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大师程砚秋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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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酷的学艺生涯
家道败落，缺衣少食，给幼小的程菊侬的心灵留下创伤。他很懂事，不大爱说话，能体谅母亲的难处。因为穷，他只念过一年私塾。
母亲动了让儿子学戏的念头，又怕儿子太小受不了学戏的苦，就同儿子商量。程菊侬既懂事又倔强，知道自己不是梨园世家，人家要能收做徒弟已是万幸，家里就能少一个人吃饭。至于受苦，他倒不怕，说：“人家受得了，我也受得了。”此外，他小时候看过不少名角的好戏，从心眼里喜欢，也真想去学戏。
一天，母子俩换上干净的衣服，凑钱打了送礼的蒲包，跟着花脸邻居从天桥经虎坊桥来到骡马市魏染胡同荣蝶仙家中——这是给程菊侬找的学戏的师父。
荣蝶仙是唱花旦、刀马旦的，在清末陆华云先生办的长春科班坐科学艺，与故去不久的“活关公”李洪春是同门师兄弟。此时，荣蝶仙二十多岁，正搭班唱戏，同时也带几个徒弟。他见了程菊侬，上下打量了一下，觉得模样不错，是个唱戏的坯子，就说：“这孩子还不错，我收下了，让他家里人立‘文书’吧。”
母亲在犹如卖身契的“文书”上画了押，含着泪叮嘱儿子：“要孝敬师父、师娘，要好好学戏，记住，说话要谨慎，不要占人家便宜，尤其在钱财上，更不能这样。”菊侬边听边点头，母亲忍泪一狠心扭头走了。
拜师学艺，为何还要写“卖身契”？这涉及早年培养戏曲演员的带有极大封建性的行规。
旧时代培养戏曲演员，不外三种方法：一种是出钱请教师教戏，先投资后收益，多是家道殷实的梨园子弟。因为出了钱，教师比较客气，学生不太受罪。梅兰芳就属于这种，他靠祖父梅巧玲的余荫，家道也还不错，才请得起老师。采用这种方法的是少数。另两种方法是进科班学艺和“写”给老师当“手把徒弟”，这是多数，大部分是贫寒子弟，既谋衣食，又求技艺。这两种方法封建性很强，对学生很残酷，等于是卖身奴隶。尚小云是三乐科班出身，程砚秋是“手把徒弟”，荀慧生则先是“手把徒弟”后又入了科班。
“手把徒弟”是由师父个别传艺。这比科班更黑暗。拜师时要立文书字据，规定年限任打任骂，生老病死、觅井逃亡，师门概不负责；学徒期间，演出收入全归老师。学生学艺之余，还要承做师门中各种杂务，伺候师父师娘，抱孩子倒夜壶。个别品行不端的老师，还任意摧残学生的身体，甚至霸占女学生，所谓“先睡觉后传艺”。
那么程砚秋是几岁拜师学的艺？程的自传文章《我所走过的道路》中说：“六岁因家赤贫”拜荣蝶仙为师学艺，故多人沿其所说。不过其中有矛盾。程六岁时为1910年，清王朝还未倒，哥哥还在当差，他家的“铁杆庄稼”还有，家道虽中落，还不至一贫如洗，而且他幼年随母亲出城看戏，已略记人事，从小翔凤胡同搬出时恐已四五岁，至六岁一年多之中怎能搬好几次家？赤贫应在民国以后。又，他在同文中说：“十一岁时开始登台演唱”，又据程未发表的手书年表中说：“学一年演于春阳友会，入丹桂开始正式演出。”若六岁拜师，那“学一年”就是七岁；而又说“十一岁开始演出”，此时他已有四年艺龄就不可能才“开始登台”了，故文中前后矛盾。何况，荣蝶仙收徒弟也为谋利，不可能在家中白白养活他五年。因此推算，程砚秋拜师学艺大概不（太可能）是六岁，而应是十岁左右。
六岁也好，十岁也罢，反正他入师门时还是个孩子。偏偏遇上了一个极为残暴的老师。这也难怪，那个时代讲究“不打不成材”，师父对徒弟很少有不粗暴的。
荣蝶仙脾气很不好，对徒弟十分凶狠，稍不如意就拳打脚踢。那时也兴“打”。程菊侬一进师门就成了小听差的，伺候师父师娘，干杂活，抱孩子，每天顶着星星起来，半夜才能睡下，挨打受骂更是家常便饭。
一次，刚练完早功，荣蝶仙马上让他吊《宇宙锋》的唱腔。琴师赵砚奎按老方法拉，他开始有点发蒙，一时张不开嘴，荣蝶仙大怒，立时狠狠地打了一顿板子。由于刚练完撕腿，血还未换过来，一顿毒打，把血凝聚在腿腕子上，留下了一个淤血疙瘩。二十年后，他访欧时，才在德国动了手术，治好了这个毛病；心灵上的创伤却是永远无法平复的。
荣蝶仙虽然经常毒打菊侬，可是对他的练功学艺要术非常严，使菊侬童年时受过严格的训练，幼功非常扎实。
开始让他学武生，曾请丁永利先生（杨小楼的武行头儿，杨派武生名教师，高盛麟、李少春、王金璐等都受教于丁氏门下）教了一出《挑华车》。因他身体单薄，不是唱大武生的材料，又让他改从陈桐云先生学花旦。过去花旦要“踩跷”，“跷”是表现缠足妇女的木制弓鞋，弓鞋上有木架，演员双脚绑在木架上，用木制弓鞋走台步，以求身段婀娜风流，故也称“绑跷”。
荣蝶仙对跷功要求更严。练完功，也不许菊侬把跷卸下来，让他绑着跷扫院子，打水干活，一绑就是大半天。天暖和还好办，三九天滴水成冰，菊侬踩着长不过盈寸的木弓鞋在冰上练功、干活，那真够苦的。荣蝶仙防他绑跷时弯腿偷懒，想出绝招：把两头削尖的竹筷子扎在菊侬的膝弯处，一弯腿，筷子尖就扎肉，只能老老实实绷直腿，这等于受酷刑。但日子长了，功夫也就出来了。
旦角的脚上功夫，主要在“圆场”。只要一跑圆场，就可看出功夫深浅。程砚秋的跑圆场堪称一绝：上身纹丝不动，双脚在裙子里一点不露，跑起来裙子下角兜起一圈圆花边，既快又稳，美极了。他成年后，身材高，为了藏拙，把裙子往上系，裙边在脚腕，上台一屈腿，裙子正好垂地，就这样屈腿跑圆场、做身段，依然美不胜收，一点看不出他在屈着腿，说明他腿上的功夫极深，也正是童年时苦练出来的。
练旦角的基本步法时，脚后跟要紧跟住另一个脚尖走，双膝要紧。荣蝶仙又想出绝招：让菊侬在裆里夹着一把炕笤帚，每天在院子里走几百次圆场，笤帚不许掉下来，一掉下，板子也就上来了。
菊侬先跟陈桐云先生学了《打樱桃》、《铁弓缘》、《打杠子》等花旦戏；还学了《虹霓关》等带武把子的戏；又从陈啸云先生学青衣戏。一出《彩楼配》，陈先生认为菊侬的嗓子太有希望了，从此就让他专攻青衣，学了《宇宙锋》、《祭塔》、《别宫祭江》、《玉堂春》等青衣唱工戏。改学青衣后，花旦必备的跷功也就停了，但功夫留在了身上。
老师的严酷，学艺的艰苦，程菊侬咬牙顶了下来。他不言不语，勤奋苦学苦练。因为，学不好艺，老师要打；干不好活，师娘要打。对此他从不吭声，也不允许他吭声。他咬紧牙关，把劲儿全用在学艺苦干上了。他懂得不下苦功夫，就难以学到真本领，将来怎么办？因此，他反倒非常感谢师父对他的严格要求。有这么两件事：
他成名后，他的儿女由于日熏月陶，也很喜欢京剧，可是他不像很多梨园同行那样让儿女承继父业，而是督促他们上学用功读书。他唯一的女儿，少年时整天吵吵嚷嚷要学戏，而且跟着琴师已偷偷学会了几段唱。程砚秋就是不答应，有一天又为此事闹得他很不耐烦，就勉强说：“即你先练练撕腿吧。”让女儿坐在地上，背靠墙，双腿伸直撕开，膝盖绷平，两脚用花盆顶住不能动，摆好姿式耗着，没有父命不许动。没有几分钟，女儿就叫喊起来，说疼得受不了，眼泪也流下来了。他笑着问女儿：“滋味如何？”女儿哭着说：“敢情学戏这么苦，不学了，不学了！”程砚秋感叹地说：“这不过刚开始，比起我小时候受的那个罪还差得远呢。我不让你们学戏是有理由的，学戏极苦你们受不了；再说，人确实没有活路才不得不卖身学戏，但分有一线生路也不会把儿女送入火坑里去受罪。何况，就是学好了，唱得不错，这碗‘戏饭’也不容易吃，数不尽的侮辱，尤其是坤（女）角儿处境更悲惨。你们还是念书成人吧。”所以程家子弟中没有一个唱戏的，三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两个外国留学，现长子永光还在法国，次子永源、三子永江先在香港，现已退休回京。
荣蝶仙在程砚秋学艺时，对他那么残暴凶狠，但程既下决心唱戏，种种折磨都不以为意，反而对老师造就了他的一身本领之恩铭感不忘。
他成名后，对师父礼遇有加，请师父当剧团管事的经理，还同台演出，师徒关系很融洽。后来不知为什么，荣蝶仙离家出走了，之后音信杳然。程砚秋一直承担着奉养师娘和师门亲属的责任，以谢师恩。


六百大洋险些毁了一代宗师

程菊侬一登台唱戏，就能给师门挣钱了。每天挣的“戏份儿”，如数交给荣蝶仙。徒弟能挣钱了，荣蝶仙心里高兴，几年辛苦，没白操心，对菊侬催逼得也更紧了。菊侬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练完早功就学戏，干完杂活之后，去浙慈会馆或进园子唱白天戏，再接着唱夜戏。常常白天《玉堂春》，晚上《祭江》，都是极累的唱工戏。夜戏完了，回到荣家有一大堆家务活等着他，还有晚功课，不到深夜躺不下身。第二天依然为此。至于打骂，并不因为他能登台挣钱而有稍减。这对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是超体力负荷。程菊侬未出师门，没有人身自由，再苦再累也要咬牙忍着。为了学成本事，将来有个出头之日，他也愿意多受点磨炼。这就养成了菊侬沉默寡言、坚毅不屈的性格。
荣蝶仙此时喜笑颜开。那时代喜欢童伶，小孩搭大班，“戏份儿”不少挣。菊侬把叮当响的银元、铜板交给师父时，荣蝶仙脸上露出笑容：这本儿没白下，因此也催着他快学、快练、多唱，一登台就有钱来。
弦绷得太紧是容易折断的。荣蝶仙对程菊侬这种杀鸡取卵式的逼学和逼唱，只持续了一年多。有一天，菊侬白天在浙慈会馆唱了《祭塔》，晚上又赶到丹桂，陪当时已有点名气、也不过十几岁的女老生李桂芬（著名美籍影星卢燕之母）唱《武家坡》，由于过累，他的嗓子突然哑了，提前“倒仓”——变声了。这年他十三岁，应是民国六年。
变声是男孩的正常生理现象。戏曲演员要从小学戏，“倒仓”成了一关。有的人顺利过关；有的人“倒仓”拖得很长，极痛苦；还有人这一关没能过来，嗓子毁了，只好降而求其次，当个下手、龙套，或者改行。“倒仓”期间，嗓子不可过累，并要适当休息调养。
程菊侬“倒仓”较早，也是他过于劳累，使这一生理现象提前了。按理应加意保护，过好“仓门”。可是谁管他的死活？正是挣钱的时候，师门岂肯容许他有半点空闲，不仅得不到休整，让他拖着半哑的嗓子四处演出，还竟然接受上海许少卿每月六百银元包银的聘约，让程菊侬出码头去上海唱戏。
许少卿是上海一家戏园的老板，一个非常精明的生意人。他专做邀约京角的生意，梅兰芳民国初年首赴上海一炮而红，就是他约的。他每年北来几次约角，听说北京出了个“小石头”，口碑甚佳，他揣摩上海人喜欢炫新弄奇的心理，就想约个童伶，换换口味。童伶包银比名角少，他准能大赚一笔。他找到荣蝶仙，这送上门的财头，六百大洋又不是小数，荣蝶仙哪有不愿之理。他忘了、也根本不理会徒弟已经“倒仓”，唱不了累戏，而出外挣包银累得很，每天都有戏，有时还日夜两场，一个月要唱三十多场戏，老板指着赚钱呢。荣蝶仙看在钱的份儿上，接受了聘约，做徒弟的哪敢说半个“不”字！
这可把程菊侬推上了险境；如果在北京对付着唱，边唱边歇，嗓子兴许能“倒”过来；若是去上海强挣扎着拼命唱，嗓子必然全毁，再无恢复的可能，人也就完了。碍于当时的封建师徒制，师父对徒弟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没人阻拦的了，有人不禁摇头叹息：“小石头”，顶好的孩子，这下子要毁！

罗瘿公挺身相救(1)

“小石头”去不去上海，成为他命运攸关的事。要想阻止，除非两条：一是荣蝶仙良心发现，自行毁约，这不可能；二是设法让程菊侬提前脱离师门，还其自由之身，这几乎也是难于办到的。偏偏有一个人就这么办了，不仅阻止了这次上海之行，避免了这颗艺术巨星早年夭折，还在程砚秋的一生成长中起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人就是急公好义、有古侠之风的清末民初的著名诗人罗瘿公。
罗瘿公原名惇曧，字淡东，号瘿庵，晚号瘿公，又号猗移居士、瘿庵僧。广东顺德人。他出身书香门第，其父是同治四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他同治十年（1872）生于北京，幼承家学，聪慧过人，有“神童”誉。及长成为康有为门下弟子，善诗，在“万木草堂”同学中有“诗伯”雅称；更博通文艺，兼擅书法。清末废科举，罗报捐六品主事，曾任邮传部郎中职。公余与樊樊山、林琴南等名流结成诗社，常选风景胜地集聚，纵横诗酒书画。辛亥后，他历任总统府秘书、国务院参议、礼制馆编纂等职；袁世凯对罗甚推崇，礼聘为其子袁寒云之师。
1914年，袁世凯称帝之议甚嚣尘上，罗瘿公虽与袁氏有旧，却不肯附合苟同，遂辞官避居在京中前门外草厂头条的广州会馆中，每日纵情诗酒、流连戏园，以此表示对袁世凯等人的不满和不合作。
罗瘿公留下的《瘿庵诗集》、《鞠部丛谈》中，有很多显示其为人的记述。他以诗言志：
扰扰名利趋苦恼，
纷纷蛮触自争持。
终年听曲行吟处，
尽是先生快活时。
——《扰扰》
有客叩门屡不值，
每向我友三叹息。
谓我昏然废百事，
苦伴歌郎忘日夕。
——《笑客问》
他不求官，不逐利，不趋炎附势，向往“清歌日日娱我耳”的无所挂牵的生活。这是一位决心脱离官场的世俗纷争、一心向戏曲艺术中寻找寄托的有骨气的文人。他把当时社会上最被人看不起的“戏子”，看做最知心的朋友，同情、敬重他们，与他们朝夕为伍，在文化知识上给予他们深刻广泛的影响。因而他同王瑶卿、梅兰芳等当时的名角，都是至交好友，参与梅兰芳《西施》剧本的编写。
也许有人会想：罗瘿公必然宦囊充盈，才能如此豪放无羁、消闲自在。其实，他是一介书生，从不把钱财当回事，及至挂冠闲居，更是窘迫得很。《瘿庵诗集》的黄晦之序言道：“甲寅元日，瘿庵过余曰：吾岁之资，今日只馀一金耳，以易铜币百数十枚，实囊中，犹不负听歌钱也。”足以说明。他要发财很容易，袁世凯当道时极力罗致他，北洋官僚大多同他有旧，他若肯趋炎附势，立时可“脱却蓝衫换紫袍”。他宁肯自守清贫，卖文鬻字，也不肯重蹈官场。
他慧眼识人，以至挺身相救程菊侬，更是难能可贵。他与程在钱宅堂会上相识，当时，程十二岁，他已四十四岁。他在《赠程郎》五首诗的小序中，这样记叙他们的初次相会：“余屡闻人誉艳秋（按：程当时仍用菊侬名，小序显为日后补记），未之奇也。一日，观梅郎剧罢，杨子穆生盛道艳秋声色之美，遂偕听曲。一见，惊其慧丽；聆其音，婉转妥帖，有光正之风。异日见于伶官钱家，温婉绰约，容光四射。与之谈，温雅有度。迩来鞠部颓靡，有乏材之叹，方恐他日无继梅郎者；今艳秋晚出，风华相映，他时继轨，舍艳秋为谁！来轸方遒，当仁不让。”五首诗不便全引，其中一首为：
风雅何人作总持，
老夫无日不开眉；
纷纷子弟皆相识，
只觉程郎是可儿。
凭罗瘿公多年的歌场阅历，他认定这个孩子前途不可限量。他喜欢程，决心帮助他成材。
从此罗程成为忘年挚友，程有戏，罗必到，罗掏钱买票请朋友看，宣传“小石头”，不少人因之喜欢上程，徐悲鸿是其中之一。

1917年，年仅二十二岁的徐悲鸿从上海来北京。行前，康有为嘱他到京后要好自为之，并写了亲笔信让他去找罗瘿公。
罗对徐也体现了爱才和识人之长。他很赞赏徐的画作，立即向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具书推荐，认为徐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应考虑派徐去法国留学深造。傅增湘看了罗的信和徐的作品，很为夸奖，热情说：欧战未停，请耐心等待。
徐悲鸿在北京，由罗瘿公介绍，同文化界名流广泛接触。一次，他同名画家陈师曾一起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与学生们谈论宋代范宽的名作《溪山行旅图》，他忘情地滔滔不绝地讲解分析，把学生吸引住了。陈师曾在旁提醒：“时间不早了，晚上我们还要去听程菊侬的戏呢。”徐悲鸿这才想起罗瘿公之约。
罗瘿公爱程捧程，各方面指点、影响程，为了“小石头”真是不遗余力。他这么做当时并不为人理解。徐悲鸿之妻、后来与之分道扬镳的蒋碧薇女士就激烈非难：“罗瘿公捧程菊侬，只不过是文人无行，为此已把他家搅乱了。难道还要搅到我们家中，让你也去参加捧戏子吗？”徐当然不同意这么评价罗和程，他以艺术家的眼光，也认定程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更赞赏罗瘿公的非凡之举，不但不为所动，反而成为罗瘿公帐下的坚定一员。后来徐、程也成为挚友，徐悲鸿为程作了画像。
罗瘿公与少年程菊侬密切交往，不断启发他做人、从艺的道理。见他领悟很快，更觉得这是“继梅郎之后”难得的人才。如今，程菊侬身遭大难，罗瘿公岂能袖手旁观，听任封建师徒制吞噬这个已露才华的新星！他要设法相救。
罗瘿公托人找荣蝶仙交涉，不要让程去上海，荣不肯听这些，谈了几次也不成。明摆着，除非打破“手把徒弟”的铁枷锁，否则救不了程菊侬。罗瘿公决心为程赎身，但他一介寒儒，身无余资，只好凭他的声名，取得金融界朋友的支持，借款七百银元（相当20多两黄金），把程菊侬从师门赎出。这借款直到程成名后才还清。
罗瘿公挽救的是一个当时还默默无闻、并行将毁灭的少年。日后这少年果然成为中国和世界知名的大艺术家。对程砚秋这匹“千里马”说，真正的“伯乐”是罗瘿公，而其所为，已远远超过发现识认良驹！
难怪罗瘿公把程菊侬从荣家接出来，送还到住在天桥的托氏老太太身旁，不由得意地口占：“柳絮作团春烂熳，随风直送玉郎归。”据诗考时，应为1917年（民国六年）暮春，程菊侬“倒仓”数月之后。
艺术的转折点
应当说，对程艳秋一生艺术发展起决定影响作用的不是梅兰芳，而是王瑶卿。一位罗瘿公，一位王瑶卿，这是程艳秋独创程派艺术、名闻国内外的两根巨大的支柱。若是没有这两个人，是不是能有程艳秋和程派，那就很难讲了。
王瑶卿是对中国京剧发展有着杰出贡献的革新家、表演家和教育家。他生于1882年（清光绪十八年），故于1954年，一生经历了晚清、北洋军阀、国民政府、日伪时期，最后赶上新中国，被聘为中国戏曲学校十大教授之首，之后荣任校长。他出身梨园世家，赶上了“同光十三绝”某些旦角名家如时小福、余紫云的晚年。目睹前辈艺术表演在精到之余，还觉似有不足。那时，青衣重唱，捂着肚子干唱，很少表情动作；花旦重做，剧目和表演受梆子影响较大，唱念又不大讲究。王瑶卿把青衣与花旦揉在一起，既重唱念，也重做表，称花衫。花衫行当的出现，使旦角的剧目也随之丰富，演唱艺术有所变化提高，开始了京剧旦角从早年偏重唱工到全面发展舞台艺术的转变。
王瑶卿的卓越成就并不全在舞台上，虽然他与须生泰斗谭鑫培搭档配戏，又有王家门许多独有戏，很有名气，成为百多年前的标志京剧成熟期的代表性人物；他的成功和功绩，主要在于培养后进的教学上。他极善于“因材施教”，根据不同人的不同特点，恰当指点使之各展所长，同中有异。梅、尚、程、荀，除程是王门正式弟子外，另三位与王瑶卿都有很深的师友关系，都受过王的指点和教益。王瑶卿却能一手指点出风格迥异的四位大师和艺术流派的创始人，令人惊叹。从“四大名旦”之后的几代京剧名旦（也包括后来去台湾的方家），直到今天年逾古稀的杜近芳、刘秀荣、谢锐青，无不或多或少地受到过王瑶卿先生的指点和影响。难怪人们以“通天教主”来赞誉王瑶卿的博学多艺、桃李满天下。
程艳秋十六岁拜王瑶卿为师。王比程大二十二岁，当时还活跃在舞台上演戏，但已在教学上显露出非凡的才干。
罗瘿公正是看中这一点，才引导程拜梅后又投师王门，期望王瑶卿能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能给予适合程艳秋实际的指点。程本是荣蝶仙的徒弟，荣蝶仙又是王瑶卿的外甥女婿，由此论，程与王隔着一辈，理应随荣的孩子叫王“舅姥爷”。但是王瑶卿敬重罗瘿公，得知罗对程百般维护费尽心血，遂破格收下这个徒弟。从此，北京前门外大马神庙的王家的“古瑁轩”，就成了程每日必去的地方。
当时，程艳秋已十六岁。经过罗瘿公二三年的精心培教，与过去在荣蝶仙门下时有如木偶、一切听师门控制、不许有独立性格时大不相同了。罗程一起讨论学问，从诗词、书法到戏剧、电影；罗离京外出，师生还不时通信。1919年春节，罗去上海，有信给程：“见了你信如同见你一样，两天写一信，要紧。你说给你买花炮，这是危险的物件，不好带。我回京拿钱给你多买就是了。……你嗓子很好，恭喜恭喜！我恨不得即刻回京听一听。你信中的‘看’字，多了一‘ 丿 ’，成了‘春’字。”……“徐悲鸿已经将你的武家坡画像改好，比前时好得多。”“小鸽子要与梅先生的小鸽子对亲，你师徒二人就是亲家了。”
从信中可以看到：程艳秋的性格有所活泼，从知道放花炮和养鸽子（养鸽子可能受梅兰芳影响，梅住北芦草园时正迷此，每日放鸽高飞为练眼睛），以及与少年挚友吴富琴在家中赤背自己制作土法冰激凌是很好的说明。程与罗关系亲如父子，想到什么就说什么，那么，先拜梅兰芳，后又投王瑶卿，罗程必然仔细商量过，不可能简单地由罗决定程服从，可惜没留下记载。大致可推论为：梅当时大红大紫，且雍容华贵、大方舒展的梅派风格已渐形成，以程的性格和各方面条件看，难以亦步亦趋充当梅兰芳第二；转而再拜王瑶卿，显然希望王瑶卿能指点程找到适合他的特点的应走的艺术道路。
这一点确实是王瑶卿完成的，也只有王瑶卿才能完成。
程刚拜师王门时，虽有罗瘿公的面子和嘱托，却没有引起王瑶卿的充分注意。因为王家的徒弟很多，王先生没那么大的精神格外关注他。因此，程去了一段时间，王没给他说什么戏。程艳秋不急不躁，每天照去不误。王瑶卿有客人时，他侍立一旁，伺候茶水，静听王先生与朋友们高谈阔论。王先生所谈离不开戏，或戏情戏理，评判得失；或梨园掌故，讲古喻今，这有如给程艳秋上了生动活泼的戏剧分析课。他细心地听着、想着，仔细品味其中的道理。王瑶卿抽暇小歇时，他也不趁此懈怠，而是抓紧时间，在庭院中围着金鱼缸一面默戏，一面走台步、练身段。这些都让在屋里休息的王瑶卿隔着玻璃窗看在眼里，不由地喜欢起这个沉默寡言、勤奋上进的半大小伙子。更有一件事，让王瑶卿不能不另眼相待：王瑶卿住家大马神庙，靠近妓院集中的“八大胡同”，每到晚间，这一带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肉欲横流，不少青年人把持不住心性，涉足甚而沉沦其间。程艳秋每晚去王家，严守罗公教导，宁肯多走二里路，绕道而行，避开妓院集中地，路上目不斜视，低头疾行。这更使王先生觉得这孩子有心胸，不一般，能管得住自己，那真要好好教教他。
于是，王瑶卿把他叫过来，让他吊两段听听。听后，王先生不禁皱眉。原来程艳秋的嗓子“倒仓”后，出现了一股能高能低、能屈能伸，就是不合当时青衣唱工规格的“诡音”（也称“鬼音”，即脑后音）。不少有经验的前辈，对程的这异乎寻常的嗓音，大多摇头，认为“诡音没饭”，他们心目中的青衣唱工规格还是陈德霖、孙怡云那种刚劲高亮的老派唱法。王瑶卿不愧为卓有见地的戏曲教育家，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把程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说：“你这条嗓子比较特别。这种音，要是模仿别人、随俗当令，就‘没饭’；要闯，就‘有饭’！”程艳秋听懂了，体会到老师的一番苦心：不能走别人走过的现成的路，要自己摸索，去闯，闯出一条新路。他感谢老师点悟他的金玉良言，下定了“闯”的决心。在王瑶卿具体指导下，他终于探索出一套与众不同的、以气催声的演唱方法，创造出千古绝唱、风靡中外的程腔。
程腔是程艳秋在传统京剧旦角唱腔的基础上，结合并充分发挥个人特长，革新创造而成；换言之，是“闯”出来的结果。不闯，就不会有变革，也不会有程腔。这“闯”的艺术思想，正是王瑶卿对程艳秋画龙点睛的指点，是千金难换的至理明言，从此开辟了程艳秋焕然一新的艺术道路。
王瑶卿喜欢弟子的诚实正直、刻苦好学；程艳秋钦敬老师卓有见地、无私教诲，师生亲为骨肉，非常投缘。程艳秋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大马神庙王家聆教。王瑶卿有芙蓉癖，好贪晚，家中又常高朋满座，等客人散净，他抽足烟，精神上来了，才兴致勃勃地给程说戏教腔。这时已是深夜一两点钟，等他学完功课回到家里常常是凌晨三点多了。
对于程艳秋的艺术成长，王瑶卿太重要了。王先生不仅指点程传统老戏，把老腔翻新教给他。从1922年起，程艳秋开始排演新戏，早期新戏概由王瑶卿创腔、导演，中期以后程的新戏，由自己进行唱做的创造，再经王先生订正，坚持三十年不辍。程结婚后，每天晚上照例仍去大马神庙求教；成名大红后，仍不时去王家，一待就是半夜，有时戏散了不回家，在外面随便吃点东西就去大马神庙。如果仅仅出于尊师，而不是在王瑶卿这座艺术宝库中，随时随处可以捡拾到不可胜数的艺术珍宝的话，那么程艳秋也不会几十年不辍的那么入迷了。

美满姻缘(1)

程艳秋十九岁时，与同庚的果素瑛结婚了。这虽是一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老式婚姻，但夫妇厮抬厮敬，至爱至亲，幸福美满地共同生活了35年。程艳秋一生无二色，尊妻爱子，律己颇严；果素瑛全力支持丈夫的艺术事业，教子匡夫，持家谨慎，做出不少贡献。1986年夏天才病逝的八旬开外的程夫人，以其清廉的操守，刚正的为人，受到文化界、戏曲界的尊敬。程、果的婚姻，有如另位戏剧大师欧阳予倩和刘兰秋这对模范夫妻一样，在戏剧界传为佳话。
程、果的成婚，是梅兰芳夫妇一手撮合的。
还是程向梅在北芦草园问艺时，梅兰芳和夫人王明华就十分钟爱这个徒弟，动了给他说亲择配的念头。
京剧界大多是套连环的关系，或是师徒、师兄弟，或是绕弯的亲戚；往往子女间再成姻亲，更是亲连亲、亲套亲。
程艳秋不是梨园世家，果素瑛（原名秀英，素瑛名为婚后罗瘿公所改）却是梨园之后。她父亲果湘林工旦角，是大马神庙王家的徒弟，在王瑶卿指点下学艺；母亲余素霞是晚清“同光十三绝”之一余紫云的女儿、余叔岩的大姐。余紫云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的弟子，算起来，梅兰芳与余叔岩平辈，梅称余“三哥”。从梅、余两家论，果素瑛叫梅兰芳夫妇“舅舅、舅妈”。
梅夫人王明华也是梨园之女，是唱武生的王毓楼的姐姐，余派老生王少楼的姑姑。她与果家很熟稔，又见程艳秋“小人儿不错”，两家又同住一条胡同，知根知底，一心要做冰人，便亲自到果家求亲。
本来说的是果家大姑娘。还借梅家老太太过生日，在梅家举行过一次“相亲”。果夫人对女婿的印象是：“个头儿顶高，小眼睛，模样还不错”；但“光看相貌不行，还要看看台上怎么样”。程艳秋在华乐园唱《宇宙锋》，果家在楼上包厢中相台上的姑爷，果湘林的印象是：“嗓子还没全变过来，唱念做派还不差。”这门亲事按说就差不多了。谁知做大媒的梅夫人又生想法，说果家二姑娘果素瑛漂亮，转而又求二姑娘的亲。果夫人不大高兴，说什么也不让再相看了。罗瘿公主意多，从照相馆找到果家的全家福照片，把果素瑛指给程家母子看，都很愿意。果夫人余素霞拗不过大媒梅夫人王明华的执意和热情，只好点头答应，这门亲事就算说成了。
果家的亲戚却出来拦阻：“程家是什么人家？他们原来住天桥，吃了上顿没下顿，有姑娘也不给这种人家，跟着受穷！”果夫人很不以为然：“会给的给儿郎，不会给的给家当。小人儿忠厚老成，又用功，有什么给不得！”说得这位进言者无话答对。
果夫人确有眼力，见识不差。之所以如此，原来她的婚姻也有过一段辛酸经历。果湘林出身寒微，余素霞却是梨园名门。老岳母看不上穷女婿，要退婚。余素霞怪母亲嫌贫爱富没有信义，就像王宝钏那样，就是要饭也要嫁给果湘林。母女闹翻，她结婚时，什么也没有，连喜房被褥都是向跟包的借的。婚后，夫妻和美，她很帮了果湘林的忙。倒是余紫云疼爱女儿女婿，瞒着老伴不时来探望坐坐，看看外孙。所以，果夫人力排众意，不重衣冠只重人。
八十多年前在北京，订亲、结婚有一整套繁文缛节的“礼儿”，先要下龙凤帖，交换生辰八字；然后放“小定”，面交戒指、镯子等饰物，以为定礼。程、果订亲是1922年秋天程艳秋首赴上海之前，由两位师娘——梅兰芳夫人和荣蝶仙夫人，代表男方去下定。结婚前还要“过礼”，男方的“大礼”、女方的“陪送”，不管是衣服、被褥、箱子、家具，除了鹅、酒、猪、羊，都由“窝脖”（一种专应嫁娶的搬运行业，一律用背扛，物件压着脖子，故有此名）运送。讲究要有多少“抬”，每“抬”的东西摞得很高，最上面是钟表、瓷器，因为走得很稳，一件也不会碰坏。富家“过礼”中的“抬”上，往往还有托盘，托盘中放着瓦或算盘、禾苗，一片瓦表示一所房产，一个算盘代表一个铺面，一绺禾苗代表多少亩土地，以此夸富。“过大礼”和“送陪嫁”，也要吹吹打打穿街游巷，很隆重。程家向果家“过礼”由大媒兼师父梅兰芳夫妇主持，另请王蕙芳、郭仲衡、姜妙香、姚玉芙四位伴送到大外廊营果宅。

程艳秋首次上海之行非凡成功，经济状况有很大改善，可以从容安排婚事。他从北芦草草园迁居到前门外排子胡同23号一所不错的四合院，结婚后，夫妻伴随母亲在这里住了不短的时间，他的早期名作大多酝酿构思于此。
1923年4月26日，程艳秋和果素瑛在北京前门外取灯胡同同兴堂饭庄举行结婚大典。这是一所四合院式的老饭庄，门不大，里面几层大院子，有罩棚，原来还有戏台——北京许多大饭庄中都设有戏台，以备在喜庆宴会时传戏班唱“堂会”。京剧界的红白喜事，常假座于此，今日此老饭庄已佚存。
这天，宾客达四五百人。新郎是旦角，新娘的娘家也是旦角，冰媒兼主持大礼的梅兰芳还是旦角；贺客中也以旦角居多，除尚小云不在京未能出席外，陈德霖、余玉琴、田桂凤、王瑶卿、王琴侬、朱幼芬、荀慧生、筱翠花、朱琴心、王蕙芳、阎岚秋、朱桂芳、姚玉芙、荣蝶仙等在京旦角老少名家几乎无一缺席，故被报刊戏称：“自有伶人办喜事以来，真正巨观之名旦大会也。”人们看重这位后起之秀，更赞赏罗瘿公，王瑶卿、梅兰芳苦心扶掖之功。贺喜书画百余件，其中不乏书画界名流手笔。
十六面大鼓，全套旗锣伞扇执事，迎来了花轿。男方陪往迎亲的是姚玉芙、姜妙香、王琴侬、阎岚秋、朱桂芳、荣蝶仙、诸如香、荀慧生、王蕙芳、郭仲衡、黄润卿；女方送亲的有陈德霖、吴顺林、余叔岩、时慧宝；坐绿呢大轿的娶亲太太和送亲太太当然是梨园名流的眷属、夫妻子女双全的“全福人”。程父早亡，梅兰芳和罗瘿公以师尊身份主持大礼，一切都按当年盛行的老规矩，隆重得很。
程艳秋可称是时来运转、苦尽甘来，婚后得贤妻之助，无后顾之忧，更能全力投入艺术。他结婚后只休息了三天（这还包括陪新娘回娘家拜望岳父岳母、诸亲友好的“回门”一天），就上台演出了。罗瘿公也未因此而对程放松，仍像过去一样，督促叮嘱程要抓紧学艺练功，每天上午来程的新居排子胡同23号看看，这所四合院租金达月几十元。此房旧迹今仍存。罗先生问程遛弯儿没有？吊嗓子没有？下午照例来教程读书、写字。晚上若无演出，程照常去王瑶卿家研究戏，仍是深夜两三点才回，程夫人婆媳边做针线活边给他等门。
程艳秋如此勤奋、刻苦，是因为繁重的演出和新创作，等待他去完成。就在他结婚前后，他在艺术上走上了一条新路，若不加紧苦干，怎么能应付得了呢？

半年中创演七出新戏(1)
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05月15日00:00 新浪读书
上海首行的成功，使程艳秋躇踌满志、兴奋不已；青年人的奋进、好强，使他决心自己领衔挑班、干一番事业。
在八十多年前，搭班唱戏和自己挑班挂头牌不同。前者中不乏名角好手，各班争聘，收入不低，且不操心亦不负经济责任，但处于配演从属地位。后者一要在艺术上必须有真东西，才能得到观众的承认，率领全班站住脚；二要经营得法、延揽人才，形成众星捧月之势，长处是出名得利较之搭班机会要多，可是要承担风险和全班的经济责任。
上世纪20年代的北京，京剧班社多，好角也多。旦角老一辈陈德霖、田桂凤、王瑶卿等，青年一代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筱翠花、徐碧云等，都活跃在舞台上，艺术竞争很激烈。程艳秋以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气概，投入了这场艺术竞赛。
1923年初，他组建了“和声社”，他是当家的头牌主演，另外老生又有王又宸、郭仲衡、刘景然，花脸有郝寿臣、侯喜瑞，旦角有荣蝶仙、吴富琴，小生有金仲仁、王又荃，丑角有慈瑞泉、曹二庚等，都是当时各行当的好手，大家各展己长，全力烘托这位十九岁的头牌主演。
他本着“闯必有饭”的信念，不墨守成规，敢于破格创新。传统老戏，他演着演着就有了增删补益，出现新意，形成自己的风格。如《玉堂春》、《武家坡》这类大家都唱的已有定型的名剧，他演来却独出心裁，与众不同。《玉堂春》，他的唱固然精美绝伦，但不是只见唱工不见人物，主要通过唱工塑造了一个正直、善良、对爱情忠贞不贰、却蒙冤受屈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形象；他演的是“冤案”，不是“花案”。苏三出场的西皮散板“来至在都察院……”，一般是高唱易响堂得“好”，他却低起，因“来”字是“阳平”，以字行腔，宜低唱，方能字正腔圆；且苏三是押来省城大审，她决心拼死陈冤，但到底没见过三堂会审的阵势，难免紧张害怕，改高为低，既表达人物的忐忑，也为后面节节升高的唱腔铺垫。“吓得我胆战心寒”，“心”字阴平宜高唱，吸收梆子特点翻了一个比一般唱法高两个音的大高腔，哀怨凄厉，唱得人们心里发冷，感受到苏三内心的感情波澜。回答审问的西皮导板、回龙、慢板、原板、流水板、快板、二六板，紧紧把握人物的感情，步步深入。如“大人哪”的回龙腔，九曲十八折，有新腔，充分展现了他的“嗽音”特长，腔在口中含而不放，委婉多姿，不仅美听动人，而且贴切苏三初句回答就被惊堂木一拍喝断的紧张害怕。
偏偏问官审问起昔日妓院中卖笑生涯，摆出一副审“花案”的架式，苏三不愿回答实在又不好回答；程没有忸怩作态、自我欣赏，而是满面凄楚，显示人物内心痛苦不得不说，几个大腔的婉转瑰丽的行腔，就有了依据。到“那一日梳妆来照镜……”的流水板，进入冤情正题，苏三的痛苦惧怕逐渐由愤慨不平所取代，充分展示了其唱工，闪转腾挪，气口巧妙，字字入耳，快而不乱。最后王金龙让苏三出院待命，苏三起身揉腿，从台正中起身，撤步，归于上场门这边，再边揉腿边向前走，身段动作幅度大，吸引住观众眼神；待一回头，蓦然发现上面坐的就是朝思暮想、为他吃尽苦头的王金龙时，再也抑制不住感情，一段快板“王公子好比采花蜂……”如水银泻地，满腔感情喷射而出，自然形成高潮。人们被其腔其情深深感动了。当时有剧评云：程“近且从瑶卿研究新腔，故能学而日进，《玉堂春》即其中之一也……近又聆其演于华乐园，嗓音固较前为佳，倍柔和婉转之至。自始至终，无一败笔，实难能可贵。”“……最佳者为‘拉拉扯扯到官厅’之‘拉扯’二字，其腔之新颖，令人闻之不觉拍案叫绝。……‘含悲带泪出察院’的两句摇板，倍感苍凉缠绵悱恻……全戏百余句而艳秋唱来无一重腔，可谓绝无仅有之佳作也。”这评价是公允的。另外，现在有唱程派此戏者，在红色罪衣外，另罩其他色的长坎肩，以为标榜程派独有特色，其实这有点误会。程年轻时演出此戏，一向也是红色罪衣罪裤，抗战胜利后他复出，此时身体已发福，唱《玉堂春》再短打扮已露拙不美，故而在上海公演此戏时，顺手加上一件《四五花洞》中潘金莲的长坎肩（这也是他为藏拙特制的），以遮掩腰腹宽粗之不足，实乃从权不得已之术，非故意炫新弄奇。
程的《武家坡》也是脍炙人口，王宝钏应对薛平贵的几次试探调戏时，脸上、水袖都很有戏，先躲闪，后愤慨，步步加深。“八月十五月光明”后的生旦对唱，特别是王宝钏的那段“这锭银子奴不要”的快板，字清腔脆，如珠落玉盘，叮当作响，及至用沙土扬迷平贵，转身奔回寒窑时的“跑坡进窑”，更充分发挥了他的圆场和腰腿功夫：边唱边跑，上身纹丝不动，水袖翻出各种花式，双脚疾步如风，裙子边被快步踢得微卷，有如一朵初绽的大白花，是那么稳、轻、帅、美，而且跑圆场时，不时转身回头，面呈惊恐紧张，怕平贵策马追来；进窑时（用一把椅子表示低矮的窑门），只见他一蹲身，右手水袖一扬搭于左肩，蹲着身原地一个三百六十度大转身（从武生“扫堂腿”变化而来），略抬椅身，水袖扬起盖住头，蹲身进了窑门，其快、其巧、其美、其高难度，世所罕见，让观众得到一种绝好的艺术享受。
《贺后骂殿》原是极冷的戏，仅陈德霖偶而演唱。王瑶卿将此戏教给程，并为他加工唱腔。如贺后闻知太子自尽，奔出场来，有两句二黄散板：“一见皇儿把命丧，怎不叫娘痛断肠”，原唱法一般，两句中间有一锣，显得松散平常。程把两句连在一起唱，前句不大行腔，几乎数字，次句在“不”字上拖长腔，极力抒发失子之痛，“痛断肠”三字用喷口蕴足气，几如炮弹出膛喷射而出，表达出贺后失去爱子五内俱焚的情感。还把原来的骂赵光义的二黄慢板到底，改为慢板转快三眼。程艳秋唱得极精彩，尤其是几个“只骂得”步步收紧，腔腔新奇；到第三个“只骂得”，22个字一句，垛字叠韵，唱至句尾，忽然喉音一压，在小过门中一翻，翻到下句接唱，令人叫绝。他把一出冷戏唱热了，唱出了名。
程艳秋的“闯”主要还不在这里，而在于贯彻罗瘿公的“新戏必不可无”而以“旧剧支配之”的艺术见解上，全力排演新剧。1923年从早春到初秋，半年多的时间，他竟有七出新戏问世，是他一生中排新戏最多的一年。除《琵琶缘》（又名《刺红蟒》）是出自王瑶卿藏本《混元盒》中的一本外，其他六出都是罗瘿公的手笔。这些新剧反映出程艳秋早期的艺术追求。
早春三月，程结婚前夕，推出了程派早期著名代表作《红拂传》，首演于京中前门外华乐园。出演首日，大雪纷飞，道路泥泞，照京师戏园惯例，大多回戏停演，怕影响卖座。程一反常规，照演不误。结果因戏好，上座甚佳，一创北京恶劣天气照常唱戏之风。
此剧取材《唐人小说》，述隋末唐初风尘三侠义薄云天、红拂女扮男妆追奔李靖得配英雄的故事。程演红拂女张凌华，郝寿臣（后为侯喜瑞）演虬髯客，郭仲衡演李靖。
红拂本为杨素府中歌姬，是个“性好书卷，爱习兵书”，慧眼独具的女中豪杰。她不甘于侍宴陪舞的无聊生涯，渴望挣脱樊笼。所以手执红拂尘首次出场的一段“二黄慢板”，新颖别致，抑扬抗墜，唱腔极清致，闻系王瑶卿特别研究的，腔中抒发内心苦闷，却贯穿一个“烦”字。当听得传令陪宴侍舞，不由皱锁双眉，满腹愁烦缓步下场。及至宴前见李靖，睿目识英材，二人目光相接，红拂女含羞低头一笑，仍是缓缓下场，但与前次下场大不同：前者沉重，几乎迈不开步；后者轻盈，飘然而去，从步伐节奏体现出感情变化。之后闯出相府，夜会李靖，遇虬髯客，一扫歌姬神态，俨然豪情义胆而又扶夫助友的侠女。
此戏载歌载舞，前有侍宴时的云帚舞即红拂尘舞，中有与李靖纵马飞奔的“马趟子”多种优美的舞蹈造型；后有送别虬髯客的双剑舞。京剧旦角的云帚一般做道具用，如道姑、仙女等，程却精心设计了成套的云帚舞，配以西皮二六唱腔，举手投足，优美飘逸，表明红拂技在诸姬之上，却又不是兴高采烈地尽情歌舞，而是强打精神奉命应景而已。后得识英雄，夙愿得偿，眉宇开朗，在“马趟子”以及最后的舞剑中，英姿勃发，与前迥异，各种身段、招式，在优美高难中更赋有乐观向上的生命力，给人以极大的欣赏美感。此剧一问世，即轰动九城。
上世纪20年代初，京剧旦角戏从单纯重唱，向唱做念舞全面表演发展。梅兰芳编演了许多歌舞并重的新戏，如《天女散花》、《嫦娥奔月》、《西施》、《廉锦枫》等，尤其是1921年问世的《霸王别姬》，其剑舞更脍炙人口，流传至今。尚小云、荀慧生、徐碧云、朱琴心等也有这类新戏创作。《红拂传》的编演，除了适应当时观众的喜爱风尚和剧坛上艺术竞争外，还同罗、程的个人性格有关。罗瘿公性豪爽，有见地，不以名位、财帛为念；程艳秋性刚强，有主见，肯于艰苦奋斗，使他们喜爱并选用风尘三侠的题材。在艺术处理上，由王瑶卿指导，新意频出。另外以罗瘿公为首，包括许多熟谙戏曲很有文学修养人士在程周围，形成一个出谋划策的智囊圈。这在梅、荀、尚周围也同样存在。这些人既有捧角家的味道，又不同于视伶人为玩物以捧角为乐的达官贵人；他们深通曲律，热爱艺术，想方设法帮助程出人头地、一鸣惊人。《红拂传》的选材和排演中标新立异的艺术处理，同他们的期望建议也分不开。像红拂的双剑舞，其〔夜深沉〕伴奏音乐和南梆子唱腔，都与梅的《霸王别姬》相同，但在招式、腔调上却迥然有异。程不仅武功基础好，后来还从名武师高紫云、醉鬼张三练武术、剑法、太极拳，很有造诣。他把一些武术的剑术套路，融入化成旦角剑舞的动作，先是边唱南梆子边舞剑，走出“凤凰展翅”、“白蛇吐信”、“进步刺”、“大蟒翻身”、“蜻蜓点水”等招式，南梆子后，圆场起势，采用太极剑的起势动作“三环套月”变化而成，非常矫健挺拔。再在〔夜深沉〕伴奏下，运用了“怀中抱月”、“顺风摆柳”、“枯树盘根”等招式化成红拂剑舞的英姿，最后以一个英武俊美的双背剑收势，真是翩若惊鸿，矫若游龙，同中有异，别具风采。后来随着他武术功力日深，把涂银粉的道具剑改成真宝剑，舞起来沉重有力、寒光闪闪，为他人所不及。
《红拂传》出台后，备受各界是揄扬。诗人樊樊山观后，有《雪中观程郎舞剑歌》长诗：
任教泥满靴，来听程郎歌；
从他雪后履，来看程郎舞。
曲终一呈神锋 ，蛮腰鬓髻凝妆睹；
龙气丰城两道分，珠喉绛树双声应。
初起周回八百锋，中间步伐连环阵；
鹘落到地忽鸷击，蛇惊倒退更猱进。
奔云驰电疾于风，滚雪飞花圆若镜；
攸然收影身手间，晶盘一颗明珠定。
……
君不见，少陵一篇剑器舞，
大娘弟子俱千古。
两郎舞剑将无同，少陵得雌我得雄。
程艳秋以是年三月上演《红拂传》为开端，接着五月上演《花舫缘》，六月上演《玉镜台》，七月上演《鸳鸯冢》，八月上演《风流棒》，九月上演《孔雀屏》，半年中连续推出罗瘿公编写的六出新剧。新婚不久的程艳秋，不畏苦，不怕劳，从清晨到深夜，无片刻之闲，他的艺术创造的速度、能力和成果十分惊人。
《花舫缘》是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他演婢女申飞云，穿裙子袄，闺门旦应工，高洁端庄中又呈妩媚秀丽。《玉镜台》据明传奇改编，他扮演丫环碧玉，表演玲珑活泼，念白京韵参半，显示多方面才能。《风流棒》中他演李小姐，唱腔新颖动听。《孔雀屏》是李渊招亲的故事。
从《梨花记》到《孔雀屏》，一年时间罗瘿公为程编写上演了八个新剧，多是从明清传奇改编，描写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和真挚，不为环境所屈服，努力冲破封建樊笼，争取自身的婚姻自主，对封建士大夫欺骗妇女和“多妻制”有所针砭，但大多跳不出才子佳人的圈子。一方面程艳秋还年轻，对很多社会问题认识不清；罗瘿公也是出身于封建士大夫，虽有些高尚的思想，毕竟也有局限。另一方面，为了营业、上座，不得不迁就社会上的欣赏习惯口味，恐也有不得已而为之苦。这是历史的制约。但这些戏毕竟在艺术上、人物塑造上，尤其是唱腔上，做了各种探索努力，对程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罗瘿公终于不顾一切为他写出了警世喻人的爱情悲剧《鸳鸯冢》，述王五姐同谢招郎相爱，私订终身，谢母阻扰，王五姐恹恹病亡，谢招郎也殉情而死，二人合葬称“鸳鸯冢”。
很明显，戏的矛头直指封建包办婚姻的罪恶，谴责封建家长专制，扼杀了渴望婚姻自主的青年男女。在80多年前，封建势力还十分强大、这类人间悲剧不断发生的时刻，它的积极进步意义应充分评估。
《鸳鸯冢》首演于1923年7月4日。由程饰王五姐，王又荃饰谢招郎，荣蝶仙（后为吴富琴）饰王嫂，文亮臣饰谢母。程此剧的唱工、表情都有上佳的表现。私订终身的四平调“女儿家婚姻事羞人答答……”，唱得俏丽、洒脱，腔调十分新颖动听。王五姐临终前的哀痛，念白、表情都很凄切；大段反二黄唱腔，百转千回，高亢凄厉，悲痛欲绝；最后哭唱“嫂嫂啊”，呜咽不尽，催人泪下，充分展示了程艳秋在悲剧上出色的表演才华。
程艳秋自称《鸳鸯冢》为“伟大的性爱悲剧”。美好的事物被毁灭，使人们更加诅咒、痛恨扼杀美好事物的黑暗制度和势力。《鸳鸯冢》以其光辉的民主思想，向当时还强大的封建势力发起了攻击。它较好地反映了程艳秋和罗瘿公的审美理想，同时也使程意识到一个正直的艺术家所负有的社会责任，开始了“艺术为人生”的追求。

震撼人心的戏和罗瘿公之死(1)

1924年初，罗瘿公病势稍轻，不顾医嘱又握起了笔。他在去年写的《鸳鸯冢》，本是针砭封建家长包办婚姻而陈意甚高的剧本，不想在北京演出的反应反不如那些才子佳人戏，未免感慨系之。程艳秋要有新戏演，剧团要生活，罗先生沉痛地对程说：“为了你的生活危机，只有牺牲我。”于是他又写了《赚文娟》和《玉狮坠》，交程排演，在1924年初春推出。
两出戏卖座很好，但其思想境界不高。八年后的1931年，程艳秋在《检阅我自己》一文中沉重地说：“士人主张多妻，太太难免吃醋。因此，士人除在‘七出’之条里规定‘妒者出’之外，还极力鼓吹太太不喝醋的美德。《赚文娟》和《玉狮坠》就是为迎合士人心理的违心之作，在我当时满意的几乎发狂，我是何等幼稚呀！何等盲昧呀！现在我觉悟了，然而为顾虑我的生活而不惜以他的思想去迁就环境的罗先生却早已弃我而逝了。”尽管程在两戏中都有新创造，如《玉狮坠》中有开打，他展示了武功，连扮山大王的武二花杨春龙也赞扬说：“哎呀，手底下真够快的！”可是这两出戏，连同上一年排演的《玉镜台》等，都不是程派戏的上品，所以，后来他也就很少演了。
罗瘿公在《赚文娟》两戏后，力疾写出了《青霜剑》和《金锁记》，程艳秋分别首演于1924年6月和7月，形成继《鸳鸯冢》后的第二个创作高峰，从此奠定了程派艺术悲剧为主的艺术风格。
《青霜剑》写豪绅方世一觊觎董昌之妻申雪贞，诬陷董入狱身亡，计谋雪贞嫁己；申识破阴谋，携家藏青霜剑上轿，洞房中刺杀仇人，又去董坟前哭祭后自刎，塑造了有智有勇、坚毅沉着、具有鱼死网破的反抗精神的烈妇典型。
《金锁记》述窦娥被冤斩，六月飞雪的故事。京剧原有传统老戏《六月雪》，只“探监”、“法场”两折，主要亮唱工，“探监”中的二黄慢板，“法场”中的反二黄慢板，为旦行名唱。程艳秋很喜欢这两折，崇敬同情这个不幸而又坚强的女性，请王瑶卿帮助加工修改唱腔，又经陈德霖点拨数处，他唱得很精彩，唱出了含冤受屈的窦娥的痛苦无告的心情，成为程派的代表性名唱。1922年他初赴上海时，曾将此两折公演于亦舞台。戏园老板担心戏冷不上座，程却坚定地说：“就是一个人听，我也要唱。”初卖座只五成，然而唱腔幽咽婉转，表情凄楚动人，声名不胫而走，再演必满，被誉为程的“旧剧诸戏中占第一位”。罗瘿公参考明传奇《金锁记》，为这两折增益了首尾，写成大戏，刻画了窦娥的温厚善良、舍己为人的品格，比元代关汉卿笔下的《感天动地窦娥冤》中那个倔强、大胆、质天问地的窦娥，虽少了几分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却增添了人物淑婉温顺、柔中有刚的另一侧面。这样一个善良妇女，却被恶人诬陷，身受酷刑，难免一死，自身的遭际终于使她唱出了“没来由遭刑宪受此磨难，看起来老天爷不辨愚贤。良善家为何遭此天谴？做恶的为什么反增永年？”的诅骂和质问，其对封建黑暗昏聩的憎恨、咒怨和反抗的精神是一致的；只是一个更倔强外化些，另一个则深沉内在些。结尾改为海瑞雪冤，是照顾观众希望奸人得惩、受难者最终有个良好结局的欣赏习惯，境界反不如关汉卿杂剧中六月飞雪、血上白练、亢旱三年的天怒人怨的大悲剧强烈。
《青霜剑》和《金锁记》正是程、罗所向往的振聋发聩、警世喻人的“贞烈义敬可歌可泣之剧”。申雪贞和窦娥的反抗性格，比《鸳鸯冢》中王五姐强烈。王五姐渴望、追求自主的婚姻，但行动软弱无力，最后只能哀病而死。人们同情、哀怜她，却不太敬爱。申雪贞和窦娥都有坚强的斗争意志和可贵的牺牲精神，一个看透了恶霸劣绅害夫谋妻的嘴脸，以坚强的斗争意志和可贵的牺牲精神，手刃仇敌；另一个为救年迈婆母，宁肯挺身受刑也不肯屈从恶人，两者都是宁死不屈，而且控诉了封建官吏的昏庸和法制的黑暗、助纣为虐，这有如两把利剑，直刺从土豪劣绅到贪官污吏的更深更广的社会面，摆脱了儿女风情和婚姻问题的狭小范围。1924年，二十岁的程艳秋能编演这类有进步倾向和社会意义的戏，表达出他憎恨邪恶，同情善良，对黑暗迫害有种不妥协的反抗意识，难能可贵。

程艳秋对这两出戏在艺术上也着意经营，唱腔、表演都很精美。《青霜剑》“说亲”一场，只有四句唱，主要是念白。申雪贞本不知底细，通过对媒婆的察言观色，发现方世一杀夫谋妻的阴谋，媒婆是仇人派来的代表，她镇静地周旋，每句话后面都有思考判断，台上很静，却显露出申雪贞激烈的内心活动。最后送客，嘴里温和地说：“妈妈慢些走呀”，满脸含笑；一扭过头，立时现出说不尽的忿恨，无言的“背躬”使戏很饱满。“祭坟”时，幕内导板，申雪贞手提仇人头颅，上场唱“回龙”，走三个大圆场，一个比一个快，接着走S形，边走边唱三眼，既快又稳，唱腔配合得当，水袖变化多端。《青霜剑》中“灵堂”的成套唱腔，《金锁记》中“探监”、“法场”中的大段二黄、反二黄慢板，都是程派名唱，隽永美听。表演亦十分精美细腻，像《金锁记》中张驴儿借尸图诈，把蔡婆扭送公衙，窦娥追下，唱“辞别了众高邻……”，随唱起舞，先推左手，上步，再伸右臂一拧，使一个曼妙的转身直线扔出水袖又曲线收回，顺势左臂水袖抡起一个旋转花，正好唱完，匆匆而下，唱做浑然一体，表达了窦娥的急迫心情和与奸徒拼争的决心；而这美好的做工，是他从太极拳的“白蛇吐信”和武生“大刀花”的招式变化而来。窦娥受禁婆责打时，凝视高举的竹板，战兢兢地慢慢跪在地上的眼神和身段；“法场”起唱前的“上天天无路，入地地无门。慢说我心碎，行人也断魂”的四句吟诵式的念白，表演丰富，勾魄与夺魂，一个人占满了舞台空间，叩击着观众心弦，使人不禁潸然泪下。再接唱大段反二黄，更显得情感真挚、哀切动人。
正在这两出戏给北京的观众带来极大的艺术兴奋时，久病的罗瘿公于1924年9月23日，以肝疾不治逝世，终年仅五十二岁。罗瘿公全力扶植程艳秋举凡7年，为程费尽心机，鞠躬尽瘁，留下12个剧本和为人处世的诸种美德，撒手而去了。
罗瘿公病逝前，倚枕自草了一个遗嘱，更显示其为人性格：“讣告式云显考罗公瘿公悼于中华民国某年月日疾终某处。不喜科名官职，前清已取消，述之无谓也；民国未入仕，未受过荣典，但为民而已。为公府秘书、国务院参议上行走及顾问咨议之类，但为拿钱机关，提之汗颜……碑文式：诗人罗瘿公之墓，最好请陈伯颜先生（按：陈宝箴之子，又名陈三立，字伯严，光绪十二年进士，官至吏部主事、湖南巡抚，励行新政，同光体主要作家，光绪三十年（1904）赦戊戌党复原官，不肯复出。辛亥后避居于苏浙，以诗书文名世，与罗瘿公知己世交，1934年八十五岁卒。）书之。不得称清诗人，盖久已为民国之民矣。平生文词不足以示人，唯诗略有一日之长……程君艳秋义心至性胆掩古人，慨然任吾身后事，极周备。将来震、艮两子善为报答……”
罗瘿公一生洁白，两袖清风，晚年无私无顾地把全部心血用在程艳秋身上，培养出一个艺足以闻世、德足以照人的大艺术家，罗瘿公的名字将永远同中国京剧艺术大师程砚秋联系在一起。罗临终前，对程的极高的赞语，其中有很大的自慰；又把程拜托给老友金仲荪先生，请金代自己继续辅佐，才含笑而逝，留下了未完成的剧本《聂隐娘》。
罗瘿公从上海归来后，生病住进了北京当时最好的德国医院，长达半年之久。昂贵的医药费全部由程艳秋承担。只要能挽救抢回罗之生命，程不惜一切，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罗瘿公逝世后，程艳秋抚尸痛哭，停演数月，素服一年志哀。他为罗举行了隆重的丧礼，亲笔写下道出他们师生深情厚意的挽联：
当年孤子飘零，畴实生成，岂惟末艺微名，胥公所赐；
从此长城失恃，自伤孺弱，每念篝灯制曲，无泪可挥。
真是发自内心的哀痛，朴实动人的描真！
罗终前，流露出身后最好安葬于京西香山、西山一带的意思。程艳秋遵罗嘱，在京西万花山四平台购建墓地，厚葬罗瘿公。每逢春秋祭日、外出行前和归来，程必祭扫罗墓，重温罗公教诲，以激励检点自己，多年不辍。
之后趁南去演出之际，他专程去西子湖畔访谒散原老人陈三立先生，乞得老人书：“诗人罗瘿公之墓”七字碑文，酬笔润五百元。老人不受，感其风义，另赋诗两章相赠。
程艳秋不断向家属子女讲述罗瘿公对自己的教诲相助深恩：“我程某人能有今日，罗师当推首功”；“这样品格高尚又极有才能的好人，在中国太难得了，不能忘记他的巨大贡献。”
即使如此，程艳秋仍难以表达失去良师之痛。这只有借助文字诗词，一抒胸臆。他在《〈掞东师手书梨花记剧本提纲〉跋》中，沉痛地写道：“瘿师为秋制曲数十种，而梨花记居首，稿成于辛酉（1921年）……其时瘿师初属稿，辄就商于瑶卿夫子。此提纲当系彼有商定而为瘿师所手书者。睹兹遗墨，回忆当年辛勤提挈所以为秋计者，至殷且渥。细如提纲亦且亲自握管，不肯假手他人。鸣呼，厚矣！”在安葬了罗瘿公后，程艳秋留了这样动人的诗句：
明月似诗魂，见月不见人；
回想伤心语，时时泪沾襟。
西山虽在望，独坐叹良辰；
供影亲奠酒，聊以尽我心。
恩义实难忘，对月倍伤神。
程艳秋这些义举和诗文传出之后，四海赞扬，称之为“义伶”。康有为更有诗赞曰：
落井至交甘下石，反颜同室倒操戈；
近人翻覆闻犹畏，为汝怀恩见岂多。
惊梦前程思玉茗，抚琴感泪听云和，
万金报德持丧服，将相如惭菊部何！
此诗借题发挥，指责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相互倾轧，以怨报德；贵如将相者，反不如一个梨园中唱戏的伶人明事理有道德。
罗之于程，程之于罗，七年中的师生亲密关系，确为世间罕有、梨园佳话。“没有罗瘿公，也不会有程艳秋！”诚然！
罗瘿公在思想、文化、艺术、做人、道德上，对程艳秋的一生影响巨大。二人名为师生，情胜父子。罗瘿公的病逝，对程是巨大的打击，简直像塌了半个天，用吴富琴的话说：“那阵子，我们都像没有主心骨一样。”
也有对程艳秋崛起嫉妒心较重的人，见罗瘿公一死，幸灾乐祸地说：“这下子程艳秋可完了。”等着瞧他的笑话。


警世惊人的《荒山泪》和《春闺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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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艳秋二十五六岁时已经名闻遐迩、俨然成家了。原来他家境清寒，现在生活宽裕，又可迁居置新家了。
他搬了新居。这所四合院虽比不上后来久住的西四报子胡同的宅邸那么轩伟、雅致，也是中上之所，宽敞豁亮，比原租住的排子胡同的房子气派的多。
老北京的习俗是搬家迁居，友人要来温居贺喜，主人要置酒庆贺。程艳秋是旗人出身，家中老规矩老礼也多，自然不能免俗。这天他在新居设宴，几张大圆桌上佳肴罗列、鸡酒杂陈。主客寒暄一番后入席。程母托氏老太太在主位上陪客，程却不上桌，退坐在旁边小茶几旁。众人诧异，忙让：“四爷（旧日梨园界对程的尊称），您这边请呀！”托氏老太太发话了：“就让玉霜坐在茶几那儿吃吧。席上是诸位先生们坐的。”客人们这才看到：茶几上摆的是一盘咸菜，几个窝头和一碗小米粥。老太太猜到客人心里有疑惑，接着对儿子说：“你今天就吃咸菜、窝头。为什么让你吃这个？不让你上桌？现在你成了角儿，发达了，钱挣得容易，我让你在诸位先生面前吃这个，就是要你别忘了它，别忘了过去的苦日子，同时也让诸位先生不时提醒着你，帮助你好好做人。”程艳秋站起身毕恭毕敬连声答应：“是，是。谢谢您老人家的教训。”他举粥敬酒，请大家吃好喝好，然后坐下坦然自若地吃他的窝头咸菜。赴宴客人无不感叹，敬服。
旧时代，演员成了名，有了钱，不少人常忘乎所以，经不住声色犬马的引诱，慢慢地吃喝嫖赌抽都上了手，人也就堕落了，艺术也完了。这方面的例子很多。程艳秋幼年家贫，受罗瘿公严格教诲，成名发达后又以此种方式，向同业友好表示洁身自爱、决不忘本的信念。大家对照他平日的言行作为，觉得这不是故意做作，而是显示一种决心。因为，程平日有很多异于常人的表现，大家深知他是一个有眼光、意志坚强而不忘穷苦百姓的好人。
他一生无二色，律己很严。二十出头的程艳秋身材修长、眉清目秀，颇得一些阔小姐、阔太太的“垂爱”。这些吃饱了闲得发慌的有钱女人，常以“捧戏子”为乐事，以各种手段勾引男演员。不少有才气的人，顶不住，就这样垮下去了。程艳秋每到上海，总要接到许多信，一部分是女人勾引的信，约他哪里相会，他总是轻蔑地一笑，把信扔开从不理睬；另一些信是穷困者告帮的，他把地址一一记下，出门上街时，常按地寻人，往里弄里一钻，把钱送上门，从不留姓名，每当做完这些，脸上常挂着满意的微笑。
他对穷苦人充满同情的同时，对有钱有势的阔老，常常是骄傲而不买账的。
在旧时代唱戏，免不了要同达官贵人打交道，传堂会是常有的。程逢此活动，从来不卑不亢，不为多得几个钱献媚折腰。张作霖在奉天（今沈阳）做寿办堂会，遍邀京中名角，程也在内。他由岳父果湘林陪同到了奉天。大帅府的堂会一连几天，有人给戏提调送了红包，求戏码时间安排的合适，能让张大帅一垂青睐。程不肯这么干，他的戏被安排在张作霖抽大烟休息时。倒是张作霖耳闻有个程艳秋，想见见，听说正在前厅演唱，客人寥寥时，就一面骂随从，一面步到前面听戏，见程戏好人佳，不住地夸。军阀张宗昌在北京称威时，约程出堂会后，又请程去谈话，谈完后送了六万元现钞给程。程正色拒绝：“堂会的戏份已拿过了，这笔钱我不能收。”张宗昌杀人不眨眼，是个强盗军阀，但有时盗亦有道，对程无可奈何，反而佩服程艳秋这个刚正廉明不贪财的血性男儿。这是陈叔通先生说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程逐渐表现出不同一般的思想性格。他爱交朋友，却决不干巴结阔老、认干爹的事，鄙弃那种吃喝玩乐的酒肉朋友。他所结识的大多是有学识、有修养的朋友，谈诗论画，探讨人生，把目光移往天下大事上。他从少年时就目睹多次军阀混战，弄得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他诅咒这些不义之战，盼望人民能安居乐业。1928年北伐成功，全国一统；没多久又爆发了蒋冯阎大战和蒋桂之战。这深深刺伤了程艳秋的心，他对战火频仍的社会强烈不满，对战争造成的百姓们骨肉分离家破人亡深为同情。这时他认识了国民党元老李石曾。李石曾，名煜瀛，是晚清显宦李鸿藻之子，社会名流，常发表有关世界和平、国内休战的言论，反对战争，甚至不主张杀生。李石曾的和平主义主张同程艳秋的厌恶战争的思想不谋而合，立时接近起来。作为演员，程艳秋无法制止战争，但是可以编演一些社会问题剧，通过方寸舞台去谴责战争，发泄心中的不平和愤怒。
1931年的年初和早秋，在程派艺术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荒山泪》和《春闺梦》问世了。用程自己的话说是：“犹之乎从平阳路上突然转入于壁立千丈的高峰，现出一个急转势。”使在此前编排的《陈丽卿》、《烛影记》（赵光义篡位、贺后骂殿增益首尾的全本戏）等相形之下黯然失色，此后也就不大演出了。
《荒山泪》和《春闺梦》的剧作者仍是金仲荪。其成就和意义，不仅在于剧本文词优美，演员有新创造，更在于以舞台唱人生，借演戏把抨击矛头指向现实，唱出了千百万穷苦百姓的心声。
《荒山泪》述明末朝廷为平定农民起义，大征“剿■”，河南农民高良敏父子，为交人丁税，进山采药，葬身虎口，高妻惊痛而绝，孙儿又被拉伕而去，和美的五口之家只剩儿媳张慧珠一人，仍不免赋税之苦，被逼得精神失常，遁往深山，自刎而死。剧中愤怒地控诉了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腐败反动的苛政，猛于食人之虎，给百姓们带来数不清的灾难。张慧珠自刎前唱道：“恨只恨狗朝廷肆行虐政，众苍生尽做了乱世之民；眼见得十室中九为悬磬，眼见得一县中半死于兵，眼见得好村庄变成灰烬，眼中人俱都是虎口余生。我不如拼一死向天祈请——愿国家从此后永久和平。”这是正义的呼喊，愤怒的控诉，不啻是抨击黑暗、渴望和平的强音，响彻在中国大地的上空。
《春闺梦》是《荒山泪》的姐妹篇，以唐代大诗人杜甫的《新婚别》、《兵车行》和陈陶的名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意境编写的，述说汉末藩镇间争战不休，黎民百姓不胜战乱之苦，王恢新婚，被征入伍，不久阵亡，妻张氏独守春闺，盼夫不归，久思成梦——丈夫回来，夫欢妻悦，琴瑟和谐，不想战鼓又起，乱兵拥来，丈夫又被征掳而去，张氏追而不得，目睹战场惨痛景象，最后梦中惊醒，怅然若失。
很明显，两出戏有一定的现实性，是针对民国以后长达十几年军阀混战、抽丁苛税，以至民不聊生的社会情景，“发泄个人胸中的不平和愤懑”之作，是向连年混战这一不正常社会现象声讨的檄文。张慧珠和张氏这两个形象的社会意义，要超过《青霜剑》的申雪贞和《鸳鸯冢》的王五姐：不再是个人爱情、家庭的不幸，她们的遭遇是统治者之间的战争所毁坏的千百万个家庭的缩影，抒发了人民渴望安居乐业、憎恶战争的正义呼声和对战争发动者的谴责。
程艳秋此两戏的思想倾向性很强，却绝非化妆演讲式的宣传；艺术上，他精雕细琢，有创造，有革新，有名唱，有佳作，令人不得不鼓掌喝彩。如《荒山泪》中“夜织待夫”一场的大段西皮慢板转原板、回龙、二六板，描摹张慧珠盼夫不归，一夜中先平静，再忧心、后惊恐的感情变化，是一段非常精美的“程腔”，唱得圆润，曲折动人。“抢子”一场，程以令人叫绝的水袖飞舞、圆场奔驰和高起的“屁股座子”，表现出一个母亲目击未成年的儿子被军官（侯喜瑞饰，程、侯之间有默契、精彩的“咬”戏配合）强掳而去，却无力援救保护的极痛心情。《春闺梦》的核心是“梦”。梦中，王恢归来，新婚久别，张氏欢欣中难掩娇羞，一曲南梆子，精致玲珑，脸上、眼睛、身段、水袖处处是戏；梦的后半部，鼓声隆隆，张氏在沙场乱兵中四处寻找丈夫，唱中有舞，舞中有唱，表演之吃重，非一般旦角演员所能胜任，开拓了“文戏武唱”的新路，给人很大欣赏美感。
《荒山泪》和《春闺梦》震动了保守、沉闷的北平剧坛，犹如划天而过的彗星，放出璀璨夺目的光芒。程派艺术因此更上一层楼，程艳秋的声名更盛了。他的观众层面也随之扩大，关心国家兴亡、人民疾苦的爱国正直人士和知识分子，从程剧中得到共鸣。
两剧作者金仲荪曾以诗言及《荒山泪》的创作意图和主题：
赤地中原正苦兵，惜无乐府为传声；
一家哭已寻常事，眼底人馀虎口生。

阐明此剧是起“乐府传声”作用，以“一家人哭”，表达编演者同情苦难者的人道主义精神，来唤起社会正视人生。
编演者的意图为观众充分理解，马叙伦先生当年看了《春闺梦》后有诗：
何必当年无定河，且听一曲眼前歌；
座中掩面知多少，检我青袍泪独多。
表达出此戏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
然而，两戏的遭遇却很有趣：海峡两岸都有人对其发出指责。上世纪50年代，大陆十分“左”倾时，曾有“批判”这两戏笼统地反对战争，没有区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过于渲染战争的苦难，对历史上“中国工农红军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不利的，抹了黑”，“帽子”大得吓人，致使程在新中国后，一个时期中这两出“看家戏”演出极少，尤其《春闺梦》。而台湾方面也对两戏予以谴责，说：“就戏言戏是好戏”，“但是在主题意识上”，“就大可玩味了”，说程编排两戏时，“可以说已经有点逐渐左倾的趋势了”，是“制造人民对政府的离心力，打击政府的威信”，“套用大陆上的口号方式，《荒山泪》是‘反征税’，《春闺梦》是‘反征兵’，合起来就是反内战，也就是说，政府最好在那个时候停止剿匪就好了。”（见民国六十八年台湾出版的《青衣·花脸·小丑》一书和台湾《传记文学》三十三卷《程砚秋深沉莫测》一文）“帽子”也不小！
程艳秋为两戏受到两方面的夹击，真有些冤枉也，因为他没有也不可能有那么直接的政治意图，既不站在国民党这边，更谈不到支持共产党；他就是演戏，以戏剧唱人生，希望别再打仗了，让老百姓安定下来，如此而已，至于两党间谁是谁非，他管不着也管不了甚而闹不清楚，谈不上支持谁。可是由于有戏在，他不得不挨两方面的板子。但应该说，两方面的指责都是言过其实、过分了。
《荒山泪》和《春闺梦》，列入“五四”以后中国优秀名剧之林，是当之无愧的。这两出戏既是20世纪30年代有进步意义的杰作，也是程艳秋一生中的熠熠发光的亮点，对其戏剧观的转变，有着重要作用。

宁死枪下，不为敌伪唱义务戏(1)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枪炮齐鸣，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日军的挑衅和进逼，抗日战争的炮火打响了。由于政府准备不充分，华北地区虽部署有不少中国军队，但仓惶应战，除少数部队的官兵拼命抵抗外，多数一触即溃，拔腿南逃，华北大片国土，包括文化古城北平，很快陷入敌手。
“七七事变”时，程砚秋正在山西太原公演。前十天的演出，每日悲剧、喜剧交替上演，反应极好。演出到第九天，事变消息传来。剧团成员的家小都在北平，北平周围炮火连天，大家怎么不心急如焚？戏无法唱下去了，立时辍演，同仁们也包括程砚秋都归心似箭。由于战争，平汉铁路已断，火车不通，程砚秋等被困在了山西，经朋友帮忙，弄到汽车，他们乘汽车去大同，再换平绥路火车，走走停停，才辗转回到北平。
程砚秋滞留山西的消息，传到延安，引起周恩来的关注。周恩来早年看过程不少戏，对他的艺术和为人十分钦敬，闻此曾派人去山西，打算先把程等暂时接到延安再做安顿。人到山西，程砚秋已乘汽车北上了。如果当时程砚秋真被接到延安住上一段日子，直接接触了共产党，那也许他的后半生历史将是另一种样子。
程砚秋辗转回到北平，等待着他的却是一座被日本军国主义占领毫无生气的死城。不少商店上着门板，街上路静人稀，日本兵把守着各城门检查行人，就像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中所描述的那个样子。日本兵的刺刀、皮靴，深深地刺伤了程砚秋的心。
故都沦陷，人心不安，很多剧团难于演出；就是演出，观众也寥寥无几。亡国奴的威胁，使人们惴惴不安，哪有心肠去看戏？靠吃“开口饭”的戏曲艺人，生活上陷入了危机。
日本军侵占北平后，急于粉饰太平装点门面，恢复“歌舞升平”的局面，遂找梨园公会，胁迫他们组织京剧名角联合唱义务戏，名义是“支援皇军，捐献飞机”。
北京（日军侵占后又复此名）夙有唱合作义务戏的传统。一定时期就有以“赈灾”，“救济贫困”等名义的义务戏，很多名角各呈佳剧荟萃一堂的大合作，往往轰动九城，名宦巨贾各界士媛争相观看，票价再高也在所不惜。因为义务戏实在是难得的一次集中欣赏京剧最佳表演之良机。所以，北京一有大义务戏，就成了各报章的重要新闻，采访特写，渲染夸张，爱好京剧的古城观众，即使看不上戏，也争相阅读报道，谈论时眉飞色舞、乐此不疲。
日本人和一些依附日本人的民族败类，看中了北京人的心理，想用办大义务戏的方法，繁荣市面稳定人心。还有，“捐献飞机”，那唱戏的和听戏的岂不都是“效忠皇军”的良善子民？！
当时梅兰芳早已南迁不在北京，杨小楼以年老多病为托词，日本人一进城就谢绝舞台，于1938年阴历正月十五病故；在旦角中，以程砚秋声名最盛，所以这场义务戏一定要让程砚秋出台。
在高压下，许多京剧名演员对这场义务戏不敢不唱，硬着头皮答应。梨园公会的找程砚秋商量，却碰了个大钉子。
这天，程砚秋正在什锦花园家中闷坐。“秋声社”的经理人吴富琴、高登甲陪着梨园公会的人来拜望程砚秋。梨园公会是京剧伶人自己的组织，办事人也是同行熟人。双方客气寒暄落座献茶。大家都知道程砚秋一向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性格，可事情又不能不和盘托出，于是来人嗫嚅地说：“四爷，您看有这么件事，还得请您帮忙……”
一向彬彬有礼的程砚秋，未等对方把话说完，腾地站了起来：“什么？给日本人唱义务戏？我不唱！”来人婉转陈词，希望他能圆这个场，体谅同业的难处。程砚秋斩钉截铁地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我一个人不唱，难道有死的罪过！谁愿意唱，谁就唱，我管不了。”来人再次劝说，表示大家很怕日本当局，以程在京剧界的地位，若坚决不唱，“对您，对京剧恐怕都不利。”程砚秋气得涨红了脸，愤愤地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连累大家。献机义务戏的事，我程某人是宁死枪下也决不从命！不妨转告日本人，甭找梨园同业的麻烦，我有什么罪过，让他们直接找我说话就是了。”一番话掷地有声，大义凛然。
幸好这些“反日”的话是对同行们说的，没有传到日本人的耳朵里。但是，日伪当局从程砚秋拒演献机义务戏，以及以后的一系列行动：不为敌伪当局唱堂会，拒绝参加去“满洲国”的“文化使节亲善团”，公演时不给伪政府、报社、电台留“官座”等等，看出程砚秋有抗日的“反骨”，等有机会收拾他。

义助同行后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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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北京梨园界不甚景气。一些有名的老伶工，如武生杨小楼，老生王凤卿、余叔岩、言菊朋、高庆奎，花脸郝寿臣等，或病逝或退隐；梅兰芳南迁上海又遁迹香港，尚小云以相当精力用于他主办的荣春社科班上，演出不多，所以程砚秋成了举足轻重、众望所归的人物了。而那时，有些伶人为猎取票房价值，在舞台上乱来，甚至出卖色相以“劈、纺”号召，对此程是愤慨于心的。所以，当报界推选四小名旦，李世芳、张君秋、毛世来、宋德珠荣膺当选时，程砚秋很高兴，寄厚望于这些后起之秀，尽力扶助。
李世芳是富连成科班“世”字科的高才生，为梅兰芳很钟爱的入室弟子、姚玉芙的爱婿，对程砚秋也很尊重。他出科后自己挑班，也需以排新戏为号召。其父李子健是著名山西梆子演员，把晋剧《百花公主》移植为京剧，交李世芳排演。李世芳闻知程砚秋也在排演此戏，暗自掂量：以功底、修养、实力、威望，自己难与程砚秋匹敌，二人同时排演《百花公主》，势成对台竞争，其结果必然是自己大败而难以立足，而自己是经受不住这种打击的。他思来想去，决定面见程砚秋，陈述隐忧讨取良策。
程砚秋很喜欢这个老诚持重、英秀倜傥的青年好手。得知来意后，立即爽快地表示：“你不要怕，一题两作，一戏双演，古已有之。希望你专心排戏，把戏演好，其他不要管。至于你担心由于我也演这个戏而影响你上座，这你尽管放心，在北京演你的。这出戏我决不在北京演，不抢你的饭碗。我说到做到，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嘛！”李世芳道了谢放心而去。
程砚秋的《女儿心》两次演出于上海，就是不在北京唱，其原因在于他始终遵守对李世芳的诺言。1947年初，李世芳从上海返回北平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梅兰芳失去爱徒十分悲痛，程也深为惋惜。梅兰芳在上海主持梅门弟子和富连成师兄弟救济李世芳家小的义务戏，程砚秋全力支持，除派弟子赵荣琛参加义演外，自己也粉墨登场，义演了《能仁寿·十三妹》。而《女儿心》一剧，程此后也没有再演出，除其他原因外，追念李世芳恐也是其中之一。
四小名旦之一张君秋出身贫苦学艺艰难。初为马连良唱二牌青衣，很见光彩。1941年他准备自己挑班，即时他才二十一岁。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北京街头车马敛迹行人稀少。这种天气，都愿在家围炉取暖，没有急要事谁也不肯出门。可是张君秋却待不住，他顶风冒雪，为成班之事四处求师告友，家中留母亲看门。
忽然有人敲门，老太太以为儿子回来了，忙起身开门。进来的却是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黑棉袍披上了一层雪花，秀美的眉目上凝结着冰霜。“您找谁？”“我找君秋，我是程砚秋。”啊！大名鼎鼎的程砚秋冒雪来找儿子，老太太知道准有要紧事，忙让到屋里坐。
程砚秋见张君秋不在家，就把来意说明：“君秋的艺术，无论台上的功夫，还是台下的人缘，都过得去，该自己挑班了。要挑班就要有青衣主演的本戏，不能光唱一些同老生合作的‘对儿戏’。”程同老太太一起合计起张君秋未来的上演戏码：“这几天我给君秋想了几出戏。听说侯喜瑞、姜妙香、张春彦几位先生都要同君秋合作，我就想到《红拂传》。侯、姜、张三位是原排，这又是很便利的条件。红拂的唱做，我给君秋说，很快就能演。还有些戏，君秋演过单折，如《牧羊圈》、《六月雪》，这些戏加上头尾就是一出大戏，头尾我可以给说，学会是很方便的。君秋回来，您告诉他，让他上我家去，我给他说戏。”说罢告辞，身影消失在风雪中。
过去有“宁赠钱，不传艺”、“教会徒弟，饿死师父”之说。梨园界也很保守，那时要想学点真本事，不仅要磕头拜师，还要好好孝敬老师，花上一笔不少的钱。也有爱才若渴的艺术家，著名戏曲教育家萧长华就以“替祖师爷传道”为己任，一生培养了侯喜瑞、马连良、谭富英、马富禄、叶盛章、叶盛兰、高盛麟、裘盛戎、袁世海、李世芳等数不尽的名家好手。程砚秋同张君秋并无师生之谊，他这样扶植张君秋，也是出于拔擢人才。
程、张是在王瑶卿家中相识的。那正是程构思《锁麟囊》时期，程将所思所得就正于王瑶卿，常谈到深夜；张也正向王瑶卿问艺，时常在旁聆听。凌晨两三点钟，他们才告辞。二人边走边谈，夜静天冷，干脆走起台步来，这样走得快，身上也暖和。到虎坊桥，张君秋快到家了，二人分手。程已迁居西四北报子胡同，还有十几里路，只见他一撩长袍，疾步直奔和平门，若碰不到夜间拉散座的人力车，他要一直走回去，步行到家天也就快亮了。
在不断接触中，程很喜欢比他小十六岁的才华出众、上进苦学的张君秋。他给张说《红拂传》等戏时说：“君秋，我给你说腔，把气口、唱法都教给你，你要用你的嗓子去唱。我是根据我的条件去唱的，我还希望有你这么好的嗓音条件呢，那我也许就不这么唱了……我最不喜欢那些死学我的人，他们哪里是学我，分明是糟蹋我。”教身段时，他又说：“君秋，我的存腿你可不要学。我个头高，没办法才存腿走台步；你个头合适，存腿反而不好。”
程、张结成忘年交。张君秋之后每有新作，程砚秋必赶来看，共同切磋。1957年程来看张的新作《珍妃》，散戏后到后台向张祝贺：“真难为你，编了那么新腔，你怎么记得住呀！听说你的《望江亭》有不少新创造，哪天再演，告诉我一声，我来瞧。”后来张君秋公演《望江亭》，专门给程送了票，程却没到。原来程突发心肌梗塞送进医院，不久就谢世了。这出戏他想看却没看到。
对同行、对伙伴，以至对剧团中地位最低的龙套、伙计，程砚秋从来谦恭有礼、关怀备至。他对艺术很严格，但台上从不“翻场”（在台上对同台演员、乐队发脾气）。一次在上海演《六月雪》，江南名丑盖三省配演禁婆。那天盖在台上“洒狗血”：窦娥诉说冤屈的二黄慢板唱完后，禁婆很同情，盖三省此时痛哭失声，又抹眼泪又甩鼻涕，引得台下怪声叫好。事后很多人不满，甚而有人建议：“不能让他这么搅，干脆辞了他。”程砚秋默不作声，他深知盖三省艺术高超，每次南来他必邀盖合作；盖也确实沾染了一些形式主义的表演恶习，要巧妙地引导这个老伙伴。程再贴演《六月雪》，事先把盖请来，恭敬地沏上茶，轻声细语地说：“三爷，咱们再唱回《六月雪》，您看窦娥有这么大的冤枉，说得禁婆子动了同情心，那禁婆该怎么反应呢……”盖三省绝顶聪明一点就透，忙拦住话题：“四爷，您甭往下说了。您瞧我的吧！”再演《六月雪》，二人配合默契，禁婆感情准确，表演分寸得当，台上台下无人不服。
程在上海首演《女儿心》，服装是新制的。箱上的师傅不熟悉也不经心，竟把一身新做的改良女靠忘记带到后台，开演时间已近，再回去取来不及了，急得这位师傅脸色焦黄浑身冒汗。程砚秋过来平静地说：“别着急，忘了就忘了，下次想着点。今天我就穿‘官中’女靠吧。”由于临时服装变更，只好把原设计的一套“双枪”改为“趟马”；“双枪”等舞蹈，第二次演出时才与观众见面。
日伪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剧团底层演员、伙计等人收入菲薄，生活困难。“秋声社”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每场戏挣不到一元的，逢年过节，他必有一袋面粉相赠。他还买了相当数量的小米，交梨园公会转送给贫苦同业，免除饥饿之危。至于例行的“窝窝头会”义演，那更不在话下了。
也是在这个时期，上海一位阔佬过生日办堂会，派人约正在上海唱戏的程砚秋在堂会上演《武家坡》，以壮门面。不想程一口回绝。如果说，早年程砚秋也为不少达官贵人唱过堂会，那是谋求衣食，自己也认识不清，那么到了抗战时期，国破家亡，穷人挣扎在饥饿线上，一些阔人还摆阔夸富，他很反感也羞与为伍。这位阔佬碰了钉子，觉得脸面无光，又请程的一位朋友出面斡旋，夸下海口：只要程答应唱这出戏，要什么条件给什么条件，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务请程给个面子。时值初冬，朔风频吹，上海京剧界一些贫苦同行正为寒衣发愁，程也为之忧心。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遂说：“有您的面子，戏我可以唱。但有两个条件：一、《武家坡》不带‘跑坡，进窑’；二、唱这出戏，我一分钱不要，请这位先生出钱做三百套里面三新的棉裤棉袄，给上海贫苦同行每人一套，就算给我的戏份。”阔佬不好反悔，忍痛答应，结果令人叫绝的程的“跑坡，进窑”没看上，反拿出三千元做棉衣。上海同行却得其大惠，程返京时，一些身穿崭新棉衣的上海京剧底层演员到车站送行，眼中噙着泪花称颂不已。
过去也有一些“吃戏子”的恶人，凭仗势力，胁迫演员唱各种名目的“义务戏”，乘机中饱私囊。对这些以慈善为名的恶举，程砚秋不肯俯首贴耳听任宰割。
天津有个姓叶的，早年组织过四大名旦义演《四五花洞》，还灌了唱片，声言自己分文不取，却偷偷地把唱片卖了，收入进了腰包。后来程应天津中国大戏院之约去唱戏，叶某先赶来北京，邀程先唱义务戏。程洞察其奸，遂以同剧场有约，不能先唱义务戏冲击人家营业为由婉拒。叶某再三纠缠，程忍无可忍，戳穿他当年和今日的花招，叶某羞恼而去。
日伪北京警察局二区署长也要办“义务戏”，要程唱《红拂传》。程以“这是我的‘看家戏’，一年不准唱几回”拒绝。程去天津，他们也追到天津，花言巧语把程诓回北京，逼他就范。程砚秋火了：“这是干什么？我说不唱就是不唱。给你们唱出《教子》就不错了。要不然我马上买车票回天津。”硬顶了这位气焰熏天的警察署长。
为了这多如牛毛的“义务戏”艺人受盘剥之事，梨园公会曾开会商讨对策。程砚秋极少去梨园公会，可这次他去了。会上一位武二花演员说：“我们要吃饭，不是专唱义务戏的；老唱义务戏，咱们就吊起来别活了。”程点头称是：“这话说得在理有劲，我赞成。”
日伪时，程砚秋这种“抗”的性格，越来越突出。大至日伪当局的“义务戏”、堂会，小至强要戏票，出门坐火车的勒索等，他都不买账，而且尽量回避同那些显赫一时的伪官吏往来应酬，得罪了很多“小人”。慑于他的声望，这些人当时没怎么样，但小怨积大怨，这些人在酝酿一场对程砚秋的羞辱报复！

周恩来初访程砚秋(1)

1949年1月底，文化古城北平迎来了一个特殊的春天。
这变化来得真快，本来两军对垒，摆出个要拼个你死我活的架式；城里到处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不时拉民夫出城修工事，街上还有抱“大令”的执法军车在全城巡逻，遇有“破坏”、“抢劫”、“谣言惑众”者，可立时就地正法。大家以为北平争夺战一定是场大仗，老百姓可苦透了，不知要死伤多少呢？故宫、天坛、颐和园还保得住吗？遭劫呀！
突然，一切都沉寂下来。街上的国民政府军蓦然减少，有说是从东直门往外开拔。后来连强住在程家前院的军官及其女眷，也悄悄走了。呵！北平的战火平息了，政权易手了，文化古城未毁于兵燹而被保存了！
历史记载，驻守北平的华北最高军事长官傅作义，接受了共产党方面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1月21日签订了和平协议，10天后解放军进入北平城，正式接手了防务。
就在解放军还未正式入城，仗已经不打了时，紧闭的西直门开了半扇城门，在规定时间内允许居民出入，海淀一带还是两军对峙的真空地带。程砚秋很不放心“程家花园”，怕里面收藏的物品、珍贵资料受损失，就让次子永源和徒弟王吟秋去青龙桥看个究竟。
二人奉命骑自行车出西直门，平安通过海淀，经颐和园、青龙桥，顺利到达董四墓村。这里1948年底就归了解放军。村中驻有不少军队，“程家花园”里住上了大首长。解放军见房子的主人来了，客气地让进院内。只见里里外外打扫得整齐干净，西院还架起了天线——新华社的电台暂设于此。屋里一些什物家具、文房四宝、书籍剧本等都原封没动，二人这才放心。隔壁室内正在开会，一位带有广东口音的首长模样的人出来问了问，得知他们是程砚秋的儿子和徒弟，就过来和颜悦色地说：“请你们回城问程先生好！”二人当时有点慌神，没敢动问对方姓名，后来才知道是叶剑英。而叶帅此时已被任命为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可能正在筹划进城后的各种事宜。
他们进城回家后高高兴兴向程面禀一切，程砚秋放了心。他只知道有共产党的大官和军队暂时借住了他的“程家花园”，却还不知道就在他这所宅邸中，进行过一件震惊中外、能载诸史册的历史大业：1949年初，傅作义将军几次派出以民意代表何思源先生和他的全权谈判代表邓宝珊将军为首的代表，秘密与共产党、解放军洽商和平解决北平事宜，有的见面会谈，就是先通过海淀封锁线，在“程家花园”中碰面，再而驱车转东，到蓟县平津战役最高指挥官林彪的指挥部内进行。
不几天，解放军陆续进城，街上值勤的也换上了和善带笑的解放军。城门大开，四乡物资源源而来。学生开大会，扭秧歌，欢庆古城新生。这种情绪也传进了轩伟寂静的报子胡同程家大院中。程砚秋在思考、判断着这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
他派人找来琴师钟世章等人。钟一进客厅就问：“四爷，您没走？……”北平易手前夕，不少人仓惶南去，在东单广场修建的临时飞机场上，飞机起落不停，走的人中也有个别京剧名伶。程坦然一笑：“我哪儿也不去。”他们商量演戏的事，有人问起周长华，程叹了口气：“听说他从上海走了。”（周一直居停于上海，随其继妻去台湾而后日本。）众人不解：“一个拉松香胡琴的，跑到外国去？……”程凝思沉重地说：“是呀，一个唱京戏的或拉胡琴的，糊里糊涂跟着当官的后面跑，自己没主心骨，会有多大出息？他会后悔的，再说他日后的生活……真是！”自此，他恢复每天吊嗓、说戏，准备演出。
初春的一天下午，程家的院子里安静极了。程砚秋上街理发、洗澡；程夫人在内院上房料理家事；王吟秋在外院温习唱腔。一辆黑色汽车缓缓驶进报子胡同，停在程家门口。汽车上下来三个穿灰布军装的人，为首黑发浓眉、目光炯炯，有四十多岁。他们叩门而入，王吟秋出来接待，让到前院中厅，还以为他们是来占房子的。
为首那位问：“程先生在家吗？”“我师父出去了。”那位浓眉的首长客气地又说：“我们专程来拜访程先生，不巧他不在家。”转脸又向一位同来的青年人说：“那给程先生留个条儿吧。”
青年人打开公文包，取出便笺，那位首长伏身在饭桌上写了几句，交给王吟秋：“程先生回来，请把这张条子交给他吧。”说罢告辞，登车而去。王吟秋送客归来，打开纸条一看，惊呆了，只见上面写着：
砚秋先生：
来访未晤，适公外出，甚憾。
此致
敬礼
周恩来
啊！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到了！
据程永江的《程砚秋史事长编》记载：周恩来在是年3月下旬进入北平，3月26日开始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进行和谈。3月27日上午去六国饭店会见了民主人士，下午就去报子胡同探访程砚秋。
不一会儿程砚秋回来，见了这张条子，笑得抿不住嘴，责怪王吟秋：“你怎么不好好招待招待？”又对程夫人大为感慨：“这几十年，我见过多少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的大官，他们大多端着架子，不可一世，对咱们唱戏的表面客气，实际看不起咱们。其实我心眼里还看不起他们呢！像解放军这位大首长，如此礼贤下士，不惜屈尊来家看我，少见少见。可惜没能亲自会会这位周先生。”
当晚，程砚秋去北京饭店参加周恩来举行的招待各界人士的宴会，席未终赶回家略事收拾就去怀仁堂演出——他同侯喜瑞、白登云等合作演出《红拂传》。（据王吟秋回忆是《锁麟囊》，分析不太可能，因《锁》剧过大，这类京剧晚会有堂会性质，不太可能演全出大戏。白登云先生说是《红拂传》）正在后台化妆时，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由电影明星张瑞芳陪着到后台看望程砚秋。程忙站起身来说：“真对不起，我手脏（手上有胭脂），不能和您握手。下午您屈尊到我家来看我，失迎的很。”周恩来笑着说：“哪里。我给介绍一下，这位是邓颖超，这位是张瑞芳，你们是大同行。你忙吧，我们到前台去看戏，等会儿再来看你。”
周恩来一天之内，几次看望程砚秋，使他格外激动。那天晚上，他的嗓子特别好，《红拂传》唱得格外精彩。
周恩来对程砚秋和程派艺术很器重。在程砚秋一生的最后阶段，周恩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

思考人生(1)
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05月15日00:00 新浪读书
程砚秋是个有性格的人，律己很严。他之成功、享名，固然有机遇、外助等因素，但主要靠他个人奋斗。由此也形成了他性格上的某些弱点：不够十分宽豁，有时比较有猜疑性等。这十分影响他同周围的关系。
四大名旦之间既有莫逆的深厚友情，又是艺术竞争的对手。尚、荀难以对程构成威胁，这三位之间相处较好；梅兰芳德高望重，威名远播，程砚秋多年来，有意无意的以梅兰芳为主要竞争对象，各方面都要一较长短，贯穿于几十年梅程相处中。
远者不言，1946年、1947年，梅、程在上海的中国戏院和天蟾大舞台打了两期66天的对台，双方抖擞精神，佳剧迭出，平日双方大体平手，程方阵容强、园子大，略显上风；而程在每期演出最后，一甩群众最欢迎的《锁麟囊》，梅就相形见绌了。
1949年初夏，梅兰芳阔别古都北平13年后再次北上，会议活动之余，献演名剧于西长安街国民大戏院，票价高达旧人民币四万元，观众仍趋之若鹜，争睹梅大王的丰采。之后，程砚秋立即在国民大戏院的西侧不远的长安大戏院贴演《荒山泪》、《春闺梦》等，票价也是四万元，形成1936年梅程在第一舞台、中和园打对台的复演。
艺术上的竞争和不服输的精神，固然可以促进彼此艺术的发展提高，但也难免产生人事关系的摩擦而有损团结。梅程作为戏曲界的旗帜人物，若有这种情况产生，影响当然是不好的。因此，周恩来对此极为关注，特别是他酷爱程派，对程砚秋的引导、帮助也较多一些。
还是1949年底，程首次从西安演出归来，心里对戏曲改革有一些想法和抱负，周恩来得知后及时接见了他。那是他在马少波（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负责人之一）陪同下，第一次来到中南海周恩来的家中。周听取了程在西安演出、考察情况的汇报，对他致力于戏曲调查和改革的努力予以肯定，支持他的再次去西北调查的想法，同时也含蓄地对程指出：在致力于艺术工作的同时，还要加强学习，提高思想觉悟，并且当面指定马少波要多加帮助，有什么事情要联系可找马少波。
马少波是胶东人，出身于爱国将领家庭，少年时即负有才名，多年从事戏曲工作，写剧本、带剧团，经验丰富。1951年春，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梅兰芳任院长，程、马都为副院长，又一起共事，二人友情日深。程出外演出，每到一地必给马写信，有什么想法也同马谈。马把有关情况及时汇报给周恩来，又把周恩来的一些意见，通过用自己的话，巧妙地转达给程砚秋，使程间接地接受到人格高尚的周恩来许多影响。
1951年秋，程砚秋从西南演出回来，周恩来在自己家中再次与他长谈，针对他对工作安排的思想问题，进行了语重心长的严肃谈话，率直地提出他同梅兰芳的关系和合作问题。周恩来说：“程先生，你在旧时代洁身自爱，孤芳自赏，不与旧势力同流合污，是进步的。但是在新社会，你若仍是落落寡合，不能与人很好相处，就会逐渐脱离群众，搞不好同志关系，对工作、对自己都是不利的，自己也会经常苦恼。一个革命者的思想要不断改造，要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核心是集体主义。希望你要团结同行，善与人处，虚心听取批评，这样才能不断进步。如果在新社会还是孤芳自赏，落落寡合，如果发展到极端，你的优点就会变成缺点，甚而会走向反动。程先生，我希望你在政治思想上要严格要求自己，不断的进步。”周恩来还指出：建立中国戏曲研究院和你们正副院长的任命，都是政府决定的。如果你们正副院长不能团结共事，那影响有多不好。希望你要尊重梅先生，很好地同他合作。
一席话说得程砚秋满头大汗，脸色发白，但周恩来的话句句在理，确实击中了他的要害。离开中南海时，程砚秋在汽车中对陪同前去的马少波认真地说：“我这一辈子还是头一次听到这样的批评，使我顿开茅塞。周恩来总理的批评，确是至理明言，太符合我的实际了。”

经过周恩来的引导帮助，程砚秋有很大转变：对梅兰芳很尊重，主动捐献工资，去朝鲜演出唱开场不争牌位等。
周恩来见程砚秋很有进步非常高兴，1952年底又一次找他谈话，鼓励他要继续努力，还要排点新戏，对过去演的传统老戏要加工修改，努力提高。于是，马少波和黄芝冈与程一起修改了《红拂传》、《彩楼配》等剧本；程同时着手构思新作《英台抗婚》。
1954年，梅、程分别出外演出，相逢于上海，又一次形成了打对台。
1946年底，梅、程在上海分别演出于中国大戏院和天蟾舞台，形成了一场两期长达60多天的对台竞争。这在前面已有略述。这场对台的结果，可以说程略胜于梅，尤其每期最后一连数场《锁麟囊》的演出，未免有些咄咄逼人之态。可是，1954年二人在上海再次重逢的对台，情况发生了逆转。梅的盛况依旧；程因《锁麟囊》等戏不能上演，《英台抗婚》还不够成熟，业务上一时处于下风。周恩来闻知，立时找来马少波，说：“你们的正副院长又在上海打开了对台，影响多不好。你立即去上海，把他们劝开。”马少波衔命到了上海，双方做工作，一位去了南通，一位去了苏州，化解开了。
1955年梅兰芳拍摄了电影《梅兰芳舞台艺术》上下集，之后，周恩来立即安排仍由吴祖光导演，为程砚秋拍摄电影《荒山泪》。
从1949年春天，周恩来初访程砚秋起，几年来，在工作和思想上给予程细致入微的关怀，引导他一步步向前走，使程砚秋的思想和道德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1956年的夏天，程砚秋来到了青岛。
位于胶州湾海滨的青岛，是消夏避暑的胜地。那一望无垠的大海，绿树叶中掩映着红色、白色、黄色的欧洲各种建筑风格的别墅小楼，阵阵吹来清凉潮湿又略带腥味的海风，令人心旷神怡。
他几次来过青岛，但那是来演出的，无暇充分领略这美丽的海滨风光。这次，他也不是来度假的，而是参加文化部高级干部哲学读书班。
程砚秋没有进过学校正规读过书，所以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打算静下心来，认真读书，好好充实一下自己。
读书班的生活紧张而又愉快。他每天绝早起床，到海滨打拳、散步，然后用心读书，热烈讨论。晚间和同班的文化界朋友畅谈各自的经历和感受，有时还举行消夏乘凉晚会，他曾在漫画家丁聪的胡琴伴奏下，清唱过《汾河湾》“儿的父去从军……”
在紧张的读书之余，程砚秋不由地回顾起自己几十年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在旧时代，他有爱国和报效社会之心，孤军奋战，屡遭碰壁；今天，他才走上康庄坦途。而这，他非常感念周恩来对他的多次耐心的帮助和引导。他对周恩来、贺龙这样的共产党员由衷的佩服，不由也产生了参加共产党的想法。
但他又是深切含蓄的，内心的激荡轻易不大溢于言表；又觉得自己还似乎不够入党条件，未敢轻与人言。
1957年春天，他的入党要求越发强烈起来而难以抑制了。他找到马少波，表示：“我要参加组织的话，就参加共产党！”几年来，他同马少波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马少波经常把周总理对程的关切和要求，用朋友谈心的方式，巧妙地转达给程。如今，程砚秋有了参加共产党的要求，他热情鼓励，让他按正常程序向中国戏曲研究院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向戏曲研究院党委作了转达。
几个月过去了，也由于1957年春夏那个大张旗鼓的“反右派”的特殊历史原因，程砚秋的入党问题未能解决，甚至没人找他谈过话、没有提上日程。他为此很苦恼。1957年7月底，他去莫斯科担任世界青年联欢节艺术竞赛的评委，行前去看马少波，又谈起此事。马少波建议他可以同周总理谈一谈，周总理正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苏联和东欧几国访问，在莫斯科有可能相遇，不妨利用这个机会说说心里话。程点头答应。
果然他在苏联与周总理相遇了，并有一次长谈的机会。周总理事先对此事已有所了解，就从要做一个又红又专的艺术家谈起，主动挑开：“砚秋同志，你怎么还没有入党呀？”程砚秋听了，有如一股暖流贯穿全身，讷讷地说：“最近我在想这个问题……也提出了申请，但是我的缺点……我觉得恐怕还不大够条件。”周总理举了很多事例，说明程砚秋这几年还是有很大进步的。程听得有些痴呆：总理日理万机，怎么对我这么了解呀？连我自己都没想到的细小进步，总理都看到了。周总理又鼓励他说：人有缺点是难免的，但缺点是可以克服改正的嘛！说着紧握起程的一双手，炯炯有神的目光，深情地望着他：“砚秋同志，如果你加入共产党的话，我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贺龙副总理闻知，也很高兴，对程说：“砚秋，入党要两个人介绍，我愿意做你的第二个入党介绍人。”
程砚秋心中无比激动。回京后，他对程夫人说：“我没想到周总理和贺老总对我程某人如此了解和器重。我要好好努力，才能对得起总理对我的爱护和信任。”
由于有周总理的关心，程砚秋入党的步伐加快了。
1957年初秋的一个下午，总理办公室来电话：邓颖超同志请程砚秋夫妇去吃螃蟹，一会儿有车去接。他们夫妇正在换衣服时，一辆黑色汽车停在报子胡同，周总理笑嘻嘻地下车推门进来，亲自来接。到中南海总理家中，邓颖超、贺龙和薛明夫妇早等在那里。吃饭时，周总理谈笑风生，不断询问戏剧界一些名演员的近况。饭刚吃完，周总理就催邓颖超：“今晚要到天桥剧场看戏，你们几位先走吧，我们还有些事要谈，晚一些到。”起身同贺龙、程砚秋到另一间房子中去了。
周总理与贺老总找程砚秋谈他的入党问题，周总理问：“砚秋同志，你的入党申请书交上去了吗？你觉得自己有哪些进步？”“入党申请书早已交了，进步倒觉得有一些，但总扪心自问：我够一个共产党员的资格吗？”周总理和贺龙都笑了。周总理诙谐地说：“你自己说你进步不行，要别人说你进步才行。”稍沉一会儿，周总理又严肃地说：“最近中国戏曲研究院要讨论你的入党问题，我和贺龙同志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理应对党、对你在政治上负责，应该找你谈谈。解放后这七八年你的进步是显著的，但是思想的进步和提高没有止境。一个人加入共产党只是初步的，今后还要不断学习，不断改造，不断进步。……前几年，我曾指出过你的性格孤僻、清高、不愿与旧势力同流合污，这在旧社会是个优点，但到了新社会，不顺应历史潮流，心胸狭窄，不注意团结同志，就会脱离群众，与新社会的要求格格不入。你这个缺点，这几年有所克服，但还要继续努力。”周总理稍停顿一下，又缓缓地说：“砚秋同志，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刚才这些意见，我将写在你的入党志愿书上。自1927年我介绍贺龙同志加入共产党后，三十年来我一直没有再介绍其他人入党。如今我和贺龙同志介绍你入党，为党增添了新的血液，我们感到高兴。砚秋同志，任重道远，希望你永不停步，很好地克服自己的缺点，争取又红又专，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1957年10月11日，中国戏曲研究院讨论通过程砚秋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他也是50年代后期加入共产党的诸多戏曲名家中，入党较早的一个。
程砚秋入党后没有几天，周恩来又给他写来一封亲笔信，全文如下：
砚秋同志：
我在你的入党志愿书上写了这样一段意见：
“程砚秋同志在旧社会经过个人的奋斗，在艺术上获得相当高的成就，在政治上坚持民族气节，这都是难能可贵的。解放后他接受党的领导，努力为人民服务，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这就具备了入党的基本条件。他的入党申请，如得到党组织批准，今后对他的要求就应该更加严格。我曾经对他说，在他被批准为预备党员期间，他应该努力学习，积极参加集体生活，力图与劳动群众相结合，好继续克服个人主义思想作风，并且热心传授和推广自己艺术上的成就，以便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发扬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精神。”
现在把它抄送给你，作为我这入党介绍人对你的认识和希望的表示。
周恩来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贺龙也以入党介绍人的身份，给程砚秋写了一封词意恳切、寓意深刻的亲笔信，鼓励他继续前进。
这两件珍贵的革命文献，现在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
周恩来的思想、道德人格，对程砚秋晚年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最后的绝响
1957年冬天，著名老生杨宝森疾病缠身，陷于困境。程很关切，陪杨去找马少波，商讨帮助杨宝森摆脱困境的方法。马建议二人先合作录制一出戏的唱片，既可留下珍贵的音响资料，又可使杨宝森有所收入，暂缓燃眉之急，并愿代为同中国唱片社联系。程表示同意，杨是求之不得。
戏选定为《武家坡》，随即开始准备、练乐。
按身份惯例和实际条件，对戏、练乐应该在程砚秋家中进行。时值寒冬，杨宝森有病，每天从虎坊桥去西四报子胡同程家，有很大困难。他正在为此发愁时，程砚秋来访，一来问病，二来好像洞悉杨心中的难处，提议对戏、练乐就在杨宝森家中。程砚秋的体贴关怀，使杨宝森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可是乐队中有人却不以为然，认为灌唱片程已帮了杨很大的忙，没有必要再这么屈尊。程砚秋坦然说：“宝森有病，如果让他每天跑西四，他那身体怎么受得了？再说，他没有车，每天的车就是问题，叫汽车花销大，雇三轮，天这么冷，热嗓子吹冷风，不是添病吗！不如我去他家。咱们不能总讲老规矩，要多体谅人家的困难。好在你们几位每天都要出来，去他家和去我家是一样的，也许路还近些，这可给宝森解决了大问题。”
杨宝森早年与程砚秋合作过，艺术风格相近和谐，还留下了舞台演出照。40年代后期，程演出较少，杨又相中了程的得意弟子赵荣琛，几次相约合作，却机缘不凑巧没能实现。
在程极力维持下，《武家坡》的练乐、录音很顺利，音响效果远胜于程、杨早年灌制的其他唱片。唱片录完后尚未来得及发行，1958年1月，四十九岁的杨宝森溘然长逝。这张《武家坡》唱片，也就成为程砚秋和杨宝森两位以声腔艺术闻名的京剧名家的最后绝响。
杨宝森的病逝，对程砚秋是个很大的打击。他面对杨宝森的遗像默哀，心中思绪万千。他为突然失去这样一位艺术上的知心好友而悲痛，更为京剧界失去这样一位造诣精深的老生名家而惋惜；所幸的是：在杨宝森临终前，总算抢录下一点珍贵的东西。他从杨宝森也想到自己，他比杨宝森大四岁，平素身体还好，但近日也觉不行，主要是演出时，嗓子常有力不从心之感。1956年拍摄电影《荒山泪》之后，他自知嗓子非比从前，已在走下坡路，所以决心告别舞台。1957年11月，一次临时任务，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名家汇集的京剧晚会上，他演出了《六月雪》。这天，他的嗓子发干发涩，唱得很不痛快。戏演完，他闷闷不乐地卸妆、回家，在汽车上一言不发，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都有。从嗓子、体型的实际看，作为一个京剧演员，他深知自己的舞台生命，到此必须告一段落。再勉强挣扎上台，那只能破坏艺术美感，对观众不负责任。他决心把怀仁堂的这场《六月雪》，作为自己一生中的最后一次登台。别了，舞台！程砚秋从十一岁登台唱戏，到如今五十三岁，在京剧舞台上整整活跃了42个春秋，究竟演了多少了场戏，自己也数不清。如今一旦脱离舞台，从此不再也不能唱戏了，要同他所熟悉的脂粉、戏装、场面和观众永远告别，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正在此时，杨宝森突然故去，不仅使他怅然若失，甚而产生一种紧迫感：也许留给自己的时间也不多了。深感重任在身，时不我待，要抓紧时间工作，等待自己去做的事很多，很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