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玲：“中国名旦”的陇上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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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墨人生，风流云散。　　年轮交替之时，一场跨越京陇两地的活动，勾起了对本世纪最后一位名旦的戏剧人生的回望。
　　陈永玲，8岁学艺，9岁登台，18岁入选“四小名旦”，是集梅、尚、荀、筱绝技于一身的“中国名旦”。他仿佛为京剧而生,为戏迷而活,他的生命融化在陇原大地……
　　挈妇将雏
　　兰山路9号。几幢高楼后的一处低矮的平房院落里，张世民家的烟囱正忽忽地冒着白烟。
　　炉子里火苗直往外蹿，炉子上茶壶里的水已经沸了，发出“嗞嗞嗞”的响声。穿着棉袄的张世民泡了一壶酽茶，点燃了一根烟，吸了两口，一口京腔慢悠悠地抛出了一句：“陈永玲抽的是凤凰烟。”
　　陈永玲到甘肃京剧团报到的第一天，张世民已经是京剧团演员队的队长。“貂皮大氅，貂皮帽子，二十来岁，长得很漂亮，真正的青春年少。”半个世纪过去了，张世民说起第一次见到陈永玲的情景，恍如昨日之事。
　　从戏校毕业后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三军团文工团的张世民，随部队解放兰州后留在河西走廊，后来再度路过兰州时又留在兰州，1952年西兰京剧团成立后，他成为剧团一员。张世民说，西兰京剧团算得上是1956年成立的甘肃京剧团的前身。
　　陈永玲也就是甘肃京剧团成立的那一年来的，张世民说时间也就是和现在差不多，十一二月份的样子。
　　“之前，陈永玲来过兰州。”张世民回忆说，那一次陈永玲是和谭富英、裘盛戎等名角一起应邀来参加庆祝甘肃通火车的。“是天兰线的通车典礼，他是随着太平京剧团来的，太平京剧团也就是北京京剧团的前身。”
　　那时候的陈永玲已是蜚声菊坛的四小名旦，按张世民说的，是挂头牌的角(儿)。
　　在张世民看来，陈永玲的到来改变了一切——甘肃京剧团的声望及影响被大大提高了。“他对甘肃京剧艺术，包括其他戏剧艺术的发展起到的相当作用、做出的一定贡献从这里就反映出来了。”
　　“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到的时候，我是被叫醒的，下了车还迷糊着，就感觉走路深一脚浅一脚的，也不知道走在什么路上，后来大了一些知道那是走在黄土上。等到喝水的时候，才知道水里要放白矾后才能喝，不放白矾的就是‘黄泥汤’。”陈永玲的长子陈霖苍说。
　　挈妇将雏，1956年那一年，陈永玲来到了兰州。
　　“是应时任省长的邓宝珊将军的盛情邀请而来到甘肃的。”张世民说。
　　在甘肃的30余载，身怀绝技的陈永玲，头顶星辰，践履了粉墨一生的意义和使命……
　　男旦
　　京剧的起源以徽班进京为标志，至今二百多年，比起中国其他的传统艺术门类，如书法、绘画，其年代要短得多。
　　陈永玲并不是梨园世家子弟，他出生于一个富足家庭，因为对中国国剧天生有特殊的接近与喜好，父母不忍拒绝他的请求，才允许他投入了梨园行，也就是所谓的国剧界。其实在他的家庭方面来讲，谁也没想到他真的拿唱戏当了终身的职业。
　　他7岁开始就喜欢随着无线电播放的国剧广播哼腔儿，有一天王瑶卿先生(京剧史上的重要人物，“四大名旦”皆出其门下，人称通天教主)的大弟子山东易俗社头等高材生王芸芳到青岛唱戏时，到陈永玲家拜访他的父亲，一见到陈永玲，王芸芳就说陈永玲的相貌清秀，眼睛大，如果唱戏扮相一定好看到十分，陈永玲的父亲还同王芸芳开玩笑说，这孩子真想学戏呢，你可以收他做个小徒弟。本来是一句顺口之言，谁想到王芸芳竟认了真，随后竟真的托人郑重介绍，想收陈永玲一个记名徒弟，教他两个得意佳作。这也应该就是陈永玲戏剧人生的开蒙起始吧。
　　和程砚秋的相识，算得上是陈永玲一生的一个转折点。
　　程砚秋先生到青岛，陈永玲父亲的朋友宴请程砚秋夫妇时也约上陈永玲的父母及陈永玲作陪。陈永玲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回忆，“不知怎样，程先生夫妇那么喜欢我，爱护的态度十分恳切，同时也劝我父母叫我入梨园界学艺，因为程先生那时是北平戏曲学校的董事长，允许介绍我入该校肄业深造，这就是我考入戏校的动机以及经过与原因。戏校对我特别优待，去了才几天就叫唱大轴戏，学校里的一些人还对外面的人夸奖我是戏校的‘人瑞’”。
　　痛并快乐着
　　一个人的命运总是和时代的命运连在一起。
　　王正强对陈永玲的记忆永远定格在一个背影，一个女人的背影。那时候的王正强正在西北师大上学，陈永玲的戏是在以前的兰州铁道学院演出的，因为时间太久，对戏名已经没有记忆了，但是，王正强永远记得由陈永玲饰演的戏中的那个女人形象——背对观众，修长的背影诉说着无尽的情意哀怨……
　　后来，王正强还在双城门一带见过两三次陈永玲，似乎和舞台上没有怎样的区别，言谈举止就一副坤角的派头。少年时代的廖明一次在人民剧院附近的一家面铺排队换面条时，身后不远处陈永玲也排着队，等轮到陈永玲时，没面条了。计划经济时期是按时下班的，没换上面条的陈永玲急了，突然就来了一阵传神的“哀求”——“您得再压一点，要不然我得饿死了……”之后，一队人得以换到面条。
　　人说，那些曾经大红大紫的伶人，如果光是禀赋过人，又经过千锤百炼，成就了舞台上的光芒四射，其实并不足道。相隔多年之后，回头看去，更吸引人的无疑还是他们的个性、品格，以及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精、气、神，不仅通过舞台，也是通过台下的日常生活、人际交往，乃至急风暴雨、大难降临时的表现，那才是一个独有的个体生命。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珍视自己的演艺生命，舞台是他们的根，失去了根，他们就会失魂落魄，如同扯断了线的风筝，无所适从。这种对职业完美的追求，是与他们对做人尊严的在意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廖明在上学路上碰到陈永玲的时候，正是陈永玲“失魂落魄”的时候——当时也就是40来岁的陈永玲已经没有“舞台”了，这个刚出牛棚的“牛鬼蛇神”，挨完造反派的批斗后,总是在打扫卫生，推着一个铁皮车，拉煤、倒炉渣、倒垃圾……不过，在少年廖明的记忆里，这个搞卫生的与众不同，因为什么时候他总是身姿挺拔,衣着整洁，脸庞干净，头发纹丝不乱，尤其扎眼的是他脖子上扎的那一条白毛巾，什么时候都是雪白的。
　　让少年廖明搞不明白的是，在路上，每次碰到这个“倒垃圾的”，他的特别总能吸引路人关注，身后总有一些人指指戳戳的，有的在学他走路的姿势。后来，少年廖明长大了也就明白了，一个像陈永玲这样的男旦，在那样一个特殊时代是没有空间和地位的,能坚强活下来已属不易。
　　“那真是一个生性开朗快乐的人，在他的脸上你看不到绝望，有的是如水般的平静和一脸的明朗。”廖明说。
　　在那黑白颠倒的“文革”岁月里，顶着多顶“帽子”的陈永玲又一度和廖明的父亲，也是曾经的甘肃京剧团团长的廖友仁老先生成了“难友”，被关在一个牛棚里，还因为这两人都属蛇，所以，又有“两条蛇”之称。“是两条毒蛇哦。”
　　牛棚也就是剧团后台里的一个小化妆间。在牛棚里，廖明说陈永玲开朗快乐的天性再次展现无遗。“他时常即兴表演，给牛棚制造了很多的快乐。”廖明说这些事都是多年后他父亲讲给他听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些白俄罗斯妇女流落在兰州，这些女人常常提着一个刷墙的桶子集中在南关什字一带，她们以给人刷房子为生。这些白俄罗斯女人长得比较高大壮实，当然也非常的漂亮，她们个个天性快乐，而且极爱喝酒，每天只要挣上点钱之后，她们就会买酒喝，而每次喝酒都喝得酩酊大醉。人一旦喝酒了，而且喝高了，往往多是亢奋的，所以，这些白俄罗斯女人喝酒后就开始在街上唱俄罗斯歌，或者大跳俄罗斯舞，这个时候你再看，刷墙的桶子也扔得远远的，她们一个个摇摇晃晃、东倒西歪的，自然免不了会丑态百出。”廖明说在牛棚里的陈永玲为了化解沉闷的气氛，时常就模仿这些白俄罗斯女人酒后的样子，还有名有姓地模仿那些女人中一个名叫“玛露希”的女人，因为陈永玲是演旦角的，自然，模仿女人可谓是惟妙惟肖，时常，他模仿的“玛露稀”给“牛鬼蛇神们”带来了极大的欢乐。
　　据张世民回忆，仅在文革期间，京剧团里就先后有三人走上了绝路。“都是和陈永玲一样受批斗的。陈永玲自己热爱艺术的心也是几次泯灭又几次复燃，但最终他是熬过来了。后来他时常用笑话的方式讲述自己坎坷的人生。从他上世纪四十年代当选新‘四小名旦’到2006年逝世，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在发生着巨变，一直没有改变的就是他爱戏如命的一颗心。”
　　张世民的记忆里，陈永玲来甘肃一年多就被扣上“暗藏右派”的帽子，后因历史剧、古装戏禁演，不许男扮女装演戏，他被耽搁了整整15年的黄金时期。1973年又无故被判刑7年。“他的右派帽子被摘掉，还有一个插曲，那是到北京去演出。之前，陈永玲被停止演出了一段时间，但是，就在停止演出的这一段时间里，有不少观众写信给一些部门要求要看陈永玲的戏，在这种情况下，陈永玲就被允许登台演出。不过，登台演出有一个条件，就是挂牌时不挂他的名字，只挂剧目名。后来，剧团去北京，照规定，演出前只挂陈永玲的《小上坟》剧目名，没有陈永玲个人的名字。北京的那些票友们一瞧《小上坟》就知道是陈永玲来了，可是却没有看到陈永玲的名字，所以，不少票友就要求把陈永玲的名字一并挂上。怎么办？只有向省内的相关部门进行请示。请示的结果，陈永玲的右派帽子被摘掉，自然，名字可以堂而皇之地挂出来了。”张世民说，其实那个时候全国已经开始给右派摘帽了。
　　和恩师陈永玲一起下放到农场劳动的时候，卢美珠每天要干很重的活，累得全身疼，一躺在床上就不想动。可是，每天一大早，当她还在沉睡的时候，就被老师强行叫醒，“他喊我一起去跑圆场。跑圆场的时候，你会发现老师的快乐和投入，他就好像在舞台上在他的戏里跑圆场……”
　　陈永玲的跑圆场被同行称赞为全京剧界第一。“记得有一年他到河北石家庄去演出，那里有一个晋剧演员，人称‘草上飞’，陈永玲演出时，这位‘草上飞’也去看，等到戏落，那位晋剧演员跑到陈永玲跟前双手抱拳，口中直说，您是我师傅，您才是真正的‘草上飞’。”张世民回忆道。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都说，若书写甘肃京剧的历史，陈永玲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篇章，而且是光辉的一页。
　　在这里，陈永玲有过辉煌。从来这里的第一场戏《霸王别姬》开始，这样的辉煌不只在他自身，更是整个甘肃京剧的。“他为甘肃的京剧打下基础，铺了底子。”王正强如是说。
　　张世民的记忆中，在陈永玲的演出黄金时期里，《贵妃醉酒》一戏中杨贵妃手中的那把扇子是一把在当时价值过万元的“真金扇子”。张世民说，那是剧团人员去上海剧装厂订购戏服的时候专门买回来的，当时，那种扇子全国就三把，北京一把，甘肃一把，另外一把好像被沈阳买走了。除了有真黄金外，那把扇子的扇骨是用紫竹做的。
　　陈永玲在双城门的京兰剧院集中演出的时候，传统戏没有被禁止演出。张世民说，那个时候剧院也是挂牌的——像旧时戏班演出，门前竖一牌子，上面是剧目名和演员名。但凡听说今天演的是《贵妃醉酒》或者是《小上坟》，就是不用挂牌，兰州城大批的票友们闭着眼睛都知道是“陈永玲的”，张世民还清楚记得甘肃京剧团在以武生李大春、陈永玲挑梁演出期间，一年演出次数超过700场，“那可是天天有演出啊。”
　　“今天，他被评价为艺术家，而他之所以能为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不仅仅热爱艺术，继承艺术，更因为他发扬艺术。”张世民说，梅兰芳先生曾说过，学梅者生，像梅者死。而陈永玲之所以生而且生得辉煌，就是他善于发扬和创新艺术。
　　“博采众长，又独具一格、自成一派，自创剧目《义责王魁》、《铡判官》、《祥林嫂》等极具特点。”戏曲评论家范克峻说，“只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夜深沉”曲牌奏响了，大气磅礴中充满柔美与激情的旋律，烘托着敲金击玉般的铮铮鼓声……大幕拉开，空空舞台，谁人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