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小冬与言高谭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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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富英其人其事

国剧老艺人都有谦让美德，不唱同样戏码，不打对台。杨小楼对尚和玉，余叔岩对王凤卿，莫不如此，还有许多人也是这样，不必枚举。论理谭小培也是梨园世家，应该深谙此理；但是他挟子自重，专找同行（老生）打对台，小事不提，有两件大事他很失策。
民国二十三年（1934），王又宸应天津北洋戏院之约往演短期，春和大戏院也约谭富英前往，戏院竞争，无可厚非。但是王又宸是谭门姑爷，是谭富英的姑丈，谭小培明知北洋约王在先，他却竟然答应春和之约了。其实谭小培如果原则上答应春和，但是延一期，等王又宸北洋演完了再去，春和也有别的角儿可约的，那不是公私都顾到了吗？但谭小培是一个想法：“你王又宸以谭派老生自居，我们富英才是真正谭派哪！咱们就比比看。”谭富英意有未忍，谭小培却坚持前去，于是谭富英就和王又宸打上对台了。春和戏院当时是天津最好戏院（中国大戏院还没有开），北洋已旧破不堪。谭富英正三十来岁，当年当力；王又宸已五十多了。春和的配角好，北洋的又差一点。不必细表，优劣之势已明。王又宸虽然贴出《连营寨》、《盗魂铃》、《失空斩》、《探母》这些拿手戏，还是一败涂地。他在包银上不吃亏（戏院赔钱），但是面子上太难堪了。他在旅馆里老泪纵横地说：“谭五太欺负人了，我们这门亲戚算不来往了。”回到北平，就气得大病一场，从此不与谭家走动，梨园同行，全不值谭小培所为。民国二十七年（1938）初，王又宸逝世，享年五十六岁，谭小培虽然带着富英去吊孝，但是在白事棚里，一般同行都对他指指点点，窃窃私议，甚为不屑。
谭小培对余叔岩都不服贴，对他的徒弟李少春和孟小冬更不服了。前文已经谈过，李少春唱了《战太平》以后，谭小培也叫谭富英唱了一次《战太平》，在观众的评语里，谭不如李。孟小冬在二十八年（1939）初演余氏亲授的《洪羊洞》，第一次是新新戏院星期日日场，座无隙地，向隅的人很多。隔了些时候，二度公演，是新新戏院晚场。这时候谭小培又动脑筋了，要和孟小冬比划比划，于是就安排了同一晚上，在长安戏院演出。新新和长安，都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初北平新开的戏院，同在西长安街上，相隔咫尺。新新这边是大轴孟小冬《洪羊洞》，压轴周瑞安《金钱豹》。长安那边谭富英双出，大轴《摘缨会》，压轴《桑园寄子》。一出西皮，一出二黄，且是余派好戏，谭小培也下了一番心思，可惜下错了。
且谈我们这班老戏迷，对戏班、戏院都熟，在新新留有长座，因为新新的进班标准很高，只有孟小冬、李少春、程砚秋、金少山、马连良（他是股东，一周有两个档期）几个班儿进得去，别的班进不去的；而对这几个班都是每演必听的。此外，遇见杨小楼、荀慧生、谭富英、李万春在吉祥或长安演出，也尽量不漏地去听，必要时两个戏院之间赶场。这天晚上，孟小冬、谭富英对上了，两边都留有座位，两边都是好戏，但是在选择取舍上，仍有一个标准的。笔者先到长安，看了一会儿谭富英的《桑园寄子》，算好了时间，赶到新新，正赶上周瑞安《金钱豹》的尾声。休息以后，孟小冬《洪羊洞》上场，聚精会神地看完了回家。不止个人，几位戏迷熟朋友，都是如此。

一般观众呢，都先到新新，直到满座牌挂出，买不到票了，才有少数人遛到长安，买张票入座，因为已经出来听戏了，孟小冬那边买不到票，只好求其次，去听谭富英吧！连这些临时意外观众在内，长安卖了七成座。
当时孟小冬如日中天，声势远在马连良、谭富英以上。一般人就知道孟比马、谭有号召，不知道究竟实力相差多少？马连良很聪明，终不与孟打对台，而且欢迎她到新新来演唱，既提高新新戏院地位，又可增加批账收入，何乐而不为呢？孟小冬唱《盗宗卷》，马连良特来观摩，借镜余派演法；马连良唱《十老安刘》（其中包括《盗宗卷》一折），孟小冬也来看戏，参考马派身段，这都是惺惺相惜的风度，而不敌对。
孟小冬不但剧艺比谭富英高，而且她体弱多病，轻不露演，一年也唱不了三四场戏，谭富英却每周要唱一两场的，在这种情形对比之下，一般观众很自然地都趋孟而舍谭了。因为这次不听谭的这两出戏，很快有机会还再能看到；如果放过看孟小冬《洪羊洞》的机会，知道她哪一天再唱啊？于是孟唱一出满座，谭唱双出七成。这场对台下来，一般戏迷就都有印象了，原来谭富英的玩艺儿比起孟小冬来，不过百分之三十五呀，也就是三成吧！请问，这个亏吃得有多大？一般爱护谭富英的朋友，都为他惋惜；而谭小培还自我陶醉，认为非战之罪，一时运气不佳罢了。大部分不知内情的人，都认为谭富英不自度德量力，要和孟小冬打对台，请问，谭富英冤枉不冤枉呢？
姜妙香与谭家结亲，加入同庆社很久以后，有一次谭富英与后台管事的闲谈，问：“姜六爷的‘戏份儿’是多少呀？”管事的据实以告。谭富英沉吟了一会儿说：“少一点儿吧！从下期起你给涨一点儿吧！”管事唯唯称是，这是“小老板”吩咐，当然遵办；到了下期演戏，就给姜妙香调整待遇了。谭小培操持谭富英演戏大权，每次演完他要看账的。这一次他看“卡子”（梨园术语，就是演员戏份明细表。后台管事在演员演完戏发放戏份儿，名为“放卡子”），总数好像多了一点儿；一细核对，发觉姜妙香戏份儿增加了。就把管事的叫过来，厉声责问：“姜六爷的份儿，谁给加的？”管事的说：“小老板吩咐的。”小培说：“什么？小老板？我问你，这个班儿是小老板当家还是我老老板当家？你是不打算干了是不是？”管事的直害怕：“我错了，我忘了告诉您啦！”“什么？你告诉我？我告诉你吧！从下期起，姜六爷的份儿，还照开原来的数儿。”“是！是！”于是从下期起，“原令追回”，姜妙香又恢复了老戏份儿。
姜六爷一生忠厚，处处吃亏忍耐；他明知道戏份儿涨了又取消是谭小培作祟；但是他一不辞班，二也不对谭富英说，因为自己女儿在人家当儿媳妇儿，别给她找麻烦。忍气吞声，照常演戏。
过了两期以后，谭小培觉得对姜妙香、谭富英和管事的三个人，[被过滤]已经够了，就吩咐管事的说：“那什么，把姜六爷的份儿，从这期起涨上去吧！以后呀，无论什么事，都问我，不用问小老板，他就管唱戏。”管事的当然称是，以后都尽量躲着谭富英了，而所有后台人员，也都拿谭富英当傀儡了；这种不近人情的事，也就是谭小培做得出来。
从前梨园行有个坏习惯，就是抽鸦片烟，认为抽大烟能提神，还滋润嗓子。鸦片烟倒是有一点使人暂时兴奋的功效，但是它的害处却太大了，而一般伶人，自清末以迄民国二三十年，都饮鸩止渴，乐此不疲。谭富英出科搭班唱戏不久，就抽上大烟了。其实倒不是他主动打算抽的，而是谭小培叫他抽的，名为给他滋润嗓子，实则人一抽上大烟，就日渐懒惰，意志消沉，而也就易于驾驭驱使了，于此可见谭小培用心之深。
在抗战期间，沦陷区时兴一种兴奋针剂，名叫“盖世维雄”，也就是荷尔蒙注射剂。价钱很贵，一针起码一两金子，先在京沪流行，后来也有人带到平津。谭富英烟瘾日大，相对地效用减低，就开始打“盖世维雄”了。给他打针的西医名王琴生，是个戏迷，很喜欢谭富英的艺术，在台下学之不足，就走谭小培的门路，拜他为师，那么与谭富英就谊属兄弟了，可以常往谭家跑，听富英吊嗓子来学戏。他给谭家一家大小看病不要钱；平平常常的药，也白送不收费。那时候从上海往北平带“盖世维雄”很不容易，王琴生千方百计地给谭富英带来，只收成本费，注射也不收费。谭小培是个爱小便宜的人，这一来把谭五爷哄得团团转，对王琴生甚为欣赏。以后就推荐给梅兰芳，连治病带跨刀唱二牌老生了。
谈起梅兰芳的二牌老生来，也很有意思，除了王凤卿以外，都和医生有关。一次梅在天津春和演戏，那时葆玖还小，忽染霍乱，吐泻不止，状甚危险。经友介绍一位时医郭眉臣诊治，一两服药就好了，其效如神。梅氏对郭拯救爱子，感激非常，而郭又坚不受酬。最后，梅很诚挚地对郭说：“有什么我可以为您效劳的地方，您尽管吩咐好了。”郭眉臣才吐露心思：“我有个亲戚奚啸伯，唱老生，玩艺儿还不错；几时您考察考察，有机会提拔提拔。”梅一口应允。民国二十五年梅兰芳自上海返平唱短期，二牌还是王凤卿；但是王年事已高，只能陪梅在北平唱，出门便累不了啦。梅在北平演完了，出演天津中国大戏院，二牌就带了奚啸伯，以后还把他带到上海。直到奚啸伯走红挑班，不能再分身陪梅出外了，梅班二牌老生就换了王琴生。
民国十六年（1927）左右，天津日租界开了一个六层楼的百货公司，名“中原公司”，在当时已是大型建筑了。五楼设一个国剧剧场，称为“妙舞台”。偶尔也约京角演短期，如荀慧生、雪艳琴都演过，但以自组长班儿为经常演出政策。谭富英在搭班唱戏时期，曾搭“妙舞台”的长班儿，演了足有两三个月，他是头牌老生，二牌青衣是坤伶胡碧兰，三牌武生赵鸿林。小生陈桐云，花脸金寿臣，小丑王少奎。
胡碧兰的青衣，嗓子调门很低，但是唱工规矩，《玉堂春》、《探母》这些戏都不错，扮相也很端庄秀丽。与谭富英每天同台，也常演对儿戏，日久两个人渐生情愫了。胡认为谭少年英俊，又是梨园世家；谭对于胡，是初次接近异性，情窦初开，也是他第一次未成熟的恋爱。但是这种情形，不久便被谭小培发现了，认为不可。一方面监视、限制谭富英的行动；一方面合约满了，不再续约，马上回北平。虽然台下欢迎，前台打算涨包银挽留，也没有效。
那么是谭小培不喜欢胡碧兰吗？不是。以后谭富英的前后两任太太，宋继亭的妹妹和姜妙香的女儿，都比胡碧兰好很多吗？也不是。问题中心是：谭小培认为谭富英的婚姻，要由他这位家长做主，而不能听从谭富英自由发展。回平后，马上说定宋家的亲事，以后宋氏死了，他也不久说定姜六爷的小姐为继配，而谭富英一生中仅有一次的未成熟恋爱，也就被他爸爸给打断了。
北平的中山公园和北海公园，是很平民化的游玩去处。门票不贵；进去以后，喝茶，甚至吃个便饭，都花不了多少钱。可以说，凡是北平人没有没去过这两个地方的；而对外来的观光客人来说，更是必游之处了。
谭富英挑班以后，班中同仁如哈宝山、宋继亭、计砚芬等，看着谭富英那种精神萎靡的样子，都有些同情而可怜他。有一次，选个晚上没戏的日子，大家建议，陪他去逛逛公园。富英见大家好意，便提起精神来，一同前往。等到进了中山公园，看这个也新鲜，那个也没见过，就像小孩儿进了儿童乐园一样，兴奋愉快，乐不可支。因为他除了很小时候，被爷爷带着玩过一两次以外，坐科富连成时候，没有机会玩儿，出科后，入了他父亲的“谭氏大监狱”，更是那儿也没去过，这一下有如刘姥姥进入大观园，那能不欣喜如狂呢？说来可怜，北平市民人人司空见惯的中山公园，对堂堂名伶谭富英来说，有如见所未见的西洋景，他的生活贫乏无味，就可想而知了。
这一次中山公园逛得很满意；不久，大家又陪谭富英逛了一次北海，他越发高兴了。就在逛完北海，商量再到颐和园，或什么地方去玩的计议未定之际，被谭小培发现了。他见谭富英的精神较前健旺一点了，一打听，和大家出去玩过两次，就把富英叫过来了。“你们大家去玩儿，喝茶、吃饭谁花钱哪？”富英说：“当然是我花钱了。”小培说：“哼！他们这样架弄你，是要吃咱们呀！咱们有多少钱，供他们大伙儿乐呀？以后别再出去了。”富英只好唯唯。从此又返回监狱，连假释的机会都没有了。
笔者方才谈过，逛公园和北海，花不了多少钱；谭富英是老板，当然是他花钱了。人家大伙儿是好意，为的是给谭富英真正“调剂精神”，难道人家也没在公园喝过茶，要敲谭富英的竹杠吗？谭小培的阻止，就是不欲富英和外人接触，要叫他永久、随时在自己控制之下。
综上种种，谭小培对谭富英在演戏上、生活上，处处加以控制，读者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谭富英的性格，完全被他父亲所塑造；而一生的命运，也是被他父亲所安排了。
北平梨园行有人调侃谭小培，编了一个笑话：
“有一天，谭鑫培、谭小培、谭富英，爷儿三个坐在一起聊天儿。谭小培指着自己鼻子，对谭富英说：‘你爸爸（谭小培），不如我爸爸（谭鑫培）。’转回头来，又对谭鑫培说：‘你儿子（谭小培），不如我儿子（谭富英）。’言下颇为得意。”
这就是讥讽谭小培，上承父亲余荫，下享儿子清福，而自己一辈子一事无成，可称谑而虐了。
五、 性格与生活
大凡一个人，不论男女，不论从事哪一种工作，在年轻时候，总会有他凌云壮志、满怀抱负的，谭富英又何独不然呢？
他出科时候十八岁，未尝不想步武前贤，排些新戏；结果行不通。未尝不想从余叔岩那儿，把祖父的谭派剧艺精髓学回来，克绳祖武；结果也行不通。在艺业上，他也明白从他父亲那里得不到什么，只好就在科班所学的基础上发挥。但是即使竭尽所能，自己又有什么收获呢？赚进多少钱来，不知道；财务大权全由“老老板”执掌。自己只混个三顿饭和有限的零用钱，而生活上又处处受限制，毫无自主权利。因此，他的壮志就逐渐消沉，毫不振作，而敷衍委顿，不求上进了。这就是他为什么也有做派、念白根底，而在台上不肯表现，只以卖嗓子为务的原因。他有时候也偶对自己的朋友发发牢骚：“我呀！就是唱戏机器！”言外之意可知。他的天性善良、孝行甚笃，所以甘心受他父亲的控制；换了别人，早就起家庭革命了。
他自从抽上大烟以后，愈发消极，就每天在吞云吐雾里来找生活乐趣，而身体也就日趋衰弱。北平在新新、长安两个新式戏院落成以前，那些旧式园子，后台扮戏的地方都很简陋。以吉祥园来说，楼上只有一间小屋子，是给角儿预备扮戏的；杨小楼、荀慧生、谭富英，都是在这间屋里。那个年头当然没有冷暖气设备，夏天有个老式电扇，冬天则生个煤火炉子。
在秋天，一般人全穿着夹衣服的时候，谭富英就穿上棉袍了。刚刚初冬，别人还穿棉袍，他的皮袍已上身，同时扮戏屋子要提前生火了。在后台看他扮戏，你能吓一跳，头发很长，面色青白，身体很瘦，真是烟鬼模样。不过扮好了戏，脸上有彩，大烟也抽足了，上得台去，神采栩栩，与台下又判若两人。凡是常听谭富英的观众，都知道这种情况：他刚上台来，嗓子还被大烟的劲儿锁住，不大痛快，到了这出戏演完了三分之一以后，嗓子就唱开了，也就越唱越有劲儿了。以《奇冤报》为例：《行路》时的〔原板〕“人生在世名利牵……”一段，不怎么样。《遇害》一场的〔原板〕“好一位赵大哥真慷慨……”一段，就渐入佳境。从《讨盆》的〔二黄〕〔原板〕“老丈不必胆怕惊……”一段，嗓子就全出来了。而后面的大段反二黄，更如长江大河，痛快淋漓，观众听得极为过瘾。戏完以后，便又奄奄一息了，下装回家，吃宵夜，抽大烟，快天亮才睡，次日下午很晚才起，完全过一种颠倒昼夜的不正常生活。
三十四年（1945）秋抗战胜利，举国腾欢。冬初，总统蒋公时任国民政府主席，赴北平视察，日程中安排有国剧晚会节目。散戏以后，蒋主席召见各名伶，慰问有加，当与谭富英谈话时，说：“你唱得很好，可是要注意身体呀！健康是很要紧的。”谭富英当时对这种爱护关切，都要感激涕零了。那时国民政府的禁烟政策，早已在报上煌煌公布，贩毒、吸毒，都要处重刑的。他第二天起就力行戒烟了，同时戒烟的还有王瑶卿、王凤卿这几位老枪。谭富英戒烟后身体好多了，王凤卿且变成了个小胖子。
谭富英不但孝顺，而且敬老尊贤、热心助人。北平梨园习惯，两位演员如果初次合演一出戏，不论多熟的戏，必须先在后台对一对，怕万一彼此学的路子不一样，而在台上“撞”了。其实这种可能性很少，但是为了小心，不出错，一定要对一对。可惜这种优良传统的好习惯，现在一般年轻演员们都不注意了。艺不高而胆特大，言之可叹！
对戏的习惯，必然是年轻的演员去找年老的演员，资浅的演员去找资深的演员。见面先称呼一声，然后说：“您给我‘说’一‘说’。”梨园行话，“说”就是“教”，“说戏”就是“教戏”，也就是说“请您教教我！”这完全是谦恭的意思，对方就说：“您别客气，咱们对一对吧！”
金少山到北平以后，谭富英有多次与他合作的机会，合作过的戏有《黄金台》、《黄鹤楼》、《二进宫》、《失空斩》、《捉放曹》等。每一出戏演唱以前，谭富英必然都到金少山房间里去，先叫一声“三叔，您给我说一说呀！”执礼甚恭，态度诚恳，这是笔者亲眼得见的。
金少山的父亲金秀山，与谭鑫培是同时人物，也给老谭配过戏。金少山是老金的儿子，谭富英是老谭的孙子，比金少山晚了一辈，所以称他为“三叔”。
马连良因为在抗战期间，去过一次伪“满洲国”演戏，胜利后吃了官司，坐了牢。出狱以后，梨园同人为了慰问他，在长安剧院给他唱了一场合作戏《龙凤呈祥》。阵容自然是马的乔玄、鲁肃了，程砚秋的孙尚香，金少山的张飞，李少春的后赵云。当时的风气，前边《甘露寺》的老生主角饰乔玄，刘备由里子老生饰演。谭富英为了捧捧师哥，自动饰全部刘备，从头一场“过江”起就上，直唱到“回荆州”完，报上一宣布，戏迷交相赞誉，认为机会难得。因为自他出科以来就没这么唱过；就是在大义务戏里，他的刘备都是从赵云进宫报信那一场，“回荆州”时才上的。因此订座踊跃，上座满堂。在甘露寺相亲一场，马连良的念白固然精彩传神；谭富英的唱也是卯足气力，一句一彩。此事马连良对他十分感激，这一上满座，不但面子好看，收入上也增加不少。
谭富英人虽老实，但是被压迫急了，也有反抗的时候。在他娶妻生子以后，谭小培还是给他一定数目的月费；这点零钱并不富余，有时候就捉襟见肘的不够用。有一次钱不足用了，谭富英可真急了，从箱子里把皮袍子等好衣服拿出几件来，包一个包袱，叫老妈子拿到门房，让听差的送到当铺去“当当”，并且嚷嚷着说：“没有钱花呀，快去当当！”老妈子当然没有那么天真地去找听差的“当当”；但是也把包袱接过来，作为证据，送到谭五奶奶屋里去说：“小老板没钱用了，要‘当当’呢！您看怎么办？”谭五奶奶当然不许她找人去当，一方面把私房钱拿出一点来，送到富英屋里去：“升格，这么大了，怎么还犯小孩子脾气呀？没有钱用，你跟我说呀！去‘当当’！也不怕老妈子下人笑话，真胡闹！”连说带哄地把包袱送回，把富英安抚住了。一方面晚上和谭小培说，下月起多给他点零钱吧，别把孩子逼得胡闹；谭富英的待遇，这才调整。虽然“当当”没成功，这个消息却仍然被下人们传出去了。一时“谭富英穷得要当当”，成了北平梨园界的笑谈。
谭富英既然不许出门逛公园，一天除了吃饭、睡觉、抽烟以外，还有许多时间，如何打发呢？那时候也没有电视，只有听广播。谭富英对评书节目很感兴趣，时常收听，谭小培发现以后，就心生一计，把说评书的品正三请到家里来，每天给谭富英说“列国”，这样使富英精神有所寄托，好免得生事。所以谭富英对《列国演义》很热，对各国的冷僻人名，都能朗朗上口。遇见列国冷戏的人名，演员不大清楚的时候，管事的就向他请教，富英必详细以告，非常得意，而以“列国”权威自居。
前文谈过，谭富英的《四郎探母》在天津出过风波，是什么风波呢？就叫“叫小番”问题。在《坐宫》的场最后，公主去盗令，下场了，四郎有四句〔快板〕的唱，第三句末尾是嘎调“叫小番”。任何人把这个嘎调唱好了，必得满堂彩。其实，这并不全凭嗓子好，要使滑音，用点技巧，就能扶摇而上了；以谭富英嗓子之好，是绰绰有余的。有一次，谭富英也不知怎么紧张了，嘎调没有上去，台下立刻报以倒彩，有一小部分人竟离座而去，好像他买一张票，就为来听这一句“叫小番”似的。谭富英嘎调没有上去，当然心中惭愧惶急，于是从“出关”一场起，加倍卖力，每一段、每一句唱都卯上，而留下来的大部分观众就有福了。天津卫的哥儿们是热气的脾气，你唱不好，马上倒好；唱得精彩，马上正好，仍然热烈捧场。
从此谭富英视《探母》为畏途。而天津观众就奇怪了，你如果认为谭富英《探母》的嘎调上不去，不好，那你可以不去听啊；却又不然，一贴《四郎探母》，即使加价，必要满座。嘎调上不去，叫倒好，走人；但是，下次《探母》还买票去听。在观众与戏院的压力之下，在谭小培也有好处之下，谭富英是每次非唱《探母》不可，而“叫小番”成了他的心病，唱到这里，心情必然紧张，而必然上不去，必然落倒彩，下面的戏必须特别卖力，每次唱完《探母》，就过分劳累啦！后来，总算在天津几位爱护谭富英的朋友策划之下，把这个问题解决啦，却也费了一番组织功夫，动员许多人力。方法是：在演《探母》这一天，预先在楼下前排、中排、后排，和楼上前排与后排部分，各买了几十张票。在谭富英唱到“叫小番”时候，“小”字刚开口，埋伏人员就立刻一齐大声喝正彩，叫好。这“番”就在如雷彩声中唱出来，上去也好，上不去也好，都埋在彩声里，一般观众都听不出来，以为这次真上去了，也跟着叫好儿。事实上，那晚上富英的“番”字上去了，不过稍为勉强一点。但这是“叫小番”第一次没落倒彩，他心理上的威胁解除了。此后再唱，不用护航人员，“叫小番”也平稳过关了。这次解决问题是在中国大戏院，当然院方也支持帮忙，否则票子就没法安排得那么平均，而谭小培在无计可施时，也就听我们这些外行朋友的话了。
六、 结语
谭富英有四个儿子，长子谭元寿，系宋氏所生，乳名百岁，入富社六科习文武老生，在大陆被目为李少春以后之文武生人才。次子韵寿，富连成七科生，习丑。三子喜寿，荣春社学生，习武生。四子寿昌。这三个人全是姜氏所生。谭元寿之子名谭孝曾。
谭富英虽然剧艺粗枝大叶，却仍有独到之处。因为性格善良、懦弱，才被他父亲谭小培控制了一辈子。他的未能飞黄腾达，是受父亲影响。其道德风范，足可称为一代名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