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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艺海无涯——袁世海回忆录 9 [打印本页]

作者: 675926    时间: 2013-3-13 19:58     标题: 艺海无涯——袁世海回忆录 9

二十六 路难行 几度失意    年,我过得很愉快。但总觉得心里悬着一件事——我的戏份钱究竟能定多少?这是关系到我一家人生活的大事。一家四口人的生活担子靠我一个人挑。哥哥受不了洋行的虐待,只待了一个多月,就偷着跑回北平,直到现在没有工作。三姐年龄也不小了,出嫁需要一笔钱;母亲受了这些年的苦,应该让她过上舒心的日子了。哥哥姐姐们也都说:“起码定十元。”“没准儿能定十五元,戏演得好,钱不会少给。”对呀!若论台上的成绩,绝不会给得太少,我们在生活上先勒紧一点,及早将债还清,到时有了节余,把住的那间东房修整一下,不能让它再漏雨。……万一戏份钱少呢?少,又会是多少钱?不会的!妈妈倒比我想得开,她说:“不想不成,想也没用,刚出科哪能跟人家争多论少哇!这就够抬举咱们的啦!定多,多花;定少,少花。咱们也不是没过过穷日子。”
  我明白,这不过是妈妈宽慰我的话罢了。
  初一,开箱演出,尚先生和王凤卿先生合演《御碑亭》,前边有张云溪演的《八大锤》,我演的《英雄会》(即《镖打窦尔墩》),我饰黄三太,杨春龙饰窦尔墩。戏后,我到帐房领戏份,重庆社的管帐先生对我说:“今天按规矩是拿喜份(喜份低于平日份钱),你刚搭班演戏,给你开的是戏份,往后好好干吧!”和往常一样,戏份的红纸包扣着递到我手里,我心里很紧张,用手攥着纸包,走出戏院,慢慢地将纸包翻过来一看,红红的纸包上,那黑黑的墨笔字闪入眼帘,不看则已,这一看就使我从头顶凉到了脚底下。我急急打开纸包,“一、二、三!”钱数和纸包上所写“袁老板三元”完全一样,我没有雇车,放慢脚步,一边走,一边算计,重庆社一星期只演两场戏,一个月演八场。我一场戏挣三元,一月共二十四元。除去每月应付一千元借款的十五元利息,还余九元。为了勒头,请管盔头箱的孙师傅帮忙,一场贴补他三角,共需二元四角。我只能余下六元六角。就是加上科班每月所挣的二十来元钱,生活也难维持,何况还有几千元的外债呢!哪年、哪月才能还清啊:我的方寸全乱了……
  回到家中,全家人都在喜气洋洋地过节,我怎敢唉声叹气,只是默默地坐着发呆。母亲见我这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心里就猜着了几分,再三追问,我知道睛是瞒不过的,只好将份钱拿出来。妈妈、哥哥、姐姐都愣了。
  半晌,妈妈象是自言自语,又象是安慰我,喃喃地说:“唉!别着急!急有什么用,好在还有科班那二十元戏份,日子还能过。再托你四大爷出面,求曹大爷给个情,先别要利息,哪怕利上加利,将来有了,再一点点还。慢慢熬着吧:日子长着哪!”
  是的,来日方长,我得继续苦练。我不相信有本事吃不上饭;我不相信,我们家就永远这样穷下去。

  继《汉明妃》后,重庆社又排演了《龙女牧羊》、《比目鱼》等几出新戏,也曾去天津演出十二天,营业甚佳。回京不久,生活又开始捉弄起我来了。重庆社管事人,突然对我说:“咱们最近要去济南演出,时间不短。我们觉得你应该退出富连成科班,不然到济南演出你就先别去了!”这难题我一时如何回答得上来呢?他见我沉默不语,就让我回家想想,明天给他回话。
  为什么重庆社要我退出富社呢?事出有因,说来话长。还在我临出科时,富社去天津演出是经尚先生的推荐。他亲自给联系北洋戏院和我们学生的住处,又亲随赴津,请爱好尚派的观众看戏捧场。他住在惠中饭店,每天到剧场督阵,把场子,凡是他给排的剧目,如《娟娟》、《金瓶女》等戏在上演前。都要经他再次加工,可谓热情、认真极了。这本来是件好事,不知什么人借题发挥,传出了闲话。我也曾风闻:什么富连成要变成尚家班等闲言碎语。尚先生的长子尚长春也到富社坐科学戏,长春入科前练了许多武功,入科后,派长春演《殊砂志》的病鬼,是二路老生的角色。尚先生闻讯后,立即让长春退出富连成,好在长春也没写字据。说退就退了。从此,尚先生不介入富社之事,双方搞得很僵。重庆社见我自从排《别姬》以来,在科里一直是占了相当重要地位的人,意欲让我辞退富社,借此要科班的好看。我在中间可难办啦!退出富社的话,我无法向科班去提。我能有今天,是富社多年来对我的栽培。出科后,富社更没亏待我,给了我最优厚的待遇。我怎能得鱼忘筌呢?若不辞富社,重庆社就不要我去济南巡演,其意就是将我辞掉,我出科搭重庆社,被多少师兄弟称羡,不过半年就被辞掉,不论从哪方面看,都说不过去。若拂了他们的面子,我再搭别的大班,也会有困难,还有重庆社作保的三千元戏装费,万一一怒撤保,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总之,我感激尚先生的提拔,不敢得罪重庆社。也感激科班,不愿得罪富连成。我辗转反侧,一夜未能合眼,也没想出两全之策。第二天我硬着头皮去见重庆社管事,他没待我说话,就抢先说道:“想好了吧!听我的,好好干,我们给你长份钱。退出富连成的信已经给你写好了。念给你听听,就去交给他们吧!”信的大意是:因重庆社要去济南演出,时间较长,恐误科班演出,我还记得最后几句是:“……青山不倒,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今天看来,对母校使用这类词句很不恰当。那时如果去至科内讲明难处,会得到富社同情的。可我既没文化,又是初出茅庐,没有社会经验。遇到这类较复杂的事情就不知所措,完全听从摆布,无可奈何地咬着牙将信寄到富社。科班见我要辞退,他们也完全明白这出“戏”是怎么排出来的。此时,科班中受欢迎的剧目声势已起,叶盛章师兄的《白泰官》、《藏珍楼》等戏都获得了好评,盛兰也回科演戏,阵容比较齐整。所以,科班不怕这些,你走就走,有的是学生能演。不过科班也很生我的气,怨我吃着富连成的馒头长大,学了本事,翅膀硬了,听外人话挟制富连成。
  我真冤,重庆社、富连成有了矛盾,与我并不相干,却将我夹在中间受怨!
  我们赴济南巡演,住在河南旅社,还在进德会演出。园中老虎、镇惊压邪的长命锁犹在,依然招徕着大批游客,但对我已失去了吸引力。无事的时候,经常在苦思日渐艰难的日子。我们先后演出十五场,其中有三场是义务戏。一个月以后返京,那时已是秋季。叶大哥(龙章)、叶二哥(荫章)都到车站迎接,和重庆社言归于好。不久,尚先生就又帮富连成给盛章排《酒丐》,这出戏也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剧目。
  我呢,戏份钱没有长,出外巡演一场戏给八元。按规定出外巡演,戏份钱比在京要多加三倍,是十二元。在外面零用开销大,所剩的钱就不多。辞退富社后,每月又少了二十元的收入,全家人的生活无法维持,只得又开始借贷度日。转眼又是年底,全家唉声叹气地过个穷年。大年三十,我没敢回家,在外边溜了一天大街。我在科时欠的帐,不过是十几元、几十元,眼下的帐是上百元、上千元。久春戏衣庄和别的债主不断地前来讨帐。后来据母亲回忆说:“这个年三十真不好熬,每包几个饺子就要应付一位讨帐人。”只有和尚大爷出面借的一千元,曹掌柜不来催帐。他说:“你好日子会有的,我不着急。我这点钱也来之不易,咱们先记着吧。他采用利上加利的办法记帐。尽管两年后我还帐时,这一千元的借款已变成为二千多元,但对他们肯延缓还帐的期限,我还是非常感激的。
  这年(一九三六年)春节,我们重庆社在华乐园演出《法门寺》。我演太监刘瑾,我还和往常一样,《庙堂》一场穿红蟒,《大审》一场换紫蟒。戏结束后,管箱的张宝山告诉我:“久春戏衣庄来人,将那件红蟒借走了。”
  “你怎么不跟我说一下,就让他拿走呢?”
  “他说是借红蟒做样子,有急用,非要马上拿走不可。您在场上呢,我只好让他拿了。”
  我预感到事情不太妙,第二天赶到戏衣庄找到苏锐。他向我讲了实情:
  “跟您说吧,我们不是看什么样子,是将红蟒收回了。您交了五百元钱,就可着钱数留东西吧,其余的请您送回来。以后有钱了,您再做新的!”苏锐竟一反常态,说了这样毫无情面的话,我感到吃惊。
  “咱们事先不是讲好了吗?你们还讲信用吗?”我理直气壮地追问。
  “当初咱们讲好了,您总得给钱哪:您从做到现在快一年了,除了定钱,一个大钱也没给呀:我跟掌柜的没法交代,您说能怪我吗?”
  他说到钱,将我的嘴堵死了。
  “唉!我没想到出科后混饭吃有这么多的难处!你也知道,没有这些服装我就更难了,有重庆社做保的面子,凭咱们这些年的交情,也该帮我一把,日后,我不会忘了你们的!”我近似哀求他了。
  “实话告诉您吧!重庆社已声明,对您做戏装的事不管了,等于他们撤了保;我们也耳闻您辞了富连成,搞得挺僵。您也知道,我们全仗着科班在这儿做戏装,我们不能得罪老主顾!您还是将东西先退回来,凭咱们的关系,您的东西,我给您留着,有了钱,您再来拿,这就够朋友的啦!”
  我完全明白了。事已至此,多讲是无益的,我只留下一件紫蟒、紫靠,因为紫色为官中色(通用色)凡须穿黄、黑、蓝、红色服装的角色,也都可以穿紫色。几天后,他们来人将其它的服装,大包、小包地“取”走了。
  我望着他们的背影,惘然若失地怔在那里很长时间。回到屋内,我呆呆地坐在床上。
  “你要是想哭,就大声地哭吧!憋在心里要闹病!”母亲焦急地摇着我的肩膀,重复地说着。
  我恸哭了一场。这件事给我的刺激太大了。多年来,我苦苦练功学艺不觉为苦,就是指望出科后能在这行混出点道道来,凭本事挣钱养家,一家人能过上好日子。然而,出科后尽管我兢兢业业地干,倒霉的事情却一件件压得我喘不过气。舞台上,是有能力施展不出,生活上更是一天不如一天。重庆社强行让我离开富社,使我得罪了母校,还减少了收入,单靠重庆社的微薄戏份,我一家人怎能度日呢!这个损失谁人来管?谁人又曾过问?我只得忍气吞声,将这黄连水往肚里咽。为了生活,我万般无奈,每星期在徐东明班社演一场,在李洪春班社演一场,挣得几元,聊以糊口。可这又着恼了重庆社。他们反脸撤“保”,“久春”无情收回戏装,狠狠地兜起来扔了我一个“踝子”。没想到就是有了本事在社会上混口饭吃也如此之难!出科时的想法太简单了,太自信了,为什么还不知自己能挣多少戏份,就急急忙忙去定制那么多价钱昂贵的戏装呢,求之过急,怎能不跌跤呢!想到这里,我的心情逐渐冷静下来。眼下是困难重重,可我得咬住牙熬过这一关。郝老师在艺术上能使架子花脸由中、下层地位跃居前茅,与杨小楼、马连良、高庆奎等人并驾齐驱,也绝不是轻而易举的啊!他能成,我就一定也能成!我喝了苦水,吃了苦果,就更要继续发奋,苦学、苦练,等待机会,有朝一日,我定会如愿以偿。
  写到这里,我仍旧感慨非常,当年,摆在我——一个十九岁青年,刚出科的学生面前的,是多么坎坷的人生之路哇!事业上的失意,生活上的拮据,处境的凄凉,无依无靠的孤独,世态炎凉的欺辱,都在痛苦地折磨着我。想那时,我望着取走戏装远去之人的背影,进入眼帘的只有冬天的枯树和昏鸦。这使我现在想起内心仍隐隐作痛,遏制不住地要回到今天的现实中,对青年们说一句:“你们赶上好时代了!”这句话是一九五三年,我排演以架子花脸为主的大型剧目《黑旋风李逵》时,郝老师对我能在壮年赶上新中国,加入国家剧院而羡慕、感叹发出的肺腑之言。老师说得好哇!青年演员们,你们在党的关怀爱护下成长,你们不至为生活而担忧,不会为搭班社而发愁,不会为置办戏装而债台高筑,更不需为拜师而奔波借贷。在你们迈出学校门槛时,党,为你们安排好一切,也许你们在工作中也会遇到这样的困难或那样的矛盾,这是难免的,其性质和我们那时截然不同。而且,可以依靠党组织去解决。你们多幸福啊!愿你们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珍惜自己的青春,珍惜自己的艺术,努力奋斗!为振兴我们的京剧事业,为建设我们伟大祖国的高度精神文明而奋斗!

二十七 处困境 继续发愤    春节过后,重庆社到武汉、长沙、开封、济南等地演出。重庆社的人员比较齐整,二路老生有张春彦、扎金奎二位先生,还有李宝奎、宋遇春、张盛利几个青年;二路花旦是芙蓉草、何雅秋,武旦是阎世善,武生是张云溪,小花脸是慈瑞泉、高富远,小生是尚富霞。演出的剧目有:《雷峰塔》、《玉堂春》、《峨嵋剑》、《青城十九侠》、《刘金定》、《汉明妃》等,每日轮换上演,营业不错。其中最受观众欢迎的要算《雷峰塔》和《玉堂春》。《雷峰塔》一剧由水漫金山寺开始到白素贞之子许仕林祭塔止。尚先生在《金山寺》、《断桥》几折唱昆曲。《祭塔》一场,白素贞与许仕林相见,向儿子叙述与许仙结合、分离的始末根由时,需要演唱大段的反二簧,唱功极重。尚先生充分发挥了其铁嗓钢喉的特长,多用陈德霖老夫子的“刚派”唱法,听来高亢嘹亮。尤其是“好一似半空中降下喜星”、“峨嵋山苦修炼”中“节节高”的唱法更为悦耳,给观众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也是忠实的观众之一,每每是跟着听到底为止。
  出外巡演期间,尚先生每星期只演五场,休息两天,平时也不排戏。我所演的剧目不多,活儿不重,因此有着充裕的休息时间。我就和盛利哥等几个人凑在一起,游览了武汉名胜——龟山。我们花两角钱雇了一只小摆渡。我们都是北方人,没坐过小船,感到坐这样的小船,比坐那平稳的江轮更有趣。坐在小舟上,眼望宽阔的江面,忘却了一切烦恼,心里顿时舒畅多了。小船划到江心,常被过往的江轮激起的波浪冲得左右摇摆,上下颠簸,有时,甚至吓得我们大声喊叫起来。浪花打湿了衣裳,我心中似有所触,我的生活道路真好比这只江上小舟啊!
  一个月后,我们结束了武汉的演出,转赴长沙。为了节省路费,从武汉去长沙是乘江轮顺流而下,我被安置在住有六、七十人的大统舱内,舱里充满了鱼腥臭味。我没事就到三等舱去找范宝亭先生聊天。范先生擅长摔打花脸兼武二花脸,乃著名的“三亭”中的“一亭”(这“三亭”是迟月亭、范宝亭、何佩亭,均是著名的摔打花脸),尤以甩发功见长。我拜许德义先生时,范先生与许先生同班,因此,我曾看过范先生与名武旦九阵风(饰陶三春)、王长林老先生(饰陶洪)合演的《打瓜园》,和他与朱桂芳先生合演的《演火棍》(《打焦赞》)。戏中的郑子明和焦赞,别人演都是戴“发鬏儿”,范先生却与众不同。他戴的是“甩发”、“耳毛子”和“慈菇叶”。表演中“甩发”运用自如,与“耳毛子”、“慈菇叶”互不干扰。摔“硬枪背”起来得麻利脆,“甩发”一丝不乱。他为杨小楼先生配演。恶虎村。的郝文,在夺刀开打一场,范先生的“甩发”左转右绕地飞舞,为武打增强了惊险气氛,观众无不齐声喝彩,我十分敬佩。在后台,我着许德义老师勾脸,也经常看范先生勾脸,我们虽没有过多的交谈,也是见过面,称呼过“先生”的。在科时,又同台演过一场戏。记得,一天上午,我正在罩棚下吃饭,盛文哥端着饭碗从南屋走出来,到我身旁说:“你背背《浔阳楼》李逵的词儿,一会儿去演外串。”
  “咱们到哪儿去演呢?”
  “就你自己去给高大爷(指高庆奎先生)配戏。”
  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到大班社串演比较重要的角色,只有已出科的师兄们才有资格呢,在科的学生只能演些《汾河湾》的薛丁山、《三娘教子》中的薛倚哥、《二堂放子》的沉香、秋儿之类的娃娃生。其实,我并没听错,事情是这样的:平日与高先生配演此戏的马连昆师兄因事外出,而郝老师从不演这个角色,于是就到科班里来请人。科班中自刘连荣师兄随梅先生赴美后,此戏李逵这一角色一直由我来演,所以,师傅决定让我去演这场外串。
  我很快意识到这是师傅、先生对我的信任,心中又惊又喜。但这口可不同于上次与马先生配演伊立,那是马先生在科班演的堂会中串演,又有师傅坐阵。这回是要我自己去大班社里串演,胡琴、场面(指锣鼓)等一切都是生疏的。高老先生演的这出戏,我是看过的,《李逵夺鱼》一场和我们科班演法出入较大,并且日场就要上演,说戏的时间有限,难处不小哇!我的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骆连翔师兄恳求师傅不要派他去大班串演的情景。
  不久前,杨小楼先生主演《金钱豹》一剧,饰演孙悟空的迟月亭老先生年事已高,便来请年富力强的连翔师兄替演。师傅满口答应,因为连翔师兄在科班演这出戏的孙悟空,不仅受到观众欢迎,就是师兄弟们也都久看不厌。尤其是金钱豹与孙悟空交战,金钱豹三次投扔钢叉,连翔师兄(孙悟空)翻过“小翻堤”,接着摔“踝子”,同时接住扔来的钢叉,与饰演金钱豹的何连涛师兄配合得天衣无缝,表演极为精彩。
  可是,连翔师兄在给杨小楼先生配演孙悟空时,这拿手的三次接叉却让人失望了。那天,我们在广和楼演出后,曾赶到华乐园看这场戏。第一次接叉,只见他刚翻过“小翻堤”,脚还未落地,叉已向他飞来,他来不及起“踝子”范儿,慌忙去接叉。说时迟,那时决,叉没接住。翻的“踝子”也如同旱地拔葱似地干摔、干落,重重地砸在台板上。观众哗然。我们真替他着急,心一下子揪到了嗓子眼儿。第二次接叉,连翔师兄又接歪了。第三次才算勉强接住。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连翔师兄和少春们所演的,都是在悟空的“小翻堤”落地后,二人稍有停顿,对好目光取齐,然后再分别扔叉,起“踝子”范,二位前辈却是在悟空的“小翻堤”落地前,叉已准确扔出,待其双脚落地即连着起“踝子”范儿,正好接着叉,“踝子”落地。这种技巧全靠心劲密切配合。
  回科后,连翔师兄抱拳恳求师傅:“您千万别再让我去大班串演这些戏了,给徒弟留命吧!”师傅不解地问道:“你每次接叉都很保险,这次……?”“我不知道杨先生扔叉的范儿呀!他也没时间给我说,只问了我接叉时翻什么跟头就算对完了。大班演戏太难,全凭台上见,我算是明白‘搭班如投胎’这句话了。”
  我这次演出,也不知由谁扮演张顺,是否范宝亭先生演?……他若能给我说说戏,就保险多了!
  盛文哥见我低头沉吟,似有难色,就鼓励我说:“李逵与张顺的戏最多,范宝亭先生扮演张顺,他为人挺热情,你可以请他给你说说戏,也没什么难的,不用害怕!”
  听说是范先生演张顺,我放心多了。
  中午,高老先生班社的管事陈信琴来社接我,我提着扮演李逵所需用的服装及靴包,随他到了华乐园。
  我找到范宝亭先生,恭敬地行礼后,请他给我说戏。果然,范先生满口应承。但是,戏说到一半儿我心里就直发凉。俗话说“十戏九不同”、“搭班如投胎”。同是《浔阳楼》中《李逵夺鱼》一段戏的台词,舞台调度、“插拳”变化很大,又很零碎,真不好记!亏得那时年轻,接受能力较强,平时戏听得比较多,脑子里有范先生与连昆师兄演此剧的印象,更主要的还是范先生将“结骨节”交代得比较仔细,使我心里有了底,上场也就不慌、不乱,不仅没出差错,在我出场和唱完垛板后,观众竟拍掌鼓励。和范先生有了这次交往,在重庆社,我很尊重他,范先生也很关心我。范先生和张春彦、慈瑞泉、何雅秋四人一房间,他们都抽大烟(鸦片),烟吸足之后,精神振作,非常愿意与我们闲谈。我便向范先生请教甩发功——为什么即使摔“嗓子”等难度很大的动作,甩发与“慈菇叶”、“耳毛子”也互不相扰。范先生坦率地告诉了我,“劲儿”全在脖梗上。回京后我练了一段,基本掌握了“甩发”的技巧。范先生还在船上教张世桐学《白水滩》中青面虎的双刀“下场”,在“四击头”中耍双刀花,起飞脚,接云手花亮相,真可称干净、漂、脆、冲、帅,我也随之学会记在心里了。
  在长沙的演出结束后,返回武汉打尖。耽搁数日,我们又乘火车到开封,在广智大戏院演出。范宝亭先生在这里收了武二花脸刘奎官为徒。我们参加了拜师仪式。
  我们从开封又到济南,然后才回北京,共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回到北京时已过五月端午节。

  赴武汉等地外出巡演三个月,只挣到三十场戏的份钱,除掉我在外的一座花消,所剩不多。用云溪母亲张老太太的话说,出去三个月,挣了一个月的钱,回到家里,钱也花光了。我离家时,家中就没有多少钱了。三个月的时间实在太长,只能东摘西借地熬日子。好容易将我盼回来,二百元钱,七下里分,八下里劈,还些门前帐,也就完了。亏得在浦口市火车站做事的二姐夫和二姐给家中寄来三十来元钱,日子才算勉强撑下去。
  这年的六月,天气炎热,二姐从浦口回京来看望我们。不想她回家就得了病,到医院就诊,经过检查,医生说她腹内长了瘤子,必须住院开刀。这个消息把全家人都吓坏了,住院开刀不是说去就去,还要一笔住院费哪!一家人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二姐夫得信后,从浦口寄回一些钱。哪够呢!又去四处拼凑,凑齐二百元住院押金,总算平安地给二姐动了手术,从腹内取出排球大小的一个水瘤子,全家人长出了一口气。这笔帐未曾还清,三姐的婚期又已迫近,少置些嫁妆,也还是需要一笔钱。母亲很为难、不忍再加重我的负担,可我那时又多少有点小名气,姐姐出嫁没陪嫁,是很不光彩的,甚至会成为一些闲人们茶余饭后解闷的话题。
  我也很焦虑。父亲去世后的这些年,一家人相依为命。大姐为这个家呕心沥血,患病惨死。二姐顶替大姐的工作,帮家中挣钱,维持全家生活,结婚时我年岁小,还在科内学习,没尽什么责任。如今,我出科二年多,是家中唯一能挣钱的顶梁柱。这次三姐出嫁,理应由我尽责,怎能让母亲为难,让姐姐在一辈子的终身大事上受委屈呢?债,负得再多些,也一定要借。找谁借呢?我想到了华乐园经理万子和先生。此时他正在监盖新新大戏院。当我在新新大戏院工地上鼓足勇气向他说出为姐出嫁,借一百元钱时,他满口答应,而且既没提还钱日期,也没要利息。后来,只要他应了的演出,尽管我不愿意去,也从不推托。
  这个难关算应付过去了,眼看又进腊月,真不知这“年关”该怎样熬过去呀!
  出科以来,我一直坚持喊嗓、练功。除了外地巡演,即使是情绪最低沉的时候,我也从未间断。
  我每天五点左右起床,与盛利哥相约,同到先农坛城墙下喊嗓。冬天,面对城墙练念自,直练得冻得僵硬的嘴唇和全身都发热、城墙上留下一层唾液结成的冰霜。夏天,会念得浑身是汗,城墙上被飞溅的唾液浸湿。久而久之,我喊嗓所对着的这块城墙留下了一片难以去掉的唾液痕迹。
  喊嗓回来,我就到珠市口鹞儿胡同吃早点,然后步行到华乐园练功。练功的项目和在科时一样。那时,张云溪、张小杰、张世桐都在这里练功,我还与他们一起打把子、耍大刀花,还学习了一些武生所用的技巧。当时云溪的父亲张德俊老先生正在指教云溪练《乾坤圈》。(张德俊老先生在上海是与盖叫天老先生同时齐名的短打武生,响名剧是《双夺太平城》,他就是在此剧里首创了翻“跟头”过城的技巧。)
  我也跟着云溪学了一些哪吒耍乾坤圈的动作——用巧劲将因扔出去,使圈听话地滚回来,用脚勾起,圈在脚腕上转动数圈后,再将圈踢出,伸胳膊挑住,圈一下子斜持在肩膀上。还学了。恶虎村。中黄天霸的走边和跳铁门坎。不久,尚先生排《青城十九侠》,我演毛霸就用了《恶虎村》走边中的“飞天十响”和“跳铁门坎”。后来李少春排《十八罗汉斗悟空》,我饰伏虎罗汉,采用了耍圈的技巧。这些都得到了观众的好评。
  与我喊嗓、练功矛盾的是通宵排戏。我在重庆社的这个阶段,尚先生编演了很多新戏,每月几乎都有新剧目上演。所以,经常在夜里排戏。实际上,我在这些剧目中,都不饰演比较主要的角色,真正需要我通宵排练的戏是极少的。但是尚先生愿意在他排戏的时候,我们都在场,气氛越热闹,他的精神气也就越高。谁若是中途退出,被尚先生发觉。他就会说:“别忙!吃了麻花再走!”后来,只要估计我的戏不多,没必要熬通宵时,就将外衣、帽子脱放在门房,到时候找机会退出,可以不被尚先生发觉。
  尚先生每月只演八场戏,又都是日场。我有很多的空闲时间,得以看前辈先生们的演出。哪个戏院有好戏,我就赶到哪里去。
  在此期间,我看了郝老师与高庆奎先生合演的《史可法殉国》、《青梅煮酒论英雄》、《赠绨袍》、《造白袍》、《捉放曹》、《温酒斩华雄》、《失空斩》等等。看了郝老师与杨小楼先生合演的头、二、三、四本《连环套》、《坛山谷》、《康郎山》、《霸桥挑袍》、《陵母伏剑》、《野猪林》、《战宛城》、《牛皋下书、挑滑车》、《下河东》等。在《下河东》一剧里,杨先生破例饰演呼延寿、兼演大轴子《艳阳楼》。看戏那天,我恰好与尚和玉老先生同坐在庆乐园的最后一排。散戏回家又同走一段路。路上,尚先生滔滔不绝地讲着杨先生的长处:“杨老板演这出戏,是在俞菊笙(号称俞毛包)老板的演法上做了改动,俞老板演得瓷实,杨老板是巧……。”
  “我和杨老板是两个路子,他的东西我来不了,我的嗓子也不如他……”尚老先生对同行的尊重,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尚小云先生爱看高腔,我也随着看了不少。如韩世昌先生的《春香闹学》、《游园惊梦》、《胖姑学舌》等。我最感兴趣的是侯玉山先生的《火判》、《嫁妹》;郝振基和陶显廷合演的《安天会》。陶先生扮演的李天王不勾脸,是老生的扮相。他每唱一段,观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郝振基与马祥麟演《棋盘会》,马祥麟饰钟无盐。这是我第一次见旦角勾脸。他勾的是蓝脸,中间一个桃形,我很奇怪。回家后,我找了一本《列国志》,才了解到钟无能是个相貌丑陋、且又非常有本领的一位女子。从此我进一步理解了脸谱的作用。
  总之,看戏巳成为我学习、提高艺术表演的最好课堂。这种广开视野,多看、多学、多练的“艺术储蓄”,为我以后进行艺术创作储备了取之不尽的宝藏。


二十八 解危难 时逢转机    这个阶段,我常去前门附近张云溪家消愁解闷。有时我和张小杰、张世相在一起打打牌,云溪在一旁撕腿练腿功(将两腿横向撕开,成一条直线,拿着书看)。更多的时候是在这里无拘无束地批掌而谈,诉诉生活上的愁肠苦水。云溪家的日子比我强些,但他也有苦衷。云溪在重庆社演的是三排武生的活,并没挣到三排武生的钱。难兄难弟们同病相怜,互相劝慰。云溪的母亲是个热心肠的老太太。她同情我的境遇,经常开导我说,慢慢就会好的,让我们多练本事等机会。
  一天下午,我到云溪家玩,云溪告诉我,老太太到章遏云家去了,让我先别走,等她回来,说有要紧的事跟我谈。张老太太与章遏云的母亲是亲姊妹,两家来往很近,云溪母子经常去章家吃晚饭。
  “章遏云要到南京演出,约你同去与她合演《霸王别姬》等戏,时间一个月,包银(以月计算的戏份钱)七百五十元,不知你……”没想到张老太太竟给我带来这样意外的好消息!真是久旱逢甘雨,我大喜过望。
  如果我能随章遏云去南京,挣来七百五十元,起码年关的“经济危机”可以缓和一步。这样求之不得的机会,怎能不答应呢?可是,我真发怵向重庆社请假。我去南京一个月,会耽误他们演出。又是春节期间,各班社都要加演,重庆社怎能愿意放我走呢?前次马连良先生为了让我陪他演《失空斩》,盛藻哥让我与他合演《青梅煮酒论英雄》,都亲到尚先生家,趁尚先生高兴时提出来,才得允许。按说,那时演员在各班社赶包演出是正常现象,尤其中、下层演员,不如此就不能糊口,为何我就这样难呢?我几次下决心要去找尚先生面谈,讲清楚我目前的处境,以求得同情。然而,当我走到他家的门口,就踌躇不前了,转了几圈,又转回家中。
  几天后,章遏云让李华亭前来催问,并送来半月的包银三百七十五元。我必须下决心了。事情很清楚,如果我去了南京,就有被重庆社辞退的可能。去南京只是一个月的短期演出,重庆社是我比较长远的依靠。但是,我若不接受章遏云的约请,年关怎么度过呢?还让要债的踢破门坎吗?谁能帮我的忙呢?不能依靠任何人,只能自救!
  事到如今也只好走一步、说一步,先解燃眉之急。哥哥帮我出了个主意:给重庆社写信说明情况,来个“边斩边奏”,免得节外生枝。我一听有道理,就让哥哥代笔。我随即拿了一百五十元到“久春戏衣庄”赎回黑蟒等部分霸王所用的服装道具。又与母亲商议,要哥哥跟我一起去南京,互相有个照应,免得家中不放心,还省了一份负担。哥哥在外闯练闯练,日后也好找个工作。此事向章一提,她满口答应。于是,我们高高兴兴准备行装,在腊月底登程了。

  继“四大名旦”之后,还有四大坤旦之称。章遏云就是“四大坤旦”之一。另三位是雪艳琴(黄咏霓)、新艳秋、陆素娟(也有说是胡碧兰的)。章遏云曾从张长海、王雨生学老生,后改旦行。章认为自己学程派适宜,便以每月三百元的固定包银请来了第一个与程砚秋先生合作创程派唱腔的琴师穆铁芬先生,章得穆先生的教益极多。除此,章遏云也擅演其它各流派的剧目。如梅派戏《霸王别姬》、荀派戏《得意缘》和《钦头风》、尚派戏《福寿镜》、王瑶卿先生杰作《十三妹》等,均得好评。解放前她曾去香港,后到台湾,近闻1980年时,她还粉墨登场演了一次《四郎探母》中的萧太后。
  这次她组班南下,也是费了一番功夫的,除约贯盛吉、李宝魁、高维廉,我们几个年轻人外,为了壮其声势,以每月七千二百元的包银聘请王又宸先生挂二牌与她合演《四郎探母》、《王宝钏》等,用二千四百元包银请芙蓉草先生为她演《梅玉配》中的少夫人和《福寿镜》中的夫人。王又宸先生嗓音圆亮高昂,在其成为谭鑫培先生的女婿后,继承了谭派艺术,拿手戏为《四郎探母》、《失空斩》、《盗魂铃》、《连营寨》等。芙蓉草先生原名赵桐栅,他与尚小云、荀慧生同出于“三乐社”科班。工梆子花旦兼刀马旦,以做戏细腻著名。当时四大名旦,名望已定,他看清旦角的形势趋向,甘居二路旦角的行列,给尚、荀、程等人配戏,所以,是二路旦角中的魁首。享受的待遇也远远超过一般二路。有时他在一个晚间不卸装,坐在带篷的洋车里从华乐园赶到中和园,又到哈尔飞,分别给程、尚、荀等人配戏。由此可见有多少班社需要他。演戏不一定非得是主演,如果能演好配角,同样会受到观众的欢迎,被赞为好演员。有了这么二位较有名声的演员,确实给这个临时组成的班子增添了光彩。
  在开往南京的火车上,我首次乘坐了软席卧铺,与老生李宝魁、小生高维廉、小花脸贯盛吉(贯盛习之兄)四人一个房间。两天后,车到南京。
  章家在南京平江府胡同内租赁一所楼房,全楼十余间,我们一些二路角色、乐队、跟包的都分别住在楼内。王又宸、穆铁芬二位先生与章遏云住在中央饭店。那时,按惯例,演员、乐队、检场人员都不准留胡子,而穆铁芬先生才五十岁上下,却破例留着八字胡,足见不是一般。芙蓉草先生住在我的楼上,他抽足大烟后很健谈,经常找我聊天,使我增长了不少知识。
  这期间,我除和章遏云合演《霸王别姬》外,又与王又宸先生合作,演了《捉放曹》、《击鼓骂曹》里的曹操、《碰碑》里的杨六郎、《失空斩》的马谡、《法门寺》的刘瑾,还有《棋盘山》的窦一虎、《刺巴杰》的鲍子安、《坐寨、盗马》的窦尔墩等角色。
  一次,章遏云要上演《梅玉配》,正在为无人扮演郎中杨先生而着急。“我来!”我毫不含糊地接下演这个小花脸的应工角色。杨先生的戏不多,倒是个风趣人物,此角色身穿袍子、马褂,头戴小帽头,脑后拖着一条苍白的长小辫,脸上挂着一副垂到鼻尖上的眼镜,嘴上粘着两撇八字胡。我在科班时刘盛莲、叶盛兰、陈盛荪演这出戏时,叶盛章扮演这位杨先生,由肖长华先生亲授,从排戏到演出我都经常看,会个八九不离十。这次和章遏云、荚蓉草稍加排练就演出了。他们特意叫人到挂货屋子(相当现在的信托商店)买了一件獐绒紫袍子、黑马褂,让我穿上别提多象了。演出中,观众极为欢迎。过后章遏云说:“没想到你这个架子花脸还能演杨先生,看来坐过科班的就是不同。”芙蓉草也夸我:“你完全走的是肖先生的路子,不错,是个将才呀!”
  紧接着,又要上演《盗魂铃》。王又宸先生主演猪八戒,借剧情反串花脸、旦角、小花脸等角色。章遏云若扮演剧中的女妖,戏不重;另演一出,只能加在《盗魂铃》的前边。都不太满意。我就出主意让她丰富女妖的戏,增添一场《女妖坐洞》,“扯四门”唱一段“慢板”,加些“红线盗盒”的舞蹈动作,就可以两全其美了。她很高兴地采纳了我的建议。可是,剧中的孙悟空也无人扮演,章又动员我助一臂之力。我想,这出戏中孙悟空的戏不吃重,就欣然答应,要她给我找一根亮相,使孙悟空在“棍下场”中耍皮猴、背面花时好看。正好章遏云反串“白水滩”的十一郎时有一根,我用着略短些,也凑合了。演出中,我这个悟空耍棍下场,飞脚、旋子都用上了,再加摆出的一副猴相,也同样受到观众欢迎。尤其我设计孙悟空和女妖的一套从大刀、双刀变化而来的双剑对棍,也收到极好的效果。现在想来,这两个反串角色的演出,倒很是有趣。也体会到“艺术储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当时,周信芳先生和奚啸伯先生都在南京。周先生在开明戏院演全本《封神榜》,奚啸伯在明星戏院演《失街亭》,我都去观摩了。
  在夫子庙内,我看见歌女王熙春清唱京剧,还看了著名相声演员张寿臣表演的《文章会》。这位老先生是著名相声演员小蘑菇(常宝囗烈士)的老师。他的表演相当有水平,“包袱”垫得好,抖得也好,可谓雅俗共赏。
  从正月初一到初五在南京演出,营业还可以。初六开市以后,营业逐渐下降,章家决定改变原来演一个月的计划,由正月十八就到杭州去演。临行前,官方集中所有在南京的京剧演员义演一场,实际上就是官方找借口敲竹杠。周信芳先生演《追韩信》一折,章遏云和王又宸合演《武家坡》、李桂春(艺名小达子、李少春之父)先生演《狸猫换太子》中《拷打寇承玉》一折。我没戏,却得以在台下认真学习。
  在杭州的营业,尚能维持开支。春节前后是上海、杭州一带最冷的季节,我们住的旅馆很干净,只是房间里阴冷至极,屋里放的取暖炭盆非常呛人。我宁肯再冷些,也不愿把嗓子呛了,坚决将炭盆端出不要。
  每天清晨,我和哥哥就走到西湖边,花两角钱包租一条小船,置身平湖碧波之中,眺望远处亭台楼阁,西湖名胜。中午到湖边“楼外楼”吃饭,那里活鱼、活虾味道鲜美,价钱便宜。饭后,我们往往还到四处游览。
  杭州也有一座与上海相仿的“大世界”,我在报上看到王少楼先生在那里唱《霸王别姬》,就赶去看。王少楼是江南的青年武生,《别姬》一剧,他按武戏演。但他在念到“今日是你我分别之日了”一句时,念法很不同于杨小楼先生。他在“分别”的后面增加“崩、登、仓”的鼓点,将全句切开,又将“日”字的音往下沉,并延长其发音,揉进“啊”音,比杨先生的念法更凄惨,我很受启发。干是,在我与章遏云演《别姬》一剧时,此句也处理成“分别”后面加“崩、登、仓”的锣鼓;同时,随节奏采用杨先生双手捧髯口,双手拍掌、双摊手亮相的动作,接念“之日了”,“日”字也按王少楼那样处理,念“了”字时再加用颤音延长,气氛更浓了。直到今天,此句还保持着这样的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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