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演完毕之后，邓宝珊先生在府邸的花园里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宴会，招待我们访问团的全体同志。花园里没有更多的奇花异草，而是遍种了果木树，其时正届金秋时节，满园果实累累，秋风飘过，阵阵馨香扑鼻拂面，使人心旷神怡。令人惊异的是，在这座别致的花园中竟有几座坟墓，经陪我们赴宴的西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说明，始知系邓先生夫人和儿女之墓。邓先生站在墓旁，满怀愤懑的心情对我们说：“我的亲人们是在日本侵略者轰炸时殉难的。”面对这位为了民族兴旺而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民主人士，我们无不肃然起敬。人们不约而同地默默脱帽，伫立在墓前向他死难的家属们致哀。
邓先生是典型的西北人，性格豁达而爽直。他把我们这些从北京来的人们视为同胞手足，敢于敞开胸怀侃侃而谈。在宴席上，他不无感慨地说：“我是行伍出身，还是个军阀哩，解放战争期间我可不是革命的，那时我是国民党政府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兼华北‘剿匪'副总司令，是给反动派干事的哩。可是，我的耳不聋眼不瞎，我越看越觉得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人得有良心嘛，我凭什么要与这么一个好党作对呢？所以，我不给国民党反动派干了，这才带着队伍起了义。没成想，共产党不单不治我的罪，反而给了我这么高的职务，真让我惭愧呀！”邓先生的一席话是发自肺腑的，他说得十分动情，我们听了也倍受教育。
在我们离开兰州的前夕，邓宝珊先生又特别邀请了张云溪、张春华、云燕铭和我等几个京剧演员到他家里吃了顿别有风味的家常便饭，吃的是邓先生自己创造的一种特制的面条儿，他给它起了个别致的名字叫“翡翠面”。这种面条儿的做法是，用煮烂的蔬菜泥和汁合面，擀出来的面条儿碧绿有光，吃的时候用番茄对虾汁做卤儿，盛在碗里有红有绿，不仅看着悦目，而且味道鲜美。我们一边吃着这种从没吃过的美餐，一边与邓先生亲切地攀谈着。邓先生特别喜欢京剧，所以我们的话题多是集中在京剧的改革与发展上。邓先生在谈起我演出的《打渔杀家》一剧时，和蔼地对我说：“盛长，我总觉得萧恩唱的那段'西皮'里有两句词儿不大好，想给你们改两句，不知行不行？”我一听邓先生要给这出老戏改词儿，足见老先生对我们京剧是热爱的，所以很高兴地问他：“就是‘清晨起开柴扉乌鸦叫过，飞过来叫过去却是为何'这两句。我总觉得这两句话有迷信色彩。你想，乌鸦一叫就有祸事临头，这种说法科学吗？”我又问：“那您是怎么改的呢？”邓先生当场取来笔墨砚台，大笔一挥，一边念着一边写出了下面的两句唱词：“恨只恨丁老贼渔税逼迫，难道说打鱼的人甘受折磨？”写完之后，他放下笔继续说：“这两句词儿虽然改了，可原来的腔儿可以不动。你考虑考虑，这样改是不是更符合剧情、更符合萧恩这个人的身份和思想？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改不改要由你们自己拿主意。”我仔细看过这两句词并且小声哼哼了两遍之后，觉得很好，既出了新又没伤筋动骨，在场的其他几位同志也都一致说改得有理，于是我就兴奋地对邓先生说：“谢谢您，这两句词儿改得太好了，我以后就按您改的唱。我们当演员的文化水平都不高，真希望有更多知识界的朋友帮助我们呐！”邓先生笑呵呵地说：“不忙改，你们再仔细推敲推敲。等你回北京以后，还可以征求一下你内兄谭富英的意见，觉得好就改，不好就不用改。”
饭后，邓先生还让我们品尝了新疆的哈密瓜和兰州特产的白兰瓜。我们一尝，果然香甜可口，简直就象喝蜂蜜一样。邓先生向我们介绍说：“白兰瓜是兰州的特产，别的地方不能生长这种瓜。相传当年有个叫华莱士的外国人，把他故乡盛产的这种瓜籽带到中国来，试图在中国移植成功。不想他在许多地方撒下了籽种，都没有长出胚芽来，而只有撒在兰州的几颗出现了奇迹，长出了瓜蔓，结成了瓜。这是因为兰州四面环山，中间是块盆地，气候适合于它的生长；从土壤上说，这里没有什么大片的土地，而只有碎石屑，这种地面恰好也是适于它生长的温床。可以说兰州的天时地利都适合它，所以它才能在这里安家落户。开始人们管这种瓜干脆就叫‘华莱士瓜’，后来又给它起了个中国名字‘白兰瓜’，‘白’是指它的外皮是白色的（瓤是绿色的），‘兰’是指在兰州生长的。”
我们在兰州逗留了几天以后，便又搭上敞蓬汽车向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去执行任务。邓宝珊先生亲自乘车把我们送出了兰州市，西北军区还专门派了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沿途护送我们。我们途经一处山岭，住在一家山村小店里。第二天凌晨三点钟，我们睡得正香时，忽然听见起床号声，我们这些演员在生活上一向散漫惯了，所以起床、集合的动作都很缓慢拖拉。副团长马玉槐同志针对这种情况，在队前给我们讲了话，他耐心地向我们解释说：我们这次从北京出来，是代表中央向西北地区人民传达党的政策的，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对新区人民产生影响。所以大家不能再象以往那样懒散了，而必须紧张起来，在行动上要做到军事化。我们听了领导的讲话后，个个心悦诚服。自此，我们都有意识地向解放军学习，用战士的标准要求自己了。 离开这座山岭，我们的军队继续沿着蜿蜒的山路行进。当我们途经一座叫明镜台的大山时，不禁为它那气势雄浑的壮观景象所震惊，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与其说是一座高耸入云的高山峻岭，莫若说是一尊顶天立地的巨型佛像。我们这些自小生长在城市里的人，何曾领略过如此开阔而瑰丽的风光？我们真难以想象古代的那些能工巧匠们，是用怎样的办法在这险峻的高山上创造出这样的奇迹来？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望着她，我们每个人都油然产生了一种过去不曾有过的民族自豪感，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劳动人民太伟大了！
过了明镜台不远，有人指着前面高声喊了起来：“看哩，猴儿来了，猴儿来了！”他这么一喊，惊动了车上所有的人，大家站起来顺着他的手势一看，果然有几只猴子在一座山上蹿来蹿去，再一看，山上还刻着三个大字：花果山。这一下大家可高兴了，莫非这就是我们京剧里那位大闹天宫的孙大圣的根据地吗？如果真是这儿，可得好好看看。领导同志们似乎从我们七嘴八舌的哄哄声中窥知了我们的好奇心理，于是命令把车停下来，让我们好好参观一下这个地方。车刚停，我们就跳下车来兴致勃勃地跑到山根儿底下，谁知这座山根本没有路，只在半山腰的一个洞口处悬挂着一个用铁链子制成的云梯，紧贴着山石笔直地垂到地面。不知是谁说了一句：“瞧，半山腰有个洞，甭问，那准是水帘洞。来，咱们上去瞧瞧！”“对！上！”说着话，奎福全、王清乾等几个年轻的同志就顺着云梯爬上去了。张云溪、张春华一看他们已然捷足先登也不示弱，云溪招呼我说：“盛长，咱们也上！”我当时出于好奇，也想上，但因为从来没有爬过云梯，又因为看见云梯的上端只是挂在洞口突出来的一块大石头上，心里有点害怕。云溪好象看出我的胆怯，就鼓励我说：“上，不用怕，我在后面保着你。”这样，我就战战兢兢地上去了，可是当我爬到三十几级的时候，腿都有点儿软了，而下面的云溪又一个劲儿地催我，我怎么也不能在人前栽跟头哇，况且，连唱武旦的女演员吴素英都敢上，我怎么能半途而废呢？干脆，咬着牙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就这样，我一鼓作气攀进了洞口。进了洞一看，哪有什么水呀，只是一个有两间屋子大的那么一个空山洞，里面有个佛龛，佛龛里有个很小很小的孙悟空塑像，佛龛前有张石桌，桌上有香炉、蜡扦儿，其它就再也没有什么了。再往里走，又发现一个洞口，出了洞口一看山上连一棵桃树也没有，只有很稀疏的几棵枣树。到这时我们才明白，这不是《西游记》所描绘的那座花果山，而倒很可能是后人根据这部文学名著附会成的这么一处名胜。直到我们下了山向当地老乡们打听为什么花果山上没有果木树时才知道，敢情他们那儿管枣儿叫果子。
从花果山下来以后，我们继续往前赶路，正象说评书的常说的那句话：晓行夜宿，饥餐渴饮，一路颠簸相当疲惫。几天来，不知翻了多少山，越过多少岭，终于在一天上午走到了一处山隘。出了这个出口，眼前竟是一望无垠的大草原。走了几天山路的我们，目睹那青翠如茵的一马平川和起伏蠕动的成群牛羊，真是高兴极了，人们情不自禁地大声欢呼了起来。不料，正当我们兴高采烈忘乎所以之际，忽见从对面山头上冲出一哨人马，定睛细看，原来是由四、五十人组成的马队，马上的人个个背着上了双刺刀的枪，飞也似地向我们急驰而来。护送我们的解放军一看情况非同寻常，立即警觉了起来，他们紧握手中的枪，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不一会儿，这个马队就来到了我们跟前，这时，我们才看清原来是[被过滤]同胞，他们骑的是没有坐鞍的光马，马身上也没拴着缰绳，他们是救着马鬃操纵着它们前进的，再一看，他们背的枪上其实也不是什么双刺刀，而是射击时用以支撑的双腿枪架儿。他们冲到我们跟前以后，不再往前跑，而是横过马来从我们车前跨过去，然后摘下枪来。解放军战士以为他们要动手了，也都趴在司机楼子上面拉开了枪栓，只要他们冲我们发出第一枪，就要还击了。就在这千钧一发剑拔弩张的时候，我们的副团长马玉槐同志急忙从车里走出来，一面大声命令战士们“不准开枪！”一面打发随团的[被过滤]翻译到前面询问他们究竟想要干什么？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只见[被过滤]同胞们一个个耍开了大枪，又是“串腕儿”又是“望月儿”，然后把枪口对着天空“乒”呵“乓”地放开了枪。我们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心里正在犯嘀咕，这时，那位[被过滤]翻译跑回来告诉我们，这是[被过滤]同胞们来欢迎我们呢！经他这么一说，我们的一场虚惊才算平息了下来。
马队鸣枪致意以后，引着我们的车队来到对面的山头上。但见山头上搭着一个黄缎子大帐篷，帐篷上插着各色的彩旗，帐篷外站着九个穿纱袍罩着黄马褂儿的人，当中的一名手里抱着一杆大旗。两旁侍立着许多盛装的藏胞。我们在离帐篷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下了车。由薛恩厚同志举着五星红旗为先导，带领着我们访问团的团长、副团长和全体团员，分两路纵队鱼贯前行。此刻，藏胞们吹起来长角号和牛角，擂响了九面大鼓，气氛很是隆重热烈。几位穿黄马褂儿的藏胞，手捧崭新洁白的哈达走来，神情庄重地把它们依次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周总理和访问团的团长们。随后，便引我们进了帐篷，里面布置得十分考究，地面上铺着红毡，上面放置了许多张矮桌。待我们坐定之后，主人吩咐立即上酒上菜。不一会，藏胞们就把杯盏酒菜端了来，给我们每人面前摆了一个高脚托盘，托盘里放着几片羊肉，旁边另有两个小盘，一盘里放的是盐面儿，一盘里放的是辣椒。酒宴摆齐以后，穿黄马褂抱大旗的那位东道主便举起酒杯向我们敬酒，我们抿了一小口，感觉味道异样，不象我们喝惯了的白酒味，而是酸得出奇，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用马奶做的酒。再细看那羊肉，也跟平时吃惯了的酱羊肉不一个样儿，是用白水煮的，看那样子好象什么佐料也没有放。更让我们觉着新鲜的是，托盘里码着的羊肉块儿上面，还摆着一个山羊尾巴，就连尾巴上的那撮毛儿也没褪掉。再一瞧，任何餐具没有，这可怎么个吃法呢？干脆先别动，看看人家主人怎么吃咱们就怎么吃。一会儿主人开始吃了，敢情人家什么餐具也不用，就是用手抓起一块羊肉来，然后蘸点儿盐面儿和辣椒面儿往嘴里填。说实在的，我们可真不习惯这种吃法，可是我们非常清楚，到了人家少数民族这儿，必须得尊重人家的民族习惯，否则，人家不高兴不说，还会直接影响了民族政策的贯彻。想到这儿，我们就学着人家的样子，也抓起羊肉吃起来。别看那羊肉白不呲咧的不怎么受看，可吃到嘴里味道还真不错。
这个地方是夏河县管界，当地[被过滤]同胞管这个地方叫拉伯楞（译音）。当天晚上，我们一行人被安置在夏河县城里的一所学校里下榻，住的是打扫干净了的教室，睡在用课桌拼搭起来的“床”。虽然没有在饭店里睡席梦思舒服，却也别有一番意味。转天早上，夏河县的一位[被过滤]负责人黄正卿（译音）王爷带着一名勤务员专程到学校里来看望我们。这位王爷是拉伯楞塔儿寺（喇嘛庙）活佛佳孟仰（译音）的哥哥，身材出奇地魁梧胖大，据说他每次从当地出发到兰州开会，沿途要换乘四、五匹马，不然时间长了能把马背压断，可见他的体重有多么大了。跟着他的那个勤务兵，一身的打扮特别有趣：头上看，剃了个锃光瓦亮的和尚头，但在右耳朵上方却独独留下一绺长发，并用红绒绳梳成一个小辫儿，小辫儿上方插着根儿冲天的雕翎；身上看，上身内穿宽袖汗褂儿，外罩老羊皮袄却只伸一只袖子，另一只袖子则围在腰里，脖子上挂着一串佛珠，腰里横系着一条宽皮带，皮带上挂满了整整齐齐的子弹，靠右边掖着一只左轮[被过滤]，另外还在肩上挎着一只冲锋式步枪，下身穿一条肥腿儿彩裤，脚上穿的是一双乌黑漆亮的大马靴。这个人面孔黝黑，皮肤粗糙，身体也象王爷那么宽肩厚背的，真是一个标准的武士。他们主仆二人跟我们攀谈了一阵之后，就把我们邀请到他家里去吃饭。酒席宴前，还让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女儿给我们跳了[被过滤]舞。
我们这次长途跋涉到拉伯楞来的最重要的使命，是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会见正在这里的[被过滤]活佛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并要把毛主席送给他的一部小卧车面交给他。所以在我们会晤过黄正卿王爷之后，便请他作为向导，领着我们乘车去了塔儿寺。塔儿寺是座典型的喇嘛寺庙，建筑在山头上，气势很宏伟，寺庙的顶子上镶嵌的都是金色的琉璃瓦，太阳光一照，闪闪发光。我们到塔儿寺以后，先由沈钧儒团长向年仅十三、四岁的班禅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他的问候，并转交了送给他的小卧车。随后，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会谈。沈钧儒团长代表中央表示希望班禅为和平解决[被过滤]问题出一把力，班禅当即慨然应允，并表示希望去北京拜谒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各位首长。会谈之后，我们参观了塔儿寺。
在夏河逗留期间，我们给那里的[被过滤]同胞们演了几场戏，其中有云燕铭主演的《麻姑上寿》、张春华主演的《闹天宫》和张云溪与我合演的《四杰村》等。《麻姑上寿》这出戏角色很多，而我们访问团专业演员数目不够，于是，那些平时不演戏的同志们也都参加了演出，我们的队长薛恩厚同志扮演了李铁拐，随女儿去西北的云燕铭的母亲扮演了王母娘娘。想起那时候人们的精神面貌也真是好，为了完成任务谁也不计较什么名次呀得失呀，只要是工作需要，谁也没有二话。
[被过滤]同胞非常爱看京剧，我们的每场演出都受到了他们的热烈欢迎。为了答谢我们，也为了让我们了解一下他们的习俗，塔儿寺的主持人特意邀请我们看了一次他们的宗教活动“跳神”。虽然说这是一项传统的宗教活动，可在我们看来却很具有戏剧色彩。参与跳神的喇嘛们全都化上装，穿上特制的服装，有的还戴上头颅面具，有扮魔鬼的，有扮捉鬼的，在简单的锣鼓伴奏下追逐。他们先“表演”了“捉六贼”即由一个“大秃和尚逗拉脆”式的人物追赶六个小鬼儿，最后用身穿的大袍子把他们都给裹住，表示捉住了他们。捉完了六贼又接着表演“跳小鹿”、“跳四大金刚”等“节目”，与此同时，活佛坐在高台上念佛经，旁边还有人伴奏。最使用我们感兴趣的是，在“表演”的过程中，不时地有辅助人员出场搬桌子、摆凳子或是扔垫子，很象我们旧时戏班里的检场的。这种宗教活动我们过去从来没见过，也可以说是开了眼，长了见识。
我们在夏河完成了预定的任务之后，又去了一趟青海省的西宁市，慰问了那里的少数民族同胞。之后，我们就胜利地返回北京了。其时，正是我国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前线抗美援朝以后不久。
我这次随访问团到西北去工作，前后虽只不过三个月的时间，却好象经受了一次革命的洗礼，我比以往更清楚地认识了伟大的党，亲身体会到祖国的伟大，新的革命集体，新的工作性质，新的同志关系，新的人生意义，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切切实实地感到做一个新型的文艺战士是无比光荣和自豪的。组织的关怀与培养
如果说随团去西北慰问还只是我步入国家剧院伊始所经受的一场洗礼，使我对革命文艺工作有了最初步的认识和体验的话，那么，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我的每一步成长与提高，则都是与组织的关怀与培养分不开的。我们从西北回到北京以后，立即投入了紧张而有秩序的艺术劳动之中。但是，这种劳动再不是象旧社会的私人科班里一样，一切努力的目的只是为了成名发迹、养家肥己；作为已由旧社会的“戏子”上升为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我们，渐渐认识到，我们的工作不再是供那些达官贵人、巨商富贾们茶余饭后享乐的玩意儿，而是肩负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教育人民、启迪人民并使人民在娱乐中获得美的享受的极其光荣而又高尚的事业。文艺工作是整个革命工作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们所做的一切，乃是为千百万劳动人民服务。我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是党和组织对我们不断教育的结果。唯其受到了这种教育，才使我们一天比一天更清楚地认识了社会，也认识了自己。
组织上为了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花费了巨大的心血，不仅为我们安排了系统而经常的政治学习，让我们由浅入深地了解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特别是文艺政策，而且还组织我们学习了文化知识，以提高我们每个人的文化素养。几年中，我从扫盲班、初小班、高小班达到了初中班的文化程度，获得了初步的阅读和书写能力。这为我今后数十年中的学习政治和钻研业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至于业务上的学习，领导上更给我们开辟了极为广阔的天地，使我们每个人都得到长足的提高。我个人即是受益最多的一个。记得我们从西北回到北京以后，经过短暂的休整，便又投入了紧张的排练中。剧目仍是《三打祝家庄》和《江汉渔歌》两个新编戏，我依然在两剧中分别扮演钟离老人和曹彦约。与此同时，还排练了一部分传统剧目。不久，我们这个新型的国家剧院便首次外出，渡江南下到了上海，为那里的文艺界及广大观众作汇报演出，目的是接受他们严格的检验，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我们的演出受到了上海各界观众的交口称赞，大家反映我们演出的内容新、舞台面貌新，演员的气质也新，是开了京剧艺术的新生面。我们一直演了一个多月，场场满座。从上海载誉回京途经天津时，我们也作了短期的演出，同样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在一片赞扬声中，我们并没沾沾自喜，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成绩的得来，首先在于我们是一个有坚强领导的新型战斗集体，我们每个人的成绩，也正是在这个集体的培育下所取得的。令人欣喜的是我们在天津演出期间，恰好遇见了也在那里演出的以李少春、袁世海和我三哥盛章为主的新中国实验京剧团，他们在详细了解我们剧院的情况后，毅然决定参加我们的战斗集体。待我们一起回京后，又获悉有许多人主动参加了我们剧院，其中有我四哥盛兰，还有我四姐夫萧盛萱以及杜近芳、王玉让、周英鹏等多人。我们的剧院一时呈现出一派英才荟萃、蓬勃兴旺的喜人景象。
剧院的人员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一个演出单位远远容纳不了那么多人。于是，领导决定在剧院下面分设几个演出团。我记得一团的主演演员是我四哥盛兰、杜近芳和李和曾等人；二团的主演演员是李宗义、张云溪、张春华、云燕铭、赵炳啸、王泉奎等人；三团基本上是由李少春、袁世海与叶盛章领衔的原新中国实验团成员。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京剧团又转到我院，改编为四团，主演演员有李铭盛、李丽芳、郭元汾、俞鉴、蔡宝华等人。
我的编制在二团，但一团、三团时常临时抽调我去帮他们演戏。分团后不久，各团都上演新戏，一团排演了盛兰与杜近芳合演的《柳荫记》；二团排了《兵符记》；三团排的是《宋景诗》。我除了理所当然地要在《兵符记》中担任角色外，同时还要兼演《柳荫记》中的祝员外和《宋景诗》中的杨殿乙。此后，每逢盛兰贴演《吕布与貂蝉》时，常叫我去演王允；演《打侄上坟》时，常令我去演陈伯愚；演《周仁献嫂》时则要我去演王四公；他演《罗成》、《镇潭州》和《借赵云》时，也要我去助演。杜近芳演《玉堂春》时，我间或要去扮个刘秉义。袁世海演《黑旋风李逵》时，我有时也要去帮他演王林。总之，我这个艺术水平并不太高的青年演员，当时很受器重。
抗美援朝期间，二团的主要演员张云溪、张春华被抽调参加了赴朝慰问团，他们两个人甩下的活儿，领导上就让我替。例如演《三打祝家庄》时，我除了照演前面的钟离老人外，还要在后面替张春华演武丑应工的乐和。如果演《江汉渔歌》，我就替张云溪演武生应工的党仲升。
“三反”、“五反”运动开展期间，领导把院内没有什么“问题”的人集中到二团演戏，我演戏的机会就更多了。除了跟人们合演群戏以外，还经常演单出头的戏，象《打渔杀家》、《四进士》、《定军山·阳平关》、《浔阳楼》、《串龙珠》（《反徐州》）、《问樵闹府打棍出箱》、《失印救火》、《盗宗卷》、《打严嵩》等老生戏以及《古城会》、《水淹七军》、《白马坡》等红生戏，我都相继演出了。运动以后，二团又先后排演了《猎虎记》、《十五贯》和《三座山》等新编剧目，我分别在剧中扮演孙立、况钟等角色。
总之，我是步入国家剧院之后，一直蒙受着组织的关怀与器重，在艺术上得到了充分的锻炼与施展的机会。这个期间我既当过主演，也演过配角，并且突破了个人应工行当的界限，体验和掌握了其它一些行当的表演技巧。所有这一切，在旧社会都是根本不能办到的事。我永远不会忘记，为了挑上几天的班，我既要四处去求援，又要绞尽脑汁考虑艺术和经济上的种种问题，那真是铤而走险。而在国家剧院里，领导从人尽其才的高度出发，从各方面为我创造条件，使我毫无精神负担地把全副精力投入到艺术创造之中。两相对照，真有天壤之别。我要说，我在艺术上的真正成长与成熟，是在国家剧院里获得的。 外国朋友喜爱京剧 1955年下半年，中央文化领导部门决定：将组成一个综合性的艺术表演团体，于次年出国到波兰首都华沙，去参加第五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其中京剧表演部分，由中国京剧院抽调部分演员承担。
院领导接受这一光荣任务之后，立即着手选择剧目和演员的工作。为了使外国朋友对我们民族的古典戏曲艺术既能获得一个全面的印象又不致因语言的障碍而影响了他们对剧情的理解，所以，较多地安排了武打戏和舞蹈戏，只辅以少量的唱工戏。至于人员的组成，则是空前地精干，整个演出队不足六十人，其中演员将近四十人，乐队十来人，舞美队只有三个人（衣箱、盔箱、梳头桌、砌末、把子乃至装台、灯光都归他们管），另外还有几名行政工作人员，被选中的演员有云燕铭、江新蓉、李金鸿、王泉奎、梅葆玥、许玉川、马洪林和我等多人。当领导宣布了这个名单以后，我们每个人都很激动，这不单因为我们可以做为新中国的文化使者把祖国古老的京剧艺术输送到国外去，也因为这也充分体现了领导上对我们每个人在政治和业务上的信任。
人员决定下来之后，我们便投入了紧张的排练之中。因为是要给外国朋友演出，所以不能把在国内的演法原样不动地照搬到国外去。为了便于使新的对象较容易地接受我们民族的艺术，必须对某些剧目作新的艺术处理。比如，演整出的《白蛇传》，外国朋友未必能看得明白，我们就只选《水漫金山》一折，并且把其中的开打搞得更集中、更凝炼；再如《思凡》这折昆曲，由于国情的不同，外国朋友就很难理解身为尼姑的陈妙常何以非要私奔，特别是因为有些信仰基督教或天主教、并且誓要终生不嫁的修女，一旦看懂了这折戏的内容，会产生误解与反感。为此，我们就把陈妙常的尼姑身份改成了一般的村姑少女，这样做，可以免生许多麻烦。对其它剧目，我们也一一加以压缩精炼，选择最有色彩的部分。
在我们排练出国剧目期间，适逢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来华访问，有关部门在中山公园花房后的树林里，安排了一个小型招待演出，由我们演出了两出折子戏，一出是王泉奎和我合演的《除三害》，另一出是由云燕铭、许玉川合演的《水漫金山》。我在头出戏里扮演时吉，后出戏里赶了个神将，与白蛇有套双枪对打的档子。这场规模虽不大、而且是在平地上进行的演出，却使我们终生难忘，因为那天陪同胡志明主席观看演出的有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首长。演出结束后，首长们亲切地勉励了我们，要我们以最完美的艺术为祖国争光。
这年8月，以京剧、歌唱、舞蹈演员联合组成的中国青年艺术团，在团长马少波的率领下，由首都北京乘火车向目的地华沙进发了。
我们乘坐的是由北京直达莫斯科的国际列车，车上的乘务员一律是苏联人，虽然出国前我们也学了几句简单的俄语会话，但一经真的跟苏联人接触，便觉得远远不够用的了。为了表达我们的想法，不得不用打手势的办法。即便如此，往往也不可能使对方完全了解我们的意思，甚至有时会闹出一些笑话来。不过，那时苏联朋友对我们是非常友好的，他（她）们也在努力克服语言上的障碍，尽可能周到地为我们服务。特别使我们感动的是每当我们的列车在沿途的车站上停车时，都会有许多苏联人民云集在站台上热烈地欢迎我们，他们高呼着“斯大林--毛泽东！”“莫斯科--北京！”等口号，同我们握手、拥抱，邀我们一起跳集体舞，尽管我们不会跳，也无法拒绝他们的一片盛情，只得摹仿着他们的样子载歌载舞，有时因为脚步不对，竟踩了人家的脚。
我们在莫斯科小事逗留，浏览了市容、参观了莫斯科大学和地下铁道，并观摩了莫斯科大剧院演出的《萨特阔》，然后便取道列宁格勒，到达了波兰首都华沙市。
我们被安置在一所设备考究的学校里下榻，每天正好利用那里的体育馆练功、对戏。正式参加联欢节活动之前，东道主为我们安排了参观活动。使我们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战争与和平的教育。在向导的引导下，我们首先观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法西斯残酷破坏了的“华沙一条街”。这里曾经是一条美丽而繁华的街道，是灭绝人寰的侵略战争，把她炸成了一片废墟。街中心的广场上，有一座罕为人见的高大建筑物十分引人注目：这原是一座气势宏伟的七层大厦，然而经过战争的“洗礼”却成了没有屋顶、仅存门窗空洞的一架空壳！空壳上方，悬着一颗巨型炸弹的模型，模型上书写着一条耐人寻味的标语——“和平万岁！”
也许正是出于对人民有效地进行热爱和平保卫祖国教育的考虑，波兰政府特意选择了这座废墟的对面，兴建了一座气势更为雄伟壮观的人间乐园--文化宫。宫内设有大小七个剧场，还有图书馆、游艺厅等供人们学习和娱乐的场所。
站在这两座截然不同的建筑物之间，我们每个人都油然产生了对法西斯战争的切齿痛恨，同时也更深刻地体味到和平的可贵。
此外我们还参观了德国法西斯残酷杀害犹太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据说当年法西斯暴徒们把一户户犹太人赶进集中营，不论男女先把头发剃光了，然后强令他（她）脱光了衣服进到“浴池”里“洗澡”，那间“浴池”只能容纳三百人，可他们硬把两三千人推进去，人们挤在一起连气儿也喘不出来。等把人全部塞进去以后，暴徒们把屋门关得严严实实，然后把房顶上的笼头打开，人们还以为是放水让他（她）们洗澡呐，其实哪是什么水呀，而是瓦斯！不大的工夫，满满一大屋子人就全部被熏死在里边了！这是多么残忍的杀人手段？！
那些嗜血成性的魔鬼们并不以此为满足，即使他们在无辜的犹太人被残杀之后，他们仍要逐个检查尸体，如果发现嘴里镶着金牙，还要用榔头敲下来塞进腰包；倘乎发现某个女人的皮肤白皙细嫩，他们还要剥下她的皮做台灯罩。我们听着向导的介绍，目睹用人头发织成的毯子和用人皮做的灯罩，无不义愤填膺。
参观使我们受到了深刻而生动的教育，倍感和平来之不易，同时也使我们对举办世界性的和平友谊联欢节的意义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我们在华沙及波兰的其他几个地方共演出了约有两个月，除了经常在上述的文化宫剧场里演出外，也在露天广场上演出，有时还把戏送到工厂，矿山乃至农村去。我们上演的剧目比较丰富，有《水漫金山》、《闹天宫》、《雁荡山》、《三岔口》、《猎虎记》（片段）、《拾玉镯》、《除三害》、《辕门斩子》、《秋江》等多出。因为人员少，我们每场又要演四五个戏，所以大家必须分包赶角，我本人就是赶角最多的一个。有时我在开场与云燕铭或江新蓉合演一出《秋江》（这个戏是三哥盛章亲授给我的，我在剧中扮演武丑应工的老艄翁），下来以后就要赶紧把抹在全身上的油彩洗掉（后来发现波兰有一种颜料，涂在身上不褪色也不会蹭脏行头，为了抢赶装的时间，我索性每天都把这种颜料涂遍全身，直至全场演出结束后再洗澡），紧接着在第二出《拾玉镯》里，我又扮演了小生傅朋。这一出下来，我还得赶紧换行头，挂髯口，跟王泉奎合演我们各自的本工戏《除三害》。演完《除三害》，趁别的戏正在前台演出的时候，我还得抄起画笔抓紧勾脸，不是在梅葆玥主演的《辕门斩子》里赶个焦赞，就是在马洪林主演的《闹天宫》里来个二郎神，要么就是在《雁荡山》里扮个举大纛旗的孟兵，或者在《水漫金山》里演个神将。总之，几乎每场演出，我都要赶上三、四个角色。好在那时我正在年轻，浑身好象总有使不完的劲儿，尽管有时也觉得紧张与劳累，但心情始终是很高兴的。
我国的京剧艺术，在联欢节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那些从没看过京剧的外国朋友，更是赞不绝口。波兰的报纸上登载了许多赞扬的评论文章，把我们的京剧说成是“无与伦比的高超艺术”，是“智慧、力量和美的奇妙结合。”有一篇评论《秋江》的文章说：中国的艺术家居然能用舞蹈表现出水浪和行船，真是难以想象的绝妙。出国之前，我们曾担心外国朋友能否欣赏中华民族的艺术，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经过评比，我们演出的《猎虎记》（一折）获得了哑剧比赛一等奖；《双射雁》、《水漫金山》和《闹天宫》获得了民间舞蹈比赛一等奖；江新蓉演唱的《玉堂春》和《贺后骂殿》选段获得了民间歌曲比赛的一等奖。 我们的演出不仅使世界各国的青年朋友们了解了我们民族艺术的绚丽多姿，而且也增进了与国际友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我们在华沙的广场上，曾遇到过这样一位波兰朋友，他带着妻子、孩子主动邀请我和李金鸿等同志一定要到他家里去作客。盛情难却，我们只好随他去到他新建的住宅里去小坐。经他自我介绍，我们得知他是一个[被过滤]こ淌Γ?⑶以??焦?颐侵泄??镏?颐墙ㄉ韫?浅АＫ?邓?灾泄?嗣窕匙派詈竦母星椋?背Ｏ肽钤?谝黄鸩⒓绻ぷ鞴?那诶偷闹泄?と撕图际跞嗽保?⑴瓮?沤?丛儆谢?嶂胤弥泄????颐羌蛑本拖蠖源?帽鸬那兹艘谎??煺娴孟蟾龊⒆樱?裁炊枷敫?颐撬担??炎约业挠凹?酶?颐强矗?巧厦嬗兴?推拮踊榍啊⒒楹蠛蜕??⒆雍蟮暮嫌啊Ｎ颐墙庸?词保??袂槭?秩险娴匚饰颐牵骸澳忝前?话?业钠拮樱俊闭飧鑫侍饪砂盐颐悄炎×耍?颐钦娌恢?烙Φ痹趺椿卮鸩藕茫?坏眯Χ?淮稹Ｋ???崔值煤埽?欢?僭俣??匚饰颐钦飧鑫侍猓?颐侵坏弥е?嵛岬厮担骸澳?姆蛉斯?ズ芷?粒?衷谝廊缓苊览觥！辈幌攵哉庋?幕卮鹚?咕醯貌宦?悖?患??柿怂始绨颍?×艘⊥匪担骸拔颐呛芟Ｍ?鹑税?约旱钠拮樱??娜硕嗖潘得魉?馈！蔽颐且蚕蛩?馐退担骸岸?谖颐枪?沂遣蛔妓姹阋槁郾鹑说姆蛉说模?茄?谖颐强蠢词遣焕衩驳摹！彼??艘院蠡腥淮笪蛩频毓??笮α似鹄矗?担骸霸?词钦庋??芎茫?芎茫≈泄?苄趾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