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坎坷际遇受益多 农场生涯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我满腔热情地从事乐趣无穷的艺术劳动之际，却无论如何也不曾料到，一场席卷神州大地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而我却要在这急风暴雨中扮演一个被洗刷、被淘汰的悲剧角色。
1957年春天，党中央发起了整风运动，号召各民主党派人士和广大群众大鸣大放，都来给党提意见。作为一名新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党员，我没有什么政治上的经验，而只有一股年轻人坦诚的热情。当时我只是想：既然是党号召我们提意见，我们就应当积极响应这个号召，义不容辞地帮助党整好风。基于这样一种单纯的动机，我便经常陪同知名人士张伯驹先生参加各种类型的座谈会、鸣放会，并在会上畅抒已见。我满以为自己是在做着一件天经地义的壮举，却何曾料到一场政治上的"灭顶之灾"竟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降临在我的头上，使我在几个昼夜之后，由一个革命队伍中的成员，沦为一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哥盛兰的命运也不比我好，继我之后也被加上了同样的“桂冠”；三哥稍好，但也落了个“中右分子”的“美称”。古来有“一个得到，鸡犬升天”的说法，而我们同胞三人却是“一人‘加冕'，兄弟难逃”。好端端的一个梨园世家，一时间竟成了反动的“右派窝子”了。
我懵懂了，我迷惘了，我不解这窨是怎么一回事？辩解吗？表白吗？一切都没有用，铁案难移，板上钉钉，纵然浑身是口也无法洗刷这“滔天的罪过”，唯一的只有听从党和人民的裁决。痛定思痛。只是随着“反右斗争”步步向纵深发展，我才渐渐从混沌的意识中苏醒过来，捧读着那些言之有据、振振有辞的批判文章，我从内心深处产生了对自己的真诚的悔恨，我恨自己辜负了党的多年教育，恨自己堕入了与党和人民对立的“反动”深潭。我于悔恨中感受到的撕心摘肝般的痉是无可名状的。
然而，既已打入“另册”，一切悔恨与痉都是于事无补的，彼时彼际，没有人相信你的检查和申辩，唯一正确的态度只有老老实实地接受处分与改造。
1958年初，我终于在战战兢兢的日子里盼到了接受处分的一天，领导依据政策给我的处分是“保留公职送劳动教养”。于是，我便被押送到离北京三百多里远、位于京山线上的苛淀。那里有一个由北京市公安局管辖、专门改造犯人和劳教人员的清河农场。据说之所以取名“清河”，是包含着让犯罪分子在这条清水河里把身上的污垢洗涤净尽的寓意在内的。
我是饱含着悔恨和对未来的恐惧心理离开生我长我的北京，抛下我的妻儿老小，踏上这条“改过自新”之路的。虽说我从小坐科红功学戏，比生长在小康之家的学生要苦得多，但毕竟没有从事过正式的体力劳动。在收容所待命期间，曾经听那些“二进宫”的劳改油子们渲染过：清河农场的活儿累死人，每天都得抬大筐儿，挖土方，完不成定额就得挨整。我不由得暗自思忖：我能吃得消吗？倘乎因为体力不支而把身子拖垮，今后这碗戏饭还能吃得上吗？但转念又一想：天无绝人之路，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论年龄，我三十有七，可谓正当年；论体力，无论怎么说我毕竟还有自幼红就的武功底子，就算那里的活儿再重，怕也不会超过人力所能承担的限度。况且，我作为一名男子汉，宁可累死也不能让它吓死。
我就是怀着这种忐忑而矛盾的心情到达目的地--清河农场的。我满以为那些荷枪实弹的公安武警会把我们押上卡车送到某一个基层劳动单位，而事实却使我大出所料，没成想竟把我个人用小吉普车单独送到总场场部附近的一处整洁的长形院落落里，更使我惊奇的是，一进院门我竟然听到了熟悉的锣鼓声、胡琴声和吊嗓了声，并且看到有人在院子里练功。我不禁暗自惊喜地揣测：这儿难道也有剧团吗？是的，我猜对了，这儿正是一个剧团，它的全称是“清河农场文教队业余京剧团”。说是业余，其实是全脱产的专业剧团。
剧团里一位姓孙的政治指导员以亲切而温和的态度接待了我。他说：“你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你在政治上犯了错误，应当认真地反省和改造。但不要气馁，才三十几岁的人么，正当年，改造好了仍然有机会为人民服务。我们考虑到你的专业，没有把你放到劳动单位去，而仍然让你干你的专业，这是党和政府对你的关怀和照顾。希望你在彻底改造反动世界观的同时，为剧团多做贡献，我相信你是有这个能力的。”听了这一席话，我很受感动，当即表示：“指导员请放心，我一定努力干，以赎清我对党和人民犯下的罪过。”
不久，清河农场的领导人，一位姓梁的处长又接见了我，这位四十多岁的河南人，肤色黝黑，一脸善相，看上去不象个“老公安”。他经常同我们在一个食堂里排队买饭，然后跟我们坐在一起边吃边聊，一点官架子也没有。他把我叫到家里，拿出好烟好茶招待我，并亲切地说：“盛长，犯了错误不可怕，怕的就是让错误吓住了。你要挺起胸来，跌倒了爬起来！只要你努力学习，好好改造，前途仍然是光明的。咱们这儿的这个剧团底子薄，水平不高，你来了正有有武之地，我希望你多出点子，多卖力气，帮助干部们把这个团的艺术水平提上去。你是梨园世家出身，干了这么多年京剧，经得多见得广，我相信你一定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今后无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遇到了困难，你不必有什么顾虑，可以随时向剧团的领导提出来。他们实在解决不了的，你可以直接找我。”
在那种时候和那样的环境里，我能得到遇这样既讲原则又能充分体谅人的领导，实在是不幸中之大幸。我没有什么话好说，只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答党和政府的关怀。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发现这个业余京剧团的阵容是不弱的，那里面的成员大部分都是科班出身的专业演员或是受名家指点过的北京名票。比如主要青衣演员赵慧娟，就是梅兰芳先生的亲传弟子，扮相、嗓子、做派都很好；架子花脸连振东，是中国戏校的毕业生，也因“右派”问题而被中国戏校实验剧团送到这里；还有几位老生、小生及武戏演员，则分别出科于荣春社和鸣春社；另有部分票友出身的演员，也各有宗法，具有相当的水平。总之，这个团的基础还不错，在我到这儿以前，他们经常演出为数不少的传统戏和本戏。我看了他们演出的几场戏后发现，他们的戏路子是比较正规的。
我到剧团不久，得知原来跟我同在中国京剧院二团的小有名气的丑角演员方荣慈因与我同样性质的案情，也被送到这所农场，但没有送到文教队，而是送到了较边远的一个分场里劳动。我听说这个情况之后，立即向梁处长和孙指导员提出建议，把他调到剧团来，以充实我们的阵容。领导上听了我对他为人及业务的介绍以后，立即派人把他接到了文教队。记得当天晚上，我们俩就在总场部小礼堂里为干部们演了一折《问樵》，领导上很满意，就把他留下了。此后，间或又有北京一些小有名气的演员因不同的案情先后被送到了这个剧团来，其中艺术水平较高、呆得时间也较长的要算原北京京剧团的著名武生黄元庆了。
我当时只想“立功赎罪”，所以到剧团后就把全部心思用于提高这个团的演出水平上，不仅自己争取多演出，而且还担任了导演的工作。开始我把自己比较拿手的一些传统剧目排了出来，诸如《问樵》、《失印救火》、《四进士》、《审头刺汤》、《打严嵩》、《打渔杀家》等本工当行的老生戏，同时还排了本行以外的武生戏《长坂坡》（饰赵云）、武丑戏《秋江》（饰艄翁）等。那时每排出一出戏来，便立即在总场和下属各分场巡回演出，出戏的速度很快，演出活动也较频繁。
当时，北京各戏曲院团都争相尝试编演现代剧目，北京京剧团的谭元寿、马长礼等青年演员们上演的一出新戏叫《智擒惯匪座山雕》，剧情和角色设置与后来上海京剧院编演的《智取威虎山》大致相同，只是在具体的情节安排上有些出入。因为它是第一次由原小说《林海雪原》改编成的京剧本子，在思想性及艺术性上自然没有后来的京剧本子更完善。农场主管文艺的部门和剧团的领导决定把这个戏搬上农场的舞台，于是就派人到北京索来剧本，并委派我为导演团的主要成员兼演杨子荣一角。
对于农场领导居然让我这个“右派分子”扮演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形象这件事，我是喜出望外，受宠若惊的。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个戏排好、演好，以不辜负党和政府对我的信任。本子拿到手以后，我便积极协助执行导演分析人物、设计唱腔、动作乃至舞台调度干得十分起劲。对个人担任角色的创造，更是呕心沥血，忘寝废食。为了把杨子荣这个智勇双全的侦察排长演活，我反复琢磨，觉得如果一味按老生的路子演，势必不能体现角色的青春活力。所以我只在唱腔上融化了一些俏丽多姿、节奏明快的马派唱腔，而在形体动作上则更多地武生的表演方法中提炼出富有表现力的程式，并结合解放军的特点，加以规范、革新，使之贴切地表现现代人物的精神气质。至于后面的开打与念白我除了袭用武生的传统演法，也揉进了些武丑的技巧，以有力地表现杨子荣的机动灵活与足智多谋。这个戏排出后，一连演了几十场，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的欢迎。
继这个戏之后，我建议排演了新编历史剧《三打祝家庄》，我既当导演，又扮演前钟离老人、后乐和两个角色，又是一个老生、一个武丑。之后，我还执导排演了青衣和小生的对子戏《柳荫记》，剧本、唱腔、调度等一切均按我四哥盛兰与杜近芳原排此剧的路子。我个人仍在剧中扮演祝员外一角。再以后，我又把原在中国京剧院二团排演过的《猎虎记》（我演孙立）和马连良先生创演的《赵氏孤儿》（我演程婴）以及李万春编演的《戚继光斩子》（我演戚继光）等一些大型新编剧目相继搬上了农场的舞台。后来，黄元庆也把裘盛戎师兄创演的现代戏《杜鹃山》排了出来，他在剧中扮演原由净行应工的主角乌豆。
那时候我们的排练、演出活动是十分频繁的，其紧张程度丝毫不比专业剧团差，甚至还要忙，一年到头，几乎没有空闲的时候。任务一个跟着一个，日子过得非常之快。我们的任务不仅限于为正在服刑和接受改造的犯人和劳动教养人员演出，借以配合政府的管教工作，调剂他们紧张而贫乏的精神生活，而且还时有各种特殊任务落在我们的肩上。譬如，农场在风景优美的葡萄园建有几幢造型漂亮、设备考究的别墅，于是便经常有中央或北京市的领导干部到这里休假或养病。每遇有首长莅临，必然要看我们的演出，记得我们曾先后为彭真、罗瑞卿、冯基平等首长们演出过专场。每次演完之后，首长们总要接见我们，并且鼓励我们好好改造思想，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1960年，我们还曾为向天津新河般厂等单位求援钢材，特地到塘沽为几个单位作了答谢性的慰问演出。我至今还记得有这么一件事：有一次，我们在般厂演出，大轴戏是郭世华的《挑华车》带“牛皋下书”，我在前边与方荣慈演完《问樵》后刚洗完脸，剧团的团长便急匆匆地走到我面前问：“盛长，牛皋你有没有？”我一时懵懂，不解其意，便随口答应一句：“什么有没有？”团长更急了：“我问你‘下书'的活儿你会不会？”我这时才明白是让我演牛皋，便说：“这活我看旁人演过，会是会，可从来没来过。”团长听我这么回答，便斩钉截铁地下命令说：“不管你来没来过，今儿得赶一个。快！勾脸！”说完之后便又匆匆而去了。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让我唱老生的演花脸，经过打听，才知道是因为演牛皋的演员临场休克了，万般无奈才让我“救火”，难怪团长这么急赤白脸呢。我们小时候坐科时，老先生们就教导我们：遇有特殊变故要救场，这叫做“救场如救火”。既然发生了这种突然事件，我还有什么话说，于是，我二话没说，找花脸演员们借了毛笔和油彩，对着镜子就勾起脸来。仗着我幼时画过脸谱，不然的话，还得让别人代勾呢。说老实话，当时我心里是很难过的，因为我唱了这么多年的戏，从来还没遇见过这么横的领导派活儿，我的脾气也不太好，若是放在过去非跟他吵起来不可。可那会儿是不敢违抗的，因为我深知自己是戴罪之人，只能老老实实地听指挥，即所谓“逆来顺受”。
在塘沽演出期间，还有一件事情使我终生难忘。有一天我们在新建的塘沽戏院演出，这里是塘沽京剧团的所在地，彼时有位郭仲林先生在这个团教戏，正住在后台。郭先生原来唱谭派老生戏，后来长期为对谭派戏颇有造诣的名票夏山楼主（即韩慎先）先生操琴，业务水平很高，人品也极端正，1937掉初，曾被天津梨园界公推为天津国剧公会会长，在艺人中享有很高威信。他的夫人是我同科同学王世续的姐姐。郭先生发现我在这个剧团演出时，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而这位先生是不善辞令的，见到我之后只是眼里噙着泪紧紧握着我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最后只悄悄对我说：“老五，你的戏焉以后，到我屋里坐坐。”说完便径自回屋了。那天我的戏也排在前面，记得演的好象也是《问樵》，后面的《挑华车》和《贵妃醉酒》。我演完戏卸了妆以后，便应郭先生之约去他屋里小坐。一进门，我却被屋里的景象惊呆了：原来老两口儿正在为我包饺子呐。当我目睹这种情形之后，眼泪刷的一下子就涌出了双眼。一顿清水煮饺放在正常年景下只不过是家常便饭而已，而当时是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1960年哪，那时人们饿得眼睛都蓝了，假若能有两顿纯玉米面而不掺代食品的窝头就是求之不得的美餐了，谁还敢奢望包顿肉馅的白面饺子呢？那真犹如吃一桌山珍海味一样难得，我怎么能不深受感动呢？我看着两位善良老人慈祥的面孔，不禁喃喃地说：“您老二位每月才这么几斤白面，干嘛还么破费，我们的伙食还可以，这饺子您就留着自己吃吧！”没想到我这话刚出口，郭先生却嗔怪起我来了：“盛长，你这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诚心诚意给你预备的，你不吃就是瞧不起我们。想你从小没受过磕碰，如今落到这步儿，我们心里真替你难受。大忙我们是帮不上的，这么多年不见了，总该让你吃上一顿顺口的饭吧。你甭过意不去，只当是回到自己的家了，痛痛快快地吃，别胡思乱想的。你正当年，不愁没有前途。”听着这些烫人的亲切的话语，我一时哽咽难言，只有默默地点头。就这样，老两口为我煮了饺子，看着我吃饱了才露出欣慰的笑容。这件事虽然不大，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上。我永远也不会忘掉郭仲林先生这一饭之恩，并且也从这两位普通人身上深悟到中国的老百姓是有明确的是非观念的，即使在非常态的政治环境中，他们也会用各种方式流露出自己的好恶，尽管有进是不自觉的。郭先生后来被邀请到中国戏曲学院任教，老生演员耿其昌曾获益于这位老师。年事渐高以后退休，与老伙在天津乐享天年，1985年11月逝世，终年八十多岁。我愿借此向这位艺德兼优的老先生致以深切的哀悼之情。除了上面这种有特殊使命的演出外，我们还曾到北京向公安部作过汇报演出。当时健在的马连良、裘盛戎等师兄曾看过我们的演出的《赵氏孤儿》等戏，并给予了鼓励和指教。
此外，我们还到过塘沽、汉沽等地作过为数不多的营业性演出。当地观众对我们的表演是很欢迎的，他们觉得这个剧团阵容强、戏路正、行头新，但究竟都是哪些演员登台，他们是不是而知的，因为那时我们贴出的广告上，一律冠以“国营清河农场业余京剧团”的名称，而从不披露每个演员的姓名。
环境确是能够变更人的意识与情绪的，我原以为人一经坠入劳改场所，必然要在政治的高压下过一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日子。而实际上，人是最能适应环境的，即使在身陷逆境时，也并非没有一点欢乐。党和政府对待犯了各种罪错的人，采取的不是一棍打死的政策，而是以教育为主，并尽量创造条件使被改造的人在比较温和的环境中树立起对前途的信心。对于在各类专业上有一技之长的人，则更给以特别的优待，以发挥他们的作用。拿我所在的文教队来说，无论从管理上还是生活待遇上，都大大优于下面的基层劳动单位。下面的人每天要在警卫人员的监督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伙食标准是较低的，经常吃的是粗粮，只在公休日时才能得到“改善”。然而我们的行动是自由的，可以随便出出入入，至于伙食就更好了，每天在干部食堂里吃饭，细粮多、副食好，每当夜间演戏归来，都还加一餐夜饭。遇有节日，还为我们安排会餐。黄元庆是回民，一场武戏下来，体力消耗很大，领导上为了保证他的身体健康，有时还特意犒劳他一顿涮羊肉。即使是在自然灾害严重时期，我们的生活也相对地比下面好一些。正是由于领导上从思想到生活上给予了我们真诚的关怀，所以即使我们每天的工作比较劳累，却也能在痛苦中尝味到一点欢乐，而不是一味地咀嚼心灵深处的苦涩了。
领导的关怀增强了我的信心，也激发了我的干劲。我知道自己是保留公职人员，迟早会回原单位的。为了让这个剧团后继有人，我在紧张的排练、演出之余，还接受了培育青少年演员的任务。当时，我们招了三十多名学生，由我和其他演员负责教他们练功、演戏，经过几年的教学和实践，后来这些孩子终于都能跟班演戏、其中有几个人还能主演一些折子戏了。当我回顾起在农场度过的这段时光，我不能不联想起我那多灾多难但却十分坚韧的妻子谭秀英来。由于我在政治上重重地跌了跟头，使得我的家庭也随之蒙受了许多苦难。姑不论他们在政治上如何受歧视，只就经济生活而言，就远远无法与以往相比。我在中国京剧院工作时是四级演员，每月工资二百二十多元，足以维持我们夫妇及八个子女的生活。而自我接受劳教之后，工资降为三十元，自顾尚且不够，又哪有能力提供一家人的生活用度呢？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出身梨园名门的谭秀英没有叫苦，没有退缩，更没有对我表示一丝一毫的离恨之心，而是咬紧牙关把家庭的重担一下承担在自己病弱的身上。她很顾脸面，不肯向生活优裕的娘家伸手求援，更不愿向京剧院领导申诉自己的苦衷，而是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撑持一家人的生活。记得在1960年，我因工作劳累和心情抑郁而突发了心脏间歇症，领导上一面为我请了农场医院中医术最好的大夫调治，一面打电报通知了我爱人。她接到电报后，匆忙地安排了一下家务，便立即登上东行的列车直奔农场而来。车到茶淀车站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下车以后迎接她的是一片漆黑，没有人，没有车，只有一条依稀可辨的蜿蜒的路。在车站蹲一夜吗？天明之后有交通车可乘。不，她等不了，她睡不着，她心急如火，恨不得一步迈到我的身边。走！就是走上一夜也不能在车站停留。一个三十多岁的瘦弱的家庭妇女，身上还背着几十斤重的衣物吃食，她硬是独自移步在连一盏路灯都找不到的漫长的路上。夜对于心境舒展的人来说，会觉得有咱神秘的色彩，而对于一个心灵上承受着沉重负荷的人来说，却只能带来更深重的孤寂与恐怖，何况那散埋在公路旁的坟茔里不时地冒出来点点“鬼火儿”，耳边又间或听到狐狸的凄厉的嚎叫呢？当我们夫妻相见时，不由得同时涌出又酸又苦又涩的泪水来，好半响我们竟不知该说些什么话。
当我看到她为我带来的那么多滋补身子的营养品和药物时，我吃惊地问她：“咱们哪还有这么多钱？买这些东西，你们的日子可怎么过？”她扭过头去紧咬着嘴唇，强忍着泪水一句话也不肯说，后来经我再三询问她才告诉我：“自你离家以后，早存的那点家底儿已经耗光了，现在只能是卖着吃，一切能换钱的东西都换了钱了，不然那么多张嘴怎么活呀？”
我能说什么？一切还不都是因为我一个人造成的吗？我只能喃喃地说：“真难为你了。”过了一会儿我又说：“暂时用不着的该卖就卖，等将来缓过来咱们再置。不过有些东西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动，比如那把宝剑……”
“你说晚了，宝剑已经出手了！”
“什么？宝剑你也卖了？“
”不卖拿什么给你买东西？你疼它我就不疼它吗？我也是万般无奈呀！“
我哑口无言了，我有什么权利责怪她？如果不是出于无奈，她又怎么肯把自己父亲馈赠给我们的这件有纪念意义遗物只换回区区三十元钱呢？三十元哪，当时只能买十斤粮票！
对于这样的一位贤妻良母，我只有从内心感激她，尤其令我欣慰的，她竟然在那种年月里费尽千辛万苦，想方设法把我们唯一的男孩金援送进了北京市戏曲学校。并不断谆谆教诲孩子要在继承祖辈事业的同时，记取父亲沉痛教训，一定要在政治上听党的话，以期做一名又红又专的新型京剧演员。从这件事上也足资证明，这位普通的家庭妇女即使身临困境也没有被生活道路上的种种磨难所吓倒，相反地却是勇敢地面对现实，以对党、对事业怀抱着的一腔赤诚热望，奋力地争取着美好的未来。
在农场那几年，除了演戏这一主要任务外，领导上还为我们安排了系统的政治学习和适当的劳动项目。差不多每年冬季，都要集中一段时间组织我们学习，一方面学习有关的理论、文件和政策，一方面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言行，互相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学习是非常严肃的，彼此之间毫不客气，决没有任何情面好讲，提出的问题也非常尖锐，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上“纲”上“线”地去认识，动不动就要归结为“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在作祟，或者认定是什么“反改造”的思想、行为，那种气氛真可以说是“草木皆兵”。开始，我真是难以适应这种气氛，特别是当我窥察出某些“劳改油子”并非出于良善的动机，而纯粹是出于利已的目的，故意小题大做甚至无中生有地对别人栽赃诬陷时，实在难以理解人与人之间何以会出现这种畸形的关系？如果照我过去的性子，是非要与这些心怀叵测的家伙们辩出个是非曲直不可的。可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中，我渐渐学会了妥协与忍耐。因为在所有被改造的人群中，对于在政治上"犯了罪错"的人是最严格的，同样一句话，如果是犯有刑事罪的人说的，可以认为是出于无知，而如果是犯有政治罪错的人说的，则就会被认为是别有用心。因此我只得格外注意约束自己的言行，不使它们逾越既定的规范。现在回想起来，那几年我在思想意识上受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赖以生存的特定环境以及个人所处的特定地位所决定的。
真正使我受到教益的，应当说是那为期并不太长的体力劳动。我们每到农忙时都要参加一些体力劳动。比如插秧、割麦、收稻子、摘葡萄等等，尽管由于我从小没参加过劳动，因而劳动效率很低，但是我却由此亲身体味到了劳动的艰辛。过去也曾读过“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但体会不深，而只有通过汗水浸透衣襟、手上磨出了血茧和收工以后的腰酸背痛等实际经历与体验，才真正懂得了劳动人民的甘苦，才更珍惜劳动创造出的一切果实，也才会感到创造物质财富后所产生的愉快和自豪。从而从思想感情上缩短了与劳苦大众的距离。
我在农场一共逗留了四年多，1962年政府宣布解除了我的劳教期，中国京剧院领导随即把我接回了原单位，恢复了我的工作。
四年多的时间在人的一生中算不得漫长，而我在农场的这段时间，却使我集中而认真地思索了过去不曾思索过的若干重大问题，使我在世界观的改造方面着实地获得了难以言尽的教益。至今我依然觉得，不管当时我受的处分是否公正，但我的心灵却因此得到了净化。 风云变幻 从农场重返阔别四年多的中国京剧院，本来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然而，一旦这种愿望变成现实时，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却象打翻了五味瓶一样，油然滋生出一种连我自己也解释不清的依恋之情：我留恋曾经善意帮我从痛苦中挣脱出来的各位领导和普通干部、留恋与我朝夕相处荣辱与共的同道、尤其留恋我那正在艺术道路上成长着的三十几名学生。当我打点好行囊、登上驶向火车站的汽车、途经阡陌纵横的田野时，竟然泪眼模糊地发现，原来农场的景色是那样的美，那葱茏茂密的树木在微风下摇曳着，象是向我招手道别；那沿着整齐的沟渠向丰腴土地的潺潺流水之声，也象是为我唱着送别的祝福曲。我在心里默默地叨念着：别了，这一方肥沃的土地。尽管我在你身旁经历了一生中非同寻常的岁月，但却终生不会忘怀你所给予我的教训与恩惠。
回北京后，院领导仍然让我回二团工作，我很快又把丢下四年多的各种活路重接了回来，精神振奋地参加了排练与演出。当我重又登上阔别已久的人民剧场的舞台向首都观众献艺时，内心的激动达到了顶点。彼时，我们演的还多是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1962年我们去了一趟武汉，除了演出《三柏树祝家庄》、《猎虎记》等二团的代表剧目和各自擅长的传统戏外，还演了一出新排出来的《火烧连营》，李和曾主演刘备，我演孔明。
为了迎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1963年下半年，全国各地京剧团都纷纷编排现代剧目。我们中国京剧院是全国最大的京剧院团，地处京畿重地，直接受中央文化部领导，更要率先拿出象样的戏来，以不负示范团的盛名。于是，各团都在争先准备拿出质量高的剧目，袁世海、杜近芳、孙洪勋等人排了《社长的女儿》；我们二团排了《战洪峰》；另外，由老戏剧家翁偶虹先生和剧院总导演阿甲同志合作移植改编了沪剧《红灯记》作为全院重点排练的剧目，为此集中了全院优秀的演员，组成了实力雄厚的剧组：由李少春扮演李玉和，曲素英扮演铁梅，高玉倩扮演李奶奶（是阿甲同志委托我向她做工作，她才同意放弃花旦而改唱老旦的），叶盛兰扮演鸠山，我扮演王连举，另有其他几个同志分别扮演了其他角色。这是排练《红灯记》的最初的阵容。后来，因为不同的原因，演员个别有所更动。因为曲素英身材比较高，与少春不好配戏，故尔把她换了下来，改由杜近芳扮演李铁梅。不久，又把我四哥扮演的鸠山一角拿了下来，理由当然主要是因为他在“政治上不可靠”，不宜把剧中这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交给他演，尽管是个反面人物，其次，是觉得他们小生行当演这个角色不合适。这件事对我四哥精神上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本来他曾与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等合演过现代戏《白毛女》，他以小生行当应工扮演的大春一角，博得过内外的一致好评。这次，他接受扮演鸠山一角，心里非常高兴，他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另一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为小生的表演开拓更广阔的戏路。为此，他翻阅了大量的文字与图片资料，访问了熟悉日本风土人情的人，每天认真地揣摩人物心理，练习他说话的神态，提炼出有特征的步法与形体动作。他要塑造的鸠山，一个外表道貌岸然而心术阴暗残忍的日本政客与军官，他身上既有作为外科大夫的高级知道份子的儒雅风流，又具备军国主义的武士道精神，是一个性格复杂老谋深算的人物。为了把这个人物演好，他想在表演中揉进传统戏中文、武两种小生的演法：既从他擅长刻画的周瑜中提炼出有用的技巧，又想从他拿手的扇子生表演中攫取出合适的手段。他是颇有信心的。然而，他的一切努力竟然化成了泡影，他怎么不为此而痛心呢？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件令人痛惜的憾事，如果他的设想付诸实践，那么，我们京剧现代剧目的人物画廊里，则会保留下一个独特的反面艺术形象，而为后人的艺术创造活动提出许多有益的借鉴与启迪。
把四哥拿下来以后，鸠山这个角色一直空缺着。过了一段时间，不知为什么，领导上却让同样“在政治上不可靠”的我准备这个角色，也许是因为知道我曾经于解放前在上海演过《五鬼捉刘氏》中的日本鬼子古寿夫和一时确实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的缘故吧？不管是什么原因，既然领导上把这么重要的活儿给了我，我就一定要把他演好、演活。我先找四哥，让他把他原来的设想讲给我听，然后自己也开动脑筋，结合自身的条件对人物做了艺术上的设计，连服装、造型都是我按照原来演古寿夫时的样子提供给导演团并得到批准的。当然，我的演法基本上是按照老生的路子演的，与四哥的设计略有不同。一直到这个戏彩排，始终是由我担任这个角色。
后来又有了变化。因为某种原因，《社长的女儿》停止了排练，袁世海闲下来了。于是他便向领导提出要求参加《红灯记》剧组。为了增强这个戏的阵容，领导上觉得他参加会使戏更增色，于是便由阿甲同志出面，动员我把鸠山一角让给袁世海演，我则仍回二团参加《战洪峰》的排绁。说心里话，当时我心里也不痛快，好不容易把一个人物立在舞台上了，突然又不让演了，实在不忍心。可是，考虑到个人的身份，更考虑到论艺术水平，自己确实不能与世海相比，只好无条件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不仅按要求回二团，而且在回团之前把鸠山的戏说给世海。当然，世海兄并不是照猫画虎地按我说的演，而是加进了自己独具匠心的创造，按花脸的路子创造了另一种面貌的鸠山。彩排那天，江青不知是代表哪个部门到我们剧院去审查，是我给世海化的妆，除了一双马靴是新置的，其余仍按我设计的扮相。我本来没事，因扮演小伍长的茹沐春临场生了病，故尔由我暂时替他演了一次。后来，这个剧组又缺了一个跳车人，让我来，我因在《战洪峰》中有活儿，没有接。
总之，在一出《红灯记》里，我先后担任过王连举、鸠山、小伍长等几个角色，而最后却一个也没演长。
这出戏在1964年5月开始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受到了一致好评。我回二团参加了《战洪峰》的演出之后，又相继参加了《南方来信》与《节振国》的排绁、演出。《南》剧是据同名文学作品改编的，内容是反映越南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一段斗争故事。《节》剧为唐山市京剧团原排，我们把它移到首都舞台。1964年，我们带着这几个新戏和一部分传统戏到[被过滤]自治区做了慰问演出。
1966年春，剧院抽调部分干部与演员到西北地区搞“四清”运动（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满以为自己也能被指派去参加这样的工作队，借以了解农村的形势并提高个人的思想觉悟，不料，我的愿望却落了空，政工组的干部戏我说：“你因政审不合格，只能留在院里学习。”我能有什么话讲，只好乖乖地参加学习。
正在我们集中学习的时候，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阶级斗争的弦比任何时候都绷得更紧了，无产阶级专政比任何时候都强化了。我这个已经在历史上明确作过结论的业已“免冠”的“右派分子”，重又被“提升”为屈居于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及坏分子之后而名列第五类的专政对象。从那时起，我这个"牛鬼蛇神"便被彻底地赶下舞台，迎接我的乃是一个又一个的厄运。
开始，剧院革委会分配我做勤杂工，后来又让我当过电工、管道工、锅炉工和看守果木树的值班人员。1970年，索性把我送到“五七”干校从事农业劳动，先后让我干过管理水稻田和打井的活儿。与此同时，我还不断地被揪出来挨批挨斗，遇有三哥、四哥挨批斗时，也必然要我陪着。
“文革”后期，经当时掌权的浩亮批准，把我们一班人由干校调回剧团烧锅炉，我烧了一段时间后得了病，于是又调我看澡塘子，每天负责卖澡票、放水、刷池子，最后又把我调到食堂去卖饭票。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间，我先后换了许多工种，干了各种各样的体力劳动活儿，唯独没有干过自己所擅长的专业，正所谓“扬短而避长”。而这十年，正是我年富力强的十年，大好的光阴白白地付诸流水了！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的精神虽已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但身体却大不如前了，由于干修理管道和水稻田活儿时经常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下作业，我的腰患了较严重的风湿病，以致三个多月不能起床，只得被迫卧床休息。腰病渐渐康复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能正常上班，直到1978年10月，才正式回到我朝思暮想的舞台重操旧业。 （六）余生是属于人民的 粉碎“四人帮”后，神州大地充满了明媚春光，党有了希望，祖国有了希望，人民也有了希望。我目睹着形势一天比一天好，心情也随之一天比一天为之振奋。特别是从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趔标准的全民大讨论，更使我对许多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看法。那时我只是想自己的身体快一点好起来，领导上快一点让我重新回到舞台上。前半生碌碌无为地过去了，后半生则应当把自己的会身心献给文艺事业，以补偿自己以往的过失。说真心话，我一直认为不管怎么说，自己犯的右派错误是铁案难移的。我只求通过后半生的努力换得一个历史清楚的结论装在档案袋里，而决不敢奢望彻底否定原来的政治结论，而落得个历史清白的结论。
然而，英明果敢的党中央，却以马克思主义的宏伟气魄和对每个公民极端负责的唯物主义精神，勇敢地承担了自己的历史责任，于反右派斗争席卷全国，致使数以十万计的正直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群众蒙受深重灾难和屈辱的二十一年后，做出了对错划右派予以改正的决定，这是我做梦也不敢想的大喜事，所以，当中国京剧院党委负责同志郑重而又亲切地宣布我的右派问题属于错划，正式予以改正时，我再也忍不住激动的泪水，一任它顺着我的两颊滚落下来。这是幸福的泪，这是喜悦的泪，在我坎坷的一生中，再没有比这更大的喜事了。从此之后，我将重新回到革命队伍的温暖怀抱，精神上再也没有任何负担地投入工作了。我和我的全家都深深感激党给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
1978年10月，我以一个历史清白的革命同志身份，回到了阔别了十几年的中国京剧院二团。我的心情是那么舒畅，我的身体也随之明显地康复了，我感到自己仿佛年轻了二十岁，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我要用最大的努力把自己的艺术奉献给广大的观众们。因此，我急不可待地参加了演出，无论领导上分配我演什么，我都是一丝不苟地全力以赴，即使让我扮演个大铠或者是船夫，我也觉得是一种幸福。因为我是演员呵，演员怎么能够离开舞台呢？演员脱离舞台不跟鱼离开了水一样。
1979年，我随团到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宫作了短期演出，不仅在李和曾、李世济、张云溪、张春华等同志主演的《群英会·借东风》、《逍遥津》、《孙安动本》、《锁麟囊》、《英台抗婚》、《三击掌》和《猎虎记》、《三打祝家庄》中担任重要配角以外，并与苏维明同志合演了《打严嵩》等戏。
从天津回北京不久，我们团光荣地接受了赴广西前线慰问边防战士的任务。有时一天要转几个地方，连续演几场戏，虽则劳累，但我们每个人的精神却是极其振奋的，大家觉得能为日夜以生命保卫我们和平幸福生活的战士们演出，既是一种神圣的责任，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从广西前线回来不久，我们又接受了赴香港演出的任务。为了保证质量，我们日夜赶排要带去的剧目。经过一段紧张的准备，我们如期到达了香港。那里的同胞已有许多年没有看到从国内送去的京剧了，我们的演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一时香港的各家报纸和电台、电视台都争相宣传我们的演员和演出盛况。不少台湾同胞和旅居海外的侨胞，特地赶到香港观看我们的演出。在香港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们的活动是非常频繁的，除了要按时演出外，还要参加若干社会活动，诸如参加欢迎会，与当地票界联欢，接受记者采访等等，每天从早忙到晚，休息时间很少。我因为睡眠不足，身体渐渐有些不支了。
结束了在港的演出后，我们回到广州，并为那里的领导与观众作了汇报演出。一次，我在演出中翻了一个“抢背”，当时就感到不适，待到这场戏演完之后，我便突发了脑血栓病。直到那时，我才感到自己毕竟年纪大了，比不得年轻人，我的病也正是因为自己对体力做了错误的估计，以致积劳成疾的结果。回到北京以后我再也不能演戏了，左半身麻木，动转不灵，按通常的说法，就是得了半身不遂的病，经过大夫的诊断，我同时还患了糖尿病。彼时我真是心急如焚，好不容易盼到重返舞台的一天，可是谁能想到只干了二年的光景，就又脱离了舞台。
领导上十分关怀我的病情，为我创造了良好的医疗条件。因为治疗得及时，我的病情没有恶化，而是一天天地好转。但是这种慢性病来得凶猛，好起来却是相当慢的。我开始着急，后来也就不那么急了。为了积极配合大夫的治疗，我不允许自己躺在床上，而是坚持每天练功。说也奇怪经过两年多的治疗和锻炼，我的左臂和左腿居然恢复了大部分功能，只是手指还不那么灵便。糖尿病也渐渐好转了。我的病之所以好得比较快，除了有医术高明的大夫的诊治和贵重药物的作用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良好的护理。我的老伴谭秀英自己的身体并不怎么好，可对我却是操尽了心。我是个不大会安排生活的人，即使身在病中，也常常忘了按时吃药。我老伴深知我的毛病，她为我把每天的生活起居安排得非常有规律，到时候催我起床、催我散步、催我吃药、催我午睡，日程安排得既规律又合理。至于伙食，更是千方百计精心调配，既让我吃着顺口，又于病体有益。我常想，如果没有我这位"家庭护士"的严格护理，只怕我的病是难以好得那么快的。
虽然我的身体一天较一天好了起来，但终归不能恢复到病前那么健康，若想依然象以往那样随团排练、演出是吃不消了。面对这种状况，我反复思索着：难道就这么下去了吗？不能！尽管我自己不能再登台演出，但总还可以教戏嘛。我自幼入科班学戏，当了几十年的演员，无论从掌握的剧目、技艺上看，都比中青年会得多见得广，特别是经过十年浩劫，使京剧艺术队伍耽误了一代人，现在的许多中青年演员会的戏很少，有些前辈的绝技更是见也没有见过，如果不及时把技艺传给他们，许多东西便有失传的危险。我会的一切都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而是属于社会、属于整个艺术事业的。把我所掌握的东西传给下一代，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考虑到这些，我决定以教戏带学生为今后的主要任务，否则我的生活也就失去了乐趣。
为了实现我的愿望，我曾于病体稍稍康复之后，接受了中国戏曲学院的聘请，到学院去教老生戏。后来因为路程太远，加上体力不支，就不再去了，而改为在家里为找上门来的学生授艺。几年来，先后到我家学戏的人络绎不绝，其中有专业演员，也有业余票友，还有外地来的演员和极少数的日本朋友。我的态度是，只要我的精力允许，一律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并且分文不取，也不搞什么拜师收徒的仪式，我认为真正教给学生以实际的本事比徒具虚名要好得多。我的专业学生颇为不少，例如中国京剧院的耿其昌、李宝春、王忠信、常鹤云，北方昆曲剧院的祝孝纯，原在河南后调北京京剧院的安云武；天津市京剧团的单佑安、吉林省京剧团的张健和上海京剧院的施雪怀等人，都先后跟我学过戏。其中向我问艺较多的要算耿其昌、祝孝纯和安云武等几个人了。我曾给耿其昌所在的三团排过《秦香莲》、《赵氏孤儿》、《浔阳楼》等戏，给安云武说过《四郎探母》、《白蟒台》等戏，看到他们在台上以精彩的演出赢得观众的热烈欢迎，我心里比什么都高兴。至于我自己，每年也间或参加为数极少的演出，例如在重要节日里与老演员们一起重演过《三打祝家庄》。去年应邀与王金璐、陈永玲等人合作，在天津演出过《坐楼杀惜》和《翠屏山》等戏。
为了普及京剧，也为了调剂个人的生活，我还经常到业余票房去辅导并亲自清唱，和平里文化站，草园文化站是我经常出没的地方，朝阳区文化馆还特聘我为艺术顾问，并给我发过奖状。有个学生曾不解其意地说我：“人家票友都盼着下海，而叶先生倒上了岸啦！”其实他没明白，我之所以这样做，并非个人戏瘾大，而是想借这块阵地扩大京剧的影响。没有广大观众、尤其是业余京剧爱好者的支持，谈何振兴京剧呢？况且票界中藏龙卧虎，不乏有识之士，有许多票友虽然没干专业，但他们懂的并不少，有些事或许比干专业的见的、懂的还要多。特别是那些知识水平较高的老先生们，谈起戏理来头头是道，鞭辟入里，往往会对我们专业演员有启发，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疏远这些良师益友。我在养病期间，还曾应中央电视台文艺部戏曲组之约，录制了一则京剧基本知识讲座节目，内容是讲解髯口与髯口功的，讲座过后由我和儿子金援一起表演了《三打祝家庄》中“石秀探庄”的片段。这个节目播出后，观众反映良好。
除了上面那些业务活动之外，我还有若干社会活动。我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员会委员兼文化部支部负责人，也是北京市政协委员，能经常参与一些社会活动，为"四化"及祖国统一大业献计献策，尽自己一点菲薄的力量。
总而言之，尽管我的身体状况不允许我继续在舞台上为人民服务，但我的生活并不空虚，相反地却相当充实。这不能不说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所使然。旧社会戏班里有句话叫做“上不养老下不养小”，一个艺人一旦丧失了工作能力，便有沦为乞丐的危险。而今天的文艺工作者，生活是安定而有保障的。我虽然不能登台了，可我的工资一分钱也不少给。而且我每年要花掉国家许多医疗费，这在旧社会也是不可想象的事。面对党和组织对我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只有一个心愿，这就是在我的有生之年，倾全力把所学所会的技艺，全部无保留地传给下一代。我的余生是属于人民的。
在这里，我想顺便提一下我那同甘共苦了几十年的老伴谭秀英。我们家庭中的这位贤妻良母虽然一生没有从事任何工作，却以自己的全副精力支持了我们所从事的艺术事业。她为我们妥善地安排了一切，却唯独不注意自己的健康，以致在我们生活刚刚象点样子的时候得了不治之症--白血病，竟于1985年5月19日溘然辞世先我而去了。几十年来，她没有过上几天松心的日子，却因我的牵连吃尽了各种苦头。每思及此，我都觉得深深地负疚。我永远忘不了她在临终前跟我说过的话：“看样子我得走了，撇下你我真有点不放心。往后你要注意身体，多活几年，多教出几个学生来……”是的，我一定记住这些话，一定要用有限的余生为京剧事业多做一点事情，以告慰泉下的故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