后悔没在茶汤摊多等一会，自己去乱找。才捅出这场乱子。想到这儿，我一下子就扑到和尚四大爷的怀里……
　　此后，出门看戏，我再也不离开和尚四大爷了。
　　和尚四大爷的另一个癖好是，只要一有空，就会曲不离口地哼唱起来。什么“杨延辉坐宫院”、“孤王酒醉桃花宫”，别看他每出戏会的词儿不多，但什么戏都会几句。不论在我家里，或是带我去天桥看戏的路上，他都反复地哼着，唱着，而且是摇着头，拍着板，有滋有味地唱。这样，我有意无意地被他熏会了几句，听戏时，一旦遇到自己会唱的那几句，顿时兴致勃勃。从此，和尚四大爷一哼唱，我就跟着学，尤其在去往天桥的路上，拉着他一味地唱。他也更高兴了，似乎与我有了共同“语言”，再也顾不及去看戏报牌子。同时，我学会了哪出戏里的唱词，就非要和尚四大爷带我看哪出戏不可，循环往复，终于在和尚四大爷的熏陶下，我也渐渐成了个小戏迷。

　　我对戏曲的爱好日增月长。可是和尚四大爷十天半月才带我听一回戏，我感到太不解渴。于是我便提前将分内“工作”完成，然后向母亲“请假”出去玩。
　　我想到天桥看戏，没钱买票。即便是戏演到一半降了价的票，我也买不起。于是我想起四大爷曾带我去过的香厂路（天桥附近）“城南游艺园”，它的门票员二角一张，但查票不怎么严。那时我只六岁多，趁入场时人多，夹在一些乘车来的大人后边，再用手轻轻地牵着这些大人的长袍，把门的看我人小，以为是这些大人带的孩子，就不再查我的票，我顺利地进入园内。后来，院内街坊李大妈的女儿冬儿结婚了，她的丈夫李山是城南游艺园内京剧场专管包厢和茶座的。我可算是找到了靠山。他每天中午十一点半上班，我就提前赶到骡马市他的家中，由他带我去游艺园看戏。只要包厢坐不满人，我就坦然地享受一等座位。以后兴趣越看越浓，便带了晚饭，从中午直看到晚上，游艺园散场才回家。
　　“城南游艺园”完全仿照上海的“大世界”，里面洋戏法、杂耍、京剧、电影及茶座、小吃等应有尽有。
　　洋戏法节目是韩秉谦、张敬扶主演“大变活人”。
　　“小不点”、“大饭桶”（均为艺名）专演魔术丑角。
　　演电影冬季在室内，夏季在室外，当时上映的是胡蝶、郑小秋合拍的《空谷兰》。
　　我最喜欢的是京戏，看的也就最多。大京班（京戏班）日夜两场，有宗汪笑侬派的女老生恩晓峰（麒派老生高百岁之岳母）。她演的戏有《张松献地图》、《完璧归赵》、《马前泼水》、《刀劈三关》、《哭祖庙》等。她大女儿恩佩贤演《马前泼水》的朱买臣妻。二女儿恩维铭演《狸猫换太子》的太子。还有女十三旦（艺名）与恩晓峰合演《吕洞宾三戏白牡丹》。相继演出的还有金少梅、秦雪芳、秦秋芳（马盛龙师兄的胞姐）等等。其中余派女老生孟小冬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只要她的戏牌子一立出来，我就没地方坐，只能站在边上看。她的琴师孙佐臣老先生穿着长袍、马褂，一手拿胡琴，一手拿块蓝布（胡琴套），走上台向观众点头致意，观众便报以掌声；等定调起过门，又是一片掌声。为什么呢？我不理解其中的奥妙。我看过孟小冬的《御碑亭》等戏，看不太懂，只听观众议论：“唱得真够味儿！”
　　此外还有碧云霞（即谢鸿雯之母）的《狸猫换太子》、《童女斩蛇》。女武生盖荣宣演的是《四杰村》，她有个绝招儿，在台口上面横吊着一根铁棍，象秋千似的，表演时，先经人托起就势跃上铁棍，在上面表演复杂的动作，我觉得新鲜，很爱看。
　　擅演文武花旦的孟丽君，也经常演《花木兰》、《对金瓶》等戏。一九八一年，我去济南巡演又见到了这位老大姐，她的精神尚好，不幸在十年动乱中遭[被过滤]，瘫痪在床了。
　　这些坤班，没有男演员，象张子寿、王庆奎、王金奎等，听来是男人的名字，演的是花脸。演小花脸都是女演员，嗓音和唱腔还相当不错呢。
　　就在这一年，母亲送我上了平民学校。
　　这所学校是五四运动后由一些进步文人在新华街（现在的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校址）办起的，它不但免收学费，还给学生发书、发练习本和文具，但要求入学的学生必须经过调查，确属贫困应当给予照顾的才批准入学。母亲知道后很高兴，认为机会难得，指望着我们识几个字，将来能养家糊口，少受人欺。所以只留下大姐帮家里干活，把我和二姐、哥哥等，都送去上学。我们买不起书包，便用块旧布把书一裹，当书包使用。一九六二年，看电影《早春二月》时，看到有个穷孩子上学，也是用一块旧布包书本，我是深有感触的。
　　上学后，白天没时间，只好看夜戏了。
　　这时，大爷家的“袁记马车行”的生意也兴隆起来了。
　　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大外廊营的谭小培家、梁家园后身的荀慧生（艺名白牡丹）、椿树三条的余叔岩、麻线胡同的美妙香，给恩晓峰操琴的董凤年等京剧界名家去园子（戏院）演戏，都雇用大爷家的马车。我想这是个好机会，就找到马车行的伙计胡九，央求他出车时带我到园子看戏。正好胡九叔是个老戏迷，很喜欢我的，所以满口答应，并让我给他跟车，我当然欣喜不巳。
　　马车的后面有个倒座，上面有拉手，下面有脚镫子，接人上车时，我提前将车门拉开，让乘车老板（对名角的尊称）登上车后，再将车门关好，回身握住拉手，将脚踩在车镫上一蹭，借劲就坐上倒座。车停了，我赶忙跳下车来，开开车门，请老板下车，并随手拿起他们盖腿防寒的毯子等物，尾随在诸老板身后，大摇大摆地走进园子。看门的以为我是小跟包的，不加阻止。次数一多，他们对我有了印象，我就更“名正言顺”地紧“蹭戏”了。
　　进了戏院，找座位是个问题。坐在前边池座怕挨轰，坐在后面又看不清，找不到位子，来回乱窜更不行。不得已我只好靠在戏园的大柱子前面，嘿，这儿还真不错，够得上是一等地座，看舞台真真切切，又不怕大人们挡我的视线，即使站上几个小时，也心甘情愿啦！
　　因为我很有眼力见，干活又仔细，从没掩过坐车顾客的手，不招惹是非，大爷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不过问我的事。这一来，我就更心安理得了。有事没事几乎每天去车行里看派车牌（有人雇用马车，在红纸条上写明姓名、什么时间、去什么地方、派谁赶车，挂在一块木板上），以便跟车看戏。用这样的方法，我不断去板章路的新明大戏院及华乐园、庆乐、三庆、广德楼等等戏园，看的戏也真不少。如：杨小楼、余叔岩合演的《八大锤》、《断臂说书》；余叔岩、白牡丹的《坐楼杀惜》；余叔岩的《问樵闹府》、《打棍出箱》、《洪洋洞》、《失街亭》、《状元谱》；杨小楼、钱金福的《铁龙山》；杨小楼、余叔岩、白牡丹合演的《战宛城》；杨小楼的《麒麟阁》、《霸王庄》、《夜奔》；余叔岩、陈德霖合演的《审头刺汤》；陈德霖的《彩楼配》、《落花园》（陈杏元和番）、《母女会》；侯喜瑞、慈瑞泉的《普球山》、《取洛阳》、《青风寨》；白牡丹的《鸿鸾禧》、《打樱桃》，裘桂仙的《遇后》、《渭水河》；德俊如的《罗成叫关》。
　　我还看过谭富英主演的《四进士》，他扮演宋士杰，徐碧云演杨素珍。听说徐碧云是武旦出身，由于嗓子很好，改唱青衣。他的表演很有特色，能反串《八大锤》中的陆文龙，也能反串《黄鹤楼》中的周瑜，后面带三江口水战。我还看了他的《幽王宠褒姒》和他与姜妙香合演的《虞小翠》，戏中有一段《霸王别姬》的“戏中戏”，姜老学杨小楼的项羽，徐碧云学梅兰芳的虞姬。另一出是《绿珠坠楼》，谭富英扮演石崇。当时旦角能翻跟头是极少见的，徐在此剧中能在相当两张桌子高的牢门上走“枪背”下来，观众称他这一招为一绝。
　　我也很喜欢会后台看他们化装，最爱看钱金福、郝寿臣、侯喜瑞几位老前辈勾脸，我还记得钱金福老先生脸上有痣，痣上长着很多毛，勾脸时总要拿笔沾着颜色往脸上反复地按，有人说：“钱老板，您将它刮了吧！”钱老板说：“可不能刮，这是长寿毛，我有办法将它盖住。”
　　说到这儿，我想起了另一位先生。
　　后来在科班学戏时，有位清室后裔，人称奎公爷，长着两道浓浓的眉毛，经常到广和楼看戏，还到后台聊天。他是票友，常常串戏。一天，他听戏到后台来了，大家一看他眉毛剃得光光的，就笑着问：“奎公爷，您的眉毛哪儿去了呀？”他一笑说：“前天演《法门寺》的刘瑾，我的眉毛太重，无法勾脸，我就将它刮了。”一句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钱老的勾脸和这位奎公爷剃眉毛的故事，虽然做法迥然不同，但钱老勾脸技术的精湛和垄公爷对艺术的认真态度，都使我非常钦佩。
　　总之，这些老前辈的演出，技艺精湛、声震九城，使我打开了眼界，增进了我对戏曲知识的感性认识，为我日后进科班学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二　结良友　志趣相投    看戏多，学“会”的戏也就多了，演戏的瘾呢，自然是越来越浓。恰巧我二姐也爱唱，她多做些活，手里能攒几枚零钱，就买票去听戏。我们看戏回来，家里便开了锣。二姐唱《狸猫换太子》的寇承玉，我来演陈琳，兼赶郭槐等好几个角色。哥哥在旁念鼓点，唱胡琴过门，可热闹了。二姐“重任”在肩，只能玩一阵就去干活。我是直演到底的，什么戏都扯开嗓子唱，能唱几句就唱几句，还自编动作，那股劲简直就象中了魔，往往误了吃饭。不将母亲惹发火，戏是停不住的。
　　“鱼钻沙”是我最爱吃的饭，所谓“鱼钻沙”就是将油倒在锅里烧热，放上切好的白菜，煸锅后添水，待开锅，将白面和成糊状拨成一条一条的下锅。再将玉米面均匀地倒在锅里。自面为鱼，玉米面为沙。过去一遇到妈妈做这种饭吃，我就围前围后地看着妈妈做，而后抢着吃第一碗。从我对戏一入迷起，这“鱼钻沙”就对我失去了吸引力。往往妈妈做好饭后，三番两次叫我吃饭，我的戏没唱过瘾是不去吃的。给我盛的“鱼钻沙”凉了又热，热后又凉，几次来回就把好端端的“鱼钻沙”热成一碗浆糊糊。妈妈真生气了，在屋里嚷：“再不来就别吃啦！”这时我也觉得实在有点累，肚子咕噜咕噜直响，于是，我弓左腿，绷右腿，半弯腰，对手抱拳，用力喊道：“得……令！”跑着圆场走到门口。左脚一踢大褂，用手抓住，迈过门槛进门吃饭。母亲急不得恼不得，只好发狠地说：“你不用美，赶明儿非送你去科班学戏不可！”我一听高兴极了，连忙拉着长声说：“啊母亲！您说到儿的心眼儿里去了！”一句话又把妈妈逗笑了，说：“快吃吧，别贫嘴啦！”我的戏演到此，才算暂时收住。
　　后来，接连下了几天的无情大雨，我们居住的东房，已经漏得不成样子，幸亏有杉篙“帮忙”，总算没倒。但是南房的后山墙还是倒塌了半截。租住南房的做买卖的赵大爷暂居别处。这三间空房，马上成了我的“舞台”。
　　有一天，放学回家，我照例又在那里纵情地“放声高唱”，忽听破墙外有人拍掌叫好，高喊：“再来一段，再来一段！”是谁呀？我又惊又喜，踮起脚尖，跳起来往破墙外看，可惜我的个子太矮了。
　　“你们是谁呀？”我只好喊话。
　　“老街坊，消防队的，是你的老‘观众’啦！再唱一段吧！”
　　对！南房后山墙外的一片下洼地是消防队操练的地方。难得有“知音”呀，激动之下，二话没说，又接连唱了好几段。花脸的，老生的，什么唱段都有，全力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尽管“观众”看不见“演员”、“演员”也不知“观众”有多少，但双方情绪饱满。以后他们若有空闲，就敲墙喊我。为了报答“观众”的“爱戴”，我索性搬来凳子，垫上碎砖，骑到破墙头上，与他们见面。后来，我的热情的“观众”干脆用救火梯将我迎了过去，到墙外空地给他们演唱，我还认真地配合了表演动作。他们满意极啦！带我去消防队洗热水澡，以示鼓励。当我心满意足地蹬梯子爬过墙头回家时，我的心乐悠悠地陶醉在自己的“艺术”之中了。
　　还有一日，我的大胯上长了大疖子，唱完后，消防队长很高兴，把我举了起来，又横着身子悠，无意中碰破疖子，流了血。我回到家中，母亲说疖子出脓好，去虎坊桥鹤鸣堂药店买来两大枚珍珠散，敷上几天就好了，到现在还留了个疤痕，作为纪念。
　　我的演唱使附近的街坊们都认识了我这个小戏迷。十间房的西永隆米面铺（带卖杂货、青菜等），还有附近的切面铺、油盐店、肉铺甚至鞋铺的谢掌柜和伙计们对我都是另眼相待。只要我一去，就把我抱上柜台，让我坐在那里唱上几段。后来，偶尔家里的手工活钱领不回，而大爷接济的钱又用完，眼看无米下锅时，我就到那些店铺里赊购，他们满口答应，但条件是我必须先给他们唱几段戏，然后什么五斤面或烧饼、豆腐，以及几个铜子的肉之类都能赊给我。我便高兴地将急需的食品送给母亲，以解家中的燃眉之急。待拿到工钱后马上如数还清。
　　今天看来，他们是我的“第一批观众”了。他们对我如此热情、真挚，无形中鼓励了我，使我学习京剧的愿望更迫切了。
　　一天，我又在梁家园给消防队“观众”演唱：
　　“真宋江，假宋江”，头一句唱完，我换了口气，刚要张嘴往下唱“难免李逵祸遭殃”。……忽然传来一个小孩接唱的声音。我扭脸一看，哟！这不是大群子（裘盛戎的小名）吗？我连忙说：“来呀！咱俩一块唱。”
　　观众欢迎极了。我俩也就互不客气，他一段，我一段地唱起来。
　　我俩是怎么认识的呢？
　　盛戎的父亲是前辈名净裘桂仙。他家当年就住在前孙公园十间房之间路北胡同的兴胜寺里。我们院内西屋张六叔的弟妹的娘家和我母亲的娘家是好邻居，她们没有出嫁时是好姊妹，婚后她就住在裘大爷院内，离我家很近。我母亲去她家串门结识了裘大妈，高兴时在一起玩一会儿斗梭胡（纸牌），这样，我和盛戎也就认识了。盛戎比我大一岁，准确地说只比我大几个月。那时我们只有一些短时间的聚会，互相都不知道在这方面有着共同的爱好。通过这次意外的“对唱”，我俩立即就成了犯戏迷的小伙伴，几乎每天都在一起，不愿分离了。
　　我们一同去逛城南游艺园，两个人不如一个人好往里混，单进又不愿分开，想来想去，好容易找到一个窍门：我们绕到游艺园的后墙，互相蹬扶爬上墙头，大着胆子跳下去，人小身轻也摔不坏。贴墙有条小河，时值冬季，河水结冰，既没有游船，更没有游人。我们平安无事地到了园内，一玩就是一天，我们各自都带着晚饭，相互品尝，别有风味，比起我一人来玩可就更有趣了。
　　有一次，盛戎脚蹬在一块已活动的砖上，砖被蹬掉，他“唉哟”一声，从墙上摔下来，趴在地上。我连忙又爬回墙去把他扶起，重新一道越墙。
　　我们一同到剧场看戏，最初并没相约，是“心气”相投，在戏院里相遇。不约而同地我站在台下这边的大拉子前边，他站在那边大柱子的前边，看到满意之处，两目相对，微笑点头示意，戏看得越发津津有味。戏散后，同路回家，我俩边走边评论谁演得好，哪些地方演得最精彩，哪些地方演得不好。就是到了我的家门前也舍不得终止评论，还得站在那里谈“够”，约好明天看戏见面的时间、地点等等。
　　就在这个阶段，上海的白玉昆、赵君玉、赵鸿林等人带领班社来北京。我的隔壁邻居，以武二花脸应工的闻子芳大哥（现大连艺校闻彦萍副校长的养父）参加他们的演出。依靠这层关系，我和盛戎几乎天天都去第一舞台，安然地看他们的戏。自玉昆是位文武老生，赵君王是青衣，又能兼演武旦，赵鸿林是纯武生，功底极深（中国京剧院武生俞大陆是他女婿）。他们上演的剧目较新颖，除一些三国戏外，还有南方盛行的《风波亭》（带《疯僧扫秦》）、《赵五娘》、《扫松下书》、头二、三、四本《走麦城》等戏，又带有机关布景，还有《风波亭》中岳飞受“披麻拷”的刑法时，赤裸的背部，粘上麻，往下一撕，鲜血流淌……等所谓逼真的表演，都很吸引观众。尤其是上演曾在上海风行一时的时装戏《枪毙阎瑞生》，真汽车、真马上台，更为轰动。
　　为了看他们的演出，我们是风雨无阻哇：记得有一天，我和盛戎去看他们演出的《路遥知马力》。无意中发现后台帐桌上立着一个牙笏，上面还用墨笔写着：“白玉昆老板误场，罚香伍拾封。赵鸿林具”。遗憾，“误”字和“罚”字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它们。
　　我们特地询问了闻大哥。闻大哥告诉我们，一个念“误”，一个念“罚”。这算是轻罚，重罚的，还要跪香呢。就是在祖师爷神位前罚脆，直到罚买的香都点完，才许起来。我们俩听了闻大哥的话，不由得都倒吸一口气，吐出了舌头。
　　这出戏很好看，剧中路遥（白玉昆饰）念到“不提起马力便罢，提起马力……”时，直接由念白转唱“令人可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直至三十几年后的一九五九年，我排演《九江口》一剧，张定边阻驾时的二黄二眼唱段，也是由念起唱，就是从这里借鉴来的。
　　更有趣的是，为了看这出戏，我和盛戎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呢！
　　那天看完戏，走出第一舞台，就见电光闪烁，夹着滚滚雷声。我们预料到一场暴雨就要降临，立即跑步回家，刚从给孤寺（第一舞台所在地）跑到虎坊桥新华印书局的大钟下，豆大的雨点就砸下来。我停下步子，把鞋脱下来，将两只鞋底一合，掖在裤腰带上。要知道，这还是双半新的什纳鞋，我是舍不得用它来趟水、踩泥的。盛戎也学着我的样子办了。瞬间，滂沱大雨倾盆而泻。没走几步，衣服就全湿透了。我们索性放慢了脚步，让雨水淋个痛快。很快，泥泞的土路边上变成了“小河”，我们的情绪也就来啦。一边不断用手捋着脸上“顺流而下”的雨水，一边专寻水多的地方，光着脚去趟水，看谁踢的泥水花溅得高，溅得远。这真是难逢的好机会，我们玩得开心极啦！
　　回家后，母亲见我被浇成一副“落汤鸡”模样，十分心疼，用棉被包我，又强迫我喝了一大碗热乎乎的姜糖水驱寒，但没有止住我的喷嚏，第二天还是发了烧。
　　值得回忆的是八岁左右，我们在一起“演戏”玩的趣事。
　　兴胜寺这条胡同，路窄，车也少。靠北口新建的一个西医医院（此医院是西单太仆寺街医院的前身），大门旁边有棵大槐树，周围有一片略宽的空地，我们选中了这块既有树荫又比较宽敞的空地作为我们得天独厚的舞台。
　　春、夏、秋三个季节，我们除了看戏，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这棵槐树下度过“演出生活”。盛戎拿来他父亲的旧髯口胡子，我拿来父亲当年赶车的破鞭子，作为道具，嘴里一念锣鼓点，戏就算开演了，呛……呛……我们跑着圆场，或是迈着四方步上场了。东一段，西一句，将看过的戏中印象最深、最感兴趣的情节逐一地表演一番。京剧中有十八扯，我俩一百八十扯也扯不完了。四周的大人、孩子都来围观，人越来越多，非常热闹，我们并不觉得不好意思，情绪反而更高涨。
　　这年，盛戎用过年的压岁钱，到厂甸买来玩具刀枪，我央求和尚四大爷给我买了一把长杆大刀。道具增多，我们的戏路也宽多啦。
　　记得有一次，我们演《收关胜》带水擒。他演阮小七，我演抡舞大刀的关胜，神气极啦。水擒时，阮小七摘关胜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拉着关胜一条腿走矮子。关胜这时要一边甩髯口，还要一腿往前蹦，我俩既无功夫又不会配合，没蹦两下我就站不住了，手猛一扶地，正好碰到地上的破碗碴，手被划个大口子，鲜血直流。盛戎一看不知所措，“观众”们七嘴八舌地让我去旁边医院上点药。我听说过西医医院全是刀子剪子，有恐惧心理，马上从地上爬起来，说：“不要紧，我不去医院。”抓把沙土就按住了伤口，我手上的血则止住，他帮我把身上的土掸下去。我伸手捡起被摔在地上的“大刀”，又从水擒演起。
　　我和盛戎对《枪毙问瑞生》一剧中的舞蹈很感兴趣。这个戏写的是上海几个流氓，为首的叫阎瑞生，图财害命，杀死妓女莲英，最后被正法。其中“麦田”一折，莲英（赵君玉饰）鬼魂去活捉阎瑞生，二人在舞台上有翻，有舞，有唱，很热闹。于是我们轮换扮演这两个角色，反复演“麦田”一场，招得“观众”达三五十人，等我们的戏演完，天已快黑了，这时我俩互相定神一看，又想笑，又有点担心！脸上蒙上一层泥土不说，满头大汗顺腮帮子流下来，流成一道道黑印，衣服扣子丢了，口袋扯破了，鞋头也磨坏了，浑身象个泥猴儿，回家去准要挨骂。
　　我提心吊胆地回到家里，果然吓了母亲一跳，以为我在哪里跟人打架了，问明情由后，母亲长叹了一声说，“唉！你这个孩子，唱戏都唱成了疯魔，看来非得送你去学戏不可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