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梨园世家话一叶（Ⅱ-1） 第一章 我的家庭 我家祖居安徽省安庆府太湖县，堂号为“安徽太湖善林堂”。我的曾祖父名叫叶廷科，以肩挑干菜、土产等货物沿街叫卖为业。清朝道光年间，因为家乡闹灾荒，生活难以维持，曾祖父万般无奈，带着曾祖母和两个儿子，也就是我的祖父叶中定（字坤荣）、叔祖父叶中兴，搭坐同乡贩运茶叶的木船，离乡背井北上进京。
到了北京以后，由同乡帮忙，在和平门外东北园租了一间房子安下身来。曾祖父仍做小贩生意，养家糊口。因为我祖父和叔祖父幼小曾在安徽学过徽剧和昆曲，曾祖父便仍想让他俩继续学戏。但是，当时北京颇具盛名的“四大徽班”（即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戏曲班社），虽然也兼演一些徽剧、昆曲剧目，却已逐渐过渡到以演二黄戏（后来才被称为京剧）为主了。他们哥儿俩只会一点徽剧和昆曲，根本不会二黄戏，所以一时难以搭入这些班社从艺。为此，曾祖父又千方百计托人介绍他们进了老嵩祝科班，专门学二黄戏。经过几年的训练，才于出科后正式搭入四喜等名班中演戏。
我祖父叶中定学的是净行，工架子花面，能演曹操、鲁智深、张飞、李逵及钟馗等角色。他演的曹操，惟妙惟肖，红极一时，观众曾誉之为“活孟德”。叔祖父叶中兴学的是文武小生。他们哥儿俩搭班演戏，是咸丰到同治年间的事情。可惜的是叔祖父不到三十岁就病故了，一家人的生活重担责无旁贷地落在我祖父一人肩上。
我祖父婚后的第一个儿子是我的伯父叶福海，他子承父业，学的也是净行。他的母亲（即我的前房祖母）病故之后，祖父又续娶了我的亲祖母。光绪元年（既1875年），她生下了我的父亲，取名“承”，字“鉴贞”；光绪三年（1877年）又生了我的叔父，起名“雨田”（后又名“春山”）。光绪七年（1881年）祖父五十多岁时去世，父亲年仅七岁，生活十分困难，全赖祖母给人做外活（即针线活）维持生活。
彼时，杨隆寿老先生（即杨长喜之父、著名武生杨盛春之祖父、梅兰芳先生之外祖父、名琴师徐兰沅之岳父）创办了一个“小荣椿”科班，我祖母依然愿意让子弟们继承先辈的职业，故而在光绪十年托人介绍。把父亲送进了这所科班里学戏。这个科班先后收的学生不少，杨老先生按“春”、“荣”、“小”的顺序为每个学生起了名字（这三个字倒过来念，恰好是科班名称的字音），我父亲是头科学生，所以起了个“叶春善”的名字。郭春山、刘春喜、谭春仲、蔡荣贵、张荣奎、杨小楼、谭小培等后来出名的演员，也都是这个科班培养出来的。我父亲学的是末行，即做派老生（也叫衰派老生），擅演《一捧雪》中的莫成、《失印救火》中的白槐、《群英会》中的鲁肃、《南天门》中的马义和《青风亭》中的张元秀等角色。带点儿武功的角色，即所谓“老脸戏”如《莲花湖》中的胜英、《溪皇庄》、《八蜡庙》中的楮彪等角色也能演。由于他得到杨隆寿、范福泰、姚增禄等几位技艺精湛的老前辈们的悉心指教，本人又刻苦用功，戏演得很好，可以说达到了文武昆乱不挡的程度，所以，出科后搭入“四喜”、“福寿”两班演戏时，凡属本行应工的活路，都能驾轻就熟地演出光彩来。
那时候，我伯父叶福海早就搭班演戏了，而叔父春山却没有学戏，也没有读书，后来他自己跑到天津当华工出了国，很多年以后才回来。
我伯父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叶盛茂、一个叫叶世茂，他们都在后来成立的富连成科班学花脸。我父亲自幼就有很强的事业心，加上家境贫寒，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廿九岁时才结婚。我母亲姓段，名字叫承蓉，也是贫寒人家出身。外祖父是摆糖果摊儿的小贩，所卖的无非是些儿童小食品以及烟卷儿糖块儿之类的东西，收入很有限。他跟前有一个儿子和几个姑娘，我母亲排行第二，人很能干，脾气也好。经过媒人说合，我父亲就娶了这位能洗会做的穷家姑娘，他们的结合也称得上是“门当户对”了。
父母结婚以后，居住在和平门外沙土园的一所大杂院儿里。院里一共住着八户人家，倒有七家是梨园行的人，已故著名武丑王长林老先生和依然健在的著名京剧演员李洪春先生就都在这个院里住。因为八户人家都很穷，所以附近的人们都管这个院儿叫“穷八家儿”。俗话说“天下的穷人是一家”，这八户人家相处得一直很融洽，生活上更是彼此照应相濡以沫，院子里只要有一家的炉子冒了烟，其余七家即使没有挣到钱，也都能对付着喝顿稀粥，不至于挨饿了。我的父母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相依为命，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母亲为人善良，性情温和，对父亲后来所从事的戏曲教育事业给了极大的支持。
我们兄弟姐妹比较多，其中属我最小，我上面还有四个哥哥和四个姐姐。
大哥叶龙章，生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六岁入私塾读书，七岁开始，每天清早随喜连成科班第二科学生练毯功，然后再去上学。十岁开始正式跟雷喜福大师兄学了几出老生戏，因他嗓音条件较差，父亲又把他送进皖系军阀徐树铮创办的正志中学读书。这所学校注重军事训练，具有武备学堂的规模，学生一经竟业，则被分配到军队服务。我大哥经过五年的学习，于二十岁毕业。结婚后被指派到张学良统率下的东北军炮兵团供职。1934年，因父亲突患半身不遂症，经萧长华先生建议，将他召回北京，一面侍奉病人，一面协调料理科班事务。转年，父亲病情加重，无力继续主持科班事务，经全体教师保荐，并最终征得父亲同意，他才于当年秋天正式接任了富连成社社长职务，直到科班报散为止。解放后，历任北京市人民代表、东城区政协委员及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等职。
二哥叶荫章，幼时入福清社科班学戏，因该科班不久即报散，才转入富连成科班。因为他本身也不具备成就为一名好演员的条件，父亲便令他跟唐宗成先生学武场。出科后，他一直留在科班任教，后来也曾搭过班为演员打鼓。解放后先后在中国京剧院、北方昆曲剧院及北京市木偶剧团的乐队工作，后因病逝世。
三哥叶盛章是著名的武丑演员。
四哥叶盛兰（原名端章）是著名的文武小生演员。
我原名叶成亮，入科后排名“世长”，后易名“盛长”，学的是文武老生。
大姐叶玉琪是名小生茹富兰的妻子；
二姐叶玉琳嫁给了老生演员宋继亭；
三姐过继给四姨母，易姓杨，名凤歧；
另外，我还有一位义姐，取名叶萍。
从上面这些简扼的叙述看，我的家庭似乎称得上是“梨园世家”了。 第二章 我的父亲叶春善 我们弟兄几个没有一个不怕父亲的，科班里的学生们也都怵他，甚至连总教习萧长华先生和其他老师们也从不在私下议论他。这样说来，是不是因为父亲作风拔扈，蛮不讲理呢？不是的。恰恰相反，父亲为人一向严肃正派，不苟言笑，办事工整，不徇私情，什么时候都能以身作则。正是他那种凛然正气使得大家从心眼儿里产生一种敬畏之感。父亲时常告诫我们“必须行得正走得端”，他自己恰好为我们做出了生动的榜样。
无庸讳言，生活在旧社会里的父亲，有着比较浓重的封建迷信思想。他和萧长华先生都信奉“九皇道”，这种会道门与一般的道教不同，是梨园界内部独有的。他们都算九皇道的小老道，父亲还有个道号叫“仲利”。他们供九皇爷，但究竟这位九皇爷属于什么支派谁也说不清。我只知道每年旧历八月底（二十九或三十日）那天晚上要举行接驾仪式，届时艺人们都集合在位于松柏庵的九皇堂，虔诚地迎接神驾到来。其实，所要接的九皇爷不过是由九个纸糊的犇（即长犄角的猪）拉着一辆纸糊的车，车上坐着一个纸糊的神像，这座神像头戴道冠身穿道袍，手里还托着如意。人们把他安放在神座上面，然后还要烧香磕头顶礼膜拜。从转天（即九月初一）开始，一直到初九，所有梨园界的人都要吃九天素，不准动荤腥，尤其不能吃牛肉，因为牛是耕地的，吃牛肉是有罪的。这个规矩连我们坐科的学生们也得遵守。不过，老先生们对我们要求得不那么严格，我们可以不象他们那样一定要吃九天素，一般的只在初一和初九，即一头一尾两天不动荤腥就可以了。初九晚上要送驾，就是把神像抬到一个旷场上烧掉，表示送他们重返天堂。至此，一年一度的九皇会便宜宣告结束。从初十开始，即可开斋大啖鱼肉鸡鸭了。这个道门是从四大徽班进北京后流传下来的，非梨园界的人不能参与上述的活动。九皇道要求入道者必须做善事而不准做恶事。父亲正是按照这种信条严格要求自己的。
父亲、萧长华先生以及和他们一起创办科班的几位老弟兄们，在喜连成科班初建之际，曾在一起发过誓愿：“我等创办科班，一不为发财致富，二不想争名夺利，一心只为替祖师爷传道，让戏艺代代相传永续香烟。”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父亲和萧长华先生更是几十年如一日，视科班为家，而把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之度外。他们这种不为名不图利、一心扑到事业上的精神，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与爱戴。
父亲深知身教胜过言教的道理，十分重视修身养性，一切从我做起，务求对子女和学生起到表率作用。他没有任何不良的嗜好，凡于道德有碍的事一律不做。他决不许我们弟兄们抽烟喝酒和赌博，也不许科班的学生们沾染这些恶习。即使是出了科的学生染上了吸毒的嗜好，一旦让他知道，他必要立即找来好言规劝，甚至是严加斥责。父亲作为社长，统管科班内的一应行政、教学及生活事务，凡属重大决策，都要由他最后拍板定案。用现在的话说，当时实行的是“一长制”，社长是科班内的绝对权威。但是父亲却从来不搞“一言堂”，他深知要想干成一点事业，单靠个人的菲薄力量是不成的，必须充分调动多数人的积极性，才会众人捧柴火焰高。他虚怀若谷广纳忠言，凡是对科班有益的意见或建议，他都会在认真权衡之后予以采纳。萧长华先生后来曾作过如下的评价：富连成社头目人搞的是“五族共和”，可见父亲彼时在公务上还是讲究一点民主作风的。
然而，在自己家里可与在科班里迥然不同，父亲奉行的则是一种唯我独尊的封建家长制。这自然是因为他受了那个时代的局限所致。他的每句话在我们家都具有法律效力，任何人不得稍有违抗，否则必受不成文的“家法”制裁。他主办的科班坚决不收女徒，自己家的女孩子更不许学戏。这是因为他那种“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意识在作怪，生怕男孩女孩凑到一块儿会闹出什么“有伤风化”的事情来。这固然是一种出于好心的忧虑，但实际效果却是限制了对戏曲人才的发掘和培养。
他不准我们弟兄穿西装，连中山服都不让穿，只许穿袍子和马褂儿布衣布鞋。他的观点是：既是中国人就要穿中国式的衣裳。洋式的衣裳只能让洋人去穿。中国人穿洋服便是不伦不类。这当然也是一种陈腐守旧思想，可是我们谁也不敢当面辩驳。有一次，三哥买了双皮鞋，却只敢上街时穿，回家就不敢穿了。每次从外面回来，他总是先到门房儿里把皮鞋脱下来，然后换上布鞋再进院子见父亲。
他还不准我们放鞭炮，认为这种游戏有百害而无一益，既浪费钱又容易引起火灾，自己或别人更有被崩伤的危险。有一年过春节，大哥带着我们在大门口放炮仗，正巧父亲回家看见了，这下可糟了，不仅大哥挨了打，而且我们哥儿四个也陪着他在佛爷桌子前面跪了半天。 我们兄弟姐妹们每年只和父亲同桌吃一次团圆饭。平时父亲总是独自一人吃饭，我们都随母亲到旁的屋里吃。其实，就是让我们陪他吃我们也不愿去，因为他的规矩太多，一不许叭叽嘴，二不许掉饭粒，三不许碰响了碟子和碗，四不许说话，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弄不好会罚跪。
在科班里，他要求学生们站如松、坐如钟、卧如弓。说话做事都必须规规矩矩、端端正正，每个人都要严格遵守一切班规纪律，无论亲疏一律不得违犯，否则，轻者要受训斥，重者要受责罚，下面，我想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四哥盛兰的。他入科后头几年学的是旦角、青衣、刀马戏都学。有一次在广和楼演戏，老师派了一出由他和韩盛信师兄合演的《南界关》（《战寿春》），他演刘夫人，以刀马旦应工；韩盛信师兄演赵匡胤手下的一员武将，是武花脸。两个人有一场开打。每次演这场戏时，打得都很严密火炽，但这一次，因四哥挂的宝剑碍事，没把枪绕好，扎得比平常慢了一点儿，盛信师兄怕把他梳的大头削下来，所以那个“大刀剜萝卜削头”的动作也比往常慢了一点儿，这样一来，效果没有往常好，台下没有掌声。四哥当时很不高兴，下场后回到后台就质问盛信师兄：“今儿个你怎么慢了？”盛信师兄回答说：“不是我慢了，是你一上来差了点儿，我怕把你的大头削下来，就没敢象往常那么快。”父亲正在上场门儿站着，听到他俩小声争执，马上走过去申斥我四哥说：“谁错啦？明明是你慢了，怎么还怪人家呀？”四哥性格很犟，小声顶了一句：“反正不能赖我，是宝剑穗儿绕了手，不然我是慢不了的。可‘剜萝卜'是有尺寸的，他还应当往前赶半步。”父亲一听他强辞夺理，当时就生了气：“这么说还是对了是不是？不成，冲你这铁嘴钢牙的劲儿，今儿个就得打你！”盛信师兄人很厚道，他见事情不好，急忙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说：“师父，您别生气，这事真的不赖我师弟，是我慢了。”可四哥呢，非但不服软儿，反而把手伸给了父亲，那意思就是说：您不是说打我吗？打吧，反正我不认这个错儿。我父亲一看他这么犟，气更大了，回手抄起戒方就要打。萧长华先生一看情形不好，赶忙过来解劝：“得啦，下边儿他还有开打呐，先让他欠着，回科班儿以后再打他。”我父亲正在气头儿上，哪肯罢休，他对萧先生说：“这孩子不管不成了，刚会唱几出戏呀？几这么傲！不杀杀他的火气往后还得了哇？”说着抡起戒方打四哥的手。萧长华先生见拦不住，只的提醒说：“轻着点儿吧，后边儿他还得拿枪呐。”父亲哪管那些，两只手重重各打了二十大板。四哥的手心眼瞅着就肿起多老高来，要说他的脾气也真是倔犟，受了这么重的责罚，他硬是没掉一滴眼泪。况且他也不敢哭，因为一哭，粉脸儿就脏了。挨完打之后，四哥二话没说，抄起一杆枪就又上了场。下面的戏演得极好，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戏演完了，有位师兄接过他使的枪一看，枪杆上缠的带子上尽是血。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父亲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也决不姑息牵就，而是要求得比别的学生更为严格。学生们对他这一点非常佩服。
还有一个例子是怒打科班里的厨子。当年我们这些坐科学戏的孩子们，每天既要练功学戏，又要到剧场里演出，体力的消耗是很大的。可是，给我们做饭的厨子，尤其是那个厨子头儿，不单平素态度蛮横，多一点儿不给我们吃，而且还暗中勾结几个人克扣我们的伙食。有时我们下了夜戏回科班吃夜宵，他们只给每人一个馒头，如果不饱再找他们要就再也不给了，可他们却把剩下的好多馒头从后窗户扔到夹道里。我们吃的大锅菜里根本看不见什么油花儿和荤腥，可他们却把整瓶的香油用蜡封上扔到泔水桶里，把整块儿的肉藏到夹道里的坛子里，过后儿，他们再用牛皮纸包严实了，跟米面口袋一起，埋在垃圾箱里，利用每天倒垃圾和泔水的机会运出科班，转移到厨子头儿家，事后几个人再分脏。他们几个人做得一向很诡秘，很长时间没有人发现他们这种盗窃行为。不料有一天，几个学生在院子里踢小皮球玩儿，有个学生劲儿大了点儿，一脚把球踢进伙房后边的夹道里，这个夹道是死的，没有门儿。几个学生搬来梯子爬过墙头去捡球的时候，竟然发现地上扔着许多干馒头，有的干裂了，有的都发了霉。再一掀那几个坛子盖儿，嗬，里面装的不是肉就是香油。学生们一看这些东西可气坏了，马上报告了负责学生生活的冯富坤老师，冯老师也立即禀告了我父亲。
父亲闻知怒不可遏，派了几名老师到夹道里去查看。事情弄得一清二楚之后，父亲决定按班规责打这几个厨子。他愤怒地说：“孩子们整天价这么累，吃不好怎么成？况且他们正在发育时期，吃不到喝不到怎么会长好身体？没成想这几个黑心的厨子竟然在这些孩子们身上打主意，真是最该万死。不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往后还不知会干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呐。”
打厨子那天气氛特别紧张，我们全体师生在罩棚底下站好了队，没有一个人说话。只听父亲一声令下“带厨子！”几个“掌刑人”就把三个过失最重的厨子带了上来。这三个人平时见过学生挨打，可从来没尝过挨打的滋味儿，这天他们一看院子当中摆着的那条板凳，再一看我父亲面色铁青一脸怒气，师生们也是个个怒目圆睁咬牙切齿，知道今天这顿打是绝对轻不了的。直吓得浑身哆嗦连声求饶：“叶社长，饶了我们这次吧，下次再也不敢了。”父亲哼了一声说：“这是你们自作自受！你们做出这种昧良心的事，不打你们能够平得了众人的公愤吗？科班里的规矩对谁都是一样的，我叶某只能秉公而断，一视同仁。”几个“掌刑人”哪容他们分说，先把那个厨子头儿推到了凳子上，扒开他的裤子，然后抄起事先用水泡过的缠了麻的刀坯子，问了我父亲一句：“打多少？”父亲说：“一百板！”厨子头儿一听就吓坏了，带着哭腔儿求饶说：“叶社长，您开开恩，少打我几十板吧，往后我真的改了。”结果打了他五十板。其他那两个，分别挨了三十扳和二十板。另外那几个罪过较轻的协从没挨打，父亲也当众向他们提出了严重警告。
父亲的原则是打了不罚罚了不打，既然打了这几个厨子，就不再罚款，更不开除他们，免得使他们失了业，因为有了这个坏名声就没人愿用了。打过他们之后，还给他们治伤，养好了伤照样让他们做饭。通过这件事，不仅厨子们规矩了，就连看门房儿的、倒垃圾的工友们也都老实了，他们再也不象以前那样蛮横地对待学生和家长们了。
以上两件事情只是反映了父亲性格的一个侧面：铁面无私疾恶如仇，而另一个侧面则是仁慈宽厚待人以诚。记得在我祖母生病时，因为母亲孩子多很难再抽出精力周到地伺候老人，东家牛字厚出于好心，便主动为我家物色了一名十几岁的姑娘，意欲由她专门服侍病人。父亲一面感激东家的盛情一面婉言推辞说：“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我是穷艺人出身，说什么在自己家也不能用使唤丫头。”牛东家不以为然地说：“谁说你用使唤丫头啦？眼下你们老太太身边不是得用人吗？你不留下这个姑娘，又有谁能有长功夫守在老人身边呢？”父亲思之再三，最后说：“这样吧，这个姑娘我留下，可她可不是我家的佣人，而是我的干女儿。”话一出口，牛东家和姑娘本人都十分感动，从此我们叶家便正式增加了一名新成员，父亲给姑娘起了“叶萍”的名字，我们都管她叫萍姐。萍姐人品极好，每天象对待自己亲祖母一样地侍奉着奶奶，直到她寿终正寝。她长到二十几岁时候嫁给了马富禄的哥哥，父亲按聘亲生女儿的规格陪送了她一份嫁妆。婚后她生了两个孩子，长子叫马世啸，次子叫马元亮，两人都是富连成的学生，老大学花脸，老二学丑行。出科后到上海搭班，元亮后来随团去了台湾。萍姐迁居上海后仍与我们保持着联系，直到临终还谆谆告嘱两个儿子：“我死之后，你们一定要给我立个碑，刻上我是叶春善老先生和段承蓉老太太的女儿，叫叶萍。”
1933年父亲得了半身不遂病以后，行动不便。彼时沈东家为他买了辆人力车，并雇了一位叫王连升的小伙子，每天接送他到科班或戏园去查看教学或演出情况。他每天坐在车上总是觉得不自在，认为自己一个唱戏的人却成天让别人拉着未免太不合适。结果，他主动提出收王连升为干儿子，并郑重其事地告诫我们弟兄：“谁也不许小看连升，他就是你们的弟兄。如果谁敢藐视他，我决不答应！”
父亲不仅待人宽厚，而且廉洁奉公。他有一条准则是：“不义之财不可取”，就是应得的钱，他也从不多贪一分一厘。我们科班经常演行戏和堂会，每当演完一场戏时，还要走个“谢客”的过场儿。“谢客”还有个俗名叫“跳红人”，即由一个小生演员穿上红官衣，戴上纱帽，上插驸马翅（即金花），手托一个盘子，与另外一个头戴凤冠身穿女红帔的旦角同时登台，冲着台下鞠躬道谢。这是，邀戏的行会头目或者财主便走上台去，把事先准备好的“红封儿”（即包着赏钱的红纸包）放在盘子里，算是对艺人们额外的酬劳，两个红人儿接过钱后走进后台，把赏钱原封不动交给社长，然后由社长责成有关的管事按人头份儿分给大家。这样的赏钱从来不作为正式收入上帐，是大家一点微薄的“外快”。按理说凡参与演出的演职员都应得到自己的一份，可唯独父亲与萧长华先生几十年间从来没拿过这种赏钱。师生们对他们老二位的廉洁品格非常尊敬。
有一次，一位老师（也是我父亲的师兄弟）在一次演堂会时贪污了一半赏钱，事后我父亲找了他，要他把钱退出来分给了大家，但又念及他是师兄弟，年纪又大，就没当众披露他的过失，只在私下里劝他退出科班另谋出路。这位老师非但不体念父亲的苦衷，反而恼羞成怒，说了几句很难听的话，愤愤地离开了富连成。后来，马连良师兄把他请到自己领衔的班社里去管事，不想他恶习不改又贪污了别人的包银。我父亲得知这件事后非常生气，此后再也不跟他来往，老哥儿俩几十年没有过一句话。直到我父亲临终前不几天，马富禄师兄为了弥合他们感情上的裂痕，特意在自己家里备了便饭，把他们老二位请了去，借以从中调解。我父亲感念富禄师兄的一番好意，也觉得事情已过去几十年，彼此总僵持着并不好，于是就接受了邀请按时去到马家。一进门，他主动向我那位师大爷打招呼，没成想，这位老先生不但不热情，反而借机派了我父亲一顿不是，说我父亲“无情无义不近人情”。我父亲看他仍然这么固执，什么话也没反驳，闷闷不乐地吃了这顿饭就与他不欢而散了。过了两三天，我父亲病情突然加重，医治无效，便于1935年冬天溘然长逝。那位师大爷震惊之余，深悔几天前自己态度的粗暴，立即赶到我家，扶着我父亲的遗体嚎啕恸哭，泣不成声地说：“我的好师弟呀，早知你这么快就走，那天在富禄家我就该跟你认个错儿呀！谁想到你会把咱哥儿俩这点茬儿也带了走啦！”
对我父亲的不幸逝世，凡接触过他的人无不深深地悲痛。雷喜福师兄吊唁我父亲时，从大街门儿一直哭到灵堂。马连良师兄彼时正在湖南长沙演戏，得悉噩耗后，一连打了四封唁电，并表示立即停止演出奔丧回京。我们弟兄几个觉得为此而影响演出是违背老人家生前教诲的，故而回电阻止了连良师兄，请他只让与他配戏的四哥盛兰回京便可以了。马连良师兄按照我们的意见办了。事后他回到北京，第一件事便是到我父亲墓前祭奠。
家父叶春善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戏曲教育事业，得其教诲者遍布全国各个角落，至今，人们还在深深地怀念他。 第三章我的两位兄长 （一） 叶盛章 叶盛章，字耀如，民国元年（1912年）生于北京，长我十岁。他入富连成社学戏之前先上了一年多私塾，后来才被送到朱幼芬先生主办的福清社科班学花脸戏，开蒙戏是昆曲《芦花荡》，演张飞。不久，福清社报散，我父亲才不得不把他和四哥盛兰收进自己经办的富连成社里来。为这事，我父亲是颇费了一番斟酌的，本来，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入自己主办的科班里来，免得因此而遭到非议，但又一想，如果把他们再送进另一个规模较小的科班，一是教师力量薄弱，难学到好处；二是担心别的科班不会办得太长，倘乎再报散，他们的学业就会受到更大的影响。萧长华先生深知我父亲的难言之隐，便再三劝我父亲：与其让孩子们到别处学艺，莫如干脆让他们进富连成，只要待他们不特殊，一切按科班的规章制度办事，是不会有人说闲话的。我父亲思之再四，最后才决定让他们进了富连成。
盛章入科以后，萧长华先生觉得他学花脸不如学丑更适合他的条件，于是就给他改了工。文丑戏，由萧长华、郭春山先生给他说；武丑戏，由宋起山、勾顺亮、还有位沈先生教。由于本人刻苦用功，接受能力也快，学习成绩很显著，经过几年的培养与锻炼，终于达到了文武昆乱不挡的地步。文丑戏，他能演汤勤（《审头刺汤》）、蒋干（《群英会》）、樵夫（《问樵》）、崇公道（《女起解》）、教师爷（《打渔杀家》）、金祥瑞（《失印救火》）等许多戏，就连一般丑角演员不会或不常演的戏如《定计化缘》、《张三借靴》、《连升店》、《跑驴子》等，他也拿得下来。另外有些戏是他的绝活儿，别人很难演到他演的程度，如《宦海潮》中的师爷、《梅玉配》里的杨先生、《一两漆》中的苟阴阳等等，他都有绝技加在里面。就拿《一两漆》这出戏说吧，他演傧相苟阴阳，扮相就很古怪，出场时挂着一根大棍子，唱弋阳腔，唱着唱着，只见他把头一抬，嘴上挂的白髯口往上一翘，直立冲天，而在观众不知不觉中，他却走了既快又帅的“硬僵尸”躺在台上了，那真叫干净利落快！
他演武丑，更是出类拔萃、独树一帜了。为了让他在这方面有突出的成就，我父亲又让他于出科后就教于老前辈王长林先生门下。因为王长林老先生是萧长华先生义父，三哥不能直接拜他为师，否则就跟自己的老师平辈了。父亲考虑再三，最后决定让三哥拜在王老先生之子王福山的名下为徒，而称王老先生为师爷，实际上，授业的还是王长林老先生。老先生很赏识盛章，把自己很多拿手戏都手把手地传给了他。他擅演的武丑戏很多，诸如《杨香武三盗九龙杯》、《佛手桔》（《盗银壶》）、《大侠白泰官》、《智化盗冠》、《藏珍楼》（《白沙滩》）、《铜网阵》、《时迁盗甲》、《三岔口》、《欧阳德》，以及他独创的剧目《酒丐》等等，此外，他还能演猴戏。
他的武功底子特别深厚，各种基本功都非常磁实。他翻跟头没一点声音，无论翻什么花样儿，落地时都象一团棉花那么轻。如演《时迁偷鸡》，有一场从楼上翻下来的戏，他走的四个“小翻儿”接一个“提”（统称“小翻提”），落地时不是并着腿而是叉着腿，我们管这个动作叫“小翻插花”，他翻得特别漂亮，落地时没一点声音。他的矮子功更是有口皆碑的，他演《三岔口》中的刘利华，蹲着身儿走“矮子”，能从上场门走到下场门，有时还要转几圈“圆场儿”。他的“矮子”走得快，跑得稳，比平常人走道儿快得多。不光走得快，还得做其它动作，象刘利华摸着黑儿去拨门时，又要用水碗浇门轴儿，又要从腰里拔刀、插刀，而这一切动作，都是蹲在那儿偷偷摸摸做出来的，既快又准。还有一个戏更见功夫，就是老本的《武松杀嫂》里武大郎显灵的一场戏。他演武大郎，当武松到灵堂祭奠武大郎的亡魂时，他先是藏在桌子后面不露面儿，及至演到武大郎显灵的情节时，他突然从桌子后面窜到桌子前面，还要翻一个“吊毛儿”。这个动作的难度是很大的，一则因为桌子上面支着白帐子，帐子下面摆有牌位、蜡扦儿、香炉和供品，窜高了要碰着帐子，窜低了会碰着桌子上摆的小道具（砌末），这个尺寸是很难掌握的。再则，武大郎是个“三寸丁”，演武大郎的人一举一动都得走矮子，即使是窜桌子、翻“吊毛儿”也不能把身子伸直，否则就丧失了真实感。盛章的功夫是一般人比不了的，每演此剧都能完满地做出这一套动作，从来没出过差错。
除此之外，他还有许多绝技。如在《打瓜园》中扮演陶洪，这个挂白髯口的山西老英雄不但长得前鸡胸后罗锅儿，而且还是个瘸子。戏里有繁重的开打场面，无论怎么打，他也不失角色的形体特点，可见功夫只深。他演《酒丐》里的范大杯，更有许多新的创造，不仅能在轴杆儿（即在台前吊上类似单杠一样的铁杆儿）上做出“倒卷帘儿”、“千斤坠儿”、“三掉险”等难度极大的惊险动作，而且还加上了从四张桌子上走“台扑”翻下的动作以及“单刀两杆儿”、“单刀枪”、“单刀剑”、“单刀拐”等一系列复杂多变的开打。他的开打与众不同，可以用快、帅、稳、准、狠五个字来概括。他的这种快速打法，是揉进了武术中长拳的技巧并加以戏曲程式化而创造出来的新的打法。
在《三岔口》中有场“打瓦”，也是他的一手绝活儿。刘利华与任堂惠对打了一阵以后上了房，任堂惠揭下两块瓦来砍刘利华，刘利华要用手在脑门子上接这两块瓦。当时只听“叭”的一声，两块瓦就粉碎了（因为事先用火烧红以后又用醋淬过火的，很酥，一碰就碎），刘利华倒卧在地，顺着手指缝儿往外流血（其实是事先准备好的彩蛋儿，用时一挤，里面的红水就从棉花团儿里流出来了），这手绝活儿要求两个演员配合得默契，一个得扔得准，一个得接得准，否则就出不来那种效果，反而要闹出笑话来了。 盛章口齿伶俐，嘴皮子有劲，白口念得快、脆、火爆，真象炒料豆一样，字字清晰，句句入耳，形成了武丑行当的一种独特的念白方法。他演各类丑角，从来不在舞台上胡乱抓哏或追求节外生枝的噱头。他反对把丑角演成低级庸俗令人生厌的“滑稽蛋儿”，借以哗众取宠。他从来是从剧情出发，严肃认真地揣摩各种角色的内心活动，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人物的鲜明个性来，决不容许自己脱离人物性格，而去单纯卖弄技巧。他演《时迁偷鸡》有一场“吃火”的特技，这手绝活儿是王长林先生亲传给他的。开始练习时，曾经因为一时没掌握要领而烫过满嘴燎泡，后来则完全掌握了这套以火纸代替熟鸡的吃火（即吃鸡）技巧：火纸入口即灭，再拿出来还能着，从鸡头吃到鸡尾，中间还穿插上塞牙的细节，十分细腻生动，虽然完全是假动作，却能使观众信以为真。能做到这一点，除了他的技巧圆熟而外，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他向生活汲取了养料，并时时以时迁这个贼头鼠脑的特定人物的性格为依据，设身处地地体验了角色的心理状态，因而才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我三哥称得起是位全面发展的京剧丑角表演艺术家，他那高深的艺术造诣来源于他的勤学苦练。他的成才之路给人提供的启迪之一是：要想得到真才实学，必须有坚韧的毅力和坚定的决心，并且一定要持之以恒。盛章正是一条性格十分刚强的硬汉子。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天津南市的一家戏院演《酒丐》，他在轴杆儿上走“三掉险”时，由于杆儿上面缠的带子松了，他的脚尖儿没勾住铁杆儿，人从杆儿上掉了下来。他本想就势来个“戳顶倒立”，可是没掌握好重心，左右手的劲头儿不一致，当时一只膀子就戳伤了。回到后台以后，他让傍他的演员袁世湧（另外几个演员是高盛虹、李盛佐和徐世臣）给他摸摸，看看出了什么毛病？袁世湧会正骨，用手一摸，坏了，原来他的一只膀子脱了臼。我三哥当即说：“你给我托上去！” 袁世湧说：“你可得咬住牙呀！”三哥点了点头说：“来吧！”世湧这时使劲儿往上一托，只听“咔”的一声，伤膀子当时就复了位，不过，这只肩膀眼瞅着可就肿起老高来。人们担心他的身体，劝他不要再演了，可他说什么也不肯罢休，二话没说，抄起刀来咬着牙忍着疼，硬是把这出戏演下来了。观众们看他带伤坚持演出，很是感动，不断地以更热烈的掌声鼓励他。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我三哥盛章是多么坚强。
总之，我三哥盛章在丑角艺术上的成就是不同凡响的，如果说他已经在丑行、特别是武丑行当中攀上了一座高峰，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流派，空派不是过誉之辞。纵观京剧发展近二百年的历史，以一个丑角演员自立班社（金升社）、独挑大梁者，大抵只有盛章一人。因为他的功夫极好，渐渐地在观众当中盛传起关于他的种种近于传奇性的说法。譬如有人说他的功夫不在燕子李三（旧社会里的一名义盗）以下，也会飞檐走壁。其实这是以讹传讹的无稽之谈。他的功夫固然是好，可从来不做为非作歹之事，慢说是飞檐走壁，就是自家的房顶他也从来不想上去。也别说，有回我们家闹贼，他倒真的上了一回房，不过，那可不是飞上去的，而是爬梯子上去的。结果，把蟊贼们给吓跑了。
我三哥为人耿直规矩，不苟言笑。作为一个生活在旧社会里的戏曲艺人，尽管没有多高的文化，但他却有很强的爱国心。沦陷时期，他不甘心做亡国奴，每天都要偷听来自重庆中央电台的广播，对抗日时局的发展是很关注的。
有一年夏天，他领着我的几位姐姐、表姐们去中山公园游玩，他们正在起士林茶座喝茶休息的时候，突然来了五、六个日本浪人，举起照相机就要给我的姐姐们拍照。我三哥一看，登时就火儿了，他站起来走到日本人面前说：“你们不能随便照相，她们都是我的亲属。”日本人依仗着自己是侵略者，用手一拨拉我三哥，蛮横地说：“什么亲属不亲属的，只要我们高兴，愿给谁照就给谁照！”当时吓得我的姐姐们站起来忘起士林屋里藏躲，那群无赖嬉皮笑脸地往里追。三哥气得忍无可忍，把两只胳膊一横，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日本人恼羞成怒，忽啦啦一下子围住了我三哥，这个一拳那个一脚地打他、踢他。可是，让他们感到奇怪的是，打了半天一下儿也没打着我三哥，相反地却多少不等地被他打着了。他们见情形不妙，才慌慌张张地逃掉。在场的中国人都很钦佩我三哥的勇气，其中也有熟识他的观众不无担心地劝他：“叶先生，您快逃吧，这群混帐王八蛋是不会吃这种亏的，他们准是叫宪兵队去了。”我三哥一抱拳说：“谢谢诸位的好意，好汉做事好汉当，咱们中国人越怕他们他们就越欺负咱，就得跟他们斗！”人们又劝他说：“话是那么说呀，可眼下他们势力大，您一个人也敌不过他们。听我们劝，快走吧！”我三哥见这些同胞说得恳切，就带着我几位姐姐径自回家了。
1939年春天，我们应上海天蟾舞台之约，准备去南方演戏。彼时，北京前门车站警务所和行李房的一帮汉奸们就放出话来威胁我们：“叶盛章要去上海，那他可得请客。不然的话，只要他的戏箱从铁路上走，咱们就都给他倒上硝镪水！”其实，他们的这种恶劣行经是由来已久的，有的班社就吃过他们的亏。可我三哥不吃他们这一套，他说：“合情合理的要求咱们可以接受，这种无理要求一定不能接受。咱们托运戏箱，该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公事公办，但是要想让咱们花钱贿赂他们，没门儿！咱们可不能留这个例，不然的话，那些小戏班儿怎么办？要送礼充其量也只能送他们几张戏票，便宜他们白看场戏而已。”
那帮地头蛇见我三哥不理他们的茬儿，就气了。有天晚上，我们在广德楼（即今前门曲艺厅）演戏，车站警务所去了几个伪警捣乱，故意叫倒好儿。我三哥一看是他们，就知道他们别有用心，于是亲自从后台走到前台与他们辩理。那帮依仗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作威作福的狗汉奸哪讲什么道理，没说上几句话就要动武，眨眼之间六、七条汉子就把我三哥围了个水泄不通。我三哥深知自己武功好，手也重，平常决不跟别人动手，可这次实在是把他惹急了，他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还了手。那几个草包哪是他的对手，尽管折腾得挺厉害，可谁也甭想碰着我三哥一下。他手疾眼快，闪转腾挪，紧这么一忙活，好几个伪警都被他打倒在地。他一面打一面说：“你们几个混帐东西还有点儿中国人的味儿吗？依仗着日本人的势力欺负中国人，你们算错翻了眼皮啦！”那些挨了打的伪警们哪敢再跟他较量，一个个狼狈不堪抱头鼠窜，但他们还要打肿脸充胖子，冲我三哥嚷：“小子，除非你坐飞机去上海，那算你还能落个囫囵尸首；如果还想坐火车走哇，哼，爷爷们非把你碎了不可！”我三哥哪肯示弱，接了一句：“好吧，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只怕你们吓死也不敢动叶某人一根毫毛！”
我三哥根本没把那种无耻的恫吓放在心上，过了几天，仍然带着我们全班人马坐火车去上海。出发的那天，我们陆续到前门车站去上车，车站上有两个入口处：一个挂着“中国人行”的牌子，由警务所的伪警把门儿；另一个挂着“皇军军官行”的牌子，由日本宪兵把门儿。我因为怕出意外，先走了一步，特意到入口处去等我三哥，可是，等了好久也没见他来，直到快开车的时候，才见事先雇好的一辆小轿车载着我三哥来了，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这辆车没在中国人的进站口停，而是在日本军官入口处停下来了。正在我疑惑不解的时候，只见从汽车上走下一个日本高级军官，这个人中等个儿，鼻子底下有一小撮儿日本胡儿，身穿一套日本军装，脚上穿着大马靴，腰间挎着马刀和王八盒子枪套，戴着肩章和绶带，腋下还夹着一个公事包，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下了车大步流星地闯进了日本军官进站口，两个把门儿的宪兵还给他打了个敬礼。我细这么一端详，好么，不是别人，正是我三哥。当时可把我吓着了，这要让日本人看出破绽来哪还有命？可我也不敢声张，只好独自进站上了软席车。我三嫂早就坐在车上了，见了我还一个劲儿地问：“五弟，你三哥怎么还不来呀？”我不敢把实情告诉他，只得支支吾吾地说：“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不过，您放心，他主意多，不会出事，说不定也许改了主意坐飞机走了呢，到了上海咱们准能见着他。”三嫂听着我这些没头没脑的话，只是摇头叹息，也不可奈何。
开车之前，警务所的伪警以查票为名来到我们车上，看见我以后就问：“哎，你是不是叶老五？”我说：“是呀。”他们又问：“怎么没看见你哥哥叶盛章呀？”我说：“谁说不是呢，我们这儿不也正找他吗？”他们很狡猾，生怕上了我的当，就带着命令的口吻说：“那，就请跟我们辛苦一趟，到各节儿车厢里转转！”说实在的，当时我也正为三哥的处境担心，正想找个机会看看他究竟躲在哪节车厢上呐，所以就陪着他们去了。从软席、硬席一直找到软卧，哪儿也没找着我三哥的影子，最后走到一节儿车厢的车门口儿，他们停住了脚步，不敢再往里走了。这节儿车是个暸望车，车后有个半圆形的玻璃窗，窗前架着一挺重机枪，车内的陈设很考究，有沙发椅和办公桌。这节儿车是专供日本高级将领乘坐的，车门口站着两个戴钢盔并扎着一圈儿柳树枝子的日本野战军士兵。那帮汉奸们一看这种阵势，吓得哪还敢上前？我趁势从车门儿往里面一看，嗬，我三哥正翘着二郎腿在沙发里看一张日文报纸呐，几个伪警不住地嘟囔：“奇怪呀，这个叶盛章怎么会没来呢？他能上哪儿去呢？”我心里总算有了底，可也故意跟他们搭讪：“可说呢，他到底儿上哪儿了呢？他要是不去，我们就是到了上海，这戏可又怎么演呢？这个三哥，可真让人着急呀！”这群坏蛋听我这么一叨咕，更加信以为真，只好悻悻地滚下了车。
车开到浦口站停了下来，整列火车被分割成几段轮渡。这时，我从车窗上看见三哥自己走到餐车里去吃饭，他只跟我对了对眼光可并没理我，我更不敢跟他打招呼。就这样，他躲过了伪警的刁难，一路平安地到达了目的地上海，然后乘汽车到了我们下榻的旅馆，这才脱去了日本军官服换上了华服。事后我们问他：“你的胆子怎么这么大呀？居然敢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冒险化装到上海？”他笑了笑说：“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在哪儿吗？主要是因为我知道日本军队最讲究服从，下级是不敢盘问上级的，一般的大佐就没人敢问，何况更高级的军官呢，你们看着我戴的是哪一级肩章？少将！他们谁敢问？真要是有人敢问，我就揍他们！”
他说这话不是吹牛，他还真的打过日本人，那是在我父亲去世以后的事情。彼时，萧长华先生帮着我们托人在永定门外为我父亲买了一处高岗做坟地，我们把父亲安葬在那儿，修了一座坟茔。北京沦陷以后，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个名叫白鸟的日本商人，其实也是一个军官，把一大片坟场地，包括我家的坟地在内全给强占了，过后还围上了铁丝网，并强令我们迁坟，说什么要建一个“平衡仓库”。那时候，我们民族有个风俗，别的事情都可商量，唯独占用坟地这种事情，除非万不得已，一般是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的。于是，我们就到法院起诉了白鸟。说起来我们也太天真了，伪政府在日寇的卵翼下苟且偷安，哪能为中国人做主？所以我们的官司只能打输而不能打赢。我三哥当时没发作，强咽下了这口气。几天过后，他没跟家里任何人商量，就扮成了日本军官的模样，雇了辆小汽车，直奔白鸟公司。下车后他噌噌地往门里走，把门站岗的日本兵看他的气派很大，也没敢盘问他。他进院之后闯进了白鸟的办公室。当时屋子里有很多人正在商量事情，我三哥进去以后二话没说，从办公桌后面一把把白鸟揪了出来，当着众人的面儿三拳两脚痛打了一顿，把他打了个鼻青脸肿。有意思的是，白鸟挨揍时连眼皮都不敢抬，更不用说还手了，不光干挨揍，嘴里还一个劲儿“唉咦”“唉咦”地叫个不停。我三哥打痛快了以后，扭头就走，白鸟和他手下的职员们一直送出铁丝网，站成一排，冲着我三哥的屁股鞠了九十度的大躬。
他回家跟我们说起这件事，我们在一阵开怀畅笑之后，也不能不为他的这种冒险举动感到后怕。我们不禁担心地问他：“你这么冒失地只身深入虎穴，万一让他们看出破绽来，不就没命了吗？”他苦笑了一下，摇摇头说：“嗨，这就看谁能把谁唬住啦，我抓住他们的弱点，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加上气比他们壮，他们就没有不怕的。”沉默了一会儿，他又感慨系之地接着说：“只恨我没有机会跟着抗日的队伍走。倘若有人介绍我参加游击队，我宁可不唱戏了，也要使出我这身武艺，狠狠地揍日本鬼子！”
从以上这几件事上可以看出，我三哥很有些"士可杀不可辱"的英雄气概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这在当时的京剧界也是不乏其人的，象梅兰芳先生在上海蓄须明志，程砚秋先生弃艺到青龙桥务农，以及周信芳先生编演新戏《徽钦二帝》、《明末遗恨》等，都是他们爱国思想的具体反映。
由于我三哥脾气过于耿直，所以也曾得罪过一些人，甚至因此影响了他的健康。1957年那场尽人皆知的政治风暴，也曾冲击过他。到了1967年，更疯狂的血雨腥风终于把他推向生命的绝壁悬崖。在一个阴霾的拂晓，人们在龙潭湖里打捞上一具遍体鳞伤、四肢僵硬、但腹中无积水而头盖骨却有一个窟窿的尸体，经过辨认，才知道这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的反动艺术权威”叶盛章！然而这位连自己也弄不清楚究竟犯了什么罪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才只活到五十五岁的年龄呀！那些置他于死命的“英雄豪杰”们大概不会因为没有用他们的“抢”到手的录象机把他那身濒于失传的绝技录下来而感到对人民欠下了一笔永远偿还不清的债，并因此觉得羞耻吧？！
每想起我三哥的音容笑貌，我的心里都非常难过。他如果能熬过那场浩劫，亲眼看到跳梁小丑们的覆灭下场该多么好！我相信，他一定会以百倍的热情，把自己的全部技艺无保留地传给下一代，使我们的京剧艺术、特别是武丑艺术得以发扬光大。
所幸的是，到底还有他的几个传人，总算继承了他的一部分艺术遗产。其中受益最深的当推著名武丑演员张春华，其他如艾世菊、阎世喜、刘世亭、谷春章、翟韵奎、郭韵华、刘习中以及我大哥的儿子叶金森，也都经过他的悉心传授。
他的儿子叶钧，因身材比较高大，没有继承他所从事的行当，而是学了武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