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活脱杨三爷 几百年前中国就有了专门演戏的场所，宋金时期管这种地方叫“勾栏”。“勾栏”多是临时搭的戏棚。到了清中叶，艺人们陆续进了规模较大、条件较好的室内剧场“茶园”。到了本世纪初，那大大小小的剧场、戏院才相继在全国各地出现。凡是有高超技艺的演员，大多通过舞台演出，在社会上出了名，成为老少皆知的一代名伶。后来有了留声机，艺人们又通过把所唱的戏，录制在胶盘上，做成唱片出售，社会知名度就越来越高。再以后各大城市设立了广播电台，老百姓家中有了话匣子（收音机），唱戏的在电台里一广播，那影响就更大了。说到李鸣盛被广大观众认定为优秀的京剧杨派传人，除去在剧场演出之外，很大程度是借助了广播电台的清唱。
北京解放前夕，有一个由票友组成的凤鸣京剧社。社长姚鸣桐，原是个做沙发的工人。他特别喜欢京剧，能唱老生，还专门请过著名京剧老生教师陈秀华传授技艺。当时他失业无事，为了谋条生路，就通过熟人跟广播电台搭上了钩。那时候北京曾有四家广播电台，即中国、华声、民生、国华。姚鸣桐找到了华声电台。华声电台台长张玉昆也是个京剧爱好者，他爱人朱嫱更是个戏迷（五十年代朱嫱终于下海当上了专业老旦演员）。
凤鸣京剧社的主要成员不少是北京名票，如臧岚光、南铁生、孟广亨、李适可、秦嘏庵、屠楚材、杨幼棠、朱少峰、王仲林、马风梧等，具体由姚鸣桐和孟广亨负责。谁知姚、孟合作没有几天，便闹开了矛盾。孟广亨一怒之下脱离了凤鸣社自立大旗，又联合一些专业艺人和票友成立了联友京剧社。同时，联友京剧社也与民生广播电台协商好，也要在电台举办京剧清唱和推销商品广告节目。
两个京剧社，两个广播电台，暗暗竞争起来，看哪家承揽的广告多，看哪家办的京剧清唱节目受欢迎。刚开始，两家的业务情况都有一定的难度。乐队里除有少数专业的教师，如李汉卿（琴师）、罗次昆（鼓师）等人外，大部分是业余的。演员方面，虽然有些名票，但影响力不大。为了加强社会影响，两个电台又争相通过各种关系，把社会上的名角儿请来清唱。这个时候的北京，社会形势尚未稳定，艺人们演出状况不佳，为了生活，既然电台前来相请，也就应邀而至了。没多久，一大批京剧界的名伶好佬，被纷纷请入电台，演唱他们各自的拿手好戏。
被邀请的演员当中，既有老一辈的萧长华、马德成、贯大元、侯喜瑞、王少楼、荀慧生，也有正在中年的谭富英、奚啸伯、马富禄、裘盛戎、袁世海、李少春、叶盛兰、叶盛章、慈少泉、徐东明、徐东霞，还有杨荣环、李鸣盛、陈永玲等一披后起之秀。乐队方面也是名角云集，像名琴师周长华、赵继羹、朱嘉奎、姜凤山、魏明，名鼓师杭子和、侯长青、白登云。这些人被“华声”、“民生”两个电台争相邀请，今天在这个电台唱，明天在那个电台唱，忙得不亦乐乎。老百姓呢，被这些名角儿的演唱所吸引，可不是，难得在家不花钱就能听到这么好的戏，再者说这么多名角儿轻易也难凑到一起。人们定时打开话匣子收听京剧清唱。随之而来的那些广告“骆驼牌爱尔染色”、“爱伦牌滴滴涕”、“寿星牌生乳灵”……也就自然而然地传入了各家各户，由此，希望到电台做广告的厂家也就越来越多，电台的广告业务也就越来越红火。
这时，年方二十岁出头的李鸣盛酷爱“杨派”，如醉似痴，并在老师的帮助下，把原来一些常演的剧目一一“杨化”。他被邀请到电台，便使自己所学的杨派戏得到充分的施展。如全部《伍子胥》，全部《杨家将》，全部《失·空·斩》，全部《捉放曹》及杨宝森先生不常露演的《定军山》、《汾河湾》、《秦琼卖马》等。除此，还经常和荣春社的高材生杨荣环合演不少生、旦的对儿戏。而真正的杨派艺术创始人杨宝森，却由于长年身体不佳，所以不仅公开演出不多，更难在电台里露上一面，李鸣盛也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缺。
广播的京剧清唱节目每星期有好几次，戏码儿也是时常更换。李鸣盛参加华声、民生两个电台的清唱活动，一连有半年之久。尽管这样的演员不像四大须生那样拿到较高的报酬，每次也就发给一点儿微薄的车马费（有时甚至是尽义务），但他心中却是相当高兴，因为在这里，作为一名青年演员，他可以有更多的机会与众多的名家前辈合作，得到他们的提携和教诲。譬如在他主演大戏时，著名鼓师杭子和、白登云曾为他伴奏；京胡圣手杨宝忠曾为他操琴，这些都使他获益不浅。
电台播音不像现在具有先进的设备，可以先用胶带把戏录下来，然后进行编辑再向外播放。那时候的条件十分简陋，都是现场直播。演员站在话筒前面，演唱时不得有半点疏忽，更不允许出差错，否则演唱者不仅砸了自己的牌子，对电台也将造成很坏的影响。李鸣盛深知电台广播的重要性，所以，每当有他主演的戏，就早早地来到电台，做好一切准备。与别人合作也非常谦虚地倾听意见。当他主演的节目播出时，很快成为了人们谈论的重点，有的观众还为此打赌，这位说：“您听这段《文昭关》是谁唱的？”那位说：“这还用问，杨宝森呗！”“不对，这是李鸣盛。”“李鸣盛？”那位半信半疑地仔细往下听，等唱完电台报出名字，果然不差，他佩服地伸出大拇指：“嘿，真不错，杨派味儿十足，简直能够乱真！”
李鸣盛在戏园子里演杨派戏，在电台里唱杨派戏。剧场里演一场，就算是座无虚席，最多也不过是千儿八百观众。可是电台广播一放，听者就有数十万。有钱的，没钱的；当官的，做小买卖儿的，通过家里的“话匣子”，商店里的大喇叭，接常不短儿的听李鸣盛的唱儿，印象越来越深。从此，“小杨宝森”李鸣盛的舆论很快在广大听众中传播开来。就连梨园界也是大加赞扬。要说最得意的还是李鸣盛的老爷子李华亭，他只要在收音机旁听到儿子的演唱，就会情不自禁地操着一嘴湖北话说道：“我们鸣盛活脱杨宝森，活脱杨三爷！” 九、在革命的熔炉里 1949年元月31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了北京城。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国郑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自打这一年起，全中国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北京城更是首当其冲。一切都在变，越变越好。多少年来一直被称之为“铁打营盘流水的兵”的戏班儿，也渐渐建立起新的组织形式。
李鸣盛在解放前后，曾经先后跟吴素秋、童芷苓、张君秋、杨荣环、王玉蓉、尚小云及程砚秋等名家合作，搭入“秋社”，给张君秋挎刀演二牌老生，同台演出《双官诰》、《烛影记》、《红鬃烈马》、《王宝钏》等传统戏。搭入尚小云剧团，与尚小云合演新编剧目《太原双雄》、《摩登伽女》、《墨黛》、《洪宣娇》等。后来又参加王玉蓉领导的蓉青京剧团以及自己挑梁的进步京剧团与名花脸王泉奎合作演出新编的《将相和》。1952年夏末，他应邀第二次到上海。这天，他和王泉奎及名老旦王玉敏等人在卡尔登（今长江剧场）演出，后台突然来了一位身着绿色军装的年轻人。此人瘦长脸庞，双眼的眼梢微微吊起，显得格外精神。他是京剧言派老生创始人言菊朋的小儿子言小朋。小朋子继父业，唱武生兼文武老生（以后与爱人王晓棠一起都转入电影界，成为了一名电影演员），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部京剧团里任演员队长，这次到上海是奉了上级领导之命，专程来动员李鸣盛等一批著名演员参加部队。
言小朋滔滔不绝向李鸣盛介绍了总政京剧团的性质，并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向他讲述了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如何光荣，比起民间剧团有什么不同……
言小朋给李鸣盛做这么细致的动员工作不是没有道理。刚解放不久的国家，为了让那些社会上有声望的艺术家们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为社会贡献力量，给他们的工资待遇特别优厚，其他方面也加以照顾。像名演员马连良、裘盛戎、谭富英等人的工资待遇月薪都在千元之上。但在部队里，工资就不会这么高，有些人怕参军后降低经济收入，难免考虑再三。
其实言小朋对李鸣盛的内心活动并不了解。解放已有三年了，李鸣盛在北京、天津、上海曾亲眼目睹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怎样一支军队。他们纪律严明，为国为民，是地地道道的人民子弟兵。鸣盛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着一个极为美好的印象。当言小朋说明来意之后，李鸣盛很痛快地表示同意参加总政京剧团。言小朋真是喜出望外，他很快返回北京向领导作了汇报。
上海演出结束以后，李鸣盛怀着激动的心情正式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京剧团。在这里，他高兴地见到了一大批技艺高超的同行，其中有坐科于北京富连成科班的著名武旦班世超，著名金派花脸郭元汾，著名谭派老生谭元寿，青年旦角李丽芳，北京荣春社高材生、名小生李荣安，“跟头大王”武丑郭金光，江南著名女武生俞鉴，天津著名武生蔡宝华及名二路老生刘顺奎等。另外，乐队上还有一批高手，如月琴大王罗万金，著名鼓师马玉山、马玉河、马玉芳兄弟。编导力量也很强，如有著名作家还珠楼主（李寿民），梅兰芳弟子刘元彤。真是人才济济。如此整齐而强大的阵容，在地方上都少见。大家汇聚一堂，感到无比亲热，同时也感到无比自豪，因为他们再也不是搭班演戏的艺人，而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员。
总政治部京剧团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广大的解放军指战员。李鸣盛加入“总政”后参加的第一次大型活动便是到当时的安东（今丹东）市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6月美国唆使南朝鲜李承晚集团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又把第七舰队派往我国台湾，不久又纠集15个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在朝鲜仁川登陆，战火引向我国边境，轰炸了丹东等地。丹东与朝鲜仅有一江之隔，那些日子，随时都能听到警报，城内外也被敌人的飞机炸得破烂不堪。李鸣盛和剧团的演职员们看到这个情景，一个个义愤填膺，这些以前一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演戏为挣钱”的艺人们，面对被践踏的大好河山，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育，对侵略者怒不可遏，而对于那些保家卫国，为抗击侵略者出生入死的广大志愿军指战员则是无比崇敬和热爱。志愿军战斗英雄们的动人报告，一次次激励着他们，李鸣盛和同志们在想，我们不能和志愿军战士一起到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消灭敌人，但一定要以最好的演出，拿出好戏去鼓舞战士们的斗志，让他们奋勇歼敌。
饱受战争创伤的丹东，到处是断垣残壁，演出条件十分简陋、艰苦。有时正在演出，敌机又来骚扰，警报随时发出声声鸣叫。就在这种战争气氛相当紧张的情况下，李鸣盛他们没有任何恐惧，反而以非常认真严肃的态度，为最可爱的人，献上一个又一个的优秀传统剧目。由李鸣盛主演的《文昭关》、《空城计》和《龙凤呈祥》等戏，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每当台下爆发出阵阵震耳欲聋的掌声，李鸣盛感到由衷的欣慰。这掌声不是一般演出的捧场叫好儿，是广大指战员对慰问演出团的真诚谢意。李鸣盛更感到能代表祖国几万万人民来慰问最可爱的人，不仅意义重大，而且是无尚光荣的。
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归来，总政京剧团又风尘仆仆开赴大西北慰问坚守在黄土高原的解放军战士。祖国的大西北地广人稀，剧团每到一个营房或哨卡，都要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剧团出外没有轿车，演职员只有乘坐在军用大卡车上，任凭风吹日晒和坎坷道路的颠簸。行军途中常常风餐露宿，吃不好，睡不好。有一次全团乘车在山间行驶，汽车在转弯处不小心翻扣在地，幸好抢救及时，不然这些艺术家险些光荣“殉职”。还有一次，剧团结束演出后，紧接着向下一个演出点出发，大家又困又乏地乘坐在车上，突然，卡车猛地刹闸，众人从梦中惊醒，等下车一看，原来卡车只有三个轱辘在山崖上，另一个轮子正在悬空，下面便是万丈深渊。人们见状无不毛骨悚然，倒吸一口凉气。在艰苦的演出中，有人经受不住这样的部队生活，开始打退堂鼓，提出要退出剧团。李鸣盛非但没有动摇，反把这一切看作是对自己的考验和锻炼。
在部队里，他始终把自己当作是一名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没有愧对身上穿着的那套草绿色军装。他随剧团到东北白城子等地慰问冬训部队，在零下41底的严寒中，眉毛挂上了霜花，髯口结上了冰渣，嘴唇冻得发木，手脚冻得发僵，他仍每场一丝不苟地演出。在南京，他冒着41度的高温，为指战员唱着他的拿手戏，尽管大汗淋漓、汗流浃背，他仍不遗余力地演出。在江城武汉，演出《北京四十天》，他身患疟疾，一连数日不住地哆嗦。为了不影响演出，他不喊不叫，强忍着痛楚继续登台，使全团同志和部队指战员深受感动。
1955年底，总政治部京剧团与西南军区政治部京剧院合并，转向地方成立中国京剧院四团，李鸣盛继续担任头牌主演。不久，他便接到一个光荣的任务--随中国艺术团赴埃及等国进行访问演出。这是继万隆会议之后，国家派出的一个大型艺术代表团，由空政歌舞团、海政歌舞团、新疆歌舞团和中国京剧院四团共同组成，包尔汉任团长、马玉槐任副团长，京剧队由孙秋田和李鸣盛分别担任正、副队长。这次出访意义重大，临行前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艺术团团体同志，鼓励大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使者，要为国争光。
中国艺术团带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告别祖国亲人，乘飞机跨过红海、地中海，飞过苏伊士运河，来到了位于非洲东北部的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李鸣盛为国际友人带来了他的拿手剧目《空城计》和《除三害》，并且根据工作需要，在《秋江》一剧中扮演老艄翁，在《闹天宫》里扮演天王，在《闹龙宫》里扮演水旗等。
在埃及的首场演出一炮打响，第二天埃及总统纳赛尔观看了演出。中国艺术团以精湛的技艺轰动了这个古老的国家。国际友人不仅喜爱《闹龙宫》等热闹的神话武戏，对表演细腻，唱腔动听的文戏也很感兴趣。在李鸣盛演出《空城计》的时候，台下鸦雀无声，观众以一种十分好奇的心情，注视着台上这位身穿八卦衣，手摇鹅毛扇的中国古代军事家、政治家的一举一动，倾听他绘声绘色的唱念。全剧高潮时，司马懿满腹狐疑，唯恐中了诸葛亮的计谋，喝令人马倒退四十里，观众看到这儿，豁然明了，弄清了全剧内容，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不单单对剧中人诸葛亮的足智多谋表示高度的赞赏，也是对李鸣盛的精彩表演给予高度的评价。
埃及演出获得了成功，李鸣盛又随艺术团接连访问了叙利亚、埃塞俄比亚、黎巴嫩、苏丹及阿富汗，时间长达半年之久。艺术团所到之处，都引起了轰动。李鸣盛和同志们一起，为祖国赢得了荣誉。艺术团访问演出尚未结束，李鸣盛接到使馆命令，立即返回祖国，参加全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慰问最可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这次赴朝条件艰苦，任务艰巨，而李鸣盛再次以出色的工作态度和表演艺术，得到了部队首长和广大指战员的高度赞扬。
李鸣盛自参加革命工作以后，亲眼目睹和亲身感受了革命部队、革命团体里亲如一家的温暖。演职员中，不管是主要演员还是搞服装道具工作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干部、群众之间、同志与同志之间，互相关心、照顾、体贴，胜似兄弟姊妹。在为广大指战员的演出中，人民子弟兵那无私无畏、舍身为国的一言一行，深深打动着他。出国访问，他看到祖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这一切更增强了他对祖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无比热爱。
李鸣盛的思想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他为自己成为了一名深受广大指战员和广大观众热爱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而自豪和骄傲。就因为有了这个思想基础，才使得他在以后的支援边疆建设、三年自然灾害、南北艺术家合作、三下哈尔滨教学授艺等一系列事情上，做出了一次次令人钦佩的行动。 十、塞上春秋 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这是旧的传统观念。当老人的总想让儿女守在身边，以享天伦之乐。李鸣盛是李华亭唯一的儿子，从开始唱戏那天，李华亭几乎很少不与儿子在一起。儿子演戏，他利用自己在戏班里负责组班、邀角的方便条件，为他铺路搭桥，创造机会。五十年代初，李鸣盛自己挑班组建进步京剧团，大小事儿也仍是由李华亭主管。李鸣盛也曾有过几次远游。在总政京剧团的时候，李鸣盛几次随团赴东北、西北等地慰问人民子弟兵，一出发就是几个月；再有就是出国到埃及、阿富汗等地访问演出，一去就是半年多。1958年9月，他终于离开了年迈的父母奔赴了祖国西北边陲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在那里安家落户，生根开花。
当时，李鸣盛所在的总政京剧团已改编为中国京剧院四团，这个团不仅多次出入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演出，也时常担负出国任务。在出访中，代表团里有位副团长，喜爱京剧，跟京剧队的演职员搞得十分亲热。中央批准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他被任命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的成立要从全国各地充实力量。这位副书记和当时区党委的负责同志，决定向中央请求把他们熟悉的中国京剧院四团支援给宁夏。
中国京剧院四团在北京是个又红又专的艺术团体，在艺术上也拥有李鸣盛、李丽芳、王和霖、班世超等一大批全国著名演员。文化部舍不得放他们，中国京剧院舍不得放他们，北京的京剧观众舍不得放他们。但为了支援祖国西北地区的文化建设，中央文化部最后还是忍痛割爱把四团划归给了宁夏回族自治区。
9月19日晚，中国京剧院四团乘坐的专列徐徐开出北京前门火车站，李鸣盛和妻子也告别了年迈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携带着儿女，踏上了西行的征程。凡是90年到过素有"塞上江南"之称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人，都会对这个地方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印象。尤其是塞上古城银川，那富有回族特色的建筑，那鳞次栉比的新型楼群，那熙熙攘攘的农贸市场，那具有现代化设备的剧场影院……可是若追溯到30年前，宁夏却只能用“一穷二白”这几个字来加以概括。中国京剧院四团刚到宁夏的时候，银川火车站还只是几个临时搭的小帐篷。住房困难，演职员只能暂时几家人分挤在一间土坯盖的大宿舍里，户与户之间挂个布帘。练功、排戏没有场地，只好在院子里进行。这时的银川市人口稀少，条件差，有人形容说“一个公园两只猴，一个警察看两头”。每当夜幕降临，大街上行人寥寥，只有数得过来的几家小贩在昏黄的油灯下，做着鸡蛋醪糟、西瓜泡馍、熏鸡熏蛋的小本生意。
四团下火车后，面临的就是要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建设自己的新家园。全团同志不分昼夜地开始打土坯、烧砖、种树……这些活儿，对于这些从大城市来的艺术工作者们来说，不仅陌生，而且艰苦，但四团的同志，毕竟受党的教育多年，无人喊累，无人叫苦，也无人后悔。大家都拼命地贡献自己的力量。作为全团第一大主演的李鸣盛正值三十几岁，年轻力壮，他与王吟秋、李丽芳、班世超等人也毫不例外地奋战在劳动场地上。
50年代末，“大跃进”高潮刚刚过去，三年的自然灾害又接踵而来。面对极为艰苦的生活环境，李鸣盛仍然没有半点退缩，他和全团同志一道，边排戏演戏，边参加积肥等劳动，全国戏曲界有不少演员为了挣大钱，纷纷脱离原来剧团去别的地方要高价。李鸣盛是全国著名演员，自然也有人来信以月薪1,700元的高价邀他去别的剧团挑大梁。在金钱面前，他没丝毫动心，他热爱宁夏京剧团，热爱宁夏这个第二故乡，他还是本本分分地在塞上江南的土地上，兢兢业业地从事着他那神圣的工作。
在四团到宁夏开创局面的几年里，李鸣盛为宁夏观众演出了大量的拿手好戏，如《失·空·斩》、《群英会·借东风》、《伍子胥》、《四进士》、《龙凤呈祥》等。还排了不少新戏，如新整理的《陆文龙》（前饰陆登后饰王佐）、《劈山救母》（饰刘彦昌）、《孙安动本》（饰孙安），新编历史故事剧《北京四十天》、《义和团》及现代戏《白毛女》、《智擒惯匪座山雕》、《林海雪原》、《红旗谱》、《杜鹃山》、《六盘山》、《爱甩辫子的故事》、《重生》、《钢误》等。他在这些戏里，着力刻画了一个又一个古代的、近代的或者是现代的人物形象。随着不同类型人物的塑造，李鸣盛已逐步在沿袭流派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那就是在表演上真挚、朴实，不矫揉造作；唱腔上古朴、酣畅、大方，善于以字带声，以声传情。有句艺谚说“好戏能把人唱醉，坏戏能把人唱睡”，有人赞美“听了李鸣盛的演唱，犹如饮了一杯沁人心脾的美酒”。其实这句比喻并不夸张，他嗓音甜脆动听，口齿清晰可辨；行腔又是那样韵味醇厚，令人回味无穷，可以说，60年代李鸣盛的演唱艺术，就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
在宁夏的二十几年里，作为剧团的副团长，他和同志们几乎走遍了宁夏的山山水水，从处于贺兰山北麓的是嘴山煤矿，到毛主席曾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经过的六盘山；从黄河两岸的大小乡镇，到具有革命传统的边远老区，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同时，他的艺术受到了宁夏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李鸣盛为第二故乡的人民，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艺术青春，党和人民也给予了他很高的荣誉，他曾先后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常委、宁夏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宁夏分会副主席等职务。在众多的荣誉面前，李鸣盛没有陶醉，没有停滞，仍在艺苑默默地耕耘着。
李鸣盛是个老实人，在他的生活道路和艺术道路上，倒也算是一帆风顺，可是，在那令人难以忘记的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中，没想到他却险些告别人世而走上绝路。
1966年夏末，“红色风暴”席卷全国，宁夏的造反派们也闻风而动，杀向各行各业。李鸣盛以“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双重罪名被揪了出来。家被抄了，本人也被抓到团里进行隔离“审查”。李鸣盛更加出“名”了，一连几天，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表明“反动”身份的大牌子，与其他“走资派”一起被“造反派”押着游街示众。每次游斗回来，他都大汗淋漓，真比唱一出全部《伍子胥》还累。到了晚上还不能休息，要接受革命群众的“声讨”和“批判”，罪名是几十年来“利用无产阶级文艺阵地，大肆宣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腐朽思想，美化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毒害广大人民群众。”
听着那些慷慨激昂的“批斗”，看着一张张“火烧”、“打倒”、“狠批”自己的大字报，李鸣盛迷惑不解，不错，自己以前在台上演过不少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可是也演过不少歌颂党、歌颂劳动人民的现代戏，如《红旗谱》、《白毛女》、《林海雪原》、《红灯记》，可造反派却不管这一套，说你有罪你就有罪，你不理解也得理解，否则自讨苦吃。可不，就在一天晚上，京剧团在排练厅准备批斗"走资派"和"臭权威"，这时，排练厅里正在为被批斗者们办展览，从这些人家中抄来的生活用品，如高跟鞋、连衣裙，还有他们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剧照，及一些生活照片、证书……，东西摆了一大片。为了借助社会力量，造反派中的个别人，不知什么时候从外边请来一批二十岁上下的红卫兵。这些不知深浅、也并不了解京剧团情况的青年人，到了会场就对被批斗者进行了一番严厉审问，被审问者中以李鸣盛的名声最大，所以他就成了斗争重点。
“你叫李鸣盛吗？”一个红卫兵气势汹汹地问道。
见到眼前这个阵势，李鸣盛自知来者不善，于是连忙点头应声回答：“啊，是，是。”
李鸣盛战战兢兢刚说完，冷不丁被面前这个好像小头头的红卫兵给了一拳。李鸣盛活了四十岁，从小长到这么大，从没挨过打。父母疼爱他，把他视若掌上明珠；就是以后学戏练功，也没招老师对他动过一手指，不想今日竟当众受此大辱，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懑，刚要分辩，那个红卫兵又逼视过来：“告诉你，我们今天打的就是你这个反动学术权威！”李鸣盛这时才明白，今天红卫兵敢情就是冲着自己来的。
“你先交代交代你是怎么骗取人民代表这个荣誉的。”还是这个小头头，手里拿着从李鸣盛家中抄来的国家颁发给他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证件质问着他。李鸣盛被问懵了，他拙嘴笨舌，不知怎么回答。正在犹豫的时候，在场的其他红卫兵见这个“反动学术权威”不老老实实交代，一个个气愤填膺，把李鸣盛围在中间，一边七嘴八舌催促李鸣盛回答，一边你推我搡地展开了武斗。好一阵的拳打脚踢，李鸣盛既无招架之功，又无还嘴之力，被打得晕头转向，一霎时只觉得山摇地晃，他以最大的忍耐，熬过了这艰难的时刻，当回到隔离室，才感到浑身发出的一阵阵疼痛。
1967年元月，社会上又刮起了“一月风暴”，一场群众性的夺权斗争开始了。社会上分成了造反、保守两大派，接着就是“文攻武卫”的一场殊死搏斗。李鸣盛暂时自由了一阵，怎奈好景不长，转过年，在一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令下，李鸣盛又被打入“叛特反资”的行列里，再次遭到揪斗，受到了“群众专政”。
上会交代，由群众批判斗争，成了家常便饭，没完没了的审讯、辱骂也渐渐使他习以为常。登台演出的权利被剥夺了，每逢团里演出，拉戏箱、装台、打追光、扫台、拉大幕、搬布景成了他的专职工作，到农场养猪劳动，他也成了主力。工资被扣发，每月只有14元的生活费。终日里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使他学会了抽烟，籍以消愁解闷。好烟买不起，就把一角二分一包的百花烟放在烟锅里抽。检查写了一遍又一遍，可总是因为“不深刻”而被勒令重写。对于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百思不解，他更弄不清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他坚信自己参加革命工作二十来年，对党始终忠心耿耿，工作上勤勤恳恳，他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可为什么现在却……压抑的心情终于导致他出现神经障碍，写检查的手开始哆嗦起来，造反派头头发现了不但不找大夫为他医治，反倒污蔑他不老实、装蒜。有家不让回，有冤无处诉，他感动面前已无路可走。一天晚上，他悄悄地走出群专室，想以死来摆脱难以忍受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折磨。正当他东张西望寻找能够上吊自杀的地方的时候，被工宣队发现，第二天为此又遭到了一场批斗。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运动也慢慢开始降温，由于李鸣盛“认罪态度”较好，从而受到一些“优待”。团里演出因演员不够，他被允许粉墨登场，但最大角色只不过在戏中演个不说话的群众。有次团里演出《智取威虎山》，他奉命演个老百姓。在发动群众一场戏里，有个众百姓看望解放军的情节，众百姓见到了解放军的首长，都要亲切地握手，由于他身材高大，观众又熟悉他的面孔，所以，刚上台一会儿，台下便议论纷纷叫嚷起来：“瞧，那个老百姓是李鸣盛！”“为啥总不让他演戏？”“李鸣盛有什么错误？”
鉴于李鸣盛的形象突出，站在前边既显眼，又容易夺主要角色的戏，他被换到了后面，单独站在一个树墩上。这一来更加惹人注目。虽然他站在台上没有一句台词，但也分散观众的注意力，影响演出，最后索性又让他退下舞台，专门到剧场顶子上打追光去了。
他手臂颤抖的病愈来愈重，那些头头们看到这种情况，不得不开恩让他回家去反省检查。回到家，李鸣盛的脑子里仍然想的是如何写好检查，如何争取早日得到“解放”。他整天面目痴呆。大雪天，他穿着裤衩背心，站在门口思考问题，竟然不觉得寒冷。看到这个情况，妻子白棣心疼地催他到六·二六医院检查，结果诊断怀疑是得了精神分裂症。幸好遇到一个好心的马大夫，不忍心看到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艺术家遭到如此摧残，热心地为李鸣盛针灸，甚至住到李鸣盛家中随时给他扎针，并且和他聊天儿，解除思想负担。妻子的精心照料，大夫的悉心调治，这场病终于被治愈，身体逐渐得到恢复，不久，李鸣盛才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仅凭一张纸、几百个汉字的检查，便获得了自由。
李鸣盛被“解放”之后，他没有去计较那些出于嫉妒心理的人对他的迫害，也没有顾及被扣工资的补发，他一心所想的就是及早重返舞台去演戏，去专心致志地搞自己的京剧艺术。
他凭着自己多年的艺术实践总结出，从事舞台艺术，不仅要有一个好身体，作为文戏演员更要有一条好嗓子。他是有一条圆润、清脆、响遏行云的好嗓子，但他知道，为了练出这条好嗓子，青年时不论酷暑严冬，他总是起五更睡半夜地苦喊苦练，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也正是由于他有这样一条动人、颇有魅力的好嗓子，他才得心应手地在舞台上成功地塑造了诸葛亮、肖恩、秦琼、乌豆、李玉和等众多古代、现代的艺术形象。他也知道人民需要他，更需要他那动听的歌喉。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他被剥夺了喊嗓、调嗓及登台演唱的权利，他深知这嗓子如果长期不练，必定不进则退。所以，在被审查期间，他就想办法练嗓子。譬如在喊人或交代问题时他有意把声音提高。尤其在政治学习的时候，他总是抢着去读报纸、念毛主席语录。在读报纸时，他按着舞台上演出的腔调，使出丹田气，把每一个字都念得铿锵有力，从而使嗓音得到锻炼。获得自由以后，他便开始每天去公园跑步、练声。跑步是抻练气力，在湖边一喊就是一两个小时。
不久，李鸣盛就参加了钢琴伴唱《红灯记》的演出。接着又主演了《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磐石湾》……
广大观众终于看到李鸣盛重返舞台，他的演出比以前更受欢迎，每逢演出，他那精彩的表演和唱腔，经常被观众此起彼落的掌声所淹没。
曾使他深受其害的“四人帮”被粉碎了，这时李鸣盛虽已是半百的年龄，但是，他却投入了更大的精力去接受新的演出任务。刚在现代戏《蝶恋花》中演完淳朴、正义的农民缪老爹，又在《八一风暴》中扮演了党代表方大来。当传统戏开始恢复，他主演的新编古装故事剧《逼上梁山》又轰动了塞上古城。这个戏的主要角色林冲在唱、念、做、打各方面都很吃重，演出十分劳累，他没有皱过一次眉，总是精神饱满地刻画人物，连演八场，场场高潮陡起，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由于舞台上的连续作战，加上文革期间身体受到的损伤，李鸣盛那条曾被人称为金钟玉磬的钢喉铁嗓开始出现毛病，他本可以暂时告别舞台去很好地医治，但观众离不开他，工作离不开他，他仍在全力以赴地投入排练，他又陆续为宁夏广大观众演出了自己的拿手好戏《除三害》、《文昭关》、《四进士》、《龙凤呈祥》、《打渔杀家》等戏。他是在抢时间，他要把被迫害而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他要让自己的艺术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献给人民。 十一、好一个草莽英雄 现代戏在中国京剧史上，占有着相当重要的位置。50年代末期，全国各地的京剧团体争演现代戏。北京更是如此。1958年北京燕鸣京剧团和中国京剧院，相继以“大跃进”的速度，排出了大型剧目《白毛女》。
中国京剧院的演出阵容相当齐整，杜近芳扮演喜儿，叶盛兰扮演赵大春，袁世海扮演黄世仁，骆宏年扮演穆仁智，雪艳琴扮演黄母。一个个都是活龙活现，尤其是李少春扮演的杨白劳，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更是深刻。李鸣盛虽然是中国京剧院四团的主要演员，但他不愿放过一切学习的机会。李少春在《白毛女》一剧中的表演，深深地打动了他。
“躲账七天离家外，十里风雪转回来……”李少春把这几句[反西皮散板]唱得凄楚、悲凉，充分展示了杨白劳这个贫苦老实的农民，为躲地主老财的阎王债忍痛离家的惨苦心境。在杨白劳被逼无路喝盐卤一场，李少春唱的那段[反四平调]声情并茂、如泣如诉，催人泪下，李鸣盛看到这个情节，不禁双眼湿润了。至于李少春根据剧情需要，借用传统技巧为杨白劳设计的“抢背”、“僵尸”，符合剧情，符合人物，李鸣盛也十分赞赏。他敬慕李少春，更渴望自己有机会也能成功地在现代戏中扮演几个角色。时隔不久，他所在的中国京剧院四团排演了《白毛女》，由他扮演杨白劳，这是李鸣盛一生中最先接触的现代戏。厚底靴脱掉了，水袖没有了，髯口也摘了，刚开始上台还真有点别扭，可是当他把自己的全部感情都融化到角色之中，充分运用京剧的表演手段去塑造剧中人时，他的演出获得了广大观众的好评，在演出现代戏方面，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继《白毛女》之后，剧团又先后以他为主，排演了《林海雪原》（饰少剑波）、《智擒惯匪座山雕》（饰杨子荣）、《爱甩辫子的姑娘》（饰公安局长）、《八一风暴》（饰方大来）等戏。另外还有该团创作的现代戏《钢误》（饰工人永生）、《奔向光明》（饰姜海）、《蓆芨滩》（饰哈维真）、《六盘山》（饰李刚）、《红旗谱》（饰贾湘农）等。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主演了几个现代戏如《红灯记》（饰李玉和）、《奇袭白虎团》（饰政委）、《智取威虎山》（饰参谋长）、《磐石湾》（饰陆长海）。在这众多的现代戏里，由他扮演的角色，都受到了观众的好评。而在内外行中，反映最强烈、影响最大的，就是他在宁夏京剧团改编演出的《杜鹃山》剧中扮演的农民英雄--乌豆。
《杜鹃山》原来是出话剧，剧中描写了农民草莽英雄乌豆，不堪忍受地主压迫，带领穷弟兄奋起反抗，三起三落均告失败，最后在女共产党员贺湘的帮助下，提高了思想觉悟，从而带领农民兄弟从失败走向胜利的故事。由于这个戏有着浓厚的传奇色彩，话剧上演后，各个剧种都争相移植。1963年夏天，宁夏京剧团到东北巡回公演，沈阳评剧院特意拿这个戏作招待演出。这出评剧《杜鹃山》排得非常成功，著名评剧演员韩少云扮演的女共产党员贺湘十分感人，扮演乌豆的演员形象高大、粗犷，把这个草莽英雄也给演活了。宁夏京剧团的演职员在台下看戏看入了神。李鸣盛更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被乌豆这个人物所吸引。看完演出回到住地，大家七嘴八舌就议论开了，有的说：“这个剧本真不错，有戏，太抓人了。”有的说：“如果把这出戏改编成京剧，有文有武，有唱有打，效果肯定还要好！”这一夜李鸣盛躺在床上久久难以入睡，刚才舞台上那一幕幕又呈现在他的眼前，尤其是乌豆的形象。这个农民起义的草莽英雄是那样憨厚、质朴、豪爽和勇猛，他嫉恶如仇，爱憎分明，为了复仇，为了营救阶级弟兄，他可以不顾一切，甚至做出牺牲，而一旦认识到自己的鲁莽、意气用事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时，又敢于认错，勇于改正。李鸣盛喜爱乌豆这个人物，更爱《杜鹃山》。经过反复思索，他最后萌生了建议剧团排演《杜鹃山》的念头，并且主动请缨扮演剧中人乌豆。第二天他找到剧团另几位领导，还没等他开口，这几位团长就提出了准备投排《杜鹃山》的打算，可见好戏人人喜爱。决议很快形成，等剧团演出结束返回银川，移植排练《杜鹃山》的工作便开始了。殷元和、孙秋田废寝忘食地进行总体导演构思，赵鸣飞同志抓紧时间搞武打设计，琴师李门等人赶忙设计全剧的唱腔。角色方面，根据宁夏京剧团的实际情况，乌豆将由李鸣盛扮演。
李鸣盛终于如愿以偿，他高兴极了，但兴奋之余，也并不是没有任何忧虑。不错，从在东北看戏那天起，他就爱上了乌豆这个角色。自己身材高大、魁伟，形象上比较接近人物。这是个优势。可是按传统戏曲行当区分，乌豆的性格和古代的张飞、李逵等人属于一个类型，由花脸表现比较合适。而李鸣盛是个老生演员，若以老生行当去扮演花脸角色，在刻画人物上跨度较大，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李鸣盛从小就养成了知难而进的性格，为了演好这个与他自身行当大相径庭的人物，他真是煞费了一番苦心。首先，他想到既搞现代戏就不能受传统行当的束缚，行当应该为塑造人物服务。在设计人物形体动作的时候，他抛弃了京剧老生那迈着八字步，一步三晃的节奏和潇洒、沉稳的身段。采用了“架子花脸”及“武花脸”夸张、粗犷、豪放的表演。力图从人物的一举一动上，表现出乌豆性格的骁勇、剽悍。在台词处理上，他改变了以往老生那慢条斯理、寻腔品味儿的念法。根据乌豆的特点，把台词念得斩钉截铁、干净、利落、铿锵有力。除此之外，他知道观众看京剧，不仅要看你的表演、身段，还特别要听演员的唱腔。李鸣盛是个以唱工著称的演员，谁都知道他的杨派戏唱得好，造诣很深，其他如余派戏、马派戏、谭派戏也全拿得起来。可是在现代戏《杜鹃山》乌豆的唱腔里，按着哪个流派去唱也不合适。他思来想去，决定单创一个新的，符合剧中人物的唱法，那就是“生净结合”。李鸣盛小时候就喜欢花脸唱腔，他正式登台之后，经常跟著名花脸演员裘盛戎合作，对裘派唱腔相当着迷。有时候他在家里没事，时常有滋有味儿地学上几句。这次排《杜鹃山》，他在和琴师研究设计唱腔的时候，不少唱段都是揉进了裘派唱腔。揉，只是有机地化合，而不是照搬。如果把裘先生在《铡美案》里那段“包龙图打座在开封府”原封不动套在乌豆这个农民汉子身上，肯定让人听着别扭。若是为突出乌豆的鲁莽、刚强，在唱腔中恰当地运用花脸特有的“刚音”、“虎音”，那就肯定会起到很好的艺术渲染作用。除了这些，李鸣盛在不少念白里，还适当吸收了不少架子花脸的“炸音”，以着重刻画人物复仇心理和粗野的性格。
李鸣盛“走火入魔”了，全身心地投入到乌豆这个角色的创造之中。练花脸的工架，找花脸的共鸣音，一招一式地学习武打动作，忙得不亦乐乎。每天吃饭都需要夫人或孩子喊上几遍。匆匆吃完，饭碗一推，又钻进了排练场。
《杜鹃山》于1963年10月在宁夏首府银川的舞台上正式公演了，反映相当不错，可这个戏真正打响，那还是在1964年6月北京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
说到这次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那是全国京剧界的一次大检阅。来自四面八方的梨园弟子云集北京，名角荟萃，好戏连台。各省市自治区都派出了自己最好的剧团，推出了自己最佳阵容，拿出了自己最优秀的剧目。像云南京剧院主演关肃霜主演的《黛诺》，上海京剧院童芷苓、李玉茹分别带来的《送肥记》、《审椅子》，山东省京剧团宋玉庆、方荣翔等演出的《奇袭白虎团》，天津京剧团李荣威、林玉梅主演的《六号门》，以及吉林的《五把钥匙》、武汉的《柯山红日》、江苏的《耕耘初记》、陕西的《延安军民》、哈尔滨的《革命自有后来人》……，一出比一出精彩，一时间百花争妍、五彩缤纷。宁夏京剧团是从北京支援边疆建设的艺术团体，这回第一次重返故乡向首都人民汇报，何尝不想取得个好成绩，好好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根据自治区党委的决定，剧团上报参加大会演出的剧目《蓆芨滩》。戏中表现了宁夏某回民聚集区，反动教主利用宗教残害教民，并预谋叛乱。最后广大教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美梦。李鸣盛在戏中扮演了一个懦弱、老实的教民哈维真。戏匆匆上马，突击排练，将将彩排完毕就踏上了东去的列车。
大队人马到达北京之后，万没料到《蓆芨滩》经过有关部门审查，一枪便给“毙”掉了，理由是“宣扬中间人物，在艺术上也比较粗糙，不宜演出，必须更换参演剧目”。
这当头一棒把全团同志给打闷了，一时间从领导到群众都不知所措，但谁也不希望失掉这次参加全国现代戏观摩演出的机会。这天，李鸣盛正愁眉不展地在住地休息，忽然，副团长徐中年匆匆走了进来。
“鸣盛，告诉你个好消息。”老徐说。
“什么好消息，看你神秘的样儿。”鸣盛追问着。
老徐高兴地向鸣盛说道：“今天晚上，北京京剧团在中央电视台礼堂彩排《杜鹃山》，去不去？”
“去！”鸣盛情不自禁地用那洪亮的嗓音回答。正因为他演过《杜鹃山》，所以对这个戏颇有兴趣，今天又有这学习的机会，焉能放过？晚上，李鸣盛和徐中年按时来到中央电视台礼堂。北京京剧团历来以名流云集、阵容强大而名扬海内外，这次排演《杜鹃山》也是拿出了精锐力量。乌豆一角，由著名花脸演员裘盛戎扮演，本工本行，演来对路。赵燕侠扮演贺湘，论那社会名望和演技，都高人一筹。再有马派老生创始人马连良先生甘于挎刀在戏中扮演个次要人物郑老万，名丑马富禄扮演老地保，优秀青年演员马长礼扮演温七九子，都使这出现代戏增添了色彩，具有较大的号召力。李鸣盛边认真地看着戏，边和徐中年交谈着看戏的感受。北京京剧团这出《杜鹃山》从各方面来说都很不错，但如果和宁夏京剧团的《杜鹃山》相比，在某些方面各有所长，两台戏的总体水平差不多，而宁夏京剧团还有独到之处。况且北京京剧团的《杜鹃山》刚刚排出，宁夏京剧团这出戏早已上演了数场。既然《蓆芨滩》被否，何不把自己的《杜鹃山》推上去？李鸣盛和老徐看完戏兴冲冲回到旅馆，连口水都没顾上喝，立即找到领导，提出了他们的想法，建议换演《杜鹃山》。
这一建议立即得到批准，全团同志听说重排《杜鹃山》，群情振奋，很快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之中。针对北京京剧团的阵容，团里对原来的角色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乌豆自然仍然由李鸣盛担任。贺湘原来由老旦演员田文玉扮演，这次换成团里另一位唱旦角的主演李丽芳。田文玉取代白棣扮演杜妈妈。导演殷元和饰叛徒温七九子，丑角演员徐鸣远饰老地保。青年武生舒茂林饰李石匠，刘顺奎饰郑老万，另外李荣安等著名演员也各有角色。经过几天的连续作战，宁夏京剧团的《杜鹃山》便正式作为参赛剧目展现在首都舞台上。这次会演，同一题材的剧目除哈尔滨京剧院和中国京剧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红灯记》外，就是宁夏和北京的两出《杜鹃山》。两个剧团同一个剧目，说是互相观摩，实际上是一场艺术上的擂台赛。
当宁夏的《杜鹃山》演出之后，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李鸣盛扮演的乌豆，身高体壮，满脸络腮胡须，一戳一站，气宇非凡，唱念做打无不表现出一个草莽英雄的气概。他在舞台上的表演，使内外行都很难想象，这是由一位以唱工老生著称的演员扮演的，现在他们眼前只有一个刻画得相当成功的农民英雄形象。
《杜鹃山》在首都剧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64年第7期的《戏剧报》对宁夏京剧团的演出，发表了专题评论文章。文章说“宁夏京剧团的《杜鹃山》在忠实于原作基础上，根据京剧的艺术规律，对原作情节作了适当调整，创造出不同于话剧的京剧艺术形象”。“特别是由于演员在表演里充满了激情，对人物精神面貌的刻画笔酣墨饱、淋漓尽致。因此，整个的演出，给人以雄浑、豪放、粗犷和朴实的壮美的艺术感受。”文章评论李鸣盛的表演是这样写的：“饰演乌豆的李鸣盛同志，向以婉约、优美的唱工见长。他在刻画这一革命农民首领的性格时，从人物出发，大胆突破行当的局限，运用了花脸、武生、红净的表演，以期创造出革命的英雄形象。”
同年7月9日，北京京剧团的同行，在观摩宁夏京剧团的《杜鹃山》以后，举行了座谈会，畅谈看戏的感想。马连良、张君秋、裘盛戎等艺术家都兴奋地谈到李鸣盛扮演的乌豆。大家一致认为，李鸣盛是唱老生的，能把乌豆这样一个粗犷的农民英雄演得这么好，表演得活龙活现，是难能可贵的。裘盛戎说：“鸣盛把老生和花脸的特点融合得这么好，他的乌豆演得比我好得多。”
在这次会演的会刊上，作者韩江水发表了题为"光辉的英雄形象"的剧评，文中说：“李鸣盛是余派老生，以擅唱闻名。为了演好乌豆，他大胆突破了行当，在不少地方，吸取了架子花脸的身段，糅合了铜锤和红生的唱腔。在唱、念、做、打诸方面，都能紧紧服务于刻画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性格与思想感情。如第一场，唱‘不怕高山千万丈，不怕河水万里长，只要找到共产党，赴汤蹈火又何妨'时，演员以刚劲有力的行腔，平起翻高，腔尾嘎然而止，铿锵有力。配合着粗犷、开阔的手势和身段，表现了人物坚毅、顽强的意志和追求党的坚定不移的决心。”
李鸣盛塑造的乌豆获得了内外行的高度评价。周恩来总理、彭真副委员长等中央负责同志观看了演出，并对李鸣盛的表演倍加赞赏。在会演结束的闭幕式上，李鸣盛荣幸地和张学津代表广大京剧工作者作了发言。
《杜鹃山》一剧在北京打响后，经过进一步修改，于1965年又参加了在兰州举行的西北五省文艺会演。这次演出的反响比在北京的时候更加强烈，以致在宁夏京剧团观看其他兄弟团体演出的入场时刻，全场观众拍着手，齐声有节奏地向宁夏团代表高呼“乌豆！乌豆！”可见宁夏京剧团演出的《杜鹃山》以及李鸣盛所塑造的乌豆，在观众中留下的印象多么深刻。
西北地区文艺会演刚刚落下帷幕，宁夏京剧团便接到中央文化部指示，准备将《杜鹃山》一剧搬上银幕。很快长春电影制片厂派来了以导演方荧为首的摄制组到银川，剧组昼夜不停加紧排练。准备工作已就续，大队人马奔赴长春，而在北京短暂停留期间，突然又接到文化部通知，由于在上海负责抓京剧现代戏排练的江青，需要宁夏京剧团的李丽芳去上海京剧院《海港的早晨》（后改名《海港》）剧组担任主要角色，故此《杜鹃山》一剧的拍摄工作“暂缓进行”。
宁夏京剧团的《杜鹃山》就这样在江青的一个电话中夭折了。但是宁夏京剧团的精彩演出和李鸣盛的精湛演技，至今在京剧界仍产生着很大的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