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回复 发帖

截选《百位文艺家口述实录:我们的演艺生涯》新凤霞

分享到:
我从小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就这么几种挣钱的方式:一个就是把我送出去当童养媳,去换一笔钱,这是死钱,可我母亲说必须得让我挣活钱。六七岁呀,怎么办呢?等长够了岁数,就有可能送我去当妓女了,我住在天津南市“三不管”的一个贫民区里,那一片的邻居都是这样的:开妓院的、当老鸨子的,再就是唱戏的、耍杂耍的,都是这样的一群人,这叫吃“五子”饭的地方。
我从小记的第一件事情:我要唱戏

我是个民间艺人,从小就学戏,没有读过书。我的家庭是这样的,父母都没有文化,都不认识字,父亲是卖糖葫芦的小贩子,母亲是童养媳。旧社会穷人娶不起媳妇,我母亲十二三岁就进到我家,给我父亲做了童养媳。15岁就合房,因此,母亲没有什么知识。
父亲是老实善良的小买卖人。我母亲有七个孩子,我是老大。但是我呢,又是在我的二伯母家长大的,我二伯母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和旧社会的渣子没什么两样,她是妓女出身。二伯父是拉京剧胡琴的,拉小弦的琴师,很能干,这个人可以说什么都会,拉二胡、拉京胡是他的本行,那时在天津戏曲界、京剧界可以说是有名的“杨小辫”。
我二伯父有很多女儿,都是二伯母买来的孩子。我的二伯父能够教戏,还能够伴奏,二伯母的孩子有时候多得很,有时候就少了,什么原因呢?那些孩子都是她买来的孩子。有的孩子有嗓子,有扮相的,就学戏了;没有扮相、没有嗓子的,就淘汰了再转卖。长得好看的,没有嗓子,就当妓女。二伯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贩子。二伯父怕她,不敢管她,而且二伯母比二伯父大好多岁。
二伯有一个好的女儿,也是二伯父买来的女儿,她叫杨金香,是唱京剧刀马花旦的。这个人好极了,在台上很漂亮,六七岁就是在她家长大的。
我在二伯母家就要干活,她对我很厉害,我要伺候她们,可是就是这样我也愿意在她们家,因为我想跟我姐姐学戏。我父母不让我学戏,我父亲就是小买卖人,卖糖葫芦的,他说不让我学戏,找一个婆家走了就行了,还想让我去当童养媳,但是我都不愿意,我必须得挣钱。因为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有吐血的病,很可怜。父亲身体这样弱,七个孩子中我是最大的,我下面还有弟弟、妹妹六个人;六七岁时,我就懂得挣钱,我知道如果我不挣钱,我们家就生活不下去。父亲一旦累得病倒,就没有人养家了。
我从小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就这么几种挣钱的方式:一个就是把我送出去当童养媳,去换一笔钱,这是死钱,可我母亲说必须得让我挣活钱。六七岁呀,怎么办呢?等长够了岁数,就有可能送我去当妓女了,我住在天津南市“三不管”的一个贫民区里,那一片的邻居都是这样的:开妓院的、当老鸨子的,再就是唱戏的、耍杂耍的,都是这样的一群人,这叫吃“五子”饭的地方。窑子、饭馆子、澡堂子、戏园子、小摊子,是旧社会最底层、最苦难的地方。这个地方出来的人都叫人看不起。
我从小就知道我得去挣钱,但是我决不去干那样的坏事。我不当妓女。和我一样的小姐妹呀,有的从十三四岁吧,就被家里逼着去当妓女,得一种可怕的病,然后有的还带着气就让人给扔在街上死去了,可怜极了。还有那种抽“白面”的人,抽了“白面”就什么都不要了。
我就非要学戏不可,因为我姐姐是好演员,在天津大舞台、中国大戏院都有一些影响,在东北等地也有影响。所以我拼着命要学戏,为了挣钱。在旧社会里像我这样的女孩子没有出路。因为要演戏,我就到了二伯父家,每天一早就到院子去喊嗓子去。喊嗓子、学戏,二伯父高兴给我调嗓子,那叫“打戏”,打得我每天身上都是青一道紫一道的,学好了挨打,学坏也挨打。
这是小的时候,后来长到十二三岁我懂得事了。我小的时候也出场演过戏,跟我姐在一起都是演小孩戏、配角戏,从十二三岁起我就主演了不少好的戏。我演小孩是很聪明的,一学就会,但是我有很多缺点,上台爱睡觉。比如说我演牧羊圈的羊,我们那个演羊呀,就是一个道袍,有黑的、有黄的,爬着走、跪着走,这就叫羊了。
有一场就是张景常老旦唱牧羊山那一场,我们演羊的四五个小孩,都蹲那儿听人唱,人家唱完溜板,我们就下场,“羊”就爬着猫着腰下去了。可我那时最小,可能也就是11岁吧。我和几个小孩都蹲在那儿都是小羊,两个老旦、青衣一人唱一段,唱完我们就该下去了,可我呢,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睡着了我就下不去了,老旦拿着棍子就打我呀,劈头盖脸打了几下把我打醒了,一看人家都走了,我拉着这个道袍、两个手挡着脸猫着腰就跑下去。我挨打以后才清楚,小孩在戏班里经常挨打。
还有一次,我演秦香莲的冬哥。我戴一个头套子,小孩呀,我头上长虱子。我是梳一根小辫,虱子长上很难受,痒还不说,人家都讨厌,在谁面前谁都轰我。头上的虱子是黑的,虮子是白的,就把那个黑虱子都刮下来,那虮子可就麻烦了,一串一串的,刮都刮不下来,真讨厌,我自己也难受。我姐姐就给我捂虱子,拿煤油捂,然后用破布包起来,但是这煤油一上来就更糟了,谁都知道我是满头的虱子,一进后台谁都恨我,恨我我也不在乎。
最苦的就是不允许我演冬哥,因为冬哥要戴那个头套呀,戴帽子、戴孩儿发、包头都不许,我就特别痛苦。后台有人就讽刺我,你这头虱子谁敢粘你呀,除了把头发剃去没法治,你拿火烧都不行,要剃光。我听了后很害怕,捂着脑袋,害怕把头发剃下去。女孩嘛,刚十一二岁,我就捂着头发。有一天我姐姐给我拿虱子,我姐有时候打我,打得疼着呢,她为了教我戏,她打我我也不恨她。她让我过去,我想这是给我治虱子,我就过去了。可我二伯父就来了,拿一个剪子“咔咔”就剪了好几剪子,我还没敢说我不剪头呢,我二伯父拿着刀子冲着我来了,快极了,他一只手扶着我的头,一只手拿着刀子,像梳头那样的刀子,是个木头把的刀子,“哗哗”像削土豆皮一样把脑袋削个锃亮,剃个秃光头,我很难受但是还不敢哭。
剃了头最大的安慰就是能演戏了,我弄一块破花布系上,管箱子的那个大爷这次让我拿那个孩儿发套了,以前我要拿他不让我拿,他说你脑袋长虱子,你用完了别人用怎么办?这次我秃着脑袋往管箱子那大爷跟前一站,把花布往下一拉:“你看我能不能戴?”“啊?”他说:小凤这孩子真有两下子,她把头剃了。我说:“我这是为了唱戏,剃头、拔牙我都敢。”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们都喜欢我。管箱子的大爷把头套给我戴上了。
戴上发套就能演戏了,我演冬哥。前头都没有出问题,就是“杀庙”那一场出了个大漏子:韩琪进庙一踹门,杀过,韩琪杀过来杀过去,秦香莲拉着冬哥穿过来穿过去,我们就跟着跑。唱戏时我全忘了自己是秃头,头套戴上秃头它不粘,戏里后来不是跪下了吗?“大爷呀……”央求他,冬哥被秦香莲搂在怀里边。秦香莲头上戴的那个白银的头套,白银哪、金簪呀这些东西把我的孩儿发给挂上了,她一站起来,把我的头发套给揭了盖了,全露出来了。小女孩画得脸挺漂亮,青头皮一个秃和尚,台下一看大笑,冬哥变成了姑子。这会儿秦香莲还不知道,还跑来跑去的呢,头上挂着我的那个头发套,那时候头发套不知道是用什么头发做的,很轻很轻的,所以挂着也很自然。
我小的时候为了演戏什么活都干,主要是为了挣钱。我不唱戏我的家谁养?我母亲比父亲小17岁,父亲肺病,经常吐血,没钱治病。记得有一次下大雪,我父亲在外面做小买卖回来,走到胡同口就“哗”吐了一口血,我看见了不敢上前去,但是父亲蹲下去把血捧起来,连吐的血,带下的雪都吃下去了,双手捧着吃掉了。他认为吐了再吃下去,可以补身体,没有钱吃药啊。
还有我父亲有病就不愿吃药,可我母亲坐月子的时候,月子病小产要吃药,吃剩的药渣子我父亲不让倒掉,又加了点水熬了一下,他来吃,吃了就拉肚子。所以,他不是不愿意吃药,而是没有钱买药。我母亲吃的药是妇科的补药,他都吃下去了。
我父亲老老实实的,是个本分的小贩子,人家说他见了电线杆子都鞠躬。我从小就胆小怕事,特别乖,懂得疼人,懂得听话,这是我父亲教我的,穷人有人缘就有饭缘。所以我从小就懂得了怎样挣钱。
我父亲的手粗极了,黑极了,因为长年劳动劳苦。尤其是做糖葫芦,山药呀,山里红呀,长年用水洗,因此,他的手皮肤都坏了,夏天是黑道子,冬天是血口子,血口子露着红肉,还要去摸糖葫芦,比碱水还疼。父亲有个偏方,用咱们吃药的那个蜡丸,攒到一起,用锅熬化,点一点香油或者是豆油,把它熬好倒在铁盒里擦手是最好的,比买任何擦手油都好。
还有呢,记得我们家里洗衣服,我父亲的布袜子、白衣服、被里都是黄的。后来我才明白,我们家洗衣服没钱买那么多肥皂。买洗衣皂就是洗脸用,我十三四岁唱戏时还用着呢。洗衣用什么呢?我们烧火灰,就用拣来的木柴烧的柴灰。有个大瓦盆,瓦盆上面放个箝子,箝子上面放上烧柴火的灰,然后倒水,用淋出来的水洗被里、被面。所以我们家的被里,白的老是变成黄的,我爸的白衬杉都是粗布的,不是漂白布,都是黄的。我们家白的东西都变成黄的了。就是穷呀,这是说家里的事情。
我六七岁就唱戏,为了唱戏什么苦我都吃,剃头什么都行,只要能唱戏就行。我认为只要我能唱戏就有熬头,活着就有意义,这是我从小记的第一件事情。

唱戏我能吃苦,不能脸红(1)

我没读过书,我们家里全都是不认字,我爸爸就说我是睁眼瞎。我跟我的弟弟妹妹没有一个长得像的,我从小就皮肤白,又机灵,又聪明,学戏很乖,很灵。但是我最苦恼的就是不认识字,因为经常碰到要认识字的事情,有时要找路,到人家买卖字号家里去,比如月中桂,月中桂是个百货店,在我小的时候就很有名的。唱戏的人买月中桂的东西最漂亮,但是我不认字,我怎么看呢?我就看他那个门口摆着一个嫦娥,一个兔爷,就凭着这个,我才能把月中桂找到。但是有的店,像瑞福祥就没有标记,都是一样的高台阶,找起来可就苦了。因此,记事以后,我认为世界上最高贵的人就是认字的人。这样的人多好,什么事情一看就明白了,而我看也看不懂,走到门口也不认识,所以我很苦恼,尤其是唱戏,看看后台的水牌都不认识。我从十二三岁起就认识点字了,看后台的水牌。比如说《李三娘挑水》、《柜中缘》,几个字连着我认识,可是一离开那几个字我又不认识了。所以我认为世界上有学问的人最高尚,比做官的还高尚。
在我的印象里,我最怕官,连个警察我都怕。我认为这些人就会打人,穿着老虎皮,睁眼把人欺,六亲不认,生来就混蛋。小孩都这么骂,说这种人没人性,翻脸就不认人,太可怕。我曾经跟人家开玩笑说一句话,我说:“旧社会就是怕警察。”我从小就怕警察,因为警察是官方的,但是现在我们大家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办事,干部应该做得更好。
我从六七岁就有一个主心骨,我可以吃苦,可以受累。我学戏是很认真,很听话,刻苦练,挨打我也愿意,但是我有一个准主意,就是我不能脸红。什么叫不能脸红呢?就是不能办那种人家指着我,使我脸红的事。小时候嘛,不偷,不干坏事,不羡慕有钱人家,不羡慕有钱人家的东西,从穿戴到吃喝,看人家吃饭转头就走,我肚子饿着,人家问我,我说吃饱了,不看嘴。人家好的东西不要去看,从心里就不要看,要喜欢就自己长本事去买。现在虽然你买不起,但是你长大了有本事,唱好了戏就可以去买。我从小就这样不叫人家说个“不”字,不能指着我脸红,我一辈子都是这样做的。
我能够吃这份苦,对生活很容易满足。但是对唱戏,直到现在我也没满足。我不能唱戏以后,就开始学着写点文章,在事业上我永远也不满足。拍完电影我看一回后悔一回。演完了戏我就后悔,我爱人就说我:“你这个人呀,一辈子唱戏后悔半辈子,你老是后悔。”但是我觉得这样很好。
今年我还参加了《凤还巢》的电影工作,演了一个跑龙套的,演几个镜头。我想了很多:唉,要是年轻一点多好呀!我政治上不倒霉,60年代还能多做点工作,我还有很多戏要拍,还有很多计划要做。那时不让我演戏,我硬把这些曲子一直记在我脑子里,一直记到今天,就用脑子记。
现在我有病了,我出去给人辅导排戏要坐着车,拍我的那些丑陋的照片我都禁止照,当然也有我看不到的地方。我怕我给观众留下一个丑陋的形象,我从小一直到现在,早上不整齐不见人,干干净净的。我一直梳小辫,梳一条辫子,文化大革命剪下去了,现在又扎起来了,还是这种习惯,从来不穿戴整齐不见人。
旧社会戏班里有一种扮相特难看,受不了,女演员趿拉着鞋,头不梳脸不洗,棉毛裤反穿着,就那样就能见人?手里夹着烟卷,眼里留着一宿那个脏呀,嘴里那个粘沫,这个形象我从小就看着难受。因此,我不抽烟不喝酒,直到现在都是这样。现在不同了,大家在必要的场合还喝一点,装装样子。
小的时候我只能在垃圾箱里拣点粉笔头,在地上练写字。在家里就挨骂,因为那脏呀,在地上写,多难看。在后台写字被财主打,不让写。拣一个铅笔头就在报纸边上写,不管哪,有一张白纸就写,“大”、“小”、“人”、“手”、“1”、“2”、“3”、“4”、“5”,还有我最喜欢画小人。我们没有自己的地方学习,财主说你还写字,你就学戏吧。
早上我们一起床就要穿上彩裤,练功裤。那时候绑小脚,倒水呀,干活呀,都穿着小鞋。然后喊嗓子,拿顶,非常严格。那叫“毯子功”,现在叫“基本功”,很难,但我都坚持下来了。比如说拿顶,就是手扶着地,脚靠着墙。一排小孩都在坚持。老师就在边上抽烟,蹲在那儿或者坐那儿。一袋烟的功夫才能下来,空的真是鼻子要流血,眼睛要出血。谁要是腰歪了就拿刀劈子打一下,我一般都能保持不歪下来,一直坚持着。一个女孩子,就要能坚持。
还有,一个人不要贪小,不要羡慕人家,得不到的东西不要羡慕人家,要实际一点。得不到东西你羡慕,就会不择手段地去追求。我从小就懂得这一点,再阔的人我连看都不多看一眼。小时是比穿戴,大了就比金首饰,唱戏就比花篮,就要靠那些财主富商。我小时候绝不比这个,我比的是台上唱戏的本领。我演小孩的时候就敢跟大角比,我在台上,谁都知道我叫“小钢炮”,逮谁跟谁开。为什么这样?因为我家里穷呀,我要改变我的根本。我也是受我父亲的教育,就是说,好汉不挣不义之财。
我爸没有文化,他爱听书,他的知识是从书里学来的,看了《三国》,说话咬文咂字。我二伯父也是干这行的,有很多成语都是他们教给我的。我爸是卖糖葫芦的,到妓院去卖糖葫芦,他看透了那些妇女的痛苦。我二伯父拉胡琴,二伯母是老鸨子,他看透了那些伤害女性的行当,憎恨旧社会摧残女性的那些悲剧,所以他坚决让我吃文艺的这碗饭,不让贪小。我小的时候连辫子长了他都让我拆了,他怕我学浮华,怕我羡慕人家美,挣不义之钱。在我父亲和二伯父的教育和影响下,再穷我都表现得很刚强,从不做那些让人指着我脸红的事。你要贪一个东西,你就能舍弃一个宝贵的东西,最没出息。小时候,我受的教育一直对我有好处。人家都吃白馒头,我在后台吃窝头,从不觉得可耻,我从小就这样。
另外,我懂得疼人。举个例子:那时候我可能也就十三四岁,我从小学京戏,13岁才开始拜师学评剧,一年后我就成小主演了。这个天津劝业场现在还有呢,六楼有一个评剧戏院子,叫“天乐戏院子”,那里的财主叫“大老窑”。他这个戏班为什么不倒呢?因为他后台有一大锅饭,谁都愿意到那儿吃饭去。过年过节给白米饭,平时就是窝头,过年过节我就在那儿吃饭。唱戏就是这样,只要会唱戏就有资格吃饭,我舍不得吃,把我的这份饭装进饭盒带给我爸爸吃,他老吃窝头我心疼。天长日久“大老窑”就知道了,他说你在这儿吃着还要拿回去?我说我没有多拿你的,我就拿我一个人的,我吃多少就盛多少,管事的都看得很清楚。但是他说我拿回家不行,逼着我,我说不拿回家不行。
这个时候正是过年的时候,我当时虽然是演小孩的,但我是个万金油,我可以哪缺哪补,我能唱彩旦,能唱三合脸,唱小生,彩婆子我也能演,所以离了我不行,我知道他离了我不行。他眼睛瞪得凶极了。我小的时候懂得再凶你也需要我唱戏,他瞪眼,跟我就火了,我说,你不让我拿饭到家里去,我就不干了。我把饭都倒到那个盛饭的大笸箩里,就从六楼往下跑。他岁数大,又很胖,追不上我。他一想我要是真不干了,他还真不行。我挣钱少,又唱戏多,干的活可以说是转一圈,甚至场面上没人打梆子我都能打。
他追到楼底下把我拉起来,从此许我把米饭往家里盛。那个时候,真是这样的,自己得有点本事,才能降得住这些人。我绝不赶着你,你让我唱戏,值这仨钱就给我仨,多了我不要,少了我不行。戏班对付财主就得这样。但是,我到台上就规规矩矩演戏,发着高烧也是这样,烫得扶到人肩上就把人吓一跳,照样演戏。病得一点劲儿没有,发烧也不休息。因此,我从小就养成了能吃苦的性格,能坚持。
我追求文化也有很逗的事。旧社会很讲假面子。我虽然没有文化,也没钱,穿一件仁丹士林的蓝布大褂,但是我有一只笔。我也学着人家有文化的人,把这支笔挂到大襟上。这是什么笔呢?是我从财主垃圾堆里拣的一个笔帽,我把这个笔帽别在我的大襟上。走到哪儿生怕人家拉我这个笔,发现它原来只是一个笔帽。我就想,万一人家拉我的笔帽我就说笔丢了。因为那个时候你带一根笔,人家就会说你有文化,认识字,戏班里就尊重你。

我的大褂是晚上洗白天穿,都洗出白丝来了。鞋破了怎么办?就打包头,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样在人前不丢丑,干干净净。父亲说在家吃窝头,出了门打肿脸充胖子,吃窝头嘴上抹点油,就说我吃的是一个肉丸的羊肉饺子。旧社会就得装着,你越穷越被人看不起,没人同情你,穷人就得挣点面子。到13岁,我姐姐就走了,出关了,二伯父一家搬走了,我学京戏唱京戏没行头,也没有后台了,唱不了了。京剧行头什么都贵,但是评剧的行头比较便宜,用绸子自己做点沿边的衣服,另外我自己会绣花,画花样,绣彩鞋,绣衣服。这样呢我就能勉强在评戏班里学戏,我一唱就受欢迎,因为我聪明,不外行,是戏班里长大的孩子。
我14岁就唱主角。那是旧社会,有一位主角闹别扭,嫁了一个人,逃跑了,我就做主演了。但是我从小看不惯旧社会,戏剧界很杂,为了挣钱,舞台乌七八糟。比如说吧,唱黄色戏的现象是普遍的。什么摩登女郎呀,小姐呀,戴着假头套,装着假奶,我从小就讨厌这样。我记得让我演一出戏,我演田氏,后来又不让我演田氏了,说现在兴演纸人,你演纸人吧。纸人就是那些大演员,用扇子扇,横着上场子这样走,等于出洋相。我看不惯,我不演,台下拿你起哄,我不干。
不干,就整我了,想开除我。但是开除我,又不甘心,就买动了一个戏班里的人。这人很坏,他有点后台,很横,他是我的叔叔辈,在戏台上他刁难我使手段,使我在台上走歪了,把脖子筋给窝了,紫青紫青的一大片。大早醒来我母亲就用擀面杖给我擀。这样他还让我演,说小凤呀,你田氏演不了了,你就演纸人吧,我给你加双份的工资。我说你加双份呀,就是加八份我也不干!我歪了膀子,你也不用假心疼我,我死了你也管不着。我该挣多少钱你给我多少钱,多一个子儿我不要,少一个子儿也不行。我为什么这样呢?我姐姐曾这样说,对财主你得跟他动横的,可别他给你加俩钱,你就应他,这样下次他还欺负你。当然旧戏班跟今天的戏班不一样,今天戏班里没有财主了。
我从小就在戏班里不争角色,不争排位,不争同行的份子。但是跟这些财主丝毫不能留情面,我从当主演懂得唱角了就和老母鸡一样要伏得住人。周围膀子底下有一群小鸡,就靠我们主演怎么把她拢住。说现在的话,就叫能团结人,团结人就要帮助人家,关心人家,叫众星捧月,好花还得绿叶配。再说了这叫四梁八柱,这就是一台好戏,我从小就懂得团结那些给你包头的,穿衣服的人,在戏班里很多人都知道。这些人没钱家都穷,我就接济他们。
我在天津的一个大班,就是天津的剧华,剧华是一个评剧院子,这里的财主姓朱,叫朱寿山,外号“朱胖子”。财主都是剥削人的,但“朱胖子”有一个好处,他懂得把大伙拢住,懂得培养人,他的班底特别硬,现在讲都是很有名的,大部分是文明戏演员。那时候,文明戏走下坡路,很多好演员后来都改了唱评剧。
我挣钱挣得少,但我演主演,为什么少呢,就比如我挣十块钱吧,我要抽出六块钱补贴这些四梁八柱。三大爷、二大爷、三叔、四舅舅呀,这就是戏班的戏德,人家说了跟着凤凰走得俊,能给好角牵马缒蹬,不给赖角当祖宗。什么是好角呢,就是好心的,懂得疼人的那个角。有许多人唱得好,可是很吝啬,一分钱也不替下边的人想。我不这样,我从小就这样,一直到十六七岁唱戏唱得有名了都是这样。很多演员从13岁跟我到现在,现在北京还有几位老演员,杨秀秀、杨志成、王东芳,都是从我13岁起就跟着我,跟我一块来北京的。
1949年开始,我在天桥唱戏,从万寿轩唱戏后来到了城里民主剧场,我们镇压反革命斗倒了恶霸财主,成立了集体所有制的班。但是,我们经济自理,这些人都和我在一块。
1951年的1月,我当兵了,到了总政文工团,解放军评剧团,当了文艺兵。1955年成立评剧院,我从部队又到了地方,我都没离开杨秀秀。王东芳同志在“文革”前死掉了。杨秀秀曾经说了一句话,她说:“唉,文化大革命我最累的一件事,就是给小凤按手印。不知把自己卖了多少次,小凤一卖了我就按手印。”她不懂得那叫外调,她给我证明,她不会说,她说小凤卖了多少次我就得给她按多少次手印。因为我没有离开过她,从13岁她就给我证明,可以说一直证明到我50岁,一直证明到现在。

小的时候家里熬一锅粥,满着的,哥哥、弟弟、爸爸都去盛,如果爸爸还没盛,我就不去舀。那时候我爸是养家的,他有吐血病,身体弱着呢,弟弟、妹妹小,所以我从小就养成这种习惯。我也很自卑,吃苦受累,任劳任怨。我在二伯母家长大,姐姐、二伯母都让我干活,捶腰、凿腿,我什么都得干,所以习惯了。因此,后来的遭难我就安安序序地度过了。我这个人呀,从小就不愿意落在别人后头,虽然自己从小长得挺丑,脑袋大,脖子细,一副黄脸,瘦脖大肚子,可能就是缺乏营养。所以你看我现在皮肤还是黄白黄白的,不是那么粉。
小时候记得我永远是穿着一个面口袋染成的衣服,过年染成一身红色,这身红衣服也非要等初一拜年才能穿,我把它叠好放在枕头底下,老摸摸它,盼着天亮。有一年我姐姐给我买一块花布让我做一条裤子,我从十一二岁就会拿针,开始是做尿垫子,裤子不好做,剪裁不好剪。中国裤是抿裆裤子,抿裆裤还很有技巧。不会做不会裁我就问我大姑妈,叫我大姑妈给裁,说我姐给我买了四尺布,大姑妈说:“这么大姑娘还不会裁,扔一边去。”谁也不给我裁这条裤子。
人都走了以后,我把帘子挂上,把我自己身上穿的裤子脱下来,把被子拿过来围在腰上,剪完了以后就拿针缝,然后就穿上了。穿上以后老是不得劲。这抿裆有技巧,要拧着上,我把衩给对差了,结果这裤子一条腿朝东一条腿朝西,穿不上了。后来呢,我又把门给插上了,围着被子找毛病。我大姑妈说,这孩子老关门在屋里嘀咕什么呢?就扒着门缝叫我。后来她一看错了,拧着裆。她跟我一说我就明白了,抢过来我就进了屋,拿被子围上就开始做。从这个时候起,我的裤子都是我自己做。
我为什么说这些呢?说明一个人呀,学东西都要耐心。我学戏也这样,我能够举一反三地学习,能够学的让人满意,偷看人家的戏,偷会。还有我感动得师父来教我。
拜了评剧师父以后,第一个拜的是小五珠,他是评剧四大明珠盖五珠的学生,四大明珠是:盖五珠、月明珠、明日珠、闭月珠。四大明珠都是河北省唐山丰润县那一带的人,我的师傅是小五珠,他呢据说是半路出家,就是基础戏少。闭月珠基础戏多,后来闭月珠看我勤快,看我好,就教我戏,而且不收我的钱。
这钱都是半月交,可不能按钱数算,要按每月的粮食、面多少钱,按面算。那个时候粮食今儿五分、明儿一毛,所以他就算面。比如我每月两袋面,就是面涨到多少钱,你就给我多少钱,因为他要是按钱的,今儿个能买一袋面,等到了下个月连四两面都买不了,那个年月就是这样的。
闭月珠不要我的钱,所以就像爸说的,有人缘就有饭缘,人缘是重要的。今天咱也懂了,天时、地利、人和呀都是人自己走的,自己创造的环境。我小的时候就懂得这一点,没有钱怎么办呢?就给人家干活,缝缝补补,人家需要什么就帮什么,而且我一直在帮。我不眼皮朝上,而是永远朝下,因为我自己从来没觉得我有什么地位,有什么本事。
我现在也这样,你看我早晨去散步,那些工厂退休的老工人,蹬三轮的,蹬板子车的不能蹬呀,遛弯呀,我一到那儿都是这一群人和我在一起。老太太推着小竹车给人家看孩子,扫马路,还是这样,院里跟我最好的就是烧锅炉的大师傅,修房子的那些小工,那些老工人。一年三百六十天,得三百多修缮,因此永远有些散工、零工,他们都对我很好。有时没有饭票什么的,就偷偷找我借,我就借给他们,这些人跟我好,我也喜欢他们。我觉得有人缘就有饭缘,还得团结人,与人为善。当然我也有缺点,对人狭隘呀,没有文化,看事情愚笨,我都是小时候养成的。
另外,小时候规矩多。我们家吃饭呀,吃菜不许过河,什么叫不许“过河”呢?就是一盘子菜,我们那时候只有一个菜,家里不是有三四个菜,而是大锅菜一大盆子,大伙围着桌子吃,窝头呢就一人一个窝头,贴饼子也是一人一个,就是吃饭要互相关照。不许过河,就是你就吃你这一面,不许到人家那边去夹。
比如家里煤油灯捻小一点,灯不让捻太大了,费煤油嘛,等做活时可以再捻大一点,不做时小一点,看得见人就行。这就是生活呀。
我唱戏呢,看到台上乌七八糟的我就受不了。那时候有一个主演,她演《盘丝洞》,演员穿的就是那个紧身的、肉色的丝绸,披着斗蓬,到台上一亮相的时候那么一敞,把那些财主呀叫干爹呀什么的,旧社会逼得女演员都这样了。可怜!
我呢,小时候演戏,也懂得很多,我有意地在场上做我自己的。我的演唱有京剧的训练,也受过我姐姐严格的训练,所以咬字有我自己的习惯。我清清楚楚地唱,但是旧社会保守,你只是一个小孩子,戏班里大角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小孩演戏那不行,想干什么不让你干什么。你想干,乐队不给你伴奏,记得有一出戏是唱一个什么腔,我这个腔就是现在这个腔,也就小花腔,华彩的小弦律,“我爱他呀他爱我”。有一次被打鼓的摔了鼓件子,他不干了走了,给我扔下亮台呀。后来呢拉别的乐器的一个年轻的小学徒,把大弦抄起来了,把我这台戏给救下了。
后来我还要到他家里磕头请罪:“师叔,你帮了我一个忙,您兜着我一点吧,兜着我这碗饭。”我求他来给我伴奏。这就是旧社会呀,你想创造,根本就没门,这是一个例子。还有呀,1946年我和小白玉霜合演一出戏,叫《舞女恨》。小白玉霜演母,我演女。有一出唱了四句慢板,是我自己编的,观众在那场戏跟着我流泪。好,下次再唱保守势力给我去掉了,也有那种同行是冤家,也有保守势力。这叫“割藤”,自己喜欢唱的戏不许唱,比割身上的肉还难受。但是,我还是唱。

我跟你结婚,是要你教我文化

我再说一点我和祖光的事情,我和祖光的结合也是我对文化的追求。我跟祖光也没恋过爱,先结婚后恋爱,我老那么说。我知道“吴祖光”这三个字还是在旧社会的时候。1946年我演《风雪夜归人》,这出戏是吴祖光写的剧本。当时是唐怀秋老先生介绍给我的,因为我是在文明戏班演戏,演老旦从年轻一直演到满头白发。那时我才十六七岁,我演这样的戏演得很认真,满堂的儿女、孙子、媳妇,都是大演员,盖三省演的儿媳妇。这出戏就像《钓金龟》那出戏的意思,讲不孝的儿子,讲溺爱出不孝子。
唐怀秋看到我演过很多的戏。另外我看了吴祖光很多的电影,早就知道有个吴祖光,田汉呀、蔡楚生呀,洪深呀,这些人在我脑子里都是老人。吴祖光跟他们这些都是一块的,电影导演、编剧呀。
1949年到北京,我一到北京就落户在天桥。当时的天桥是最底层劳动人民娱乐的场所,小戏院子,土台子。在天桥演出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经历,当时人民市政府的秘书长叫李红霞,他很喜欢我的戏,也很培养我。1949年我到北京还是十九、二十岁,还是小孩嘛,他介绍我认识了很多人。后来我就拍《刘巧儿》了,演出了很受欢迎。像那些新词:“我爱他,能写能劳动……”这都是我自己喜欢的词,也是我编的。“回家里能给我做先生”,那动作很有意思,用手一比:“回家他能给我做先生……”用手一比就写字,然后一笑,一转身。这个动作变成观众最爱的,也是我真挚的心情,这样就轰动了文艺界。周扬同志也去看戏,后来我也到怀仁堂去演出,这戏演红了。
老舍先生对我很关心,我最喜欢老舍先生,他又说一口北京话,带着亲切。当时有一个问题,谁都关心给我找一个对象,镇压反革命的时候,老舍常到我们那儿去,因为天桥那个时候最热闹,又封闭妓院,又镇压反革命四霸天,又枪毙活阎王孙五,这么热闹,老舍去得最勤。我们都是受苦受难的演员,让我们揭发呀、诉苦呀,所以老舍先生成了我们的知心朋友。
他很关心我的对象。我说我要找女婿,那时候不叫对象,不会说,我说我就要找一个有文化的。我从小就敬佩先生,我是睁眼瞎呀,自己名字不会写。不愁吃,也不愁喝,也不愁唱戏,乐队齐整了,也不愁戏衣没有了,就是愁我自己没有文化。所以,我得找一个有文化的女婿,他得是我的老师,他能帮助我。他说有文化就行嘛?我说不行,光有文化不行,他还得教戏,教我表演,是我的老师,这人还要大一点。
这样他经常讲很多很多名字,介绍了一些人。刚解放那会儿,要找对象,那些干部和文艺专家还真不少。一说天桥唱评剧的新凤霞,都挺注目的,介绍的人也不少,有很多有名的,我一挑就挑上了吴祖光。因我有印象,我演过他的戏,在我印象当中他是老头呀,老舍先生也没说他不是老头。
有一次开会,这个会我一直记得清清楚楚,那还是在刚刚解放的1949年。改造了一批人,不是大罪,是小偷小摸的这种,就成立了一个自新剧团,专门表演他们怎么样成为小偷,怎么样成了劫道的。开会时有监狱看守所长,还有他们的主演,有文艺界的专家、学者。我参加了这个会,就发现了吴祖光讲话,他讲话的声音我就爱听,北京话,非常清楚,真是嗓音清楚,嗓音洪亮,这是第一。第二,他特别善良,因为我是演员,从小唱演,我很喜欢看人家的气质。他不是老头,满头黑发,他还很帅呢。
大伙都走了,休息时他没走。老舍先生说你过来。我说行。他蹲在我的沙发旁边,两只眼睛看着我,很亲切的笑嘻嘻的,很亲热。由于我脑子总是有他,老舍先生又说过他,从此以后,我就对他有印象,就跟老舍先生经常谈他,有意地打听他,有机会我就了解他,我就觉得他很够条件。他是有学问的大人物,他也会写剧本,会导演,能当我的老师。但是关心我的人很多,说他比我岁数大太多。

忽然间,就有人说他要来访问我,写我的文章,那时我不懂什么叫访问,就知道他要找我,要请我吃饭。我很不放心,我觉得请吃饭,都是旧社会那种玩戏子的大爷,心想访问我你就到我家来嘛。
不过我还是穿着一身很漂亮的衣服去了。这身衣服是北京最时髦的了,姜黄色,咔叽布,沿着绿边的干部列宁服。还有一个帽子,有个大沿的帽子,这身衣服是解放后唯一的新做的最美丽的一身衣服。拍了一脸大白粉,抹着口红,我这扮相够难看的,就去了。
他在楼底下等我呢,见到他我还很高兴,因为我喜欢他的声音,喜欢他待人的态度,很诚恳。旧社会看到的那些有钱人,都是没安好心,把你当花瓶,欺负你。所有官面上的警察、特务都欺压你、打你、逼你、敲诈勒索你。我遇着第一个这样的人,就觉得非常亲切。我很诚恳地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最后我请他给我留下他的电话号码和地址。
后来我要约吴祖光到家里来,就叫我二姨来,我二姨是个寡妇,我告诉她我要约个人来家。我就给祖光打电话,叫他八点以前到我家,他准时到我这儿,这是第一次在我家见面。我家是里外屋,帘子是珠子串的。我二姨坐在外屋,我们在里屋谈话,我二姨看着我跟他谈话。这样我就跟祖光认识了。后来,我二姨就说这是个好人。
戏班里很讨厌,我认识他以后有些人就反对,可能也是出于好心,说他是香港来的,不会对我这不认识字的小演员真心好,玩腻了肯定要把我扔掉,不让我嫁给他。我就想,这是个好人,我要嫁给他,我二姨也同意,她很有经验。这样我就坚定了信心,最后选择了祖光。
我选他不从别的方面,不从经济,他有多大的名望我不知道。反正你是电影导演,写作剧本的。我要跟你结婚,是要你教我文化,教我唱戏。我追求文化的目的达到了,所以我跟他结了婚。
结婚以后,果然我文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他有计划地教我读书学画画,培养我。让我读艺术修养的书、表演的书,让我读中外文学作品,读《红楼梦》、《三国演义》、《镜花缘》等。硬让我啃,抱着字典啃,拿红笔给我勾出来,教我,给我讲解。当时市场上苏联小说比较多,常看的还有托尔斯泰的名著,还有安徒生的童话故事等。
刚解放时我胆小,外面有一点动静我就害怕,就发抖,在旧社会里受过磨难的演员都这样。他为了培养我大胆,让我读《刘胡兰》、《卓娅与舒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直到1957年,我都是他的学生。我们俩个人呆在一块的时间不多,因为我要巡回演出,他要拍电影。
1957年以后他在北大荒,我倒学会写信了,每一出戏都跟他讲,什么剧本,什么内容都告诉他。他给我来信也是厚厚的一摞纸,告诉我怎么塑造舞台形象。他认为唱评戏必须要提高文化水平,还和我说要塑造好一个角色,必须在演唱上下功夫。他还给我找了一个老师提高我的音乐理论。我跟盛家伦学了五年多的西洋化唱法,跟着钢琴练,听西洋音乐。
他在北大荒,我每天给他写信,他也给我写,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提高了我的文化水平,提高了我的业务能力。虽然我们人隔两地,我们的心在一起。他告诉我一定不要虚度每一天。1960年他回来了,回来以后,写了很多剧本。后来一直到“文革”,把他关起来了。他关的比我年头多。都到了1975年的12月,我被迫害得得了这样的重病。
我病的时候真是活不了了,照我的脾气我是活不下去了。我这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挺拙的。祖光怕我自杀,后来就让我写文章,鼓励我写。因为我有写信、写日记的习惯,我能够把我每天从早到晚的事都写下来告诉他。我从1979年12月开始学着写文章,一直到1980年出了我第一本书。到现在我已经写了一百二十多万字,出了五本书。有两本是翻译成外文的。
有人就说是吴祖光写的,绝对不是我写的。可祖光绝不替我写一篇,也不给我写一段。有的时候我写完还有白字,他就像教育孩子一样教我改正。他不主张代替,我们三个孩子都很自立。他对我的帮助也是这样,所以我的文章都是我自己写出来的,我只是让他帮我看看,改一改错字、白字。我写白字为什么那么多?就是我不动脑子。我唱戏动脑子,但老拿这个写作当我的业余爱好,我自己原谅自己说反正我也不是这块料,比如说这是个错字,永远是错的,我写十遍,下次还不对。可我唱戏一丝不苟,乐队谁的音不准,让我一听我就知道,但是写字我至今不行,有人夸我写得不错,那可能是我懂得语言,唱戏出身的接触人多,可能和这有一些关系,在写文章的技巧上我还不够格。
新凤霞(1927—1998),原名杨淑敏,小名小凤子,天津人。著名评剧女演员,工青衣、花旦。出身于贫民家庭。6岁师从堂姐学京剧,13岁改学评剧,一年后即在《点秋香》、《打狗劝夫》、《花为媒》、《杜十娘》等剧中担任主角。1949年北平解放后,应聘至天桥万盛轩演出。20世纪50年代初期,她主演的《刘巧儿》风靡全国,从此声名鹊起。1951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评剧团。1953年入中国评剧院。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除演《刘巧儿》外,还演过《艺海深仇》、《志愿军的未婚妻》、《金沙江畔》、《祥林嫂》、《杨三姐告状》、《花为媒》、《牛郎织女》、《乾坤带》、《无双传》等脍炙人口的好戏。其中《刘巧儿》和《花为媒》分别于1956年和1964年摄制成影片,受到观众的欢迎。新凤霞幼年学过京剧,在咬字、演唱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后又认真学习评剧前辈刘翠霞、白玉霜、爱莲君等人的唱腔,同时刻苦学习大鼓、梆子、坠子、琴书等演唱技巧,不断丰富自己的唱腔。她还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在艺术上得到了很多当代名家的指点,从而充实了美学、声乐和表演等各方面的知识。在整理旧剧目、排演新剧目的过程中,她同音乐工作者和琴师们密切合作,创造了很多新的唱腔和板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青山京剧
返回列表 回复 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