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一位医术高明的孙大夫精心调治下，病情逐渐有了好转。转过年来，竟然能拄着拐杖走路了。父亲是个事业心极强的人，自从能下地走路的第一天起，他就不顾别人的劝阻，坚持每天步履艰难地到科班和戏园去巡视教学和演出的情况。人们在钦佩他这种忘我精神的同时，也发现他的精力已大不如前了。出于对他健康状况的长远考虑，萧长华先生便与沈玉崑之后做财东的其弟沈秀水商量：莫如把他在东北军炮兵团供职的长子叶龙章召回北京，协助料理社内一应事务。他们婉转地向我父亲说出了这个想法，父亲先是觉得不妥，后来也确实感到自己的健康每况愈下力不从心，才勉强表示同意他们的主张。这样，大哥龙章便于1934年辞去军队中的职务，回归故里，参加了科班的工作。
同年，因学生数量又有增加，科班又在社址斜对过儿、虎坊桥路北45号(即今天晋阳饭庄所在地)买了拥有房屋数十间的一大所院落。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夏天，财东沈家因外馆生意亏累，几近山穷水尽的地步。债权人纷纷向法院起诉，要求沈家从速偿还债款。沈家万般无奈，竟然将富连成社的全部戏箱做了抵押。戏箱全部被法院查封，演出无法进行，经费来源断绝，教学也被迫中止，师生们只得暂时各自回家待命。
一连几个月过去了，沈家的官司一直没有结案，押在法院的戏箱虽经几次拍卖却也始终没有找到买主。面对这种情况，我父亲、大哥和那些老先生们都很着急，一是害怕长期拖延下去荒废了孩子们的学业；二是担心科班积累了几十年的家底(戏箱)被拍卖掉，日后无法恢复教学和演出。大家多次商量决定以科班的名义向法院直接交涉，请求当局把拍卖的价格降低，以便另找财东出资赎出这批物资。交涉的结果，法院同意把原定为一万元的拍卖价格降为七千元，可是新的财东却再也难以找到了。怎么办?难道能眼看着科班被拖垮吗?不能！在这关系到科班生死存亡的时刻，我的几位哥哥多次磋商如何挽救科班危亡的良策，最后，他们征得父亲的同意，决定把他老人家的一所房屋卖掉，凑足七千元，把戏箱全部赎了回来。随之，又把师生们召回科班，并恢复了在广和楼的演出。从那时起，富连成社再没有异姓财东，而是由我们叶家自己经营了。
父亲的病情一天天加重，虽经多方诊治仍不见起色，渐渐发展到生活不能自理、饮食起居都要靠人服侍的地步。他老人家自知不久人世，终日躺在病榻上为科班的前景忧虑。他曾经当面向萧长华先生表示，愿把科班托付给萧先生主持继续办下去，萧先生坚辞不受。他又想把社长的职务传给自己钟爱的弟子王连平担任，但王彼时正在上海，不便召回。后来还是萧长华等老先生们从传统的封建意识考虑，认为喜、富连成科班既然是由叶春善先生一手创办并经营过来的，那么就理应由他的长子龙章承袭父业，接替社长的职务。但是，我父亲听了他们的这种推荐后却连连摇头以为欠妥。他认为选好一社之长是关系到科班成败的大事，不可重私情而轻公务。他觉得我大哥尚年轻，经验和能力都还欠缺，挑此重担力难胜任，倘乎有些闪失，科班的前途令人忧虑。况且，他更怕因把社长职务世袭给自己的儿子而使外界对他几十年兴办戏曲教育事业的一腔赤诚有所非议。萧长华先生认为他的这一切想法都是多虑的，几十年呕心沥血办科班的一片热心日月可鉴，有谁能昧着良心说三道四?至于龙章年轻，我们当全力扶助，相信用不了几年，他自会处理好社内各种事务的。
经过老先生仍再三劝说，我父亲才点头允许我大哥龙章接替他的职务。当年秋天，富连成社全体师生隆重集会，大哥当众宣读了就职演说稿，表示一定专心致志把科班承办好，让戏曲艺术-代一代传流下去，永为师祖增光。
当时正是大世字班学生在科学习期间，自大哥接任社长以后招收的学生，即从小世字班开始，入科时都要行磕头大礼、拜我大哥为师，而对我父亲以及萧长华等老先生，就称作“师爷”了。
这年秋天，尚小云先生因为特别赏识世字班的一批小学生，认为他们将来必成大器。为了尽快地使他们成材，他十分豪爽地主动提出要亲自给他们说几出戏。这么慷慨的举动自然受到我大哥的欢迎，于是这位造诣极深、并已独一帜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兼教育家，便精雕细刻地为袁世海、李世芳、毛世来和我等人排了《金瓶女》、《娟娟》 (即“马武招亲”)、《昆仑剑侠传》以及由我三哥盛章主演的武丑戏《酒丐》等剧目。尚先生教得仔细，学生们心领神会学得认真。一经演出，果然轰动京城。自此，世字班学生上升为演出的主力，形成了富连成社第三个鼎盛时期。尚先生对富连成社的无私援助，是我们永生不会忘怀的。
此时，我父亲的病，虽经多方医治也未能好转，于这年冬天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一岁。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进一步侵华的卢沟桥事变，近在咫尺的北平局势十分紧张，各戏院一度停止了演戏。北平沦陷以后，为了维持全社人员的生计，不得不考虑恢复演出的问题。经大哥出面与前门外鲜鱼口内华乐戏院(今大众剧场)经理万子和交涉，签订了在该院长期演出的合同，剧目则以能够招徕观众的彩头戏为主。万子和受我大哥委托，专程去上海重金礼聘了擅演彩头戏的王桂林(即盖春来)和黄桂两位先生到富连成社担任艺术指导，主持编演带机关布景的大型彩头戏。随同两位先生来北京的还有上海天蟾舞合的布景设计师和制作者二十余人。
彼时李世芳、毛世来等主力演员已离社组班，彩头戏的演员主要由元字班的学生们担任。经过几个月的排练，于次年(1938年)元月起，在华乐戏院正式公演了一至四本《乾坤斗法》(《桃花女破周公》)，李元芳、冀韵兰分饰桃花女，哈元璋、刘元鹏分演周公。以后又演出了《三进碧游宫》等戏。彩头戏火炽新颖，引人入胜，每本皆能连演五、六十场。从经济收入看，那一度的确是上去了。但从对学生技能的培养着眼，则不宜过分地提倡。如果一味地让学生凭藉彩头取悦观众，则势必荒疏丁对他们基本功的训练，从长远看是大不利于他们的。许多老师向我大哥提议，应当恢复传统戏的演出。大哥觉得老师们的见解有道理，便与万子和重新商议，决定晚场演彩头戏，白天则仍演传统戏。选样做的结果，既保证了戏院与科班的经济收益，又兼顾了对学生的全面培养。
这年阴历七月，排练并公演了应节戏《天河配》，戏中有机关布景，真牛上台，其间还串演一些新编的舞蹈。因其新奇，上座率依然很高。科班尝到彩头戏的甜头，继《天河配》之后，又加紧排练了应中秋节而上演的神话剧《广寒宫》。出人意外的是，还没等到戏正式公演，却有一场致命的灾祸降临到科班头上。一天凌晨，华乐戏院隔壁以制作兼销售无极丹、避瘟散而闻名的长春堂药店，突然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接着一团火球腾空而起，燃起了熊熊烈焰，霎时，华乐戏院也变成了一片火海。存放在后台的喜、富连成科班三十多年积聚起来的全部家当--服装、道具以及新制做的全堂布景，在短短的三个小时里，悉数化为灰烬。仅有几件蟒，几只装在笼子里的小白兔和移在墙角上供奉的祖师爷像幸免于难。富连成科班面临着灭顶之灾。
身为社长的大哥龙章，万分焦急与痛惜，他会同华乐戏院经理万子和一起去找长春堂经理道士张子馀，要求他赔偿戏院与科班的一切损失。张经理一面口头应允火场清理完毕后即设法予以赔偿，一面却暗中与华乐戏院副经理吴明泉商定，由张出资重建华乐戏院，建成后，股份之一半仍归原股东，另一半则归张所有。吴明泉与张子馀系儿女亲家，自然偏袒张家，万子和原是张子馀的故交，亦能利益均沾。他们沆瀣一气达成谅解，却把科班视为异己。我犬哥孤立无援，只得呈状北平地方检察厅，强烈要求肇事者长春堂药店赔偿科班的一切损失。孰料，张经理出钱买通了几个庭长，致使官方迟迟不予开庭审讯。经再三催促，才勉强开庭，无非是走走过场而已，问题一拖再拖没有进展。这么大的科班，师生数百人，怎么经得起如此拖累。大哥出于无奈，只好打发师生们暂时回家。经过几个月的周旋，检察厅才作了一个与事实完全不符的结论，大意是：起火原因系长春堂药店与华乐戏院中间夹道之电线走火所致，戏院被烧并非药店起火所殃及。意思就是说双方面的责任半斤八两，谁也不负赔偿另一方的责任。这显然是在有意为药店开脱。大哥接到这个判决后忍无可忍，乃与科班教师们商议，拟组织全体师生集体到高等检察院请愿，要求改正不公正的判决。有的教师当即劝阻大哥不要贸然行事，否则会有被指控聚众闹事之可能。大哥权衡利弊，只得强压怒火依照法律程序向高等检察厅起诉。恰在此时，张子馀通过万子和向我大哥透露：不要再去上告。一俟华乐戏院动工重建，一定考虑给富连成社一笔款项。望龙章不必着急，张某决不食言。大哥情急如火，哪肯轻信这些空口无凭的许诺，依然把希望寄托在法律的公正裁决上。不想连过三堂，情况依然如故。
正在大哥一筹莫展之际，三哥盛章率领四哥盛兰与我等一行人从上海回到了北平。三哥是个嫉恶如仇的硬汉子，他得知事情的原委之后，便去长春堂药店找张子馀辩理，不巧张没在，他又到对面的长春寿材店去找，仍然没找到。三哥对店里的伙计们说：“请转告你们东家，就说我叶盛章来找过他，请他务必在一半天内跟我见上一面。事情很明白，富连成科班几十年的家当和几百个学生的前途不能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葬送在你们东家手里。这把火怎么着的我们心里明镜儿似的，你们东家心里更明白。别看我们是穷唱戏的，可从来不做伤天害理的事。冤有头债有主，你们东家想赖是赖不掉的。告诉他，甭想串通官府压我们，把人挤兑急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拿出钱来赔偿我们损失便罢，不然的话可别怪我们叶家弟兄不客气！”三哥说完这番义正辞严的话，转身走出了店铺，直吓得伙计们一个个目瞪口呆。
张子馀听了伙计们的转告，两天没敢露面，第三天过堂后，他感到再继续拖延下去不妙，便托人来约我大哥、三哥等人到他开设的庆丰堂饭庄面晤。那天被约的还有万子和、尚小云、郝寿臣等头面人物。在饭桌土，我的两位哥哥据理力争，坚决要求张经理赔款三十万元，张觉得这个数目太大，不肯接受，结果闹了个不欢而散。事后，经中解人多方调停，才于数日后再度聚会于庆丰堂饭庄，最后商定由张子馀出资十万元，以“协助补偿”的名义支付给富连成社。大哥对“补偿”的提法本不同意，但迫于科班面临的重重困难，又兼在座的朋友们一再说合，只得忍气吞声作了让步。谈妥之后，当场立了字据，当事双方和中解人均在字据上签了字。随后，张子馀当众开具了面值十万元的支票，亲手交给我大哥。至此；一场轩然大波才告平息。
经过这场意外的劫难，富连成社的实力大衰。彼时，三哥、四哥和我终日忙于演出，没有精力同时过问科班的事务，况且我们在经济上已能自立，更不愿仰仗科班的盈余维持生洁。经过我们弟兄三人的合计，决定无条件脱离富连成社，放弃我们原在科班中应享有的一切权益。公开声明，今后富社的盈亏兴废概与我三人无涉。自那时起，科班便由我大哥实际掌管起来，二哥只是辅佐他做些事情。三哥虽然在经济上与科班划清了界限，但在演出之暇，仍然尽着自己的一份义务，经常到科班去，向元、韵两班学生传授技艺。
大哥用赔款购置了仅能应付一般演出的部分戏装、砌末和其它物资之后，将师生们召回复课，经过两个月的恢复，才开始演出。因当时华乐戏院尚未竣工，暂在徐兰沅先生经办的广德楼演出夜戏。不久，大哥率领元、韵两班的学生先后去沈阳、上海等地演出了半年多。从上海返回后，华乐戏院业已修复，但只准富连成社演出日场。夜戏只得移到吉祥、长安及哈尔飞戏院轮流演出。此时，黄元庆、刘元彤、徐元珊、谭元寿、茹元俊、哈元璋、李元芳、殷元和、冀韵兰等是演出的主力。
火灾后又恢复演出，这期间虽有过短期的红火，但由于日寇投降前夕市面的混乱和物价飞涨，科班的营业也如落日黄昏一蹶不振。虽然先后增聘过侯喜瑞、高庆奎等先生到社充实教学力量，三哥盛章也亲自为学生们排戏，但科班的元气已无法恢复如初。到了1943年，元、韵两科相继学成出科，许多教师也纷纷离社各奔前程，富连成社的实力已经很空虚了。按照原来的设想，本欲在韵字班以后，再按“庆”、“福”、“来”的次序继续招生，但由于局势动荡，科班亏累，只在1943年招收了一小部分庆字班学生，以后再也没有招生。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百姓们的日子并没有因此而好过。艺人是社会的底层，景况就更不妙。富连成社虽然还存在着，但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师资已所剩无几，演出也无法安排。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我大哥因病不再问事，社里的事务转由二哥荫章主持。他撑持了很短时间，终于无计可施。富连成科班不得不在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夏天解体。学生们有的转入其它科班，有的则改行了。
自父亲创建富连升科班，到富连成的倒闭，前后经历了四十多个年头，共培养出喜、连、富、盛、世、元、韵七班学生计七百余人。可以说，它是解放前由私人开办的一所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质量最高、影响也最广的京剧艺术学校。它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对我国京剧艺术的繁荣和发展起过并继续起着积极的作用。
第三章 令人怀念的几位老师 我们坐科七年，经受了许多位老师的精心培育，他们不仅把精湛的技艺无私地传授给我们，而且也以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潜移默化地教诲了我们。每当想起那些哺育我们成长的先生们，便油然产生一种亲切而崇敬的感情。虽然他们早已长眠九泉下，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却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依然给我以鞭策。下面，我仅把几位教年长的先生的情况只鳞片爪地介绍一下，借以寄托对全体老师们的怀念与感激之情。 （一）萧长华 萧长华先生字和庄，艺名宝铭，祖籍江西新建，后迁居江苏扬州。他生于光绪四年（戊寅）十一月初八日(即1878年12月1日)，卒于1967年4月26日。按我们民族的传统算法，他老人家享年九十整寿。
萧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亲(读：“庆”音)爹(我的四姐嫁给了他的儿子箫盛萱)。他出身很苦，家境贫寒，很小就被送进-座老道庙里当了一名伙计道。每天的差事就是打扫庙堂，看守庙门。名义上是位道士，实际上无异于一名勤杂工。由于整天在那种讲究迷信的环境里生洁，耳儒目染，也学会了一些所谓的“法术”。诸如“八仙转桌”、“小鬼儿转香”一类的迷信把戏，他全能做得来。小时候的这段特殊经历，在他的头脑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使他既浸染了较浓重的封建迷信意识，又奠定了规规矩矩做人的道德准则。
幼时，他拜了信奉道教的演员徐文波(即名琴师徐兰沅之父)为师，跟徐先生和周长山、曹文奎等先生学老生戏和娃娃生戏。曾在三庆班演出过《三娘教子》、《桑园寄子》中的娃娃生和《桑园会》、《赶三关》中的老生角色。后来，渐渐对丑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由先为票友而后下海的旗人(满清皇族)演员裕五(裕云鹏)给他开蒙，专门教他丑角戏。光绪二十一年(1896年)，他正式拜在名丑宋万泰(艺名宋赶生)名下，专习小花脸技艺。这位宋万泰先生与当时最著名的昆曲丑角(一称苏丑)杨鸣玉老先生同台多年，在四喜班更与红极一时的须生孙菊仙(老乡亲)先生经常合作，戏路极宽，能戏很多。萧长华先生在他悉心培育下，刻苦钻研，深得个中三昧。不仅深悟了丑行艺术的奥秘，且能触类旁通，融汇了其它行当的技艺，达到生旦净丑皆能、文武昆乱不挡的地步。尤以方巾丑最为拿手，他所创造的带有书卷气的汤勤、蒋干一类的丑角人物形象，绘影绘声，入木三分，脍炙人口，被内外行一致公认为典范之作。
萧先生不仅艺术造诣极深，而且注重道德修养。他一生从不沾染任何不良嗜好，着力修身养性。为人忠厚朴实和蔼可亲，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一言一行都十分检点，决不允许逾越那个时代的道德规范。虽然，他早年的思想带有浓重的封建主义色彩，并且极其虔诚地迷信九皇道，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他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就是竭尽全力扶贫济苦，为祖师爷传道，让京剧艺术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他只允许自己为善举，决不允许自己作恶事。对于钱财上的事，从来是淡然处之。科班每次演堂会或行戏，都会领到赏钱，所有的人都可分到一份儿，唯独他和我父亲两个人从来不要。对于本来应当领取的合理报酬他们尚且如此，更不用说那些不应获得的非分之财了，就更不屑一顾了。有这么一体事很能说明萧先生的道德品质。光绪二十六年(即农历庚子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了北京城，一时市面混乱人心惶惶，有钱的阔佬们都携带细软匆忙外逃。跟萧先生住在一个院子里的房东在逃走前问萧先生：“您不到外边儿躲躲吗?”萧先生回答：“我一个穷唱戏的怕什么，我不走。”那位房东又说：“那好，我们全家先到外边儿避一避，这所房子、这些家具物件以及地下埋的东西，就全托给您照看着啦!”萧先生说：“您要信得及我，我就给您看着。您要信不及我，就另找别人看着，我这就找房搬家。”房东连连摇头说：“您这是想到哪儿去了，咱们一块儿住了这么些年，您的为人我是一清二楚，信不及您还不托您呐，您就多费心吧。即便有个风吹草动的我也决不埋怨您。”萧先生听了以后说：“既是这样，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啦。”从此，萧先生一直给这家看着这份产业，直到自己在西草场置了房产，从这里搬走为止，几十年间从没动过人家的一草一木。他信守的一条道德准则是：不义之财不可取。
萧先生生活之简朴，梨园界尽人皆知。他从不乱花一分钱，衣食住行非常节俭。他没做过什么好衣裳，平素一向着布衣、布袜，穿圆口家做布鞋。哪件衣裳也得穿它十几年。到了晚年，他经常被朋友们邀去作客，在很多人的劝说下，他才添置了几件较为考究的衣服，也无非是夏布大褂、春绸夹袍之类。而且应酬过后，立即脱下来，仍旧穿布衣。到了解放后，因为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多了，他才做了中山服，只在隆重的场合里当礼服穿。他一生不穿皮鞋，认为牛是耕地的牲畜，劳累了一生，人在它死后剥皮制革再做成皮鞋穿，太不近情理。看见别人穿，他也不高兴。
他特别珍惜水，决不浪费一点一滴。他在西草场买下住宅以后，分别在前院安装了自来水管，在后院打了一口苦井。他规定前院的自来水只能用来淘米、做饭；至于洗脸、洗澡、涮家伙等，一律要用后院的苦水。他自己用水更是节省，早晨起床以后，打上一盆苦水，先漱口后洗脸，洗剩下的脏水舍不得倒掉，还要留到晚上在火炉上坐热了洗脚用。他还利用空地种了-些小麦、老玉米以及白菜、黄瓜等蔬菜，并用安在苦井上的轧水机浇灌它们。
他对电的使用也很节省，他规定晚上不能多点灯，七八间屋子都黑着，只在当院里点上一只电灯照亮儿。理由是：这也比点煤油灯亮得多。 吃的方面就更简单了，一般总是吃素。猪肉，他不爱吃，牛肉，他不肯吃，平常就是炒素菜吃。只有到他过生日那天，全家才包一顿饺子。
我岳父谭小培对萧先生的这些做法总是着不惯，认为萧先生过于吝啬。老哥儿俩只要碰在一块儿，免不了就要开两句玩笑。我岳父说萧先生是“守财奴”，萧先生则说我岳父是“败家子儿”。一次，玩笑过后，萧先生一本正经地说：“我可比不了你，你上有谭鑫培，下有谭富英。不过，可别忘了，年轻时如果把钱花过了，老的时候可就要受罪啦！”话虽刺耳，但确是发自肺腑的忠言。我岳父听了不住点头称是。
萧先生外出时从不坐车，不管多么远的路，也不论风雨阴晴，他都夹着一把雨伞徒步而行。有时我们从科班所在地虎坊桥出发，乘大敞篷汽车去颐和园演戏，萧先生总是比我们早几个小时就动身。演完戏之后，无论怎么让，萧先生也不上车，依然是步行回城。如果说每次都在下午六点钟左右散戏，那么萧先生走到家的时间总要到晚上十点钟以后。
他自己不坐车，也不允许他的儿子萧盛萱坐车，特别是人力车，更不准坐。他认为同样是人，不能有的坐车，有的拉车。有一次他走在路上，看见盛萱坐着一辆人力车迎面过来，他就讥讽地对儿子说：“嗬！您辛苦啦，要不怎么得用人拉着满街跑呢！”盛萱急忙下了车。此后，没有特殊原因，他轻易不坐车。
另一次，萧先生陪梅兰芳先生去上海演戏，梅先生作为晚辈，生怕累着这位上了年纪的老师，就让管事的姚玉芙、李春林给萧先生租一部汽车，每天接送他上下园子，萧先生得知此事以后，立即找到梅先生说：“我不坐汽车，坐那玩艺儿我头晕。”梅先生又说：“要么给您雇辆黄包车(人力车)？”萧先生又阻止说：“不，那种车更不能坐。我的腿脚还好，畹华你不必为我操心啦。我走惯了，成。”
从以上这些小事情上看，萧先生似乎很吝啬，其实不然，他自己虽然如此节省，但对扶贫济苦的事，他却从来是慷慨大方当仁不让的。每年春节前为救济贫苦艺人而举行的义演，他都带头参加。他捐款给粥厂赈济贫民，冬舍棉衣夏舍暑汤，并跟几家寿材店有约：凡穷苦艺人死后无力成殓的，只要拿着他开的条子去买棺材，只收半费，另一半由他付款。极度贫寒者，可全都由他出钱。他还在宣武门外自新路与松柏庵之间的安苏湖买了一块地皮，开辟了一个“安苏湖梨园义地”，专门埋葬那些在北京无亲无靠的外籍贫苦艺人。 (后来，这里的坟都平了，改建了一所艺培学校；解放后又改成北方昆曲剧院)
萧先生对中医中药也有一点研究，他常年配制一种治跌打损伤的药，名叫“五虎丹”，无论内行外行，只要有人来要，一律免费奉送。
尤其令人尊敬的是，为了使京剧艺术得以继承发展，萧先生毅然于二十七岁这个最旺盛也最有前途的艺术年华里，放弃了个人得以飞黄腾达的舞台生涯，甘为人梯，担负起当时梨园界里一般人所不屑于从事的戏曲教育工作。
萧长华先生在科班里生旦净丑无所不教，文武昆乱无所不授，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全能教师。他教戏认真仔细，一丝不苟，不仅教技巧而且讲戏理。他在教三国戏时，对剧中的每个人物都要做精辟透彻的分析，决不允许学生们囫囵吞枣，以致演出戏来似是而非。
萧先生独具一双识别人才的慧眼，他善于在学生幼小的时候，洞悉每个人潜在的素质，为他们选择适合发挥所长的行当。例如我四哥盛兰，原本是学青衣花旦的，萧先生觉得他扮相虽然俊俏，嗓音也嘹亮，但从他的内在气质观察，他身上蕴含着男性的刚烈，所以他演旦角，动作显得硬，声音则过于刚，与其学旦，莫如学小生，而且是武小生最为合适。他向父亲提出了这个建议，父亲觉得很有道理，于是让四哥改了工。这一改真改对了，终于使盛兰成就为小生行中出类拔萃的人才。又如袁世海，最先学的是老生，可他本人却喜欢花脸戏。萧先生发现他无论长相、身材都酷似郝寿臣先生，学花脸更合适，结果也给他改了工。这一改也改对了。袁世海终于成了独具风范的优秀花脸表演艺术家。
萧先生不仅教戏，更重育人。他经常对学生讲解做人的道理，可谓诲人不倦。凡是经过他苦口培育过的学生，无不从心里尊敬他。他最喜欢那些刻苦学艺的学生，鼓励他们掌握真本领，以便将来出头露面成家立业。但同时也告诫学生，挣了钱不可乱花，尤其不能沾染吃喝嫖赌的恶气，否则便要断送自己的前途。他最愿意看到自己的学生置产业，只要听说那个学生买了房子他就特别高兴。如果钱不够，他便慷慨相助，而且不要一分钱的利息，完全是无偿贷款。马富禄、孙盛文、孙盛武等，几位师兄买房子时，都用过这位老师的钱。
萧先生几十年辅佐我父亲办科班，从不计较名利，他们肝胆相照同舟共济，是喜、富连成科班取得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喜、连、富、盛、世字五科学生，都得到过萧先生的教益，而且所有学生的名字都是由他给起的，但是，萧先生从来没以个人的名义收过徒弟，是一位重实效而不图虚名的品格高尚的师表。
萧先生自二十七岁被家父约至喜连成任总教习开始，至解放后出任中国戏曲学校校长止，半个多世纪里，把一腔热血、毕生精力毫不吝惜地献给了戏曲教育事业，他的学生数以千计，称得起是桃李满天下。他那种以振兴民族戏曲艺术为己任的献身精神，令人由衷地钦敬。萧长华先生是喜、富连成科班的一位大功臣，也是京剧史上一位功勋卓著的教育家。他的业绩将铭刻在历史上和人们的心目中。 （二）苏雨卿 苏雨卿先生生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原籍河北省枣强县人，幼时到北京，在一家书店里学生意。后经友人介绍，向四喜班名教师苏瑞莲老先生学正工青衣戏。由于他刻苦用功，戏学得很扎实。
苏先生跟家父从小就投脾气，成年之后他们拜了一把盟兄弟，苏先生排行第二。自父亲创办科班伊始，他就被聘请到科班任教。可以说，他是喜连成科班的奠基人之一。
苏先生专教青衣戏，从喜字班到世字班的五科学生中，凡是学青衣的，一律是由苏先生开的的蒙。李喜泉、高喜玉、李连贞、萧连芳、邱富棠、仲盛珍、陈盛荪、叶盛兰、李世芳、毛世来、傅世兰、刘元彤、李元芳等都是他亲手教出来的学生。
苏先生教戏非常认真。那时候没有什么课堂教学，而是用口传心授的办法带学生。苏先生每天把学生叫到身边，拿着一把戒尺坐在当中，闭上眼睛拍着板，摇头晃脑地为学生说腔，一板一眼要求得特别严格，不到学生完全唱对了决不罢休。
苏先生性情温和，从来不对学生发脾气，也很少打学生，他对学生真象一位慈祥的母亲。每当别的老师因为学戏的事要打某个学生时，苏先生总要出来为学生求情。但是，如果学生的道德品质上犯了错误，他是从不讲情的。
他对学生有感情，学生们也特别尊敬他，亲近他。每当老师们按四人一桌坐下来吃饭时，总会有几个学生侍立在苏先生身后，有的给他添饭，有的给他搧扇子，苏先生也总是把比较好的饭菜拨给学生们一些，让他们解解馋。
苏先生子女很多，大儿子苏富恩，在富连成学的是武生；二儿子苏富宪，学的是武花脸；三儿子苏盛贵，学的是老生（现在中国戏曲学院任教）；四儿子苏盛世，学的是武生，解放前夕随某剧团去台湾，已故；五儿子苏盛琴，学青衣，后留在富连成教戏并操琴；解放后到宁夏回族自治区京剧团，现已退休；六儿子苏宝荣，现在北京人民剧场工作；七儿子是萧长华先生的五姑爷。苏先生的大女婿是武生演员沈富贵（尚长春是沈的手把徒弟。尚小云先生曾聘请沈富贵为荣春社科班的总教习）。
苏先生早已故去了，但他的学生们至今还有不少人活跃在各地舞台上，或为培养下一代而辛勤工作着。 （三） 唐宗成 唐宗成先生是我父亲的把兄弟中年龄最小的一位，我们都管他叫唐老叔。他是位技艺超群的著名鼓师，从喜连升科班创办之日起，他就辅佐我父亲办教育，专门培养乐队人员。
唐先生多年从事乐队工作，把耳朵都震聋了。人们跟他说话，都得把嘴凑到他的耳朵根嚷，否则他什么也听不见，可是一沾音乐，他的耳朵就不聋了。有时，我们在广和楼开了戏，他从外面走进来，老远就能听出谁的家伙打错了，谁的弦儿没定准。这也许就是他的“特异功能”吧？
唐先生执教极严格，无论武场或文场，要求得特别紧，差一点也不放过。经他教的学生大都能掌握多种技能。他从喜字班一直教到元字班，凡在我们科班学乐队的，没有一个不是他教出来的。他的弟子很多，除科班里的学生外，还有许多科班外的学生慕名而来带艺投师的。著名的鼓师杭子和先生、白登云先生、刘富溪、我二哥荫章和琴师张九（阎世善的岳父）、魏明（曾为奚啸伯操琴）、苏盛琴等，均是他的弟子。 （四） 宋起山 宋起山先生，清同治六年（1867年）生于江苏省上海县。小时侯，先后跟上海戏曲界的杨老套、邵强贵和郑鸿禧等几位老前辈学武功、工文净和武二花。不幸的是在十八岁时，腿部摔成重伤致残，空有一身好武艺而再不能施展。二十一岁后到了北京，搭班演下手活儿。后来，先后在四喜、宝胜和、同庆、同春及小丹桂等班担任武行头。
宋先生与家父结识后，情谊与日俱增，后结为仁义兄弟，宋先生年长，排行老大。父亲对他的遭际十分同情，所以在成立喜连成科班时，把他聘到科班担任武功教师。他专教小跟头和一些武生、武丑戏。
宋先生为人忠厚老实，对科班的事非常负责。几十年如一日，毫不懈怠。学生们对他很尊敬。
他的儿子宋富亭，学的也是武二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