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园一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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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盛长 叙事
陈绍武 撰文

序 冯牧     去年，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的话：“一部京剧艺术发展史，也可以说就是一部卓越的表演艺术家不断涌现、不断以自己的独创性艺术实践丰富着京剧艺术的历史。而对于这些为数众多的艺术经验进行有计划的搜集、保存、整理研究乃至抢救，不但对于发展和革新京剧艺术本身是一项极其重要和极为迫切的工作，而且也应当被看作是一项发展民族文化不可忽视的文化积累工作。”     不久后，我就读到了叶盛长、陈绍武同志合作撰写的艺术回忆录《梨园一叶》。这本既有翔实丰富的历史资料、又有京剧艺术家对于自己艺术生活的真实亲切的回忆著作，以其珍贵的史实和生动的描述，使我们对于在中国京剧发展史上占有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富连成”的历史发展及其值得记取的丰富经验，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和了解。因此，我认为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著作；这本著作对于研究中国戏曲史的人来说，将具有可贵和可信的史料价值，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无疑地也将会在帮助人们进一步理解京剧艺术以及丰富人们的历史生活知识方面，具有其阅读价值和认识作用。     在《梨园一叶》当中所描述的许多人和事，常常使我感到很亲切。因为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当我在读书之余和京剧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的时候，首先就是从看“富连成”的戏开始的。也可以说，“富连成”是我对京剧艺术产生情感的最初的启蒙者。在中学时代，我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两三个下午是在“富连成”演出的剧场“广和楼”度过的。那时，每天下午，只需要花很少的票价，就可以在那座还保持着古老格局的剧场欣赏到七到九出戏；而且常常在半个月之中极少有重复的剧目。可以说，我所看过的数量多得惊人的京剧剧目（包括许多现在早已失传了的剧目），我所获得的有关戏曲的知识基本上都是来自“富连成”的日夜不休，风雨无阻的辛苦而又魅人的演出。当时，我对于“富连成”的演员（在这本书中有着对于他们相当完备的描述），都很熟悉，特别是对于那些同我年龄相仿，却已有着如此惊人的技艺和矫健的身手的青少年演员，更是使我分外欣羡。他们当中，大部分后来都成了中国京剧艺术的骨干力量乃至举世闻名的艺术家；有的后来则成为我国戏曲艺术教育的主要教学力量。当年和“富连成”同时并存的，还有另外一些培养京剧演员的戏曲班社和戏校，他们都各自培植了许多优秀和杰出的演员。但是，能够连续几十年不间断地为培育京剧新秀而竭思殚虑、辛勤奋斗并且成绩昭著的京剧班社和学校，在我的记忆里，“富连成”是首屈一指的。     “富连成”始办于清末民初，结束于四十年代。它本来是一个按照旧社会的规矩和习惯来培养京剧艺人的旧式科班，当然会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少在今天看来是落后乃至封建的色彩。在科班里学艺的学员，大多是出身梨园家庭和贫苦人家的子弟，他们在严格到严酷程度的条件下，学习京剧表演艺术。尽管如此，这个科班在几十年时间里却为中国京剧艺术培植了几百名在艺术上有很高造诣的演员，他们在半个世纪当中形成了京剧艺术发展的重要支柱。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个值得思考和重视的问题：一个旧式的科班，能够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京剧艺术家，对京剧艺术作出了如此显著的贡献，究竟有哪些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的？     就一方面来说，我认为，《梨园一叶》这本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很有意义的资料和史实。其中有一点是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这就是：“富连成”在几十年间所产生的艺术硕果，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它拥有两位杰出的艺术家，一位是叶春善先生，一位是萧长华先生。在本书中，对于这两位艺术家的生动描述，使我们得以了解到：在旧社会艰辛的条件下，这两位艺术家是在怎样竭尽全力为京剧艺术发现与培养人才的，是在怎样不断吸取前人的经验并使之成为自己发现人才、培育人才的手段和力量的。他们重基本训练，重艺术实践，重因材施教，重师资延揽。《梨园一叶》所指的“一叶”，无疑指的就是叶春善先生父子在“富连成”发展史上所建立的业绩，--以他们为中坚力量的“富连成”，确实是以自己的事业，为“梨园”发展史上书写了相当重要的“一叶”。     去年，我曾怀着很大兴趣阅读了袁世海同志主要是描写他在“富连成”坐科学艺生活的回忆录《艺诲无涯》，现在，我又读到了《梨园一叶》中硕果尚存的叶盛长同志关于“富连成”的著作，使我感到分外欣悦。这两本书都使我回忆起我少年时代时常和“富连成”的同代人交往盘桓的情景，回忆起他们在青少年时代活跃在京剧舞台上的矫健身手以及在我心中所引起的激动心情。这一切，都使我感到：为了更好地整理和继承前人所创造的艺术业绩，为了使我国的戏曲事业得到振兴和发展，我们都有必要把如今仍然健在的前辈艺术家的创造之源和宝贵经验尽可能广泛深入地加以撷采和整理，使之成为人民的精神财富。就这一意义上来说，《梨园一叶》的出版，也应当被看作是对于总结我国戏曲艺术的丰富经验、回顾我国京剧发展历程的一个可贵的贡献。 1988年6月

第一章 创办科班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东北吉林有个叫牛子厚的富绅，趁来北京之际托人约集一些京剧演员去吉林为他唱戏，被约的人选之中有我父亲叶春善，还有范福太、十八红、达子红、崔灵芝、原小荣椿社科班文武老生教师姚增禄和我的三姨父刘春喜等。
    说起这件事态，先得说说牛子厚这个人。牛子厚，字秉堃，有个外号叫“牛犊子”。他是吉林省有名的财主，不仅开了一个保升堂药铺，而且还有自己的参场。在北京，也有他的买卖，那就是设在前门外打磨厂新大同客店里的源升庆汇票庄，相当于后来的私营银号。此人从小喜爱戏曲，好拉会唱，场面上的鼓板、胡琴、唢呐、海笛样样都能拿得起来，是一个既有钱又有功夫的票友。他为了票戏方便，在吉林组了自家的戏班，由于感到实力不足，才到北京通过一个外号叫“盔头周”的人，约一些技艺高超的演员，充实这个戏班的阵容，以提高演出质量。
    我父亲等人接受了他的邀请，每人领了一个月的包银(薪金)，很快就动身去东北了。不想中介人“盔头周”的儿子克扣了牛家给他的路费，把本来应当买的二等火车票降为三等票。车行至沈阳，又换乘了另一列火车继续北上。当时车少人多，旅客们拥挤不堪。我父亲一向屈己待人，换车时总是尽先照顾别人，可是当他把同行的演员们一个个推上车之后，自己却怎么也挤不上去了。幸而有一个俄国人帮助他在油罐车上找到了一席之地，才算没被甩在站台上。其时正届严冬，又遇上了大风雪，仅凭一身棉衣和裹在身上的棉被怎么能抵挡得了那彻骨的寒冷？没走多远，人就受了风寒，不仅手脚冻僵，而且嗓音瘖哑一字不出了。到了吉林以后，一连十几天也不见好，一直不能登台演戏。他心里很不踏实，觉得使了人家的钱而不能给人家干活是愧对良心的。于是就找人借了一些钱，加上随身带的一部分钱，凑足了那一个月的包银，托三姨父刘春喜代替自己退还给牛子厚，并表示即刻回北京。牛子厚得知事情原委之后，觉得很新鲜，因为按照以往约角的惯例，凡是拿了包银却因故暂时不能登台的演员，从来没有主动退还包银的，而是等能唱时再补唱。从这件事情上，牛子厚窥见出我父亲为人的忠厚与鲠直，对他产生了好感。当即向刘春喜表示：“这笔钱不必退了，一则他家里不富裕，二则本人正在生病，看病吃药都得用钱。如果他这么空着手回北京，不是更困难了吗？既然一时不能上场演戏，那就留在这儿在后台当个‘管事'吧。”那时的后台管事，就跟现在的剧务、舞台监督差不多，职责是派戏、把场和料理后台的其它事务。我父亲很感激牛子厚的照顾，一方面担负起了管事的责任，一方面也在角色掂对不开的时候，主动要求扮演一些二、三路配角乃至院子过道儿一类的扫边活儿。牛子厚发现，无论是多么不重要的角色，他演来都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决没有洒汤漏水的地方。这种精神，很使牛子厚满意，感情上渐渐与我父亲接近起来，不久就成了好朋友。有时，竟单独邀我父亲到他家去作客。他是很有钱的财主，家里有几房妻妾。我父亲当时虽是个没有家室的青年，但由于自小受过严格的家庭教育，每次到他家里去，从来是规行矩步目不斜视，一举一动都很拘谨。牛子厚看到这一切，更觉得我父亲少年老成，是个靠得住的人。他曾经有个想法：为了自已旅居北京时看戏和票戏的方便，很想找一个既内行又可靠的人帮他在北京组织一个戏班。经过这一段交往，他认定我父亲正是他多年来物色不到的合适人选，于是就郑重其事地跟我父亲商量这件事。我父亲早就有一个想法，也可以说他和师兄弟们共同的另一种夙愿，即由大家凑一点钱，做一点慈善事业，救济那些生活困难的同行与同乡，特别是想把那些无依无靠的孤儿们收容起来，象杨隆寿老先生那样，办一个专门培养京剧演员的科班，教他们演戏，使他们学到本领，日后也好成家立业养家糊口，并使京剧艺术一代一代流传下去。用他们的话说，叫做“替祖师爷传道”。这个想法虽好，但他们收入一直很低微自顾尚且不暇，哪还有力量集资兴办科班呢？他们所盼的就是能有那么个开明伪绅土，肯拿出钱来，帮助他们实现这个愿望，因此，当牛子厚和他商量成立戏班的时候，我父条当即就表示：“与其起立一个戏班，莫如成立一个科班。”牛子厚很有兴趣地询向了办科班有哪些条件和好处后，认为这不仅是-种种受人钦敬的善举，而且从长远着眼还大有利可图。尽管创办科班之始要投一笔可观的资金。可是用不了几年，只要第一批学生能够登台演戏，便可自给自足了。牛子厚权衡利弊之后，觉得此事大有可为，便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3月，正式当面委托我父亲作通盘筹划，立即着手成立科班。并表示一旦科班建成，社内事务均由我父亲一人掌管，经济上由他做后盾。对牛子厚如此的信赖与重托，我父亲非常感激，但是他一向谨言慎行，从来不敢贸然做那些自觉力不从心的事，办科班在他看来是件不得了的大事，生怕因为自己才疏学浅而误人子弟，于是，当场就婉言谢绝了牛子厚的委托。到了这年的9月，牛子厚再次向我父亲提起这件事，他诚恳地表白自己虽然家有薄田余资，但绝非纨绔子弟。之所以要办科班并非为了图利，而实在是愿意协助我父亲成就一桩事业。为了表示他的诚意，还特别找了几位知己的朋友作保，宣称自己决不食言。我父亲听罢还是没有点头应允，他语重心长地说：“牛先生的这番美意我心领了，可办科班这个重任，本人实实不敢应承。您看，北京的财主们办科班的不是一家两家，可是有哪个能做到善始善终呢？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据我看，不外是班主们的自私心太重，把钱财上的事看得高于一切，而对造就人才的事反倒想得不那么周到。再有就是没有那种把个人的全部心思拴在科班上、叫人心服口服的头目。您几次都认定我可以办科班，其实我自己最知道自己有多大斤两，我一年轻，没什么阅历，二又没念过书，心路儿不成。万-把您交给我的事办砸了，对不起您不说，我的良心也过不去呀！这件事您还是慎重考虑，另请高明吧。”就这样，他再次谢绝了牛子厚的要求。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冬天，日、俄两国发生了战争，我国东北的局势也随之日渐紧张起来，一时市面萧条，人心不稳，谁还有闲情逸致娱乐消遣？同各戏班的情形一样，我父亲这一班人也被迫停止了演出，并且一起向牛子厚请了长假，只想早一刻离开那块不祥之地。
    就在他们即将动身返回北京的前夕，牛子厚又特地把我父亲请到家里，再次敦请他协助自己在北京兴办一个京剧科班。两个人促膝长谈，竟然连续说了四天四夜的话，可谓推心置腹，肝胆相照。我父亲感于他的一腔热诚，终于答应回京后先试试看。
    牛子厚见我父亲吐了活口儿，高兴极了。接着便表示，一旦这个科班建成，便属他们两个人共同所有。对此，我父亲坚决不同意。他明确地说：“我是个穷唱戏的，温饱尚难保证，哪能拿得出钱来办科班，即便您说先替我垫上，将来我也还不起，况且我根本不想当财东，只想出点人力，教教戏，拉巴出几个人才来。”牛子厚听罢又说：“那好吧，恭敬不如从命，钱由我一个人出，请您当社长。至于您个人的薪水，不能跟旁的教师一样，除了要给您开一份教戏的工钱外，还要给您开一份当社长的工钱。”我父亲摇了摇头说：“不妥不妥，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既然您信得过我，把这么一摊子事交给我办，我就得费心尽力地把它办好，决不能讲什么价钱。我只能挣一份教戏的工钱，旁的不该要的钱我是分文不取。此外，还得有句话说在头喽，戏教不好，拉巴不出人来，您拿我是问；钱财上的事儿，或赔或赚，我是一概不管，请您另派帐房先生来。”牛子厚见我父亲态度很明朗，想得也细致，便一一应了他。

第二章 从“喜连升”到“富连成”

    父亲回到北京以后，先收容了六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在自己家里教他们演戏。按照科班的习惯做法，分别给他们起了个带“喜”字的名字，之所以取这个字，大概是为了图个吉利吧。这六个人就是：雷喜福、武喜永、赵喜魁、赵喜贞、陆喜明、陆喜才。后来被称为喜连成科班的六大弟子。
    父亲把他们招到自己家里，吃住都在一起，原来住的房子挤不开，就在沙土园火神庙附近借了几间房子。我父亲一个人文、武、昆、乱全教，我母亲给徒弟们做饭、缝补衣服、洗头、洗澡。谁得了病，还要煎汤熬药，总之，一切饮食起居全由母亲一个人包下来。这位结婚不久尚未生育的妇女，却提前负起了做母亲的责任。
    不久，牛子厚从吉林来到北京，看到我父亲在自己家里教戏很不方便，便在琉璃厂西南园找了一所小三合院儿，又招了十几名徒弟，总算有了个科班的雏型。接着，牛子厚又从吉林汇给我父亲白银二百八十八两（折合银洋四百元），并催我父亲再多招些徒弟，早日成立正规的科班。
    父亲收到汇款之后，托人租了宣武门外前铁厂七号房屋一所，是个四合院儿，共有二十来间房。随后又陆续招了三十几名徒弟、同时聘请了几位教师，他们是：萧长华（教生、旦、净、丑）、宋起山（教武功、武丑）、苏雨卿（教青衣、花旦）、刘春喜（教文武老生）、蔡荣贵（教老生）、勾顺亮（教武丑）、韩乐卿（教净）、李寿山（教秦腔）、唐宗成（教场面）、李庆喜（教场面、曲牌）。父亲本人仍继续任教，专门教末行。
    到此大局已定，才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打出“喜连升”的招牌，正式宣布科班成立。之所以叫喜连升，是因为凡牛子厚出资开设的买卖，字号上面都带一个“升”字的缘故。
    科班开始创办的时候，只收穷苦人家，主要是同行同业中比较贫寒的演员们的子弟，不收富裕人家的孩子，也不收名演员的孩子。父亲认为，富裕人家和名演员的孩子，大多是娇生惯养的，这样的孩子吃不了科班的苦，而不能吃苦的人是学不到真本事的。与其将来半途而废，莫如一开始就严格把关。
    科班成立不久，就经常被官僚富绅家庭约去为他们演出喜寿堂会，或者是被各行业的同业公会约去演行戏，渐渐地也间或进入小型戏园里作营业演出。那时的演出，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为了让学生巩固住所学到的东西，在实践中得到锻炼。他们演出的剧目多为传统的折子戏，而且既演京戏，也唱河北梆子，即所谓梆子二黄“两下锅”的演法。通过演出，一些喜字斑的演员崭露头角，很受观众们赏识。如老生演员雷喜福、王喜秀(艺名金丝红)；且角金喜棠、律喜云；丑角陆喜才和花脸侯喜瑞。一出马就显露出出众的才华。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又招了“连”字班的学生三十多名，并增租了前铁厂八号四合院一所，跟原有的七号院合在一起，扩大了科班的用房。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科班终于找到了一个固定的演出场所，这就是位于前门外肉市里的广和查楼。并且从此时起，将“喜连升”的名称正式易为“喜连成”，寓有殷切期望弟子们终将成才之涵义。
    喜连成科班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京城的戏曲舞台上，它那坚强的阵容、严谨的台风和丰富多彩的剧目，强烈地吸引着众多的观众。彼时，不仅有喜字班一批独挡一面的高材生，同时还有为数不少同小喜字班（指喜字班中稍晚入科的人）前后脚儿进科班带艺深造的学生参加演出。他们当中有十四岁的梅兰芳，还有周信芳（麒麟童）、曹小凤（旦角）、姚佩兰（花旦、老旦）、小十三旦（武旦）、水上漂（花旦）、李春林（老生）和贯大元（老生）等多人。略有不同的是，这批带艺深造的学生们每天能领到一点报酬，俗称“大份儿”，最多能拿到半块银元，而喜字班的学生们只能在演出后领到很少一点点心钱，也叫“小份儿”。
    这样雄厚的实力，一出马就来了个“开帘儿红”，连演一年多，上座率始终不衰。喜连成名声大振，营业蒸蒸日上。尽管在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遇上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两重“国丧”（当时称之为“丁国服”，即全国戴孝，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停演了一百多天，但当官府宣布开禁，准许娱乐，喜连成移至前门外大栅栏内广德楼恢复演出时，上座一如在广和楼之踊跃，几乎场场满堂。这一段，可以算做喜连成科班的全盛时期。

    本来，牛子厚计划在喜字班的学生学成之后，把这批小演员悉数带到吉林，充实他办的那个戏班。但是当他看到科班居然始在京剧的发祥地一炮打响，不仅只用了他最初汇来的一半费用(二百元银洋)，而且还能给他赚很多的钱时，就改变了初衷，决定把科班留在北京，往大处办。
    宣统元年(1909年)，科班又增聘了谭春仲、杨荣寿、徐天元等几位教师。
    宣统二年(1910年)冬，(经萧长华先生根据前辈老生名家兼剧作家卢胜奎先生藏本(得赠自卢之契友周长山先生)整理改编并亲自教授排练的连台本戏《三国志》，隆重露演于广德楼。全剧共十二大本，分六天演完。雷喜福演诸葛亮，王喜秀演鲁肃，赵喜贞串演周瑜，侯喜瑞演曹操、陆喜才演黄盖、耿喜斌(小百岁)演蒋干、康喜寿演赵云。一群娃娃竟然敢于贴演老三庆班每年只演一冬(共三十大本)的名剧，引起了老观众们的极大兴趣。首演那天，尽管时届隆冬，场内却座无虚席。人们全神贯注地品味着这帮羽毛未丰的娃娃们那既认真而又带着稚气的表演，纷纷啧啧称赞：“成，还真有那么点意思！”自此，这部连台本戏便成了科班的看家戏之一，以后各科也都陆续排演此剧，许多后来成名的演员都是通过排这个戏而长了本领的。
    宣统三年(1911年)，清朝覆灭，袁世凯却搞了壬子兵变，一时局势很不安定。恰好在这时候，喜连成科班第一科学生如王喜秀等主要演员纷纷倒仓（即演员青春发育时期由于生理关系，嗓音喑哑，歌不成声的时期）。第二科（连字班）学生还没培养出来，不能接替演出，更兼搭班学艺并演出的一些挑大梁的演员如周信芳、林树森（小益芳）、小穆子以及正在变声期的梅兰芳先后脱离了科班，致使营业演出不得不停顿半年之久。
    民国元年（1912年），牛子厚因家族内部发生财产纠纷，对北京科班里的事务鞭长莫及，无暇过问，原先的兴趣冷却了下来，无意将科班再继续办下去。他把帐房先生召回吉林，并写信给我父亲，表示愿将科班兑给我们叶家经营，他不再充当财东。这对我父亲来说实在是个大难题，如此规模的科班，一个穷艺人哪能接得起呢？况且，从科班被迫停止演出之后，牛子厚再没向科班提供过经费，而这么一大摊子人和事，一天没钱也难撑持下去，老师们的薪金要发，学生们的吃穿用度也要照例开销，短短半年的时间，科班不仅把几年积累下来的一点资金全部消耗掉，而且还负了债。
    正当父亲一筹莫展之际，有位经常到广和楼看科班演戏的旗人王先生（据说是金人完颜氏的后裔），出于对科班和孩子们的关心，主动找到他的好友萧长华先生，表示愿意捐赠一部分款项，资助科班度过难关。萧先生听了非常感动，连连说：“王先生真是雪中送炭啊，不过，这个事得跟我们叶先生商量一不，您等我的回话儿。”
    萧先生及时把这件事转告给我父亲，父亲听了之后一方面深为王先生慷慨解囊的义举所感动，另一方面却觉得作为一个有了一定声望的科班，怎么好平白无故地接受一位陌生观众的捐助呢？他思忖良久，对萧先生税：“眼下咱们确实急等用钱，可说什么也本能白要人家的。这么着吧，您再辛苦一趟，先替我谢谢王先生的一番美意，然后跟人家商量，这笔钱可不可以算是借给咱们的？如果同意，咱给人家立字据，该行几分利就给人家拿几分利。等咱们缓过这口气来，一定本利还清。”萧先生深知我父亲的为人，也唯恐因此而影响了科班和我父亲的声誉，他稍加思索之后说：“干脆这么办吧，我给王先生立个字据，算是我个人跟人家借的，然后如数交给科班。这样也免得落个科班跟人家伸手借钱。”老哥儿俩就这么说定了。萧先生从王先生那儿取来一笔为数可观的现款。不过，那位王先生说什么也不同意立借据，仍然坚持把这笔钱无偿地捐给科班。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我一直没听老人们说过，直到1980年我随中国京剧院去香港演出，邂逅了王先生的女儿、哈佛大学教授王洁如女士时，才从与她的晤谈中得知了几十年前的这段往事。
    由于王先生的资助，科班才得以喘息。后来，苏雨卿先生把一位财主介绍绘我父亲，这位财主姓沈，叫沈玉崑，一名仁山，人称“外馆沈家”。什么是“外馆”呢？当时北京有这么一种商人，他们拥有较多的房产和雄厚的资金，专门接待来自蒙古、[被过滤]等少数民族地区的王公贵族们，向他们提供住宿和贷款，从中收取房租和利息。沈家就是做这种外馆生意的。沈玉崑经常看喜连成科班的戏，认定这个科班大有前途。当他得知原财东牛子厚无意继续经营的消息之后，便主动托苏雨卿先生向我父亲表示愿意接替牛子厚担任科班财东，这当然是父亲求之不得的事情。于是，当年冬天，由沈家偿清了牛家的资金，交接手续，又另派了一名帐房先生接管了帐目，并将原喜连成科班的名称易为“富连成社”。沈玉崑仍然聘请我父亲继续担任总负责人--社长，同时把科班所在地由前铁厂迁至北柳巷。
    从喜连升科班创立，到转为富连成社，前后共经历了八年的时光，其间培养喜字和连字两科学生。  在喜连升（成）科班兴办时期，因为东家牛子厚不仅在吉林开设戏馆，而且本人对京剧艺术也有强烈的爱好，所以对科班内属于教学业务方面的事，总还能提出些中肯的意见。我父亲也愿意与他共同商量、决定重大事务。可是到了富连成时期，东家沈玉崑对京剧则完全是个外行，他索性来了个大撒手，即只在经济上作东，概不过问科班内部的一切事务。这样一来，我父亲的担子就格外地重了，社内除财务以外的教学、演出、生活管理等一切事务，全落在他一个人身上。幸而有萧长华先生等一批甘为戏曲教育事业献身的有志之土，与我父亲肝胆相照，同舟共济，否则是难以把这个科班办好的。
    沈家接办科班以后，喜、连两科学生仍在大栅栏内广德楼演出。到了民国三年(1914年)冬天，广和楼与科班订了长期合同，从那时起富连成社的学生，便以这座古老的戏园为基地，连续演出达二十余年。在那个面积并不大的旧式舞台上，一批又一批闪烁着光芒的艺术幼芽得以茁壮成长，其中不少人日后成了有影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这一次重返广和楼演出，仍以喜、连字两班留社学生和刚入科不久便已崭露头角的大富字班学生如沈富贵、茹富兰、茹富蕙、尚富霞、邱富棠等为主力，又兼有一批带艺入科的学生如李荣升、宋继亭、九龄童(赵松樵)、明月英等充实阵容，如同锦上添花，使富连成社出师伊始便旗开得胜。继之，小富字班和盛字班又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一大批新生力量，诸如谭富英、马富禄、张富良、宋富亭、苏富恩、叶盛章、叶盛兰、裘盛戎、高盛麟、李盛藻、刘盛莲、陈盛荪、仲盛珍、李盛斌、陈盛泰、孙盛文、萧盛萱、孙盛武等，均以出色的演技名噪一时，他们密切合作，形成了富连成社第一个鼎盛时期，时间持续了近十年。
    由于科班事业繁盛人丁兴眨，原有的社址已不能满足需要，为此乃于民国十年(1921年)九月，由沈东家出资，购置了虎坊桥商务印书馆对面的一处前后两进的院落，把科班迁移到那里。这所院子共有房屋四十多间，前院做帐房、办公室以及部分教师与毕业后留科学生的宿舍；后院除做教室和学生宿舍外，并把当院铺上了木质地板，天井上方搭了罩棚，供学生们练功之用。
    民国十一年(1922年)和民国十三年(1924年)，直、奉两系军阀先后两次爆发了战争，使科班的营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一直到1927年以后，才渐渐有了起色。彼时，盛字班的学生演技日臻成熟，他们每天演出的传统戏、连台本戏《三国志》和新编剧目《三侠五义》、《宦海潮》、《双合印》(《广平府》)、《洞庭湖》、《登台笑客》等，颇得观众赞许，一度略显沉闷的营业演出又兴盛了起来。学生们不仅每天白天在广和楼演出，而且还经常应吉祥、哈尔飞等戏院之约，加演夜戏。民国十九年(1930年)和民国二十年(1931年)，科班又三度应天津春和大戏院之邀，赴律演出。孩子们以丰富的剧目、严谨的台风、规范的表演和蓬勃的朝气赢得了天津观众的交口赞誉。不少人披文于报刊热情褒扬，使学生们受到极大的鼓舞与鞭策，学艺的劲头较前更足了。至民国王二十一年(1932年)，世字班的学生袁世梅、李世芳、毛世来、江世升、傅世兰、裘世戎、沈世启、谭世英、陈世峰、马世啸、江世玉、沙世鑫、迟世恭、俞世龙、华世丽等，与富、盛字班的师兄们通力合作同台献艺，不仅每日白天在广和楼演出，而且还于每周一、二在哈尔飞，每周六在华乐戏院加演夜场，同时还不断地承接堂会与行戏。这一段，可以算做富连成社的第二个鼎盛时期。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伪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约富连成社到他那里演戏，我父亲亲自带队，率领着盛、世两班部分学生到了济南市。下火车后，师生们被安排在进德会下榻。有一部分学生归置好了东西之后，跟我父亲请假，说想去洗个澡。父亲考虑当天晚上没安排演出，就同意他们去了。谁想，到了快吃晚饭的时候，韩复榘的一名随从副官突然来到进德会，象下命令一样地对我父亲说：“今天晚上韩主席要看戏！”这突如其来的指令，使父亲无所措手足，但是慑于土皇上韩复榘的淫威，又不敢当面推辞，只得勉为其难一口应承下来。待送走那个副官之后，他立即吩咐人分头到各地澡堂里去找人，但是找了一顿，竟没找到一个人。这可把父亲急坏了。天渐渐黑下来了，万一韩复榘到剧场去而我们开不了戏，那可就捅了大漏子啦！为了应急，父亲临时决定让三哥盛章、四哥盛兰快些扮戏，临时顶场演出以他们为主的戏。可没想到他们哥儿俩也上街玩儿去了。父亲当时很生气，心想：这两个孩子出去玩儿，也该跟我这个做父亲的说一声呀，怎么不言不语就私自出去呢，这可太没规矩了！哪成想父亲这一气，立刻嘴就歪了，眼也斜了，半个身子马上就动弹不灵了。在场的萧长华先生一看不好，立即派人把他送到医院抢救，待病情稍微稳定之后，又遣人送回北京治疗。在济南演出的事，就由萧先生一人统领起来。待把这一期合同演满，又率领我们返回北京。