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这次“童伶选举”之后，又有许多读者投书《立言报》社，要求仿效“四大名旦”的样子推选出京剧界的“四小名旦”来。该报接受了读者建议，乃于1940年约请戏曲界及其它各界知名人士共同磋商，最后议定李世芳、毛世来、张君秋与宋德珠为“四小名旦”。事后，组织他们在长安大戏院合演了一出《白蛇传》，由四人先后分饰白素贞一角。自此，世芳名列四小名旦之首的地位，便被社会承认了。这件事发生在我们出科以后，为了叙述方便，提前一并介绍于此。
“童伶选举”过后，世芳一天比一天瘦，经医院检查，才知是患了肺结核病。前门外大栅栏同仁堂药铺东家乐十爷（即民主人士乐松生之父）得知后，立即派人赠送五十瓶麦精鱼肝油给富连成社，供世芳服用。在当时医学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能得到这么贵重的滋补药品是很不容易的，何况人家分文不取，完全是出于一片关切的热情呢？可是，世芳很不习惯闻那种药的气味，总是不愿喝它。我和他素日关系最好，为了让他早日恢复健康，我每天都催着他按时吃药。他拗不过我的解劝，只得硬着头皮喝了几次，但仍然不能适应那种味道。后来他就悄悄地跟我商量：“这药我实在难往下咽。要不这样吧，你陪着我喝，你喝两勺，我喝一勺”。我当时想，只要你肯喝就对病有好处，让我陪我就陪，反正是营养药，喝了对身体没坏处。就这样，我每天都陪着他喝麦精鱼肝油。渐渐地，他的病见轻了，我本来没病，身体自然越来越壮。一次，我跟三哥盛章及高盛虹、袁世涌、李盛佐等几位师兄一起在院子里练功，他们都惊奇地问我：“五弟，你的身体怎么发得这么快呀？你看你那胸脯，快赶上举重运动员啦，尽是腱子肉。来，给你照张相吧！”说着就给我拍了一张相片。他们哪里知道，是李世芳的药把我养壮的呢！
我和世芳一直到出科时才分手，那是因为我跟三哥到上海演出去了，而世芳则跟袁世海师兄等人合作，独自组班了。虽然以后我们很少有在一起合作演出的机会，但自儿时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却一如既往从未间断。
1946年，世芳应聘去上海，同时也是为了向住在上海的梅兰芳老师学戏，可谓一箭双雕。彼时，我恰好在后来邀他演出的天蟾舞台当班底，我们既在异地重逢，又可重温儿时旧梦，再度联袂粉墨登场，实在是切盼中的快事，彼此的兴奋自不待言。记得那一期陪他演出的人除我之外还有陈永玲、孙盛利、耿世忠、张云溪、张春华和胡少安等。观众对如此坚强的阵容极为欢迎，遗憾的是世芳的嗓音渐觉失调，有时竟至一字不出。我在台上常常为他捏一把汗，生怕这位“四小名旦”的魁首、梅先生的得意高足倒了牌子。所幸的是上海观众通情达理，即使他唱不出来也没有起哄喝倒彩的，这当时是与人们对梅先生和他本人固有的好感不无关系。可世芳是个要强的人，受不得别人的怜悯，尽管梅先生一再开导和劝解他，他总是拂不掉心头上这块阴影。
这年旧历腊月中旬，我随三哥盛章到苏州短期演出，世芳则留在梅家学戏。当时，有家美国影片公司准备约他去美国拍舞台艺术片，可是一连等了十多天，对方迟迟不做决定，这就更增加了他内心的烦躁。加上他妻子姚宝琏（姚玉芙之女）刚刚生了他们的第三个女儿（乳名三春），且又临近岁末，故而一连拍了几封电报催他从速回京共度春节。只身在外的世芳何尝不愿插翅飞回家中与亲人们团聚一堂呢？可是，他这次在上海没挣下什么钱，又怎好赤手空拳回家去见那等米下锅的一家老小呢？梅先生看出他的心事，便主动跟他商量：“世芳呀，家里拍了好几封电报让你回去，你也该回去看看他们了，况且你新近得了孩子，又赶上年关，过穷过富总要一家人团聚才好。我知道你手头儿紧，这没什么，咱爷儿俩合演两场《白蛇传》，我演白蛇，你来小青，挣多挣少你全带走，你看怎么样？”世芳听了老师这席话，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眼里噙着泪花喃喃地说：“那敢情好，不过，让师父您受累，我……”梅先生抢过去说：“就这么定了。你甭难过，天无绝人之路，等你嗓子缓过来之后，不愁没有大展宏图的那一天。别耽误着啦，我这就打发管事的跟戏院商量，赶快在报纸上登广告。”
就这样，他们师徒合演了两场《白蛇传》。有梅先生这面大旗，何愁业务不兴旺？广告一经见报，两场票就被抢购一空。有了梅先生的提携鼓励，世芳的情绪为之一振，演出的效果非常好。不仅获得了一笔可观的收入，而且也挽回了一些影响。
这时，我们一行人也从苏州回到了上海，大家归心似箭，都想尽快回北京过年。我先把妻子、孩子们送上飞机返回北京，然后便到梅公馆找世芳，邀他搭伴坐船北上。世芳见到我很高兴，言谈中不时流露对恩师的感激之情。他得知我们很多人都坐船回家时，当即表示不愿同行。他说：“我心里着急，恨不得一步迈到家里。坐船慢，而且我又有晕船的毛病，不如咱们都坐飞机回去。”我说：“如今都到年根儿底下了，飞机票早买光了。”他又说：“那你们几位就坐船回去，我一个人想想办法，找朋友匀一张飞机票。咱们北京见。”我拗不过他，只好分而行之。
我和张云溪、张世桐、王玉蓉母女及陈鹤峰的女儿几个人搭伴，乘华联号客轮从上海航行到秦皇岛，然后搭火车回到北京。那几天风平浪静，我们的旅行很惬意，可算得是一帆风顺。
回到北京以后不久，我便接到李子健先生打来的电话，问我在上海见着世芳没有？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见他回来？我听了他的问话觉得事有蹊跷，照理说他坐飞机应当比我们坐船的先到北京，却怎么比我们倒慢了呢？我只是在脑子里闪过这样的疑惑，并没往深处想。为了让李先生放心，我只好随口安慰他：“可能是因为飞机票不好买，所以才迟了一步。您放心，一半天之内他准能回来。”
又过了几天，还是没见他的踪影。李先生又去问我，我仍是照原来的说法安慰他，但是我自己已经开始犯嘀咕了。我不禁暗自盘算着：这事儿不对呀，莫非他改主意不打算回来过年了？或者是去美国拍片的事谈妥了？不管怎么样，总该给家里来封信哪！正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张君秋也一连几次打电话询问我世芳为什么还不回来？并说近几天他常梦见世芳，怕是出了什么意外。我只得支支吾吾劝他稍安毋躁，等过年时，大家一定能聚在一起。
有天晚上，我刚上床准备安歇，忽然，电话铃又响了起来，我急忙起身接电话，只听一个陌生的声音问我：“您是叶盛长先生吗？”
“是我呀。”
“我们是中国新闻社，想跟您打听点事儿。”
“什么事您自管问，凡是我知道的一定告诉您。”
“那好。请问有个叫李世芳的人，是不是您在富连成时的同学？”
“是有个叫李世芳的，可不知您打听的是不是他？”
“木子李，世界的世，芳草的芳，对吗？”
“没错儿，就是这仨字儿。有什么事您就直说吧。”
“好。明天我们发一条关于李世芳的消息。”
“那好，您可以谈谈他在上海演出的情形，是不是需要我给您介绍点什么呀？”
“不必了。我们要发表的是一条很不幸的消息。”
“什么？”我不禁吃了一惊：“不幸的消息？什么不幸的消息？”
“是这样，几天前，也就是今年1月5日，旧历腊月十三，从上海飞出一架客机，飞到青岛附近时，遇上了大雾，驾驶员辨不出方向，结果飞机撞在山上，机毁人亡了。我们查了全体遇难者的名册，其中就有叫李世芳的人。我们想问问您这是不是您的那位同学，免得我们明天错发了消息，给他的家属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和痛苦。……”
听了他这番话，当时就吓出我一身冷汗来。从上海开出来的飞机，死者的名字又一字不差，还能有错吗？这肯定就是没跟我们结伴同行的世芳呀！可是，当时我还是不愿相信这是真的，因为这噩耗来得太突然了。况且，当时的报纸谎话连篇，我怕受了他们的骗，于是就反问了一句：“您这消息靠得住吗？”对方回答说：“我们新闻社的消息是准确的，等明天您就可以从报纸上看到详细经过了。谢谢您，再见！”
我痴呆呆地愣在电话旁，只觉天旋地转两耳轰鸣，一时觉得脑海空荡荡的，好象世界上什么都不存在了一样。忽然，李子健老两口和正在月子里的儿媳姚宝琏巴望他们的亲人即刻归来的影象清清楚楚地浮现在我面前，倘若他们从明天的报纸上得知了世芳的噩耗，又怎么能经得住这如五雷轰顶般的毁灭性打击呢？想到这儿，我才发现话筒还在手里攥着，我急忙放下它，穿好了衣服，坐在床上想主意。我应当怎么办呢？对，先给张君秋打个电话，跟他商量商量该怎么安抚世芳的家属。但是，等我拨通了电话以后，却又难以向君秋启齿了。因为我知道他们俩平素感情特别好，生怕君秋受不住，所以竟语无伦次地先向君秋提了个莫名其妙的问题：“世芳到现在没回来，你没听到什么消息吗？”君秋说：“没有哇，是不是不好哇？”我说：“您怎么知道不好呢？”君秋说：“我这两天总是心神不定，夜里一闭眼准看见他，我觉着这不是好兆头。”我听到这儿，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可我还是强忍着咬着牙劝他：“你怎么还讲迷信呐，梦是心头想，你总梦见他是因为你太想他了，我估计过不了两三天他就会回来的。”说到这儿，我不等君秋再回话就匆匆地挂上了电话，我怕自己控制不住，把一切都如实地端给他。 挂上电话以后，我走出家门直奔果子巷我外甥马世啸家，因为他也是世芳的契友。我把刚才接到电话的事一五一十地说给他，然后对他说：“你现在就陪我到世芳家去一趟，目的是先给他们透点儿风，可这个风又不能透得太大了，只能让他们感觉出事情有点不妙，这个分寸一定得掌握好。咱这样做，是让他们多少有点儿不祥的预感，免得明天见到报纸后发生意外。”世啸说：“行呃，咱爷儿俩这就去吧！”一句话还没落地，他就哇哇地哭了起来，我强忍着快要流下的眼泪制止他说：“你先别哭呀，哭又有什么用呢？再说，你带着个哭丧脸儿到人家那儿去，人家一眼不就看出来了吗？”经我这么一说，他才止住哭。其实，我又何尝不想恸哭一场呢？
我们匆忙走到和平门里世芳家。时间大约在夜里十一点钟左右。我们叫开门走进屋里一看，李子健先生正在铺床，世芳的母亲满面愁云地坐在椅子上发愣。老太太一见我的面，劈头就问：“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回复说：“已经回来三天了。”她又问：“坐飞机保险吗？干嘛他非要坐飞机回来呀？”这话问得我好难回答，面对这位善良的母亲，我只得支吾搪塞地说：“他是跟我说要坐飞机回来，可也不见得一定坐得上飞机。因为据我所知，飞机票很难买。说不定也许他在上海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完，或者是梅先生留他有事。总之您甭着急，总会回来的。”隔了一会儿，我又故意岔开话头儿问老太太：“世芳最近没有来信吗？”老人家叹了口气说：“倒是来过一封信，在他家手里呐，你去看看吧，她也正在那儿着急呢。都到了年根儿底下了，家里又有个月子人，是好是歹也得奔家呀，这孩子也太不象话啦！”听着老人数落已然作古的世芳，我心里替他觉着委屈，但又不便直说事实的真相，只得劝解说：“您就放心吧，世芳不是不顾家的人。天不早了，您也该歇着啦，您应当好好休息，最好多睡一会儿，明天晚点儿起。”我这样说的目的是想让他们尽可能晚一点儿得知那个不幸的消息，其实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办法而已。
我们辞别了老两口儿，又到后院去看姚宝琏。我们叫开屋门后，看见她正抱着孩子哄孩子睡觉呢。宝琏见是我们来了，而且又是在这么晚的时候，心里就嘀咕开了，两眼直瞪瞪地打量我们半天，没等我们开口就冲着我问：“盛长，世芳是不是死啦？”这一问可来得太突然了，使我一时不知所措，但又很快地平衡住自己的情绪，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回答说：“这是什么话，你怎么尽瞎猜呀？”宝琏说：“不是我胡猜，你们看看他来的这是什么信？”说着，她顺手掏出一封信，指着上面的字说：“你们看看，他信上写着‘我这次在上海没唱好，也没挣着钱，心里很不安，我没脸回北京了，还不如死了好呐！'你们听听，他写的都是什么话？他这不是抽风吗？这哪儿是信呐，简直就跟绝命书一样！”我马上解劝说：“这是因为他心情不好才这么写的，你想你是谁他是谁，他心里是喜是忧能不原原本本地跟你说吗？你也别胡思乱想的。”她接着说：“我这几天总是这么心慌意乱的，是不是他出了什么事儿啦？”我们说：“不会吧，再说哪儿还有好多人呐，有张盛利师兄，耿世忠师兄，他们谁能不照顾他。我们算计着，他可能晚回来几天，头春节能到家。”
宝琏听了我们的话，默默地点了点头，又情不自禁地抽泣起来：“不是我胡猜乱想，他这个人的脾气禀性我最清楚，他人老实，心眼儿小，遇事想不开。自打我们结婚以后，我总不放心他一个人出门儿。这次，他非要去上海不可，我拗不过他，只好随他去了。可这一去就这么多日子。眼看要过年了，我是活不见人死不见鬼，偏偏见了这么封丧气的信！你们说这能叫平安家信吗？啊？”我听了她这番话，觉得她似乎已经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为了引导她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有思想准备，就大着胆儿试探着开导她说：“据我们看不会有什么事，即便他真的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你也得替他捏着点儿。你们这家子上有老下有小，能不能把逆事办顺了，可就全看你一个人儿啦。得了，大年下的，你也别哭哭啼啼的了，有什么过不去的；还有我们这么多人兜着呐，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她听了我这些解劝的话，两眼直勾勾的，似乎悟出了点什么，可又象没听出话里有话似的，所以才说：“好吧，我听你们的，打起精神儿过日子。可是无论怎么说，我这心里总是闷得慌。”说着话又抽泣起来。
我们看她哭得那样，心里更不是个滋味儿，如果再继续坐下去，我们也非得陪她哭出来不可。适可而止，我们急忙起身出了屋门。原本不打算再惊动李老先生，可老人家心事重重根本没睡，反而又把我们让进屋里说话儿。看着两位老人那忧心忡忡的神态，我们也不忍心就离去，只好陪着他们说了一宿的话，直到黎明时分再告辞回家。
李子健先生把我们送出大门，我鼓了鼓勇气悄悄地对老人家说：“您万一从报纸上见着什么，千万可要沉着。您是一家之主，得掌住舵呀！”李先生似乎已经会意了：“盛长、世啸，你们半夜里到我家来，决不是无缘无故的。况且你都回来三天了，到今儿才来，一定是有什么碍口的话。不要紧，有什么你就直说，我活了大半辈子了，还能挺得住。”我一看老人那认真的样子，反倒后悔刚才的话说得过于直露了。于是又改口说：“我的意思是让您心里先打个谱儿。至于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我还没打听出来。我们跟世芳是一块长起来的，他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如果不是自己人，我们也不敢半夜三更来家里看您。您可千万别多想。这几天您有什么事就找我们，我们随叫随到。”
路上，我跟马世啸商量：“您说这事咱们该怎么办好呢？不说也不行，早晚得知道。”世啸点点头说：“是呀，纸里哪能包住火呢？这么着，咱回去先歇一会儿，吃了午饭咱还来顶着，万一出点什么事，咱们也好帮着料理料理。”我说：“好，就这么办！”
我们哪还有心思睡觉哇，系在我们心上唯一的悬念是迎接那个既怕听到又想快些印证的不幸的信息，人的心情有时候多么矛盾呀？天近中午，报上果然披露了世芳遇难的消息，尽管我们早已有了思想准备，仍然不能平息内心的极度痛苦，憋了半天一夜的眼泪终于尽情地流淌出来。家里人为我们做好了饭菜摆在桌上，我们一口也吃不下。我们惦记着李家的老少，生怕再发生新的意外，便又匆匆地去看他们。
刚走进李家大门，就听见里面一家人恸哭的声音。我们冲进堂屋，只见姚宝琏抱着孩子直往桌上撞头，两位老人拉也拉不住，再说两位老人自己也支持不住了。如果我们再晚来一步，只怕还会出事呢。经过我们多方解劝，好不容易才勉强止住了他们的恸哭。李子健先生只是一个劲儿喃喃地重复着一句话：“往后我们可怎么办哪？”我们只好安慰他说：“您甭着急，车到山前自有路。天塌下来有我们大家顶着，您只管保重身体就是了。”
北京国剧公会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到李家来慰问。之后我们便陪着李子健先生一起到中国航空公司交涉。接待我们的是我原来熟识的一位副经理，他先向我们介绍了飞机失事的经过，然后要我们听候通知与公司一起到肇事现场去辨认尸体。
我们给在上海的张盛利师兄拍了封电报，要求他代表家属去青岛去辨认尸体。因为世芳从上海动身时，是盛利师兄送他上的飞机，知道他穿的是什么衣服。
过了两天，我们又去航空公司洽谈善后如何处理的问题。不料这家公司竟推诿说，“你们的家属遇难，我们也很难过。至于善后的事宜嘛，这要看我们与保险公司交涉的结果而定。如果保险公司赔偿的款项多，我们可以酌情考虑给你们一点抚恤金，反之，如果赔偿得少，连我们公司的损失都弥补不上，那我们可就无能为力了。”我听了他这番毫不负责的话非常气愤，当即驳斥他说：“这象话吗？飞机失事，责任在你们航空公司，为什么推给保险公司呢？这不行！”那人冷笑一声说：“不行又怎么样呢？反正这也不是我们故意造成的事故。你们找我们，我们又能去找谁呢？”
航空公司的蛮横无理，激起了北京梨园界的强烈义愤，许多演员找到国剧公会，要求以公众的名义投书报纸，公开抗议中国航空公司草菅人命的行为。与此同时，我们觉得有必要急于办成两件事：一是马上举行规模盛大的公祭仪式，在社会上造成强大的舆论，以进一步向航空公司施加压力；一是由京剧公会与富连成社同学联合发起一次义演活动，以解决李家的燃眉之急。
事情决定下来之后，立即分头行动。不久，便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了公祭大会，在京的京剧演员，富连成社、荣春社、鸣春社等科班的师生多人参加了公祭仪式。会上，我以沉痛的心情致了悼词，然后向遗体告别。其实，哪还有什么遗体呀？只不过是由张盛利师兄由飞机残骸旁拣回来的一块夹大衣角儿。人们看着装在盒子里的世芳生前穿着的这块烧焦了的衣角儿，各个泣不成声，大家呼唤着世芳的名字，痛惜一位天才演员的夭折。那情景，至今想起来还令人难过。
据张盛利师兄介绍，世芳在离开上海的时候，情绪空前低落，流露出与老同学们难舍难分的离愁别绪。彼时，盛利师兄只认为是由于他这次在上海失利而形成的郁闷心理，而万没有料到那竟是他们的永诀！
其实，他得到的那张飞机票并非在航空公司买到的，彼时北上的机票早已售光。这张票原是杨宝森先生买的（一共两张），准备同夫人一起回北京的。后因杨夫人身体不适而转让给了马富禄夫妇。世芳回京心切，特地找到马富禄央求说：“三大爷，家里总来电报催我回去，您就把飞机票让给我吧！”马富禄师兄本来不愿出让，何况世芳又不是要两张。可自己是长辈，只好勉强把其中一张票让给了世芳，另一张也出让给了别人。谁成想，正是这几经辗转的飞机票，竟然送了世芳的命！
开过公祭大会不久，我们又举行了两场义演。参加演出的有尚小云、荀慧生、杨宝森、陈少霖等许多人。
彼时，社会上很多人纷纷表示要捐款给世芳的家属。公会考虑与其依靠社会的捐助，莫如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便代表李家婉言谢绝了人们的盛情。
梅先生在上海听到噩耗，更始悲恸欲绝，连戏都没心思唱了，一想起世芳的音容笑貌，就禁不住暗自落泪。他特地给北京拍了唁电，对自己苦心栽培的这位大有希望的继承人的先逝，表示沉痛的哀悼。
过了一段时间，梅先生的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便亲自出头发起在更新戏院（即中国戏院）演出三场义务戏。参加义演的除梅先生本人和弟子言慧珠及李玉茹、白玉薇、李玉芝等人外，还有当时正在上海演戏的李少春、高盛麟与我们爷氏三兄弟等多人。记得当时演出的戏码儿有梅先生主演的《贵妃醉酒》、《霸王别姬》；李少春（武松）、盛章（武大郎）、盛兰（西门庆）、李玉茹（潘金莲）和我（何九叔）等合演的《武松》；另外还有一出群戏《大溪皇庄》，高盛麟扮演楮彪。
京、沪两地的观众们为了表示对世芳的痛惜与哀悼，慷慨解囊，争相购买价格昂贵的义务戏票。所有参加义演的演职员也一律不取分文。大家出于求危扶困的良好愿望，筹集了这一笔相当可观的款项。目的无非是帮助死者家属渡过难关。李子健先生对大家的一片盛情非常感激，曾亲自带领身穿重孝的世芳遗孀姚宝琏，冒着凛冽的寒风和漫天的大雪，挨门挨户地去向各位热心的同行们磕头道谢。可是，事过几十年后我才大出意外地得知：死者家属并没见到这笔巨款！究竟是谁从中渔利，至今还是个谜。这真是人心难测呀，倘若这种人还有半点人的气味儿的话，也不能昧着良心中饱这些张张沾着血泪的钞票啊！真不知道做了亏心事的其人事后作何感想？！
我和世芳自幼交好，情同手足，每忆儿时我们朝夕相处同台献艺的往事，心里都非常难过。世芳为人忠厚朴实，性情温和善良，不仅在艺术上追随梅先生，而且在品格上也颇具乃师的风度。这位“小梅兰芳”的前途本来是不可限量的，万没想到他死得会这么凄惨。现在想起来，我仍然认为他的蒙难是京剧事业的一个无可挽回的损失。
毛世来
毛世来，民国九年（1920年）生，出身于梨园家庭。长兄庆来是著名的武生，长期与李万春合作；二哥盛荣（一名盛来）也是富连成的学生。
世来是我们世字班里头脑最聪明、接受能力最快的一个。他入科班比较早，学的是花旦，为他开蒙的是萧连芳老师，戏码儿是与江世玉合作的《扫地挂画》。
世来从小就非常要强，他练功的刻苦劲头儿超过一般同学。他本来是学花旦的，可他每天都主动跟学刀马旦的同学比着练功。早晨耗顶，他总是最后一个下来，决不肯比别人少耗。练跷工，更是与众不同，往往是绑上跷一天也不解下来，连中午睡觉时都绑着。站三角凳耗跷时，他总好跟功底过硬的阎世善比，别人都陆续下了凳子，他仍然咬牙坚持叉着腰站在三角凳上，即便是累得满头大汗，两条腿打哆嗦，身上的汗水顺着裤腿儿滴滴答答往下流，也一定要耗到世善下来时才下来。其它各项基本功他也是这么练，因此他的功底是非常扎实的，一般刀马旦应工的戏，他照样可以拿得下来。
世来学戏时精神高度集中，一招一式的要领都要问个究竟，决不囫囵吞枣浅尝辄止。老师每教过一出戏后，他都要在业余时间里下私功，召集在这出戏里有活儿的同学反复排练，直到熟练地掌握了为止。对自己如此，对别的同学也这么要求。我至今还记得，他对小同学黄元庆，就象对自己亲弟弟那么关心，老师每给元庆说过一出戏后，他都要在事后给他排两三遍。
世来小名叫五嘎子（实际他行三），性格也真有几分嘎劲儿。别人会的他就想会，别人来得好的地方，他就非要追上甚至超过去不可。由于他有这种争强好胜的脾气，所以成绩是很突出的。他会的戏多，演得也很出色，没出科时就已小有名气了。那时广和楼的观众特别喜欢我们世字班的两个小旦角，一个是青衣李世芳，另一个就是花旦毛世来。在《立言报》组织的那次“童伶选举”中，李世芳当选主席，毛世来则当选冠军。后来他们双双被推为“四小名旦”的前列。
世来在艺术上主要是继承了小翠花与刘盛莲的衣钵，后来又深得尚小云先生的青睐，学了些文武并重的戏。他能戏颇多，《双钉记》、《双铃记》、《棋盘山》、《得意缘》、《双合印》是他的拿手戏，李世芳主演《娟娟》、《昆仑剑侠传》、《牛郎织女》，也必由他来配演重要角色。《虹霓关》、《穆柯寨》、《大英杰烈》、《辛安驿》等带武功的戏，他也演得很精彩。除此之外，他还能把四哥盛兰当年以旦角应工的拿手戏如《南界关》、《花木兰》等接过来。可以说是文武昆乱无所不能。
在科时，他经常与我合演《打渔杀家》、《坐楼杀惜》等戏。我们合作得很协调。
世来出科后足迹踏遍全国各地，每到一处都受到热烈欢迎。解放后，他落在东北，后担任吉林省戏曲学校校长。 阎世善 阎世善，是武生演员阎景亭之子，著名武旦演员阎岚秋（九阵风）之侄。世善入科后学的也是武旦，但一般的青衣，花旦和刀马旦的戏他也能演。
世善学艺非常用功，他的跷工最好，能踩着跷翻大跟头，什么“出场”、“前扑”、“蹑子”甚至“倒扎虎”等，都能翻得干净利落。有时不小心戳了脚，脚脖子一肿老高，他也坚持不卸跷。世善的性格耿直，生活中不苟言笑，整天严肃得象个小老头似的。有一次我们演《天河配》，我扮演牛郎，他扮演一名仙女，在搭鹊桥那场戏里，我刚好与他挨着站在很窄的鹊桥上。他出于好心，怕我摔下去，就用手扶了我一把，因为他平时练功狠，手劲大，这一扶就象拧了我一把一样。下来以后我问他：“你刚才在桥上怎么拧我呀？”不想这一问却使他大吃一惊，他睁大了两只眼睛反问我：“我什么时候拧过你呀？我不过是搀了你一把，怕你摔下去。”他那严肃认真的样子，倒把我给逗乐了，我着实感到世善确乎是个忠厚老实的好人。
他坐科时就已经很红了，出科后不少观众主动给他提亲，可他一概谢绝不予考虑。平时他总是规行矩步目不斜视，更不与任何女性接近。后经同行人死说活说，他才娶了琴师张九的女儿。
他衣着朴素不重修饰。一次我们去上海演出，有位专门捧他的票友顾森伯特地做了一套西装，又买了一双皮鞋送给他，竟被他婉言谢绝了。此后，他依然穿着竹布大褂儿和布鞋布袜。所以，我们都管他叫“布衣男旦”。
他的拿手戏很多，《竹林记》、《盗库银》、《演火棍》、《扈家庄》、《青石山》、《无底洞》、《泗州城》及《姑嫂英雄》等，都是他常演的剧目。他的出手活儿打得很好，既稳且帅，很得观众赏识。
解放后他参加了中国京剧院，后在中国戏曲学院执教。 江世升 江世升，出身菜农家庭，入科后学的是武生。这位同学跟毛世来一样用功，练功时从不惜力。例如老师要求每人翻四十个旋子，他一定要翻到六十到七十个才肯罢休。他的大跟头翻得特别好，能一连翻几个虎跳接前扑。那时我们练功的场地很小，有一次他越翻兴头儿越大，竟然控制不住自己，撞在柱子上，磕掉了两颗门牙！但是他并没因此而气馁，爬起来漱了漱口，照旧接着练。
他的长靠、短打戏都很好，经常上演的剧目有《挑华车》、《铁笼山》、《伐子都》、《花蝴蝶》、《恶虎村》、《落马湖》等，是我们世字班里主要的武生演员。我经常与他合演《铁公鸡》、《百凉楼》等戏。
出科后即外出搭班，解放后参加了新疆的剧团，现已退休。 艾世菊 艾世菊，出身于贫苦家庭，入科学戏以前曾学过相声，是著名相声演员焦德海的徒弟，能说不少传统段子。后经人介绍，改入富连成社学丑行。张连宝、宋起山、勾顺亮等先生和我三哥教他武丑戏；萧长华、郭春山先生教他文丑戏。
世菊自小便能严格要求自己，练功非常刻苦，常常给自己提出比老师要求还高的难题。譬如每天早晨耗顶，除了学武旦的要耗空顶外，一般的学生都把腿搭在墙上。可世菊不但跟武旦们一块儿耗空顶，而且还走难度更大的蝎子爬，甚至拿着顶上、下台阶。光在科班里练还不算，有时还跑到北海公园小白塔底下，顺着台阶爬顶。他的矮子功和小跟头都好，他能把搬不倒儿、窜扑虎、旋子扑虎、肘丝扑虎、三跑一扑虎接入肚儿、跪腿儿、倒毛儿及和弄豆汁等动作熟练地联接起来，做得干净利落，又快又帅。
世菊不仅艺术好，为人更好。我们都尊称他“四哥”。他从不跟任何人吵嘴打架，更没有因为自己技艺超过其他同学而自以为是，却总是谦逊和蔼屈己待人，不论哪个同学向他提出问题，他总是尽自己所知以诚相帮，把自己在练功时体验到的要领和表演上的体会无私地介绍给旁人。
最令人钦佩的是世菊从不忘怀自己的苦出身，生活上十分节俭。看见别的饿同学糟蹋粮食，他总是心疼地收拾起来自己吃下去，并且善意地规劝别人以后不要这样大手大脚。他的穿着也比一般同学差，但即使是穿打补丁的衣服，他也总是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决不邋邋遢遢。对自己的衣物是如此，对科班里的行头、物件就更爱惜了。无论穿什么戏装，用什么砌末，他都加倍小心，穿过用过之后，一定整理好了交给管理人员，决没有乱丢乱放的现象。他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生活上学萧长华先生的简朴；艺术上学叶盛章的钻研劲儿。
三哥盛章特别喜欢世菊，乐于把自己的技艺传授给他。世菊是有心人，他每天跟在盛章身边，为盛章保管着化妆用的彩匣子。我三哥勾脸，他就站在身旁仔细看，有时还用煤油灯往一个铁盒儿里熏锅烟子给盛章用（因为这样熏出来的锅烟子涂到脸上污中见黑，十分好看），久而久之，他就把盛章所勾的时迁、刘利华、胡理等独具特色的武丑脸谱点滴不漏地学到手了。
世菊会的戏很多，发展也很全面。他的文丑和婆子戏虽略逊于詹世辅，但武丑戏则是我们世字班中的佼佼者。他和李盛佐师兄是经常为我三哥配戏的左膀右臂。梨园界都知道盛章的功夫非同一般，他的把子既狠又快，功夫差一点儿的人跟他对打是插不上手的，而世菊却能跟他配合默契天衣无缝。我三哥对世菊是很赏识的，在他主演的戏里，世菊都有活儿：《九龙杯》里他演神偷王伯燕，《时迁偷鸡》里他演店家，《欧阳德》里他演假欧阳德，《打瓜园》里他演丑丫头，《黑狼山》里他演秋葵，《蒋平捞印》里他演房书安。尤其在《酒丐》里他演的那个酒保，更是不同凡响，因为他自小学过相声，有使“贯[被过滤]”的基本功，每演此剧，他都要加上一段《报菜名》里的“趟子”（即念一段赶板夺字的台词），很受观众欢迎。
世菊跟我三哥的时间最长，耳濡目染，学到的本领也最多。真正得到我三哥的亲传。
世菊出科不久即长期留在上海，几十年来他没有沾染任何恶习，依然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内行中有很高的威信。上海有位诨号孙三的名票，曾经捧过他并收他为义子，后来这人家道衰败生计艰难，世菊一如既往从不忘旧。著名净角前辈钱宝森先生逝世以后，生活无着的钱夫人每月都在北京收到一笔寄自上海的不具名的汇款，直到她去世后才有人知道，这位按月寄生活费给她的正是艾世菊。从上面这两件事足可看出世菊是个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
世菊现在仍在上海京剧院，因为上了年纪已不经常演出，但仍热心培养后代演员。 赵世璞 赵世璞，入科后学的是净行，因为嗓音条件较差，没有学铜锤，而是专学李良、魏虎、史须龙等一类的副净活儿。这位同学很聪明，学戏很快，台上演得也火炽，深得老师们的喜爱。
有一种天性伶俐的孩子喜欢调皮，世璞就属于这一类。他活泼好动，总也闲不住，不是学老师走路的姿势、说话的神态，就是学同学身上的毛病。他学得特别象，一举一动都能逗得人们忍俊不禁。为了这，他没少挨老师打。可是，老师却很少能打得着他，原因是即使在受责罚的时候，他也忘不了要逗个乐儿。比方说老师让他趴在板凳上挨打，他总是做出服服帖帖的样子乖乖儿地趴下，可是等到老师举起刀坯子往下打的一霎那，他却冷不防往下一溜转到凳子面儿底下去了。老师不但没打着他，反而把自己的手震疼了。这一来老师就更生气了，但是，还没等老师发怒，他就抢先站起来给老师揉手，并满脸陪笑地说：“先生，别打我啦，我屁股硬，再打我又会把您的手震疼啦！得，您也别费力了，咱爷儿俩就算没事了！”经他这么一说，老师也忍不住会笑出来，本来严肃的气氛顿时让他闹得缓和了下来。其实，老师们对他这个性格顽皮但本质很好的学生是很喜爱的。
世璞的手很巧，业余时间喜欢用牛皮纸叠小钱包玩儿，在我们班里，谁也没他叠得好，他叠出的钱包比街上买的真皮钱包还有复杂和美观，上面有好多兜，而且还画着各种图案。我们都愿意让他给自己叠一个带在身上，他脾气很随和，有求必应，因此在同学中间很有人缘儿。
他没演过什么主角，但配角演得很好。除了上面列举的那些角色外，他还经常演《武松打店》和《二龙山》中的大解子。虽说这些都是配角儿，可经他一演却能起到绿叶扶红花的作用。
出科后他即到外埠搭班。解放后落在东北，现为沈阳京剧院演员。 沙世鑫 沙世鑫，是为谭富英勒头的沙振东之侄，回族。他幼小丧父，母亲含辛茹苦把一腔希望全部倾注在这个独生儿子身上。也许正是由于出身如此清苦的家境，世鑫儿时便很懂事，入科后即能刻苦用功。
世鑫跟我同工，学的也是文武老生。彼时，我们每天向同一位老师学同样的戏，耳鬓厮磨，关系极为融洽。记得在我们刚刚学会有限的几出戏时，便总想到台上去演给观众看，戏瘾非常之大。有一次，我们到广和楼去演《龙凤呈祥》，老师事先没有明确分派我和世鑫各演什么角色，可我们俩都愿意当众露露那段“劝千岁杀字休出口”的西皮唱腔，于是我们俩就都扮成了乔玄，谁也没扮刘备。把场的老师一看，嘿，俩乔玄，真有意思，不知老师是故意地逗我们还是怕伤了我们的自尊心，那天破例没有干涉我们，反而想出一个主意来，他把我们俩叫到跟前说：“你们俩别争也别抢，等一会点子开出来，谁先麻利先出去，今儿这乔玄就是谁的；走到后面的改演刘备。”我们俩齐声回答：“成！”等到场面真的开出上场点子时，我耳疾腿快，一个箭步窜到世鑫前面，抢先上了场，世鑫见势不妙，两只手死死抓住我的蟒，不让我上，我哪管那些，依然若无其事地迈起步往外走，世鑫一看我人都出去了，只好把手松开了。我们俩闹的这场把戏，引得后台师生们哈哈大笑。
别看我们在艺术上争强好胜，但在生活上可从来不懂得勾心斗角拴对儿结仇。这件事过后，世鑫和我还是要好的同学，谁也没有记恨过谁。
世鑫的做派特别好，蟒戏、官衣戏和褶子戏都演得很出色，只是靠把老生戏学的少一些，遗憾的是，他没能顺利地过好变声期这一关，后来嗓子倒败了，不然也是个挑大梁的材料儿。
出科后，他搭入毛世来的戏班，演儿排老生。后来嗓子越来越不好，在大连改演了丑行。因为他有老生的功底，所以丑戏演得有深度，不一般。他在《审头刺汤》中扮演的方巾丑汤勤，在《清官册》里扮演的马牌子，都很有特色。在旅大市享有盛名。也是当地剧团里水平较高的编导人员。
世鑫为人忠厚老诚，不料结局却是十分悲惨：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中，这位深居简出的老实人，竟然在自己的住所里，被一颗发自武斗“英雄”手中的流弹穿窗射中，无缘无故地倒在了血泊里，含冤结束了正直的一生。每想到他的惨死，我的心里都非常难过，如果他能活到今天，将会对振兴京剧艺术起多么大的作用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