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9名元老在遵义留有一笔巨额资产，如果找齐转世的另外8个人，就可以找到这笔钱
由浙江农民余思高创立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经4年发展，组织成员数百人，遍布贵州、湖南、湖北、重庆、河北等十余省市，他们不仅敢于去监狱提犯人，而且敢在银行存假币、坐火车不给钱、骑摩托车不带证。 而湖南农民吴廷标，赴岳阳监狱并非只是其“一时糊涂”，而是其一贯逻辑的延伸，他不仅为组织发展新成员，还按月收取费用，供养给上级。
在警方彻底将这个荒诞组织铲除之前，一批一批的新成员将加入其间，成为下一个“吴廷标事件”的伏笔。
本报首席记者 曾鸣 发自湖南保靖县
5月17日下午4点35分，岳阳监狱三监区监区长杨海波在值班，一高一矮两名男子来到面前，问“杨海波是哪位？请让他快来见我们！”
得知眼前的人就是杨海波，高个男子拿出四份文件——《关于请求将林国昌保外就医回家赡养慈母体弱多病的申请报告》及国家领导人的回复，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我们是专门来提你单位罪犯林国昌保外就医回家的，这里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亲笔回复，请立即将林国昌交给我们带走！”高个男子极其强硬。
杨海波糊涂了，保外就医和“环境保护法”有什么关系。
杨海波试着去解开疑团，随后他发现了一则冒充联合国维和部队官员行骗的奇异故事。
而记者调查发现，利用该身份行骗的故事，已发生在贵州、湖南、湖北、重庆、河北等十余省市。每则故事都有着光怪陆离的荒诞色彩。
如吴廷标兜售证件时所说，“走遍全中国，没有人敢妨碍”，记者调查发现，确有很多人持维和部队官员身份，进行各种可笑的行骗
张新则是另一个以身试法的例子。
2012年9月9日，重庆开往昆明的k167次列车停靠在遵义站时，51岁土家族男子张新上车，向列车长掏出“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大校军官证”，称自己正在访问民情，要求列车长为其安排座位。乘警长闻讯赶来，二人互敬军礼，张新被带到餐车休息。在之后的谈话中，张新因讲不清楚维和部队的工作职责，被警方识破并抓获。
除了有人利用维和部队证件寻求“特权庇护”，还有人用其来寻宝寻财富。
2009年7月22日，河北籍男子刘乐星与两名同伙来到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一家银行，声称要存入500万美元。银行工作人员将其迎入贵宾区，刘出示了五张一百万面额的“美钞”。
该钞票不仅面额巨大，尺寸也较一般美元大出许多，且为塑料材质。工作人员表示，“第一次见到这么大面值的美钞，需要找一台专业的仪器检测”，稳住三人后，报警将其抓获。
面对警察，刘乐星掏出自己“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先锋官”的证件，表示手中的五百万美元，是从别人手中购来，是“国民党时期留在大陆的‘宝藏’”。无论警方怎么说，刘乐星也不愿意相信自己受骗。
打不垮的总司令
警方联系了所有能够找到的受骗者，但他们拒绝相信余思高是骗子。警方最后只能将他们遣送回原籍
吴廷标勇闯岳阳监狱，让“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进入公众视野，实则警方与该机构的较量已持续数年，并于2010年抓获该机构的创始人余思高。
余思高是浙江农民，他向警方承认，2009年，他到遵义市，创立“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等一系列虚假机构。
2010年7月，遵义市警方第一次盯上余思高。在接到群众举报后，警方将余抓获。
“余思高自封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总司令，对外自称李德胜（毛泽东曾用名）转世。到公安局，我给他做笔录，他仍坚持自己是毛泽东。他还有一个玉玺，一个御枕。”6月2日，该案办案民警杨玲秋向记者聊起余思高时，仍对余的荒诞难以忘怀，还因对不能将其绳之以法而倍感遗憾。
“我们明知他是诈骗，但拿他没办法。诈骗罪必须要有受害人，但没有人报案。”杨玲秋说。
警官杨玲秋向《新京报》记者表示，余思高谎言的核心之一，是“中共成立时，9名元老在遵义留有一笔巨额资产，如果找齐转世的另外8个人，就可以找到并解冻这笔巨额的民族资产”。虽然这个类似“七龙珠”的故事荒诞不经，但相信者不在少数。
这种“把想象等于现实”的自恋心理，被心理学家武志红称为“巨婴心理”。按照武志红的理论，我国“巨婴遍地”的事实，正是传销、邪教和各种稀奇古怪组织能够轻松成功的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