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孟分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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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内忧外患——内，携妻赴天津，孟小冬心生不满——外，《凤还巢》“禁演”风波——孟小冬不甘被“藏”离金屋，也赴天津，重登舞台——梅兰芳发妻王明华病故——孟小冬争宠——梅兰芳冒破产危险赴美
血案本身，和孟小冬没有关系，但是，制造血案的李某（王某？）却和孟小冬有关系。尽管孟小冬始终不承认她和该人有关系，甚至发誓她根本不认识他，然而事实是，他是她的戏迷，更是她的追求者，也许郎有情，妹无意，但他们的确见过面，而且不止一次。他是因为孟小冬，才欲绑架勒索梅兰芳的，从而造成血案。因此，如果有人说，血案的发生和孟小冬不无关系，似乎并不为过。
既然如此，心有余悸的梅兰芳不得不重新审视他跟孟小冬的关系。他俩结合，固然有朋友的撮合，但更重要的还是两情相悦。然而，男女相爱不是一切，特别是爱会淡，情会逝。当爱淡了，情逝了，剩下的又都是流言、麻烦、困扰、压力，那么，两人逐渐疏离，便是自然的。
对于梅兰芳来说，血案没有伤及他肉体，但却给了他巨大的精神压力。这份压力，是外界给予的不利于他名声的议论，甚至指责。他是爱惜羽毛的，他那么多年来精心打造了温和、大度、善良、谦恭、义气、责任等等好名声，他一直细致地维护着。如今，如此血惺味浓重的惨案，因他爱的孟小冬而发生，使他险些遭遇不测，又使张汉举做了他的替死鬼，无疑对他一贯的好名声和一贯的良好形象造成极大的破坏。
也许是为了及时挽回他在公众面前的形象，也为了给自己的家庭一个交代，血案之后，梅兰芳很少回他和孟小冬的爱巢了。尽管外界对梅兰芳、孟小冬的关系议论颇多，但他们结合，毕竟从来没有公开过，始终处于保密状态。不知梅兰芳此时的心理如何，他是想就此重返夫人身边，而淡化他和孟小冬的关系，用事实平息对他俩关系的猜测？不得而知。
总之，梅兰芳不仅回家了，而且常和夫人福芝芳出双入对。不仅如此，1928年初，天津《北洋画报》突然刊发这样一条消息：“梅兰芳此次来津出演中原，仍寓利顺德饭店。但挈其妾福芝芳同行，则系初次。”也就是说，他赴天津演出，陪在他身边的不是孟小冬，却是妻子福芝芳，而正如报上这条消息所说，他携福同行，还是第一次。这实则向外界传达出一连串信号：他的妻子是福芝芳，他们夫妻关系甚笃，他们家庭幸福。
捧读这则消息，孟小冬气极。在她看来，福芝芳在向她[被过滤]，或者说，梅兰芳在向她表明一种态度。这让她无法接受。之前，她也觉察到梅兰芳的转变。因为他俩的关系，她不得不深居简出，被藏在金屋里，不敢轻易露面。这是为什么？无非是为保护梅兰芳，保护他的好名声，保护他的好形象。为了他，她这样的牺牲自己，消融自我，别离了舞台辉煌，抛弃了艺术追求，过着一种金丝雀般孤寂无聊的生活。想想自己也是有才华的，为了爱一个男人，却不得不忍受这样的生活，她越想越觉得委屈，越想越气。
这个时候像孟小冬这样处于如此地位的女人一般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凭什么你们夫妻公开地逍遥自在，让我一个人独吞苦酒独守空房，哪有这样的道理？于是，一气之下的孟小冬收拾了一些简单行李，离开爱巢，跑回了娘家。这个时候像孟小冬这样处于如此地位的女人的娘家人一般也都会站在女方这一边，指责男方忘恩负义或者背信弃义。孟鸿群夫妇也不例外，在为女儿的遭遇鸣不平的同时，提议：他们夫妇能去天津，你为什么不能去天津？
孟小冬想想也是，他梅兰芳可以去天津唱戏，我为什么不可以也去天津唱戏。他能唱，我也能唱。也不知道是出于报复心理，还是久不登台，嗓子发痒很想过过戏瘾，或者是两者兼有。孟小冬决定即刻赴天津。
一番联系之后，孟小冬准备在天津春和戏院登台。她很久没有露面了，戏迷们早就饥渴万分，突然获悉她又唱，无不欢欣鼓舞。率先唤小冬“冬皇”的沙大风，本就是“孟迷”，他曾很肉麻地称她为“小冬吾皇”，还连呼“万岁”，如今得知“吾皇”将抵津，连日在其主办的《天津商报》上开辟“孟话”专栏，大捧特捧，极力宣传。
  
梅孟分手（二）：梅兰芳内忧外患（2）

这次，和孟小冬合作的是有“坤旦领袖”之称的雪艳琴（本名黄咏霓），她俩之前有过合作，感情尚可。不过，孟小冬和梅兰芳结合，她是瞒着雪艳琴的。对此，雪艳琴有些不满。但是，当孟小冬去找她，想请她一起组班赴天津演出时，她还是爽快地答应了。两人在天津的三天打泡戏，分别是第一天，合作《四郎探母》；第二天，孟小冬演压轴《捉放宿店》，雪艳琴演大轴《虹霓关》；第三天，雪艳琴演压轴《贵妃醉酒》，孟小冬演大轴《失空斩》。两人合作，配合默契；两人分演，又各自精彩。
虽然孟小冬在天津只演了十来天，但受欢迎程度丝毫不逊于当年。她的艺术才华固然令人称道，她特立独行的行为举止，也引人关注。唱戏时，她着男装，戴髯口；生活中，她也着男装，而且不施脂粉。小女子的娇美，衬上帅气逼人的装扮，为她平添了英武之气。听完她的唱，看完她的演，戏迷们过完了戏瘾，很自然地将注意力转向她和梅兰芳的关系。对此，她拒不吐露一星半点。联想到不久前梅氏夫妇抵津，如今孟小冬孤身一人抵津，他们的关系显得更神秘了。
梅兰芳万万没有料到孟小冬会不告而别独赴天津，而且还粉墨登台大唱了一把。原本，他喜欢她，除了美貌、才华，还有就是较强的个性。然而这时，他认识到，个性有的时候是和“倔强”“任性”“耍态度”“使性子”等联系在一起的。他很无奈。不过，不管怎么说，他能够体会到孟小冬内心的怨气。他知道，他无意中的行为，伤了她。于是，待孟小冬返京，而且没有返回爱巢直接回了娘家后，梅兰芳主动去把她接了回来。
人是接回来了，但不可否认，他俩关系的那片阴影又扩大了一些。梅兰芳刚刚安顿好“后院”，“前院”又失火了——1928年春，他遭遇了《凤还巢》“禁演”风波。这让他因家事而有些阴郁的心情雪上加霜。
京剧向以历史题材为主，且多是悲剧，喜剧偏少。有喜剧色彩的戏多是以三小（即小生、小旦、小丑）应工的玩笑戏，而闺门旦应工的喜剧就少之甚少了。梅派代表剧目之一《凤还巢》就是一出闺门旦应工的喜剧。该剧情节曲折，妙趣横生，执笔者仍是齐如山。
长期以来，社会上一直有“京剧《凤不巢》曾被刘哲禁演”的传说。《舞台生活四十年》（1986年再版）最后一节的“按”里这样说：
《凤还巢》就是在中和园首次上演的。当时正是张作霖当大元帅的时期，
奉系人物因“奉”“凤”同音，忌讳这出戏，当时的教育总长刘哲曾托人带话
最好不演《凤还巢》。
许姬传、刘松岩、董元申著《梅兰芳》（1987年版）一书里有关《凤还巢》这样写道：
1928年4 月6 日，《凤还巢》在北京中和园上演。当时奉系军阀们因《凤
还巢》剧名与“奉还巢”同音，竟由奉系教育总长刘哲出面，以所谓“有伤风
化”的罪名禁演了这出戏。喜剧变成了禁戏。后来《凤还巢》在人民的支持下
，终于恢复了演出，那风趣的剧情和优美的唱腔，也才得以在群众中广为流传
，成为各剧种竞相移植的喜剧剧目。
1994年出版的《梅兰芳年谱》也有类似说法，作者在1928年条下写道：
4 月6 日，在北京中和戏院首演《凤还巢》。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因《凤还
巢》剧名与“奉还巢”谐音，竟由教育总长刘哲以“有伤风化”的莫须有罪名禁演。
除了几种文字记载外，还有口头传说，都说《凤还巢》曾遭禁演。无论是口头传说还是文字记载，依据的恐怕就是《北洋画报》1928年5 月2 的一则消息，该消息称：“梅兰芳新排之《凤还巢》，教育总长刘哲认为有伤风化，有实行取缔说”。这则消息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几条消息并列，其他几条消息分别是“袁寒云被张宗昌、孙传芳委任‘何南安辑使’”、“著名建筑家关颂声远赴美国”、“南开女中举行春季游艺会”，这四条消息的总标题为《据说……》。
很清楚，总标题之所以为《据说……》，是因为那四条消息都没有得到证实，只是“据说”。所以，《凤还巢》问题也只是“据说”，“有实行取缔说”，却并没有明确告知已被取缔或被禁演。当然，既然有此说，那么的确有这种可能。如果人们只看到这《据说……》就作“被取缔或被禁演”的推断，倒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仅隔了一周时间，《北洋画报》于5 月9 日发表了署名朱弦的文章，题目为《〈凤还巢〉问题》，文章说：

梅孟分手（二）：梅兰芳内忧外患（3）

近传教育部对于梅兰芳新排之《凤还巢》认为有伤风化，拟加以取缔，但非事
实。《凤还巢》一剧，在昆曲名《丑配》，在秦腔名《循环序》，梅易为乱弹，命名
之由。因剧情中程雪娥之婚姻，几经变幻仍如其故，原拟名《换巢鸾凤》，既因并未
尝换巢，乃易今名，此剧来历如此。或谓宜名《三洞房》，似较原名为佳。
如果朱弦的文章到此为止，那么远不能令人信服，所以，他在明确指出“但非事实”后，又详细谈到此说究竟因何而来。原来，《凤还巢》初演时，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刘哲的确亲临中和戏院，观看该剧。戏过半，他突然想起询问身边的教育部某司长：“这出新戏我们审查过否？”司长说：“尚未。”刘哲便说：“可调取原本来略加修正。”
当时，刚出笼的新戏是要经教育部审查的。次日，司长命“通俗教育会”给梅兰芳发去一函，要求将原剧本尽快送至“教育会”审查。“通俗教育会”是教育部的一个分组织，司长兼任该会会长。函发出十日，“教育会”并未收到梅兰芳的回复，更不见剧本，便有些恼火，遂将原函全文刊登在报纸上。“报纸披露此事后，日本某评论家即抓为题目，加以评论，‘教育会’又致函某日本评论家，与之辨正，遂致问题。”
这位日本评论家与“教育会”辩争的焦点在于“审查”和“取缔”的区别，可能他的意思是“教育会”名为“审查”，实则找茬“取缔”，而“教育会”则反驳，称“审查”就是审查，与“取缔”是两回事。如此热热闹闹的辩来争去，传言便纷纷而起，说梅兰芳有意对抗教育部之命，教育部因而将取缔《凤还巢》，甚而取缔《思凡》、《琴挑》等剧。
梅兰芳没有回复，并非他致教育部之命于不顾，就他的性格与处事原则，他也绝不会有意那么做。根本原因是他压根儿就没有收到“教育会”的函。当他在报纸上看到此函后，大惊失色，忙叫人四下找寻，却在中和戏院找到了原函。原来此函被误投到中和戏院，谁也没有注意到这样一封公函，而梅兰芳此时已移师开明剧场演出，所以没有及时收到该函。
找到公函后，梅兰芳立即回复“教育会”，说明原因，并表示道歉。同时，他让人将剧本送到了教育会。仅三天后，“教育会”就将审查过的《凤还巢》剧本交还给了“承华社”，上面只对程雪雁的台词作了小小的修正，其余均未加改动。有人随即问梅兰芳如何看待“教育会”的修改，梅兰芳说：“此戏慈先生的丑小姐，跟《凤筝误》差不多，没有什么。”
朱弦在文章中最后说：“‘通俗教育会’改得也好，盖所谓有伤风化，殆慈瑞全打诨太过，梅所饰为贞女雪娥，谈不到有伤风化也。”
如果说因为《北洋画报》的主持人是冯幼伟的侄子冯武越，而有意偏袒梅兰芳，特地请人出面辟谣的话，那么，不要忘记该报的经济资助人是奉系的张学良将军。从该画报里既有梅兰芳这边的人，又有奉系那边的人来看，《〈凤还巢〉问题》这篇文章具有“权威性和可靠性”及公正性。
梅兰芳这样一个名人，教育总长刘哲不会不知道，他绝不会随随便便地就禁演梅兰芳的戏。当然，“凤”与“奉”的确是谐音，奉军在北京的军纪也的确很坏，北京人的确是很想让他们“还巢”，即退回到关外去。从这个角度看，刘哲也可能的确有取缔、禁演的想法，但到底没有真凭实据。不过，梅兰芳的确经历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克服了内忧外患，连续平息了几场风波，梅兰芳不免心力交瘁。好在他有超人毅志力，更想以事业掩藏烦恼。随后，他创排了两出新戏，即全本《宇宙锋》（这出戏日后成为“梅派”代表剧目之一）和《春灯谜》。这两出戏都是从开台一直演到散戏。无论是对于梅兰芳，还是对于戏院而言，这样的演出方式都是一种创新，也是梅兰芳京剧舞台实践方面的一次改革尝试。
然而，下半年，梅兰芳又遭生活打击，发妻王明华不幸病故于天津。在她病危时，梅兰芳闻讯即刻赶到天津。据说，孟小冬随即也抵津，见了王明华最后一面。王明华故后，梅兰芳亲书挽联：
   
梅孟分手（二）：梅兰芳内忧外患（4）

三年病榻叹支离，药灶茶炉，怜我当时心早碎；
一旦津门悲永诀，凄风苦雨，哭卿几度泪全枯。
王明华是9月下旬去世的。两个月之后，梅兰芳、孟小冬相携出现在香港。这年年初，梅兰芳携福芝芳赴天津演出；这年年末，梅兰芳携孟小冬赴香港演出。人们将两事结合在一起，不由这样揣测：梅兰芳此次让孟小冬公开露面，而且不顾众人疑虑目光，公然携孟小冬赴港，一是为了补偿亏欠她的，一是为了就此公开他俩的关系。事实上，梅兰芳此次赴港，是演出，而不是个人游历，因此，随他同行的，还有承华社诸成员。孟小冬时时相伴在梅兰芳左右，实则映证了外界对他俩关系的猜测。
结束香港演出，梅、孟并未即刻返回北京，而是先去了上海。据报载，他俩是在次年2月中旬才回到北京。也就是说，这次，他俩“单独”相处了长达近三个月。之所以说是单独，是因为梅兰芳不必像在北京一样，一会儿这个家，一会儿那个家的两头跑，而只守着孟小冬一个。不仅如此，1929年的新年，梅兰芳似乎也没有回家过。这或许是他俩第一次，也许也是唯一一次在一起过年。
这一切，都让孟小冬心情大好。从1927年初两人结合，她一直处于“地下”状态。这样的生活，让心高气傲的她着实感到不舒服，也常常报怨不被尊重。如今，她有重见天日之感。她终于如愿“修到梅花”了——回京后，报上刊登了她的一幅玉照，标题是“修到梅花之孟小冬自沪北归后最后造像”。
紧接着，2月9日，《北洋画报》上又刊登了孟小冬不同表情的一组照片，有迎吻、送吻、斜睇、凝思，还配发了一篇题为《写于“小影”之后》，文章说：“谈起孟小冬，她现在哪里？现随何人？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恐怕正在问题，而不成问题之中。有的说已经做了‘梅妻’。小冬踪迹，据传现在上海，然而现在本报竟得了她最近的妙影多幅，津门倾倒小冬的人很多，大可看看。然而也不过看看而已可也。至于她‘迎吻’是迎谁的吻？‘送吻’是送给谁？‘斜睇’睇谁？‘凝思’思谁？都在似乎可以不必研究之列……”
如果说，这篇文章对梅、孟关系还在遮遮掩掩、欲盖弥彰的话，那么，一周之后《北洋画报》上的一则新闻，则更加做实了两人关系。新闻称：“孟小冬业已随梅兰芳倦游返平，有公然呼之梅孟夫人者……”可以说，至此，梅、孟关系算是彻底公开了。
此时，梅兰芳似乎处理好了家务事，然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赴美演出的准备工作中。他没有料到，关于是携夫人福芝芳，还是携孟小冬赴美，又引发风波。
早在1919年和1924年两次赴日演出大获成功后，梅兰芳就萌生了赴美演出的念头。不过，相比去日本，梅兰芳对去美国有很深的顾虑。日本无论如何与中国同属亚洲，肤色相近，文化背景相仿，中国戏剧与日本歌舞伎有很多相似之处。日本古典戏剧直接受到中国唐朝歌舞《兰陵王入阵曲》的影响，在中国失传的唐朝古舞在日本却被完整地保存着。日本著名的“能乐”就受了中国元曲的影响，而“狂言”则受了唐代参军戏的影响。因此，梅兰芳在日本演出了《天女散花》、《黛玉葬花》、《千金一笑》、《嫦娥奔月》、《游园惊梦》等以中国古典文化为背景的戏，日本人完全能够看得懂。
然而中国对于美国人来说，则完全是陌生的。那个时期的美国人，如果说对中国人的态度还算友善的话，那也绝不是出于尊敬，对中国人嗤之以鼻的美国人大有人在。他们不认为中国有文化，他们认为如果中国有文化的话，何以会如此遭人掠夺而沦为世界弱国？中国人又何以会陷入如此悲惨的困境？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人只会做杂碎和杂碎面。至于中国戏剧，是他们用来讥讽中国的又一有力武器。有位名叫伦伯的美国人认为中国人完全缺乏艺术美感，原因是所有演员的吐字都是单音节的，没有一个音不是从肺部挣扎吐出的，听起来就像是遭到惨杀时所发出的痛苦尖叫，更有人说那唱腔高到刺耳以至无法忍受，尖锐的声音如同一只坏了喉咙的猫叫声。

   
梅孟分手（二）：梅兰芳内忧外患（5）
在这种情况下，梅兰芳去美国演出，能就此改变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还是给美国人进一步讽刺挖苦的机会？连梅兰芳自己都难以设想。另外，单靠梅兰芳的表演就能拉近如此巨大的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谁也不敢这么肯定。
因此，梅兰芳虽然有心赴美，但时机尚不成熟，他一直在等待，在准备，直到华美协进社向他发出了邀请，赴美计划这才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华美协进社”，这是个美国的民间团体。梅兰芳即便成行，也是以私人名义出访，因此一切经费自筹。尽管梅兰芳此时身价不菲，演出酬劳也高，但他并非出身豪门，没有祖产，只靠演出所挣戏份不但要养活一家大小，又因乐善好施，常常接济贫寒的同业人士，在家接待国际人士所产生的高昂的外交费，他也得自掏，所以面对赴美所需经费时，他颇有点一筹莫展之感。
不得已，他只能四处借贷，却一因数目太大，二因对他赴美能否成功能否挣到还债的钱表示怀疑，最终毫无收获。幸亏齐如山的亲威兼世交李石曾联合了银行界友人，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和他的秘书溥泾波等人四处奔走，在北平募捐到5万美元。同时，冯耿光和吴震修、钱新之等人在上海又募捐到了5万美元，总算筹齐了旅资。
然而，就在梅兰芳动身前两天，从美国传来消息，说“美国正值经济危机，市面不振，要么缓来，要么多带钱”。此时，梅兰芳赴美宣传等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此时如果“缓来”，声誉势必受损，但如果强行前往，又有可能血本无归而破产。梅兰芳犯了难。
左右权衡，思来想去之后，梅兰芳最终还是下了决心：冒险一拼。于是，冯耿光凭中国银行董事的身份，又筹来5万美元。梅兰芳便怀揣着15万美元，冒着破产的危险，战战兢兢地跨洋过海去了美国。
那么，梅兰芳为什么一定要去？早在他第二次访日归国后，美国驻华公使约翰?麦克慕雷去“梅宅”拜访他时，就曾建议他去美国演出，说“如果能够成行，则可使美国人民增进对中国戏剧艺术的了解，更可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或许“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之类的理由过于含有官方色彩而略微显得虚，对于梅兰芳而言，到一个与中国、日本完全不同的国度展示中国文化，尽管难度颇大，但却也极具挑战性。如果说十年前他第一次去日本是“试水”的话，如今的他，演艺已臻成熟，名望也大了许多，一切都水到渠成。
更使梅兰芳下决定的，是另一位美国公使保尔?芮恩施。他在卸任回国前，在徐世昌总统为其举行的饯别酒会上，说了一番和约翰公使所说大同小异的一段话，他说：“要想使中美人民彼此的感情益加深厚，最好是请梅兰芳往美国去一次，并且表演他的艺术，让美国人看看，必得良好的结果。”芮恩施所说并非心血来潮，他与梅兰芳彼此并不陌生。早在梅兰芳初演《嫦娥奔月》时，一次，留美同学会在当时的外交大楼公宴芮恩施，梅兰芳应邀演出《嫦娥奔月》后半出。芮恩施对梅兰芳的表演大加赞赏，次日还特地到梅宅拜访梅兰芳，与梅兰芳有过相当愉快的会晤，此后他又陆续看过几次梅兰芳的表演。
因为是官方宴会，在座的都是官方人士，他们异常惊讶于芮恩施的话，他们想不到一个中国演员竟然在美公使心里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他们根本不相信一个京剧演员能实现中美亲善，他们以为芮恩施在和他们开玩笑。芮恩施看出这些人的疑虑，于是补充说：“这话并非无稽之谈，我深信用毫无国际思想的艺术来沟通两国的友谊，是最容易的，并且最近有实例可证：从前美意两国人民有不十分融洽的地方，后来意国有一大艺术家到美国演剧，竟博得全美人士的同情，因此两国国民的感情亲善了许多。所以我感觉到以艺术来融会感情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何况中美国民的感情本来就好，再用艺术来常常沟通，必更加亲善无疑。”
大多数人对芮恩施的话仍然将信将疑，唯有当时的交通总长叶玉虎（恭绰）心有所动。当齐如山、梅兰芳从叶玉虎那里得知芮恩施所说后，异常振奋，联想到约翰公使曾经的提议，以及这几年的外交活动，使相当的在华美国人熟知了梅兰芳与中国戏剧，他们预感到赴美计划必能得以实现。


  
梅孟分手（二）：梅兰芳内忧外患（6）

赴美的决定是下了，那么，该取何种方式赴美呢？梅兰芳一时无法做出抉择。有人提议，通过经纪人介绍。这固然是个办法，但有人反对，说吃经纪人这行饭的都相当狡诈不好对付，很容易受他们的骗、上他们的当。比较之后，他们认为比较可行的办法是由对方来邀请，就像赴日、赴港演出一样。对方邀请又分两种方式：一由官方发出邀请，这里由外交部承接；一由民间团体发出邀请。官方邀请比较麻烦，特别是北洋政府外交部官员并非愿意倾力支持。这样一来，由民间团体发出邀请是最为合适的。
1932年，北平出版了由齐如山撰写的《梅兰芳游美记》，较详细地介绍了梅兰芳在美演出情况。在谈到梅兰芳何以能去美国的原因时，该书说“确因与哈布钦斯君有约，否则赴美的心愿，还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达到呢”。哈布钦斯是美国的剧作家，在纽约有一家剧场。当他从司徒雷登那里得知中国名伶梅兰芳想到美国演出时，当即表示“梅兰芳到美国来，可以在我的剧场里出演”。虽然哈氏对梅兰芳赴美表现得很积极，但梅兰芳最终能赴美接受的并不是他的邀请。
齐如山在《梅兰芳游美记》里没有提到“华美协进社”，但偏偏就是华美协进社最终促成梅兰芳的愿望得以实现。该社成立于1926年，由胡适、张伯苓、梅兰琦、杜威（John Dewey）等几位中美学者共同发起在美成立。这是一个“得到联邦政府教育部门拨款，接受美国一些基金会资助，并由纽约州立大学系统董事会发给执照，以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为主旨的非牟利性团体”。“华美协进社”成立后的首件大事，就是邀请梅兰芳访美。
出于对赴美的结果不可预知考虑，梅兰芳在决定赴美后一直到动身前，和“智囊团”成员做了大量的几乎是面面俱到的铺天盖地的准备宣传工作，意图先让美国观众对中国文化、中国戏剧有个初步认识。
首先，他们与美国的新闻界、各大戏院剧场联系，寄去照片、剧照并配以文字说明。齐如山临时编撰了几本书以加大宣传力度，其中有详细介绍中国京剧知识的《中国剧之组织》、专门介绍有关梅兰芳这个人的《梅兰芳》和《梅兰芳歌曲谱》以及对梅兰芳准备演出的戏加以逐一说明的《说明书》。似乎还嫌不够，他们又画了两百幅图，涵盖了剧场、行头、扮相、脸谱等十五类，可谓详尽细致到无可挑剔。
对于剧场和舞台的布置，存在着几种意见：“完全中国式”、“中西合璧式”和“完全西式”。梅兰芳和齐如山都倾向于“完全中国式”，理由很简单，他们是中国人，演的是中国文化背景的戏，自然需要中国式的舞台作为载体。另一方面，他们这次赴美，目的就是全面展示中国戏剧，无论美国人是否接受，但他们看到的毕竟是纯味中国戏，如果舞台是西式的，何以突显“中国”模式？
因此，齐如山在用纸板比划了几十次之后，最后决定采用中国故宫里的戏台模式。舞台布置完全是中国特色：第一层是剧场的旧幕，第二层是中国红缎幕，第三层是中国戏台式的外帘，第四层是天花板式的垂檐，第五层是旧式宫灯四对，第六层是旧式戏台隔扇。至于剧场，门口满挂中国式宫灯、梅剧团特有的旗帜；剧场内也挂着许多中国式纱灯，上面绣有人物故事、花卉、翎毛；壁上挂介绍中国戏剧的图画；所有剧场人员包括检场、乐队、服务人员都着统一的中国式服装。这样一来，观众从靠近剧场开始就将被中国文化所包围，也有助于他们对中国戏的理解。
除此，赴美成员还接受了一些规矩训练，包括在火车轮船上的规矩、外国街道上的违警标志、旅馆里的章程、吃饭穿衣的习惯等。光为吃西餐时，如何拿刀叉、怎样吃面包，名种菜怎么吃，汤怎么喝等，他们就排练了几十次，一会儿到德国饭店、一会儿到英国菜馆。
为慎重起见，梅兰芳遍访在华美国人和曾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以做可行性研究，频频与熟知美国文化的知识分子接触，一方面了解美国文化以做到知己知彼，一方面也在寻求他们的帮助，其中出力最大的，除了胡适，是张彭春。


   
梅孟分手（二）：梅兰芳内忧外患（7）

张彭春是一个兼通中西方戏剧文化的学者。和胡适一样，毕业于美哥伦比亚大学；也和胡适一样，同时受业于教育家杜威门下。其实，“华美协进社”之所以愿意出面邀请梅兰芳赴美，正是接受了张彭春的建议。
张彭春自幼爱好京剧，留美期间因为哥伦比亚大学与著名的百老汇剧场相邻而有了很多观西方戏剧的机会，尽管他先后获得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但对戏剧也颇有研究。回国兼任南开大学教授后，他便被推选为“南开新剧社”副团长兼导演。这位既熟悉西方戏剧，又深谙中国京剧，还精通话剧；既有文学、哲学做底子，又进行了比较戏剧的研究的才子，连胡适都对他的学识及戏剧造诣推崇不已，称他是“今日留学界不可多得之人才”。
多年以来，张彭春在美国开设中国戏剧课，在中国开设西方戏剧课，致力于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传播，成绩斐然。他相信：东方戏剧和西方戏剧只要相遇，非但不会相互排斥，必然是从相遇、相知乃至相辅相承。因此，在他看来，梅兰芳作为中国戏剧的领军人物，如果能去美国演出，让崇尚“眼见为实”的美国人亲眼目睹中国的确存在着虽然与莎士比亚、易卜生不同但同样是精美绝伦的戏剧艺术，将会极大地改善中国戏剧在西方的地位。
有齐如山等“智囊团”成员在细枝末节上的充分准备，有胡适的鼓励、出谋划策和积极参与，有张彭春的戏剧理论做基础。如此种种，梅兰芳尽管仍然对赴美前景心存忐忑，但毕竟不是黑暗一片，他甚至能隐约看到不远处的曙光。于是，他也就甘心冒着破产的危险，出发了。正如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所说，这一次，是梅兰芳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把握的演出，如履薄冰。
外界很少有人知道，在梅兰芳出发赴美前，身边的两个女人明里暗里地进行了一场赴美之争。
在进行大量而细致的准备工作中，梅兰芳他们预备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小礼物，有梅兰芳亲自绘制的扇面、印有梅兰芳名字的绢绣等，还有笔盒、墨盒。其中有的墨盒上刻着梅兰芳的名字，以及梅兰芳的古装妇女头像，还有的墨盒上是孟小冬反串《游龙戏凤》的李凤姐和反串《黛玉葬花》中的黛玉的剧照。对此，齐如山儿子齐香曾这样回忆说：
我父亲一直为梅剧团到美国演出而从事繁忙的准备工作。记得我姐姐齐长也用心
地描绘脸谱。准备到美国送人的礼物种类很多，梅先生自己画了很多扇面，我姐姐也
画了些，以备万一不够分配临时使用。还有小巧的工艺品，如墨盒、砚台等。墨盒上
都刻有图像。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孟小冬扮的古装像。她本是演老生的，这幅画面
却是扮的古装妇女，十分漂亮。……
这意味着什么呢？可以揣测，起初，梅兰芳是打算带孟小冬一同赴美的。如果他携孟同行，那么又该如何对福芝芳交代？所以，他不免有些犹豫。毕竟福芝芳是公认的梅夫人，孟小冬的身份算什么呢？如果到了美国，有人问起来，他又如何解释？也说是梅夫人吗？再说了，年初，他携孟小冬赴广州，赴香港，又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连年都在一起过的，也算对得起她了，这对福芝芳，多少有些愧疚。如今，他是不是应该携福同行呢？这样，也算端平了一碗水。
福芝芳和孟小冬都争取随梅同行，谁也不相让。福芝芳的理由，她是正宗的妻子，何况梅兰芳刚刚和孟小冬同游了香港，这次无论如何也该轮到她了；孟小冬的理由，她和梅兰芳赴港，原本就是梅兰芳补偿她的，因为之前，他带福芝芳去了天津。同时，她还说了一个十分有说服力的理由，那就是，福芝芳此时已有孕在身，不适宜长途旅行，何况梅兰芳此次赴美，演出任务重，时间也长，身边有个孕妇，怎么说也不太方便。
“有孕”，这是福芝芳赴美最大的障碍，也可能就是梅兰芳最终下决心弃福取孟的最主要的原因。于是，墨盒上便有了孟小冬的头像。
福芝芳也知道挺着个大肚子随梅在美，的确不便，但她又很不甘心。既然“孕”这个问题是个障碍，那么，消除这个障碍不就行了嘛。如何消除？堕胎！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梅兰芳还能说什么？他横下一条心：谁也不带。
孟小冬仍然不甘心，她继续在努力。然而，梅兰芳决心已下，执意不肯回心转意。孟小冬气不过，又独自跑回了娘家。她以为梅兰芳会像上次那样，等到事过境迁后来接她回去。可是，她左等右等，只等来《北洋画报》上的一则梅兰芳、福芝芳夫妇同游北戴河的消息。这则消息这样写道：
台上的梅兰芳是人人看得见的，下装的梅兰芳是人人想一看的，穿着海水浴背心，
曲线美毕呈的梅兰芳，更是人所不得见而极希望见的。当梅氏与其夫人到北戴河作海水
浴的时候，海滨居民旅客，空巷往观，真有眼福。
此时，孟小冬知道，事情恐怕已经不能挽回了。反过来想，我孟小冬没能赴美，她福芝芳也一样去不成。两败俱伤无所谓，总好过我输你赢。这样一想，她的心里略微好过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