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步入艺坛 随兄赴沪 我十八岁那年，母亲正式提出要为我订婚。这么小的年岁就谈婚姻大事，这在我们叶家是没有先例的。因为，父亲生前有个不成文的家规：男孩子不到二十六岁不得娶妻。他老人家的理由是，过早地结婚会涣散精神，以致不能学到真才实学。我的几位哥哥都是严格遵照父亲的规定，到了二十六岁以后才成的家。而这次，母亲却破例要为我选偶，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因为她老人家已达暮年，而我是她最小的儿子，只有亲眼看着我成了家立了业，她才觉得是尽到了做母亲的责任，否则，是不能心安理得的。
当老人家把这个想法说给我的时候，我是深感意外的。不过，我毕竟也已长大成人了，对自己的终身大事也不能没有自己的考虑。那时，我总幻想着将来能娶一个文化水平高的女学生。而且，也确实有这样的人家主动托人到我家提亲。但是，母亲和哥哥都不同意我个人的打算，他们的理由是：咱们是艺人，地位低下，不能跟有钱人家的小姐作亲，要娶也只能是梨园行的姑娘。那时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既然母亲和哥哥都坚持要这样作，我也只好服从他们的安排。
不久，我大哥的把兄弟、天津中国大戏院的职员张润生先生对我大哥说：“不如将谭小培先生的三女儿谭秀英介绍给你五弟。”我大哥一听觉得很好，马上就禀告了母亲。母亲和几位哥哥听了都觉得不错；如果真能作了这门亲，谭小培先生和谭富英师兄可以帮着我提高艺术水平，何况我们两家都是京剧世家呢，可以说是门当户对。于是，就在谭小培先生为小女儿办满月的那天，由我四哥带着我以去谭家祝贺为名，实则是让谭家相相我。我们到了谭家以后，谭小培先生故意与我攀谈，他见我谈吐举止还算文雅，很喜欢我，当即就找我要了一张照片。过了几天，就托人给了回话儿，表示同意这门亲事。又过了一段时间，两家都作了些必要的准备，在当年的八月里，我和谭秀英就结婚了。
婚后不久，我就随三哥、四哥第一次南下去上海演出。同去的有大姐夫茹富兰，还有阎世善、高盛虹、李盛佐、艾世菊、马世啸等多人。到上海后，演出于黄金大戏院。与我们合作演出的还有原在上海的赵桐珊（芙蓉草）先生和刘斌昆先生等。我们演出的剧目仍是以三哥为主演的那些武丑戏，四哥的参加又增加一些以他为主的小生戏，如《吕布与貂蝉》（他演吕布，我演王允）、《群英会》（他演周瑜，我演鲁肃）、《激权激瑜》（我演孔明）、《周仁献嫂》（我演王四公）、《三战吕布》（包括"温酒斩华雄"，我演关羽）、《借赵云》、《黄鹤楼》（我均演刘备）、《打侄上坟》（他演陈大官）以及《罗成》等剧目。此外我们还合作演出一些群戏，如全部《金石盟》（《翠屏山》），赵桐珊演潘巧云，三哥演时迁，四哥演石秀，我演杨雄。又如《坐楼杀惜》，我演宋江，赵桐珊演阎惜蛟，刘斌昆演张文远。
我们这次到上海演出，很受欢迎。我因为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北京到外地演出，更因为演出的成功而沾沾自喜，渐渐地滋长了一种骄傲自满情绪。头一次演《坐楼杀惜》时，黄金大戏院后台管事向我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就会杀惜呀？”我听了这话很不高兴，认为他这是欺生，瞧不起我。其实人家是问我带不带“刘唐下书”，因为南方的剧团演这出戏，我们初来乍到，人家不明底细，所以问了这么一句。话虽然不中听，可也并没有藐视我的意思。我因为有种骄傲自满情绪，当时便很不痛快地回答他：“我是科班出身，怎么能光会杀惜呢？全会！”这个管事的不知道我是叶家子弟，就又问了我一句：“你是哪儿出来的呀？”我一听更气了，就腆着胸脯回答：“哪儿出来的？富连成的！”一时弄得很不愉快。过后，这位管事的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三哥，我三哥把我叫过去数落了一顿：“你刚出科会得还不算多呐，怎么就这么气儿粗呢？往后还得了吗？咱们富连成的人走到哪儿都不许这样儿！”我当时没敢犟嘴，但心里是不服气的。
我们富连成大班一连在黄金大戏院演了将近两个月。剧场和观众们见我们演得精彩，就又挽留我们续演了一期。并且，还邀了当时在上海红极一时的吴素秋跟我们合作。记得我们曾一起演过全部的《金石盟》（包括“时迁偷鸡”、“翠屏山”和“盗王坟”），吴素秋演潘巧云，三哥演时迁，四哥演石秀，我演杨雄。同时，我还跟吴素秋合演《打渔杀家》、《坐楼杀惜》、《玉堂春》（我演刘秉义）和《大劈棺》（我演庄周）等剧目。我们连演了一个月，上座依然不衰。这一来剧场的兴头更大了，为了加强阵容，索性又邀请了盖叫天先生跟我们合作。如此整齐强硬的班子，这样南北两派空前的大合作，一时轰动了上海滩，把我们在上海的演出推向了高潮。我们一起合作演出的剧目有全部《武松》（包括“打虎”、“阳谷县”、“挑帘裁衣”、“狮子楼”和“打店”等折），盖老演武松，吴素秋演潘金莲，三哥演武大郎，四哥演前西门庆，我演后西门庆。后来四哥受马连良师兄之约，回北京参加他领衔的扶风社，我就演全部西门庆，但我演的是大嗓小生。以后，南方的名角高雪樵加入我们的班子，西门庆一角就由他来演，我则改演何九叔。彼时，我才只十八、九岁，正是血气方刚不知惜力的时候，能跟盖老这样名贯南北的大演员同台配戏，更觉得美滋滋的。
在与盖老同台演戏的这段时间里，确实使我大开眼界，收益非浅。盖老是驰名全国的“活武松”，他在这个角色的创造上倾注了多年的心血，演来确乎非同凡响。最使我受启发的一点是，盖老虽然身怀绝技，却不单纯卖弄技巧，他能紧紧地把握住人物的性格，出神入化地刻画出令人信服的形象来。从扮相看，他没有把武松扮成个粉面朱唇的"奶油小生"的模样，而是强调了他的威武与粗犷，只在清水脸上揉上一点干红，而两条眉毛却浓浓地涂上锅烟子，即突出了眼神又增加了英武气。他的表演更是独具特色的。在公堂受责后回家的一场里，他出场时没有拉胯，不翻“吊毛”，不揉屁股，而是怒目圆睁、脚步稳重地登场，把武松这条宁折不弯的硬汉子形象活脱脱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接着，他单手提起衣襟儿，返身欲回公堂与赃官辩理，随从他的土兵怕他理争不成反而闯下更大的祸，急忙拦住了他的去路。武松情急如火，忍不住喊了句“好王法呀好王法！”然后对土兵说：“西门庆买通上下衙门，反将我责打四十大板。土兵，我兄长的冤仇无日得报了！”盖老演到这里虽然表面是对土兵，而是直勾勾地平视前方，目光呆滞若有所思。恰在此刻，土兵却问了他一句：“二爷，那西门庆难道说还胜似那景阳岗的猛虎不成？”这句话象一声响雷使武松从困惑中猛然惊醒，这句话也象火种，把武松满腔愤懑撩拨成冲天怒火。盖老演到这里，两眼一瞪，象是要从这两个窗口把充溢于胸中的熊熊烈火喷射出来一样。随后他用力地向前掂了一下罗帽，竟然使它直立了起来，仿佛他帽子下面藏着的头发顿时根根挺立，正所谓“怒发冲冠”。那种决心破釜沉舟，摒弃官府而要亲手惩办杀兄凶手的复仇意念既顺理成章地形成、又准确无误地传达给观众。他念的“扑灯蛾”：“土兵说一声，豪杰起了杀人心！……”字字都象是从紧咬的牙关缝里挤压出来的，充溢着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接下来他问土兵：“那西门庆到哪里去找？”土兵回答：“花街柳巷去找。”这句话引起了武松这位正人君子对酒色之徒西门庆饿蔑视情绪，为了更好地表现这种情绪，盖老下意识地看了看手中的状纸，继而冷笑了两声，然后做了个幅度很大力度也很大的撕状纸的动作，象是要撕碎西门庆的心肝五赃。别人演到这里，都要念一句“土兵，刀来！”而盖老不念，却让土兵在他咬牙切齿地思索对策时主动念一句“钢刀在此！”这样既表现了旁观者的义愤，又是一种激将法。随着一击“冷锤”，盖老猛地抬起头来，双手撕开褶子，干净利落地脱下来交给土兵，又从土兵接过刀来，示意他不必再伺候自己了，好汉做事好汉当，闯下天塌大祸也不连累别人。土兵下场以后，盖老在“四击头”锣鼓声中踢大带左手接住缠在腰间，翻了一个快速的“拨浪鼓儿”，涮刀长身儿，亮了一个英气夺人满脸杀气的威武相。那一瞬间的造型，简直就是一尊标准的武松雕像。这一套动作做得非常硬，并不过分地追求帅与美。盖老之所以这样表演，正是从人物的心理出发，而不是单纯卖弄技巧。仅从这一小段戏里就可以看出盖老对艺术是多么严肃认真，这对刚刚投身于舞台艺术工作的我来说，无疑是有很大的启迪和教育作用的。我在陪盖老演“狮子楼”中的西门庆时，曾向盖老学过一套夺刀的对打。凭着我那时的一股子冲劲，倒也打得火炽热闹，不过比起四哥盛兰来，我是相形见绌的。
此外，我们还一起演过《大名府》，盖老先演石秀后演史文恭，吴素秋演贾氏，三哥演时迁，我演卢俊义。也合演过《落马湖》，盖老演黄天霸，我演李大成。盖老跟三哥盛章合演的《三岔口》最为精彩。盖老演任堂惠，三哥演刘利华，他们二位演得稳、准、狠，配合默契，天衣无缝，一连演了三十几场，观众的兴趣依然不减。
这一次我们在上海一直连续演出了四个多月，为富连成科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我是生平第一次随着两位哥哥离开故乡北京到上海去演出，上海的一切对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人都那么富有吸引力。特别是上海那些京剧名家的演出，更使我眼界大开。彼时周信芳先生，林树森先生和高百岁先生都在演戏，只要我不参加演出时，我就到各大戏院去看他们的精彩表演。我先后观摩了周先生的《四进士》、《追韩信》、《徽钦二帝》、《明末遗恨》、《徐策跑城》和《华容道》等剧目；观摩了林先生的《千里走单骑》、《屯土山约三事》和《走麦城》等戏；高先生的戏也看了不少。我越看越爱看，越看越想学，尤其对周先生高超的演技，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渐渐地产生了要拜周先生为师向他学戏的想法。我托人把自己的这种愿望转达给了周先生，周先生听了以后却拒绝了我的请求，他说：“这可不行，因为我曾带艺到喜连成搭班学过艺，叶春善老先生就是我的老师，盛长是叶老先生的儿子，那他就是我的小师弟，哪有师兄收师弟为徒的道理呀？师弟若想学戏，我可以教，他想学什么我就教什么，但这个师父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当。”周先生这番话是很感人的，虽然我没有拜成他这个师父，可是此后他对我的教诲着实不少，特别是在做戏（即刻画人物）方面，我从周先生身上学了不少东西。
附带介绍一下，那时我们到外地演出，还有个惯例，就是要在演出期间帮前台义务演出几场。这实际上是剧场经励科对艺人们的剥削，可是这已是多年形成的"规矩"，谁又能改变它呢？具体说，我们每演十天就要帮前台演两天，这两天的收入全部归剧场，也就是说每演三十六天戏才能拿到一个月的钱。不过，那时我的收入远比在北京时多得多了，我记得我每演一场戏能拿到旧法币六十多元，一个月（不算家演日场）可拿到一千八百元之多。 梅先生使我头脑清醒了 我们在上海的演出将要结束时，梅兰芳先生应黄金大戏院之约，率领他的承华社到了上海。
承华社头天的打泡戏是《奇双会》，梅先生演李桂芝，俞振飞先生演赵宠，姜妙香先生演李保童，萧长华先生演胡老爷。其中的李奇一角，原定由王少亭先生扮演，但是因为当天的飞机误了点，王先生没赶到，必须临时找一个演员代替他演出。我们刚刚结束演出还没返京，梅先生又知道我在科班时学过这出戏，并经常与我四哥、李世芳和江世玉等人演出它，所以就到我们的住处，先找了我三哥，又和我本人谈了这件事。虽说这个戏我会，但从来也没傍过这么多有声望、有造诣的艺术家们，所以开始我不敢接这个活儿，生怕给人家唱砸了。梅先生仿佛看出我的心事，所以，把我叫到跟前，慢声细语地跟我说：“小弟弟，不要怕，请放心，在台上不会抖漏子的，我们会兜着你。”经梅先生这么一说，我那忐忑的心才算稍微平复了一些。当时人们都称梅先生为“梅博士”，这么一位名扬四海的艺术家，居然能这么亲切地对待我，信任我，实在让我感动。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戏演好。这样，我大着胆子接下了这个活儿。
当天晚上正式演出时，开始我心里并不慌，“哭监”一场，我演得特别卖力气，无论是唱吹腔，还是走屁股坐子，翻身屁股坐子和跪磋步儿等身段，都做得干净利落，博得了观众的彩声，但是演到“写状”以后，我就越来越心慌了。演到胡老爷到监房去提李奇那场时，我一抬头，看见自己的老师萧长华先生站在面前，心里一紧张，当时就把词儿给忘了。本来在这儿我应当先问一句：“啊，胡老爷，这次前去是福还是祸呀？”胡老爷接着答道：“是福是祸我还不知道呢！"由于我心情紧张，精神不集中，竟然忘了词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经验丰富的萧老见我那个尴尬样子，随机应变，先开口问了我一句："我说李奇呀，你可知道，这次提你出去，是福哇还是祸呀？"我一听，这是我的词儿呀！噢，明白了，这是老师给我提词儿呐，于是我接下来又反问了他一句：”是呀，胡老爷，这次出去，是福还是祸呀？“这样，萧老才又接上下面的台词。
虽说这回的差错让萧老给我弥补过去了，可是由于我缺乏舞台经验，精神难以集中起来，到后面“三拉团圆”时，我的词儿就更不拱嘴了，本来我应当再念一句“我好恨呐！”之后接唱“恨只恨田旺天杀的！……”结果，因为我太紧张了，一跺脚，把词儿又忘了，一个字也唱不出了。同台的俞振飞和姜妙香两位先生经验丰富，马上就发现是我忘了词儿，于是他俩同时张嘴唱出了我的唱词儿。唱了两句之后，我才听出来是我的词儿，所以才又接着唱了下去。这次事故，又被二位先生替我遮掩过去了，观众们竟然也没有看出破绽来。
下来以后，我心里非常难过，我低着头红着脸走到梅先生面前说：“您看，您这么信得着我，让我演这么重要的角色，可是，我倒把您的戏给搅了，真对不住您。”没成想梅先生非但没指责我，反而拍拍我的肩膀微笑着说：“不错不错，没事没事，你看你唱得多好哇，即便有的地方生了，没唱出来，可是他们几位给你兜着，观众一点也没看出来。”我很惭愧地说：“这是您原谅我。”梅先生又问：“这戏你可能好长时间没演了吧？”我说：“不是，演倒是常演，可从来没跟象您们几位这么有名望的先生们演过，今天，这么大的阵势，我真是害怕。”梅先生笑了笑又说：“在舞台上可不能害怕，甭管是跟谁唱也是一样，用不着害怕，该怎么演就怎么演，千万不能怵阵。在科班时老师没跟你们讲过吗？咱们这行有个说法：不怕胡唱，就怕不唱。你一时词儿生，可以哼哼着唱，可不能不张嘴。你看，今天俞先生、姜先生替你唱了两句，观众不是也没看出破绽来吗？舞台上的这点经验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得到的，必须经过多年的磨练才成啊！”
梅先生的这番话，使我久久不能平静，那天下戏之后，我连饭都没心思吃，心里光琢磨：为什么我会出这样的漏子呢？想来想去终于明白了，这是因为我那骄傲自满的情绪在作怪。我自以为从十岁登台，戏又是演过多少遍的老戏，用不着准备也不会出错儿。结果呢？事实却给了我当头一棒！说明我在艺术上还远远没有成熟呢，我又有什么资格自以为是呢？象上次那么傲慢地对待黄金大戏院的后台管事，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幼稚行为。实际上，自己还差得远呢，不然的话，就决不会在跟大演员们配戏时，显得那么慌乱和狼狈。要想赶上那些艺术家，必须要虚下心来好好学习，没有几年、几十年的磨炼，是成不了好演员的。
梅先生对我那语重心长的教诲，使我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过错与不足。从那儿以后，我再也不那么狂傲了。我一生都深深地感激梅先生。 从挑班到当班底 我自出科后，一直跟着三哥领衔的富连成大班，先后在北京（当时叫北平）及外地演出。因为这个戏班阵容整齐，剧目精彩，很受各地观众欢迎，营业状况良好。我们大班所有的成员，除按科班规定领取应得的报酬外，还以余款资助小班。
华乐戏院失火以后，科班的实力大衰。彼时，三哥、四哥和我因都已有了独立生活能力，况且终日忙于演出，无心参与科班事务，于是我们弟兄三人经过研究后，明确宣布从此无条件地退出富连成社，即放弃我们在科班的权益，公然声明今后科班盈亏与否，概与我三人无涉。从那时起，科班便主要由我大哥掌管，我二哥也负一定的责任。三哥虽然在经济上与科班划清了界线，但在事实上仍然尽着自己的一部分义务，他经常到科班去帮助我大哥料理一些事情，并亲自为元、韵两班学生授艺。我四哥盛兰出科后，即被马连良师兄约到自己主持的扶风社里去演戏，后来，他还搭过章遏云的忠信社，间或与三哥短期联合演出。
1943年，我三哥正式挑班，打出了“金升社”的旗号。我做为这个班社中的一名成员，曾随同三哥带领的一行人再度南下去上海演出，那次与我们合作的是张淑娴、张淑兰姐妹。 1944年夏天，我得了白喉病，住进了北大医院。恰巧在这个时候，青岛一家戏院派人到北京约金升社去演出。我三哥见我正在住院，不能随他去山东，所以临时约了李鸣盛顶替了我的活路，带他一起去了青岛。我病愈出院之后，见三哥一行人都已外出，只剩自己在北京，孤掌难鸣，无所事事，偶尔陪着四哥演上几场，也终非长久之计。况且，我从来也没搭过外人的班社，更不懂搭班的规矩。正在我一筹莫展之际，我岳父谭小培先生对我说：“盛长，还得想法子演戏呀，不演戏怎么成？”我说：“三哥他们都走了，我跟谁演呀？”我岳父笑了笑接着说：“你三哥走了，你就不演戏啦？哪儿能离了拐棍儿走不了道儿哇！你从出科以后也陪着你三哥、四哥唱了这么几年了，也该自己闯荡闯荡啦！”我反问了一句：“怎么个闯荡法呀？”我岳父说：“得自己挑班挂头牌啦！”我因为毫无思想准备，听了他老人家的这句话很觉意外：“挑头牌？我成吗？”我岳父说：“怎么不成？事在人为嘛，你看你三哥、四哥都能挑头牌了，你为什么不可以挑班呢？即使不能长期挑下去，也得短期挑些日子，往后人家再提起你来，也总会说你不光是陪着人家唱过，而且自己也挑过班儿，这样儿你将来就能站住脚啦。”我听了他这番话，觉得似乎有一些道理，但毕竟是信心不足，而且也不知道这个班儿该怎么个挑法？我岳父见我面有难色，就大包大揽地说：“我替你想办法吧，这几天你要好好把戏熟悉熟悉，听我的信儿！”
我岳父跟我谈过这件事以后，立即找到了原来给梅兰芳先生梳大头的韩佩亭先生，请他为我组班儿。韩先生很热心，为我邀集了青衣张玉英女士（中华戏校毕业生），花脸刘连荣师兄，丑角马富禄师兄，武生杨盛春师兄，老生哈宝山先生和铜锤郭元汾等人，这些位当时很出名的演员，全是冲着我岳父和韩先生以及我先父生前的面子而慨然答应帮助我的。我四哥盛兰，念及手足之情，也答应甘为我挂二牌。乐队里有白登云先生，杜奎三先生和马连贵师兄（即连良师兄之弟）。大家的心气儿是一个，都是想提携我这个初出茅庐、在艺术上还很幼稚的青年。
经过一段短时间的筹备，终于在这年的阴历七月初贴出了我以头牌老生身份出演的广告，地点是前门外粮食店的中和戏院。第一天打泡的戏码很硬，是《群英会·借东风》，我在剧中先演鲁肃后演孔明，四哥盛兰演周瑜，刘连荣师兄演曹操，马富禄师兄演蒋干，杨盛春师兄演赵云，郭元汾演黄盖。这样的阵容是很坚实的，观众们也捧场，当天卖了个大满座。大家多很卖力气，把我这个主演给托起来了，我前面演得还可以，“借风”一场那一套“导板”、“回龙”、“原板”接“散板”的二黄唱腔，虽说没撒汤漏水，还得了几个彩，但我自己却着实感到有些吃力，远比不上连良师兄那么运用自如。第二天的戏码儿是张玉英的《女起解》、杨盛春的《金锁阵》和我与四哥合演的《八大锤·断臂说书》，我演王佐，四哥演陆文龙，马富禄串演乳娘。这出戏有大家保着，总算比较圆满地唱下来了。第三天正赶上七月七，我们演了三天应节戏《天河配》。再往后，我和四哥演了两天双出：一天是《借赵云》和《黄鹤楼》，一天是《九龙山》与《打侄上坟》。以下我们还准备演全部《火牛阵》，四哥还鼓励我与他再合演一出《激权激瑜》。可是，我岳父却当机立断要我就此打住见好就收。他所以这样主张，一是因为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总算把我的名誉提上去了，二是通过这段演出，感到我的嗓音条件确实达不到长期挑大梁的程度，与其勉强从事，莫如好自为之。总之，我一共挑了一个多星期的班，从效果上看还算是说得过去。
这次短期挑班演出之后，我又闲下来了。这时，年事已高的家母自感体质衰弱，力不从心，不愿继续操劳大家庭中几十口人的种种家务，同时对我们兄弟姐妹各自前途的考虑，唯恐日后我们手足之间发生感情上的摩擦，故此主动明智地提出要为我们分家。说起来老人家最担心的是二哥和我的前途，因为大哥是富连成的社长，三哥四哥均已成名，他们三人的收入较多，今后的生活不致有什么困难。而二哥只是接替了唐宗成先生在科班里的职务，一面主持乐队，一面辅佐大哥，收入还不是很多的。至于我，刚出科没几年，挣钱不多，加之因倒仓而致嗓音欠佳，单独挑班是不可能的，何况我又是她最小的儿子，老人家就更想在有生之年为我创造一些条件，免得日后生活没有保障。
基于以上的考虑，母亲先让我们各房分伙用饭，然后通过法院把房产按人头儿分给我们每人一份。海北寺八号的住宅分给了她自己和我，九号院儿分给了我三哥，其余的住房分给了别位兄弟姐妹。有的姐姐出嫁了，为了照顾我这个最小的弟弟，就把她应得的一份转赠给我，所以实际上对我是比较优惠的。总之，我们是在没有发生任何纠纷的情况下，心平气和地分了家。 分过家后的一段时间，我依然没有什么事情好做，只得在家里赋闲。因为嗓子总也没有明显的好转，渐渐有些心灰意冷，自以为这碗戏饭怕是吃不成了，所以产生了改行的念头。我岳父发觉了我这种颓唐的情绪，就批评我说：“你学了这么多年的戏，怎么能有改行的想法呢？老前辈们也有好多坏了嗓子以后照样成名的，你怎么就可以自暴自弃呢？常言说得好，铁杵磨成针，功到自然成，只要你肯下苦功夫，嗓子坏了说不定还能喊出来。”我一想他老人家说得也对，连良师兄也曾经倒苦了嗓子，可是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坚持喊嗓，即使三九天下着鹅毛大雪，他也迎着刺骨的寒风喊，结果硬是喊出一条清亮悦耳的好嗓子来，我不也应当效法连良师兄的精神吗？想通了之后，我也天天喊嗓子、练唱。那时给我操琴吊嗓的琴师是杜奎三、迟天镖和苏盛琴。同时我还三天两头到岳父家去学戏。谭小培先生待我特别好，每次都让我跟他的爱子谭富英同时吊嗓、同时学戏。记得他曾经一字一板地教我们唱《双狮图》，一边教一边为我们详细地讲解吐字发声的方法，例如，他曾经为我们讲过“逢入必短，逢上必滑”的道理和方法，也细致地为我们剖析过《搜孤救孤》、《打渔杀家》中主要唱段的演唱方法。
不久，上海有人到北平约角儿，我岳父闻讯后立即对我说：“我看你不如先到上海闯荡闯荡，那里有很多好角儿，你去了一定能够长点能耐，不愁将来没有成功的一天。”我岳父的这番话，确实打动了我，使我坚实了从事艺术事业的信心。
提起上海来北京约角儿的事，先要介绍一下上海大来公司的情况。大来公司是上海一个专门约角儿组织戏班儿安排演出的机构，它的董事长是一个大颜料商人，叫吴性裁，其他成员有他的内弟、卡尔登戏院经理周冀华，共舞台经理周剑星，黄金大戏院经理孙兰亭，还有一个叫汪其俊的等多人。这个公司的性质很象今天的演出公司，它专门邀请京角儿到上海各戏院去演出。彼时，这家公司派了一个叫马志忠的人带着他的管事刘铁林到北京来约角儿，我岳父设法找到了刘铁林，跟他谈了我想去上海演出的想法。刘铁林把这件事转告给马志忠，马志忠立即写了封信，请示在上海的吴性裁和周冀华。经吴、周两个人商量之后，同意我去。马志忠很快通知了我岳父，于是我岳父才带着我跟他见了面，领取了公司发给我的包银，准备出发到上海去。
1945年夏天，我带着我妻子谭秀英和未满周岁的三女儿叶红珠，先坐火车到了天津，然后从塘沽搭了美琪号轮船到了上海。途中遇上了风浪，幸亏有几位热心的乘客多方照顾，才使我们安全地到达了彼岸。
到上海后，我拿着马志忠开的介绍信到大来公司面见了吴性裁董事长，吴热情地接待了我之后，开诚布公地跟我说：“这次您一个人到上海来，也不能单独挑头牌演戏，我的意思是请您当我们大来公司的基本演员，我们公司下面的几个戏院，哪里需要老生，您就到哪里去演，您看怎么样？”我听他这么一说，当时就明白了，他这是让我当坐班的班底，无论他们约来哪一位挑头牌的名演员，都要由我们这些班底演员（一称底包）陪着演。我当时想，既然千里迢迢来到上海，总不能再回去，既来之则安之，当班底就当班底，从提高技艺和丰富舞台经验的角度考虑，这对我来说正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原来我跟三哥、四哥演戏，演的都是我们科班的戏，而这次到上海当班底，那就指不定陪着谁演了，这样可以使我开阔视野，拓展戏路，学到许多原来不会的本领。况且比我技艺高得多的裘盛戎、高盛麟等师兄都不以当班底为耻，我又有什么资格非要坚持唱角儿呢？经过慎重考虑，我欣然接受了吴性裁的安排，从此正式成为大来公司的一名基本演员了。
我在上海安顿下来之后，首先陪着梅兰芳先生的得意高足、著名坤伶言慧珠在天蟾舞台演出。开始活儿不多，只在她演《奇双会》等少数几个剧目里有事，其余象《太真外传》、《洛神》等戏，就由宋遇春（老生、李洪春先生的弟子）、宋保罗（老生）和宋遇增（丑）三兄弟陪她演。我在没活儿时便到其它剧场观摩。当时，在上海演出的名角很多：大舞台有林树森先生，共舞台有赵如泉先生和郭玉昆先生，黄金大戏院有周信芳先生和高盛麟、裘盛戎两位师兄。能经常看这些先生们的戏，对我说来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日本投降以后，大来公司从东北约来著名演员唐韵笙先生在天蟾舞台演出，同时还约了武生张云溪，武丑张春华、老生胡少安、青衣李世芳和花旦毛世来等人与他合作。班底中除了我之外，还有小生高维廉、老生李宝奎、丑角艾世菊、花脸马世啸，以及李盛佐和中华戏校毕业生萧德寅等，在当时说来，都是小有名气的演员。这样的阵容可以说是够坚强的。
唐韵笙先生的戏路子与周信芳先生有些接近，但由于上海观众对这位在东北红得发紫的演员不太熟悉，所以上座率远不如周先生所在的黄金戏院高。天蟾舞台是上海最大的剧场，能容纳三千多人，但头几天每场只能卖出一千多张票。剧场前台管事的看到这种情况，就向唐先生提出变更剧目的要求。唐先生也觉得应该以自己独有的拿手好戏去争取观众。于是很快就改演了几出在上海从来没有人演过的戏。
第一个剧目是一出列国戏，叫《好鹤失政》，故事的内容很有教育意义，说的是卫懿公赤喜欢鹤，竟至于给做为动物的鹤滥封官爵，却反而摈弃了其他有用之才。后来北狄入侵，军民不肯抗敌，卫懿公身死国亡，悔之晚矣。唐先生演得好，激情饱满十分感人。不料，上海观众对这出陌生的新戏并不感兴趣，所以上座情况并不好。
接着又演了一出《闹朝扑犬》，其实就是老戏《搜孤救孤》前面赵盾的戏，唐先生演得也极精彩，没成想上海观众还是不认，票卖得还是不理想。
再往后又演了一出《绝龙岭》（一名《闻仲归天》），是《封神演义》中的一段故事。唐先生在这个戏里面演主角闻仲，勾红三块瓦儿脸，前额当中还有一只眼，扎大靠，戴八面威，足下蹬着三寸二的厚底靴子，手里拿着两只“样鞭”，我们所说的样鞭，就是指比普通鞭长近一倍、粗两倍的特号儿鞭。关羽使的那种青龙偃月刀，一称“三停刀”，在戏班里也叫“样刀”。所谓“样鞭”或“样刀”，都是说这种兵刃只是演员拿着在台上做做样子，亮亮相，并不象使用一般的兵器一样，用它们开打或做复杂的舞蹈动作。这个扮相真是威武之极啦，唐先生的功夫是出类拔萃的，他能象耍小玩艺儿似地耍那两根样鞭，我们看了真是过瘾，没有一个人不从心眼儿里佩服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唐先生那么卖力气，不惜把自己那些惊人的绝技拿出来，却还是不上座儿，有时台下的观众竟然不如台上的演员多。卖不出票去剧场就赚不了钱，剧场赚不了钱就要在演员们的身上打主意，于是，他们就降低了我们的饭费。饭费一少，演员们的伙食就差了，情绪也就随之低落了，以致在台上演戏也不那么严肃认真了。记得有一次演出《绝龙岭》时，扮演姜子牙的老生宋遇春一上台唱了一句：“一堆老道瞎胡闹，”扮演燃灯道人的我和其他十几个演老道的演员一听，他唱的不是戏词儿呀，干脆也随便唱吧，于是大家参差不齐地接了一句“拿不着饭钱就穷泡。”这简直是在瞎起哄，台下的观众被逗得哈哈大笑。
在那黑暗的旧社会里，我们艺人只是凭着自己的艺术换饭吃，票房价值的好坏直接关系着我们的衣食冷暖。如此一连好多天不怎么上座儿，直接影响了经济收入，大家为此都很着急。一天，我们演完戏卸了装，因为天气热和心情不好，谁也没有睡意，于是不约而同地都到剧场外马路便道上去乘凉。大家闲聊天儿也离不开本身业务方面的事，鼓佬任子蘅先生说：“咱们大家伙儿得研究研究，看看唱什么戏能吸引观众，如果不把观众的兴头儿挑起来，以后的戏怕是更不好唱了。”大家听了他的话以后觉得在理，你一言我一语地出主意，想办法。唐先生是坐在一旁闷声不语，后来见大伙总也拿不出个好主意来，就大声说：“干脆，咱们弄出新鲜的吧，我反串老旦，咱们演它一出《游六殿》（即《目莲僧救母》，一称《五鬼捉刘氏》）吧！这是出唱工戏，以前我在关外也演过，老旦刘氏有大段的唱，戏后边儿有五鬼捉刘氏的场子，咱们来上点花样儿，加点儿火炽热闹的开打，我估计准能受欢迎。”大家听了以后，立刻来了精神儿，异口同声地说：“好，咱们就排这出戏！”
事情决定下来以后，我们一面抓紧排戏，一面请布景师们画出了大幅广告大造舆论。当时的上海特别讲究造声势，各个剧场之间也在宣传上互相竞争，往往艺术质量好的戏忽视了宣传反倒不如那些临时赶排出来的质量较低的戏更能招徕观众。我们的广告画得很热闹，居然就把观众给吸引过来了，大有与别的剧场同时上演的《封神榜》、《西游记》、《太平天国》等本戏相抗衡之势。
经过短期的排练，这出戏终于正式公演了。唐韵笙先生反串的老旦刘氏，演得特别精彩。那一段段声震屋瓦、脍炙人口的唱腔真是美不胜收。演到五鬼捉刘氏的情节时，扮演五鬼的张云溪、张春华、张小杰、马义堂和郭世仪等人，各个能翻能打，各自露了绝技。唐先生更卖力气，来了个从四张桌子上翻下来接"踝子"落地、同时接五鬼抛过来的飞叉的绝活儿，这一手可真不简单，一时整个剧场都炸了窝。接下来刘氏被五鬼押着游六殿时配上了转台和机关布景，再用各色灯光一打，更是显得阴森可怖。每一殿都有一个阎君，是各个花脸演员分别扮演的，每个人还都有点唱儿。演到最后面的目莲僧救母一段时，更是别出心裁、荒诞不经了。为了影射上海十里洋场的黑暗社会现实，我们借题发挥，强拉硬扯地设计了五鬼之外的几种新鬼，其中郭元汾扮演的酒鬼；朱斌仙扮演的白面儿鬼；宋遇春扮演的大烟鬼；刘斌昆扮演的流氓鬼；崔熹云扮演的野妓鬼和我扮演的身穿皇军军官服、足蹬大马靴、鼻子下粘一撮儿小胡子的日本鬼儿，影射的是曾在[被过滤]中用军刀杀害我们无数同胞的日寇军官古寿夫。演出中，扮演目莲僧的演员从台下把我这个“刽子手”揪到台上，一脚把我踹得跪在了中台口，然后指着鼻子问我：“你是日本人，为什么到中国来作恶？”我接着“唉”了一声儿叫起了唱儿，内容是叙述“我”怎么由日本侵略到中国，又怎么在南京杀害无辜的中国百姓，最后又如何被枪毙在雨花台等等。唱完之后，场面上敲了一声鼓，后台还"啪"的一声作了个枪响的效果，我则应声跪着“起范儿”翻一个“吊毛儿”，表示又一次被枪毙。每演到这儿，观众必然为我喝个满堂彩。这一方面是我那个“吊毛儿”受到了观众的欢迎，更主要的还是因为观众们切齿痛恨日本鬼子，借此抒发爱国的感情。
这出戏一下子演红了，竟至于天天客满，这是连我们自己也始料不及的。现在回想起来，那种粗制滥造的东西，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流露了我们的一些爱国感情，但毕竟算不上什么正规的艺术品。当时，在一些小报大肆吹捧我们的同时，也有人在报纸上撰文抨击我们的演出是迎合小市民趣味的东西，其中对我的批评尤为尖锐与激烈，指斥我的表演是不伦不类的恶作剧。这些文章的作者有的是有识之士，他们是出于良善的愿望规劝我们在艺术上[被过滤]。但也有的人是心怀叵测，故意与我们作对。这是因为我们争取了观众，使有些剧场的营业受到了影响，于是那些剧场的老板便雇用了一些所谓的“文人”出来抨击我们。我读了那些批评文章，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可我们的戏票却因戏的批评反而卖得更快了。我一面勉强继续演了几场，一面正式向唐先生提出停演的建议。唐先生知情达理，他看出了我的心思，当即便表示不再演下去了。
此后，唐先生又恢复演出他的红生戏，如《屯土山约三事》、《曹营十八年》、《挂印封金》、《灞桥挑袍》、《过五关斩六将》、《走麦城》等。因为观众们已从《目莲救母》一剧中了解了唐先生是位文武兼备、唱做俱佳的演员，所以上座情况就不再冷落了。 继关羽戏之后，唐先生又演了《艳阳楼》和《铁笼山》。在《艳》剧中，唐先生演主角高登，张云溪演花逢春，赵松樵先生演徐士英，张春华演秦仁，高雪樵演呼延豹。这几位配合得真可算是珠联璧合，深受观众的欢迎。在《铁》剧中，唐先生演姜维，在后面开打时，赵晓岚、张美娟、董芝兰、于素莲四位女演员扮演了四名女兵；张云溪、阎少泉、高雪樵和我也扮演了四个番女，观众见我们四个人都梳上大头，觉得很新鲜。这出戏也非常受欢迎。唐先生演到最后有个上马、甩甩发接"垛泥儿"单腿亮相的动作，那真是一气呵成，干净利索。相儿定到台口之后，乐队吹"尾声"，大幕徐徐关闭。观众热烈鼓掌欢迎，大幕拉开演员谢幕，人们一看，好么，唐先生纹丝没动，还是刚才亮的那个相儿。关上幕再拉开，还跟那儿站着。这一下可把观众们给震惊了：原来唐韵笙有这么好的功夫！
唐先生的身体是一般人比不了的，他可以整夜不睡，只在快天亮时打一会儿座、闭一会儿眼就能解除一天的疲劳。另外他还有一种非凡的本领，三伏天里演戏，无论穿多厚，他可以不出汗，甚至连水衣子都潮不了。由此可见他的功夫之纯。
唐先生非但武功好，唱功也是超乎一般的。如果说铜锤花脸中的金少山先生是黄钟大吕的话，那么，唐先生就可以算在老生行里音量大得惊人的演员。他在天蟾舞台上唱戏，不光整个剧场听得震耳欲聋，就连剧场外马路上的行人也能听得见。不光音量大，而且气儿长。我们曾在私底下开玩笑说，唐先生在《华容道》里唱那句"皱蚕眉丹凤眼往下观瞧"的长拖腔时，能一连拉十三板。演曹操的演员完全可以卸了装到街上吃顿饭，然后回到后台，再扮上戏上场，也误不了听他唱下一句。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了，但由此足可证明唐先生在唱功上的造诣是不同一般的。
唐先生戏路宽、会得多，许多人见都没见过的戏，他却能倒背如流。我陪唐先生演戏时间虽然不算太长，可从他身上学到的表演技巧着实不少。由此更信服"南麒北马关东唐"的说法是言之有据的了。
在随唐先生演戏的这段时间里，曾经发生过一件足以使受压迫的戏曲人们骄傲的事情。有一天，我们正在天蟾演《艳阳楼》，忽然间从前台涌进来一帮“义务警察”。所谓“义务警察”并非正规的巡捕，而是由各家富豪出钱雇用的假警察，这些人也穿上警服，任务是维护富豪的安全，其性质跟私人保镖差不多。天蟾舞台也有这么几个义务警察，为首的一个叫李阿毛，还有一个叫李小毛，这伙人原先都是流氓。他们每天都站在剧场门口检票，态度非常蛮横，动不动就打人。素日里变着法儿搜刮我们这些艺人们，对女演员更是经常调戏、侮辱。不知那天谁触犯了他们，他们竟然锁上前台的门，然后恶狠狠地冲上正在演出的舞台，强令我们停止演出，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只要是戏班里的人他们见了就打。这种突如其来的袭击使我们一时懵懂不知所措，有的人就吓得往宿舍里逃。后台有两位经事多的管事，一位叫吕春奎，一位外号叫“大刘彪”，他们见流氓们从前台追打到后台，便喊了一声：“别慌，咱们唱戏的还怕他们不成！干净把把匣打开，拿出刀枪把子跟他们干哪！”一句话提醒了大家，我们纷纷抄起“武器”与他们短兵相接地格斗了起来。仗着我们人多，而且身上都有点儿功夫，打了一会儿，那些流氓们就招架不住，纷纷逃窜了。
事情发生以后，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气愤。当天晚上，上海伶界联合会召集各戏院的人们在大舞台开会，主席梁一鸣表示一定要与他们辩理。有位张盛侯师兄在一个江北班里管事，他头一个上台发了言：“这群混帐东西总欺侮我们，我们不能再忍耐下去了，一定要教训教训他们；不然这上海滩就没有咱们的站脚之地了。我们要找他们算帐，讲打架，我们江北班包了。”另有一位姓王的龙套头儿也上台说：“我们跑龙套的演戏走在头里，这次揍他们我们也要走在头里！”张云溪、张春华、张小杰和我等许多人当场报了名，要求去参加教训流氓的“战斗”。唐韵笙先生也不示弱，他找了根很粗的铁通条，外面裹上了布，准备拿它当武器，并风趣地说：“这就是秦琼使的那把锏！”
会上一致决定先向他们下“战表”，约定第三天在天蟾舞台门口对垒以决胜负。消息不胫而走，北京、南京和武汉等地的京剧界同行都纷纷拍电报声援，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和尚小云等先生也发表谈话表示支援我们的正义行动。
各戏院经理们眼看事情要闹大都慌了手脚，他们纷纷出面劝阻我们。市警备司令部治安处的处长也出来调停，巡捕房更把铁甲车开到四马路上，并且称我们有政治背景，这先生是流氓集团背后做了文章。
李阿毛手下的乌合之众本来没多少人，如果真打起来显然不是艺人们的对手。事情是他挑起来的，不动动手就偃旗息鼓他还觉得丢面子，无奈何硬撑着劲儿到黄浦江畔去向青红帮头子求援，结果从那里雇来了几十名打手，条件是无论打与不打，每人每天两元现大洋，如果负了伤，还得负责治疗和养家。我们得知了这个底细，便故意与他们僵持了三天，这一来李阿毛可倒了霉，白白地破费了一大笔钱，几乎破了产。到了第四天头上，他认输了，主动托出人来向伶界联合会求饶。梁一鸣见他们已彻底垮台，更强硬地表示：“求和可以，但得有个条件，李阿毛一帮人必须向我们赔礼道歉，要顶着香盘在四马路、五马路一带游街，并且要给我们的祖师爷行磕头大礼，还要放鞭炮。接受这个条件就讲和；不接受，我们还要武力解决！”流氓们再也不敢违抗了，一切都按照我们说的办了。那一天，我们真是痛快极了，眼瞅着这群家伙们服服帖帖地磕头、游街、赔礼、道歉，一个个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从这次斗争中，我们认识了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尽管是在黑暗的社会里，只要大家齐心，是可以战胜邪恶势力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