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接力棒要传下去 从我的两位祖父叶中兴、叶中定步入梨园界以后，京剧艺术便成了我们传家的事业。我们的下一代，也象我们弟兄一样，纷纷继承了这一事业。好象运动中的接力赛跑一样，我们把手中的接力棒一代一代地传递了下去。
我们叶氏第四代演员，总计共有十名，其中八人是男的，两个是女的。下面，把他（她）们成长的情况按年龄的大小次第介绍一下。
叶庆先 我二胞兄叶荫章之长子。幼入富连成社第八科学戏，工花脸。曾得裘盛戎传授一些唱工剧目，后因富连成社解散而未竟业，后又转入西北戏剧学校向其他老师学艺。现为中国京剧院演员。
叶庆荣 我二哥荫章之次子，幼入中国戏曲学校，毕业后先分配到兰州，后调至河北邯郸市京剧团，演老生戏。
叶 蓬 四哥盛兰的长子，幼入中国戏曲学校，学老生戏，毕业后分配到鞍山戏校任教，其父盛兰逝世后，调回母校任教师至今。他嗓音宽厚，对余、杨声腔颇有造诣，杨宝森生生前曾亲授其拿手剧目，他演的《法场换子》、《击鼓骂曹》、《失·空·斩》等剧，皆具杨派风范。
叶少兰 原名叶强，为四哥盛兰次子。七岁开始向著名武生兼武小生演员茹富兰学戏，开蒙戏为《石秀探庄》。后正式考入中国戏曲学校，学的是他父亲毕生从事的小生行当。武小生戏仍由茹富兰教，文小生戏则由姜妙香先生传授。能遇上这么两位老师是非常幸运的事，使他自小就砸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向学校教师学习的同时，他还得到了乃父的亲自传授。我四哥特别钟爱这个聪明伶俐的孩子，生活上为他提供了极其优厚的投机条件，而在学艺上，则对他要求得格外严格。四哥常对儿子说：“干咱们这行就得咬牙，不咬牙是学不到真本事的。”叶强自小就有志气，他决心继承父亲的事业，做一名优秀的小生演员。为此他咬得了牙，吃得了苦。三伏天，他遵照父亲的要求，穿着棉袄在太阳毒晒下练功，而三九严寒时，他却又穿着小单褂在冷风中习艺，由于他一连几年刻苦练功，所以无论腰、腿还是身上，都练就了过硬的基本功。
为了把叶强造就成文武昆乱不挡的全才小生，四哥盛兰又于1962年让他到上海拜在昆曲表演艺术家俞振飞先生名下，专门学习，昆曲戏，一出吹腔戏《奇双会》，他就学了三遍，第一遍是跟姜妙香先生学的；第二遍是俞振飞先生按南昆的路子给他归置的；第三遍是他父亲亲自为他加工排练的。可以说他学的这出戏，兼有三家之长。他不仅能演赵宠，也能演李保童。
遗憾的是，叶强年幼时嗓子不好，总也没喊出来，所以毕业后没有到剧团去工作，而是被留在学校担任教学工作。后来，组织上为了培养他，又送他到大学去专门学习导演，使他的表、导演理论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也经历了一段波折，因为父亲是“反动艺术权威”，加上其他一些莫须有的问题，把他调出了北京，到河北省去劳动和工作了几年。
粉碎“四人帮”后，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战友京剧团。他的主要任务是做导演工作，曾为该团执导了不少现代戏和传统戏。
1978年，我四哥带着没能恢复工作的遗憾谢世后，中国京剧院一团的主要小生席位一直空缺着。杜近芳打算恢复演出她的代表剧目《谢瑶环》，可就是没有合适的小生配戏。她知道叶强是得过叶盛兰亲授的，认为由他来袁行健一角比较合适，于是便建议院领导向战友京剧团借用了他。一经演出，观众大为吃惊，大家觉得这个青年演员扮相、身段、气质、台风都很象我四哥盛兰，只是嗓音稍差一些。袁世海看到叶强在表演上已渐成熟，也是喜出望外。接着，他就提议由中国京剧院一团贴演一出《群英会·借东风》，他本人扮演驰名遐迩的拿手角色曹操，冯志孝按马连良先生的路子先演鲁肃后演孔明，蒋干一角由谷春章扮演，叶强则演他父亲最拿手的周瑜一角。这出戏演出之后，观众更为大哗，有人说叶强简直就活脱是一个小叶盛兰。此后，在几次大合演《群·借·华》或《龙凤呈祥》的纪念演出时，也都纷纷约他演周瑜。
叶强通过一段舞台实践，也增强了信心，更加刻苦地练功、吊嗓。令人惊喜的是，他的嗓子在三十几岁的年纪时，竟然喊出来了，无论龙音、虎音和凤音都非常好，多么繁难的唱段都能驾轻就熟运用自如，唱得高亢挺拔情绪饱满，酷似乃父的神韵。他自己也高兴极了。为此，还特地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向他父亲的骨灰盒默述他成功的喜悦。他曾经说：“不知为什么，我一扮上周瑜就好象我爸爸附了体一样，我感觉我就是叶盛兰了！”其实，他的话并不是迷信语言，而恰恰是一个演员获得的自信感，正因为他有了这种艺术上的自信，所以才会生发出创造的激情和必胜的信心，敢于放开胆子纵横驰骋于舞台之上。
在一次纪念前辈艺术家的联合演出中，他采纳了许多同志的建议，正式易名为叶少兰，用以表达他一定要继承发扬他父亲创造的“叶派”小生表演艺术的决心。
他的嗓子越来越好，他的表演也越来越深刻。此后，他在战友京剧团先后整理、加工、排练、演出了他父亲生前的拿手杰作《吕布与貂蝉》、《周仁献嫂》和《罗成》等剧，显示了他多方面的表演才华。
因为少兰学过导演，所以对人物的理解较为深刻，他始终铭记着他父亲“要做表演艺术家，不要做单纯卖艺的戏匠”的谆谆教诲，竭尽努力刻画人物，既注重对人物心理的揭示，又注重形体动作的设计，更注意整个一台戏的布局、情绪和节奏。可以说，他演的每个角色都是有血有肉的，他演周瑜，表现了他的“满”；演吕布则突出他的“蛮”，两个角色同属雉尾生，而演出来却决不雷同。
少兰不是囫囵吞枣、亦步亦趋地照着他父亲的原样演戏，不是单纯地继承，而是有所发展和创新，力求赋予传统戏以新的意趣，使它们在情绪与节奏上融会着时代的气息，更易于接近新的观众的新的审美趣味。为此，他不仅对剧本作了增删，而且还增加了足以突现主题的新的唱段和新的板式。例如，他在《吕布与貂蝉》中的“小宴”一场，增加了那段“娃娃调”的唱词，使之更好地表现了吕布的狂傲与浅薄。又如在《周仁献嫂》中，他创造了小生的反二黄声腔，准确地表达了周仁的心理，也更有力地烘托了悲剧气氛。正是由于他勤于动脑敢于创新，所以才会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人们盛赞他是当代杰出的小生人才。有一次他率战友京剧团去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宫演出，那天的戏码是《吕布与貂蝉》，正赶上天津电视台要播放风靡全城的日本电视连续剧《排球女将》，剧场的工作人员们非常担心，生怕有人在门口降价退票，然而，令人吃惊的是，那天晚上非但剧场内座无虚席，而且出现了门口聚满了人举着钞票想出高价买退票的盛况。无怪乎人们说：“叶少兰战胜了小鹿纯子”。后来他们又到上海演出，也是全城轰动，俞振飞先生激动地说：“少兰这孩子给我们小生行增了光！”
1985年，他应美国富布赖特计划委员会的邀请，以学者和艺术家的身份，在美国浮蒙特州班宁顿学院讲学一年，之后，又被聘为班宁顿学院戏剧系名誉教授。在那里，他不仅系统地向外国朋友介绍了我们民族的瑰宝--京剧艺术，而且还为那里的学员和京剧戏迷们作了示范性的演出。
叶 钧 我三哥盛章的儿子。幼入中国戏曲学校习艺，因他身材高大，不好继承他父亲从事的武丑行当，而只能选学适合他条件的长靠及短打武生戏。他曾获益于茹富兰、钱富川诸老师，他父亲生前也亲传给他一些技巧。他练功刻苦，有比较扎实的基本功。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京剧院，经常贴演《挑华车》等长靠戏，有时也在《铜网阵》中扮演智化。天津武生名家张世麟先生很器重他，曾亲授其拿手剧目《收大鹏》，公演时很受观众欢迎。
叶铁森 我大哥叶龙章的长子。幼入戏校学习京剧场面，毕业后分配至中国京剧院工作。他长于打大锣，其它的几件乐器也拿得起来。 叶金援 我唯一的男孩。小时侯，曾随邻居著名叶派武丑传人谷春章练基本功，后向他表哥茹绍荃学戏，他大姑父茹富兰也曾给他说过《探庄》、《夜奔》的开头部分。1958年十一岁时考入北京艺校学京剧，开始学的是老生，开蒙老师是著名演员王少楼先生，教了他《上天台》、《二进宫》等戏，杨菊芬老师也给他说了出《鱼肠剑》。因为金援小时候个子比较高，是他们班的大排头，当时在校任教的著名杨（小楼）派武生孙毓堃先生觉得他更适合演武生，于是就向校方建议他改了工，并亲自执教传授他武生戏。头一出开蒙戏教的是《燕青打擂》（又名《大神州》，亦名《神州擂》），以后又先后教了他《挑华车》、《长坂坡》、《恶虎村》、《武松》、《铁笼山》、《状元印》、《艳阳楼》等戏。十四岁时登台演出《挑华车》，孙先生亲自把场，事先很为他一人演到底担心，生怕他体力不支演不下来，没成想这孩子却顺利地把这出武功繁难的重头戏拿下来了。业师高兴，大班的学生们看了也很受刺激，从此许多人也拼命练起功来。
金援于1966年毕业演出中演出了《沙家浜》、《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等现代戏，分别在剧中扮演郭建光、李玉和及杨子荣，这是因为彼时一些学老生的同学正处在变声阶段，而金援已经顺利地渡过变声期的缘故。后来他被分配到北京京剧团，在裘盛戎的建议下，让他演了《海港》中的韩小强一角。此后十年他都是在"样板戏"中扮演配角，如《沙家浜》中的新四军战士、《杜鹃山》中的壮士等。因为没有正戏可演，他也就放松了练功。
大约是1974年，他又开始把丢下的功拣回来，参加了当时文化部组织的传统戏录制工作。金援先后陪高盛麟、袁世海录了《古城会》，扮演剧中的马童；陪马永安等人录了《青风寨》，饰燕青一角。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传统戏得以恢复上演。文艺的复苏激发了金援的积极性，他又开始象刚入戏校的学生那样狠练基本功。经过一年的苦练，他把腰、腿、厚底及靠功基本上找回来了，于是就又复习当年孙先生传授给他的《挑华车》等戏，团领导看他恢复得不错，就安排他与张韵斌（后来换了关长明）排了一出《战马超》，公演时效果良好。1980年北京京剧院一团接受了出国任务，金援便随主要演员赵燕侠等赴美国作了巡回演出，他带去的剧目有《雁荡山》、《三岔口》等。
也是这一年，剧团排练新编历史剧《三打祝家庄》，金援被指定扮演石秀。周和桐同志觉得这个青年有培养前途，就热情地向我建议金援拜在著名杨派武生王金璐同志名下为弟子，以便在业务上得以深造。本来我早就打算为金援寻一造诣高的名家作老师，经和桐同志这么一提，可以说正中下怀，因为小时候我就很钦佩金璐的技艺，有一年童伶会演，他得了生行的冠军，我得了亚军，我们彼此关系也很好。尽管他是中华戏校的毕业生，我还是欣然同意把金[被过滤]给他培养的建议。我觉得，我们不应抱有门户之见，而应当让下一代兼收各家之长。就这样，经周和桐同志介绍，金援正式拜在了王金璐老师的名下。拜师后，王老师便为他重新归置了《长坂坡》、《挑华车》等戏，并亲授了《八大锤》等剧。师生间感情与日俱增，金援的艺事日渐提高。
金援不仅有较好的武功底子，而且还有一条高亢宽亮的好嗓子，这是让我非常欣慰的事。因为我的嗓子在坐科时用得太苦了，所以影响了后来的发展。而金援却优于我而具备较全面的天赋条件，这对他今后的全面发展有很大的好处。我为他所作的设想是，四十岁以前以武戏为主，兼学一点文戏；四十岁以后，则一面演武戏，一面重点地学些文武老生戏。金援正是按我这个设想努力的，在团里除了演些重头武生戏外，有时还陪其他人演些老生配角，如在赵燕侠同志主演的《会审》中，他曾演过红袍（潘必正）；在谭元寿主演的《定军山·阳平关》中配演过赵云；在阎桂祥主演的《荀灌娘》中扮演荀嵩等。
1984年，他以《挑华车》（片段）参加了北京市中青年演员调演，获得了优秀表演奖。1985年，他又第一次尝试着上演了老生戏，即在《八大锤·断臂说书》中，先以武生应工演陆文龙，后以老生应工演王佐。后面的戏是我给他说的。这个戏的演出得到了剧团领导和许多演职员的热情支持。本来这两个角色是由金援和元寿分演的。元寿得知他要一赶二，非但没有提出异议，反而把自己的表演心得讲给他。著名鼓师谭世秀亲自为他打鼓，琴师王鹤文为他操琴，其他的演员，也大都是元寿主演这个戏的原班人马。应当说，金援这出戏演出后能获得好评，是与大家的支持赞助分不开的。
金援虽已崭露头角，但在艺术上还须向更成熟、更深沉的方向发展。我时常告诫他：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可骄傲自满，要永远象个小学生那样，虚心地向先辈和同辈们学习。金援是听话的，他平时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与同志们的关系处得也很融洽。在政治上，他要求进步，1979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叶金森 我大哥叶龙章的次子。幼入戏校学武丑。本身条件较好，也肯努力。只可惜没能更多地向他三叔叶盛章多学些戏，没能把家传的“叶派”武丑艺术悉数继承过来。这是因为他学戏时，盛章正处在逆境之中，况且已经得了病，不能更多地拿出精力来培养自己这个最小的侄子，只亲授了《打瓜园》等很少的戏。
金森毕业后，又被分配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京剧团，只身一人离乡背井，与三叔相隔千里，更没有机会向他学戏了。想起来，这真是件遗憾的事。后来费尽周折调回北京，进了北京京剧院。1984年公演了《打瓜园》，观众们反映很有几分叶派武丑的意思。此外，还上演过《三岔口》等剧。1985年底，又调至中国京剧院。 叶红珠 我的三女儿。这孩子自幼就聪明伶俐，讨人喜爱。在她刚七岁那年，我们为她大姐叶爱珠向北京市艺校报了名。考试的那天，她好奇心胜，非要跟去看热闹，我们觉得她去看看也有好处，免得将来轮到她报考时怵阵。这样，我们就领着她去了。
戏校考试不同于一般学校，考生得一个一个地接受老师们的面试和口试。当老师叫到叶爱珠的名字时，我的大女儿低着头神色紧张地走了进去。这个孩子生性腼腆，胆子小，在生人面前不敢说话。老师一连问了几个问题，她只是羞红着脸低下头站在那里，一句也不回答。任凭老师怎么启发她，她硬是什么也不说，最后索性用手把脸捂起来。我们心里真是着急，可又没法进去。这时，我这个三女儿却够着窗台喊开了：“姐姐，人家问你话呐，你怎么不说话呀？说呀，你说你叫叶爱珠，十一岁啦，这还不会？”老师们正在啼笑皆非的时候，忽然听到这童稚的声音，不由得都把视线转到了窗户外这个胖乎乎的小女孩身上。有位老师把她叫到屋里，问她：“你叫什么呀？”
“我叫叶小红。”
“几岁啦？”
“七岁啦。”
“你刚才喊什么？”
“我喊我姐姐，她总不说话，哪儿能考得上啊！”
“你想考吗？”
“想。”
“那你会什么呀？”
“我会唱老旦。”
听她回答得这么冲，在场的老师都笑了。
“好。那你给我们唱一段行吗？”
“行呃，可这儿没弦儿呀？”
老师兴趣更大了：“嗬，还能上弦儿？”
“嗯，在我们家我就是跟着弦儿唱。”
“好，弦儿这儿有的是。我们就请一位老师给你拉胡琴。”
接着一位老师就操起了胡琴，先问了她一句：“你唱什么调门儿？”
“我也不知什么调门儿，您拉拉我听听。”
那位老师对了弦儿。
“不成，矮。”
老师又长了个调，问她：“这回成吗？”
“嗯。”
“你唱什么呀？”
“我先来段儿《遇皇后》吧。”
“好！”老师拉起了二黄慢板，“过门”拉完，她开口唱起了“想当年在皇宫何等安好。”这头一句腔还没落定，教室里就响起了鼓掌声。虽说唱得不是多好，可那板眼、劲头还真有几分老旦的意思。一段唱下来以后，老师又问她还会什么？她说：“我还能唱《钓金龟》。”唱完了《钓金龟》，又唱了段《打龙袍》。老师们喜出望外，真没成想一个七岁的孩子居然能唱这么多段儿，而且一点也不怕。看起来是个演员的坯子。有位老师笑着问她：“叶小红，你刚才唱的戏是谁教的？”
“没人教我，是我听妈妈吊嗓子时‘熏'会的。”
一句话出口，全场哄堂大笑。因为这个“熏”字是戏班里的行话。这样的话出自一个七岁小孩之口，实在有些滑稽。大家这一笑，倒把小红给笑傻了，她红着脸辩白说：“笑什么，是熏会的么！”
就这样，我们的小红未经报名却参加了一次入学考试。待到发榜时，大女儿落了榜，而小红这个“不速之客”却榜上有名，被破格提前录取了。
入学以后，她被分配到著名老旦演员孙甫亭先生名下学老旦，开蒙戏是《望儿楼》。她接受能力强，教几遍就能学会。可是，这孩子并不专心，她常常借休息或上厕所之便，“溜号儿”到一位叫赵德勋的老师那里看别的学生武旦戏，孙甫亭先生经常找不着这个“不守纪律”的学生。后来才发现，原来她是偷学武旦戏去了。孙老师把她找回来问她：“你怎么不好好跟我学戏，随便乱跑呀？”
她眨巴眨巴小眼儿，回答说：“老师，您看我才八岁，就让我演老太太，这得演到几儿去呀？我想先学学小姑娘的戏，等我老了再演老太太。”一句话把老师逗得老师合不拢嘴，心想真拿这个小丫头没办法。孙老师把她的要求汇报给校领导，校领导居然依了她，把她调到赵老师班里学刀马旦来了。她学得很用心，练功特别刻苦。学习成绩很使老师满意。但因为她年龄太小，即使遇有实习演出，也是安排大班的同学演，而没有让也演过。
她心里真是着急呀，恨不得登登台过过戏瘾。说来也巧，一次在长安戏院作实习演出，原来安排演《扈家庄》的那个比她大的学生突然感冒发烧不能演了。可票已经卖出去了，改别的戏码也来不及，正在老师们为难的时候，红珠找到了赵老师：“老师，《扈家庄》我演吧！”
“什么？你演？这戏我没给你说过呀！”
“可我全会了。”
“全会了？”
“是。您给姐姐们说这出戏的时候，我都看会了。”
“看会的？那哪儿成呢？”
“您要不信，我给您走走。”
赵老师寻思了一会儿，说：“那好吧，你扮上，把头场边给我走走。”
说着，赵老师为她扮上了戏，让她在排演场里走了一遍头场边。赵老师真是出乎意料之外，没成想这孩子的动作基本上都对，七星额子、翎子、狐尾、宝剑一点儿不乱。真把赵老师乐坏了。他又从头至尾给红珠加了工，同意让她拿给观众了。演出的那天，她居然不害怕，顺顺当当地演下来了。从此，赵老师就把她当成重点培养对象，仔仔细细地给她说了好多刀马旦和武旦戏。
红珠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毕业后便留在实验剧团里。这个由青年组成的朝气蓬勃的剧团经常给中央和地方的首长们演出，许多领导同志看了她的演出后鼓励她。一次在中南海怀仁堂举办的晚会上，她有幸随谭富英、裘盛戎、叶盛兰给张君秋等人为首长们演出，露演了她四大爷盛兰给她指导过的《挡马》。因为她个子矮，她没有穿一般刀马旦穿的虎头薄底而是穿上了厚底靴。周总理看完戏后亲切地问了她的姓名，当得知她是叶家的后代时，高兴地说：“好哇，你是门里出身哪，你要好好跟你三大爷、四大爷学，他们都有好多绝技，今天你的戏演的不坏，不过你的妆化得不够好，嘴巴儿太红啦，本来就是个小胖子，这下更象个胖娃娃了，好好跟你四大爷学学化妆，啊？”
红珠正是按总理的指示做的，她曾向四大爷学过《木兰从军》中的技巧，也向三大爷学过《秋江》。
十年浩浩劫荒废了一代演员的艺术青春，红珠也不例外。粉碎“四人帮”以后，她又恢复上演了自己的拿手戏。她主演的《虹桥赠珠》不仅得到内外行的一一致好评，而且还先后赴美国、日本为国外的朋友们演出过。
如今，红珠已届不惑之年，她把努力的重点逐渐转到了对戏的钻研上，经过不断地锻炼，她的小嗓儿比过去好得多了。她还想演上几出质量高的文戏来。 叶环珠 我的四女儿。她小时候跟著名坤旦张玉英学过青衣花旦。学成后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剧团里工作，后调回北京，加入了实验京剧团。中央文化部筹建直属勇进评剧团时，又把她调了去，根据工作需要，她只好又学了一点评戏。但是，她终归还是搞京剧的。于是，后来她调入了北京市风雷京剧团。她她冷静地权衡了自身的条件，觉得自己的嗓音并不充分，演青衣花旦似乎不会有多么理想的成绩。恰巧该团缺少彩旦演员，她于是决定改工彩旦。这个行当过去一向由男丑兼演，她想如由女的来演，在形象上会更好一些，领导上同意了她的想法，让她先试着演一演，如果效果好，就演下去。为此，她向她姑父萧盛萱和北京京剧院的郭祥元祥老师求了教，又借鉴了评剧彩旦一些演法，大胆地演起京剧中的“改良彩旦”来了。她演的头一个角色是《凤还巢》中的大小姐程雪雁，在扮相上稍微丑化了一点，片子贴得与正旦不一样，脂粉的抹法较正旦夸张。环珠在生活中是个内向的人，可是身上具备幽默感。经她努力思索后设计出的这个形象，居然得到观众们的批准。她因此更坚定了信心，又接连在《香罗帕》、《拾玉镯》、《柜中缘》等戏中中扮演了彩旦应工的角色。 我们叶家第四代后生中，一共有上述十人继承了祖上的事业，活跃在京剧舞台上。就艺术水平讲，他（她）们良莠不齐，各具长短，但他们大都有比较强的事业心。
为了让我们的京剧艺术发扬光大，一项庄严的历史任务已经落在我们的肩上，这就是要把京剧艺术的接力棒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我们叶氏门庭已经传了四代，第五代还将有人接过接力棒。但这远远不够，还需要有更多卓有成就的艺术家把自己精湛的艺术传给更多的后生，并使他们获得正确的方法，得以在继承中求发展，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开拓，使我们独具风范地京剧艺术永葆青春。 篇尾赘语 陈绍武 笔者与出身梨园世家的盛长同志既属忘年之交，又为患难友，我们是在一种非常的历史背景下以非常的身份于非常的环境中相识的。1958年春，作为中国京剧院的名演员的盛长和作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的我，因为头顶同样的“桂冠”而先后被送到了同一个地方--北京市清河农场接受“脱胎换骨”般的改造。侥幸的是，居然获得在那儿的京剧团从艺的优惠。自然，他是作为主要演员及导演的身份；而我则以笔耕为主，间或作些场记、演个配角、跑跑龙套或充当司幕等杂役。很明显，一个是行家里手，一个则是货真价实的“棒槌”。然而，相同的际遇、相同的地位、相同的悔恨与相同的希冀，却使我们这两个原在年龄、出身、经历和趣味都不尽相同的“同学”在痛苦而又愉悦的朝夕相处中建立起非同一般的友情。从那时起，我们便经常以"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的名句相互砥励，下定决心，要在后半生的长途跋涉中，革面洗心，以崭新的足迹谱写生命史之续篇，并以此弥补自身对党和人民欠下的“罪债”。
1962年，盛长先我离开农场，回到朝思暮念的组织怀抱；而我却相继辗转于几个“专政”场所，最终则下放到穷乡僻壤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直到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我们各自的“右派”问题得以改正之后，我们才于1978年的初冬得以重晤，不觉他已年过半百，我也人到中年了！幸喜的是，我们产意趣皆未衰颓，充溢于我们心房的，只是欠债的负疚和工作的紧迫感。我们觉得应当干点什么，以不负党和人发的关怀。于是，经再三计议，萌生了写一本回忆录的念头。
我们的工作是从1981年开始的，因为他在北京供职，我在天津搞戏剧研究工作，虽只一箭之遥，毕竟有地理上带来的不便。为此，我们借助于录音的办法，由他对着录音机口述，我则依据录音的内容加工、整理成文字。由于彼此都忙，工作断断续续进行了几年，直到今天才把它告一段落，总算是了却我们的一桩心事。
在撰写这本拙作时，笔者为自己确定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是：坚持历史唯心主义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认为，历史是不容任何人以个人的意志与感情而随意篡改与更动的。臆造的、夸大的或粉饰的事实都不成其为真实的事实，而只能给人造成错误的印象。我们不愿因自己的欺世行为而落下千古的骂名。为此，我们坚持以审慎的态度对待和处理我们所能掌握的真实的史料，是即是，非即非，知道多少就说多少，不添油加醋，不妄作褒贬，尽最大之可能，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
也正是基于这种基本原则，我们在撰写过程中，也时刻注意防止和纠正因个人的主观片面而可能带来的失实和失误。为此，我们不仅访问了一些前辈和知情人，倾听他们对往事的生动陈述，也参阅了部份相关的典籍、史料和研究、评论等著述，以保证少出纰露和错误。几年间，我们先后走访了李洪春先生、翁偶虹先生、潘侠风先生和当年在科习艺的黄无庆、谭元寿、冀韵兰等同志；参阅了唐伯弢先生所著《富连成三十年史》、叶龙章先生所撰《喜（富）连成科班的始末》、梅兰芳先生所述《舞台生活四十年》、陶君起同志所编《京剧剧目初探》，以及三十至四十年代北京出版的有关报刊杂志多种。上述这些口授的和文字的宝贵资料，给了我们许多借鉴与启迪。
对京剧艺术卓有见地、对富连成科班了如指掌的文艺评论家冯牧同志于百忙中为本书提写了书名；潘侠风先生和萧润德同志将收藏多年的珍贵照片慷慨地提供给我们；摄影家李向军同志还专门拍摄了若干彩色剧照。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由衷地感激。我们愿借此卷尾一隅，谨向上述各位先生和同志们一并致以最诚挚的谢忱。
当这本拙作问世之际，我们的心情是既兴盛又忐忑的。尽管我们从主观愿望上力求尽量向社会公众交出一份较为圆满的答卷，但由于思想水平、生活阅历以及文字功力所限，怕是难以保证杜绝谬误的。恳望各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我们当闻过则喜，并加以校正。 1986年5月25日 于津沽陋室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